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如何创意？

　　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如何创意？

　　方光华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

　　一、陕西的佛教文化资源期盼文化创意大师

　　众所周知，陕西地区佛教文化资源丰富，这里可以找到佛教传入中国、逐渐中国化以及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的文物见证。
　　这里有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物遗迹。过去多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是东汉明帝时期的公元65年，传入的地点在东汉时期的首都洛阳，历史上称作“明帝感梦求法”。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现在大多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西汉末期的汉哀帝时期，历史上称作“伊存授经”。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伊存将《浮屠经》口授博士弟子景卢。而伊存授经发生的地点在西汉时期的首都长安，即今天西安西北郊的汉城地区。
　　这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寺院——敦煌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人是竺法护。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法护一生共翻译佛经154部，309卷（僧祐《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有的资料则说是175部，354卷（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或210部394卷(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译经事业是在汉长安城东北部青门内外一带特别是敦煌寺进行的。敦煌寺现存古塔１座，寺址西南约60米处有古汉城遗址。（敦煌寺古塔图）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佛教理论家道安弘法的场所。公元379年二月，道安被俘至长安，至385年二月圆寂，他在长安前后共6年多时间。道安在长安活动的地区很多，如太后寺、石羊寺等，不过最有名的还要算长安城内的五重寺。道安在这里组织和参与《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阿毗昙八键度论》、《毗昙心论》、《四阿含暮抄》、《摩诃钵罗蜜经抄》、《鼻奈耶》等经典的翻译，还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翻译理论和原则，即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民国年间所拍摄的长安道安寺）他勤于搜集佛典，编纂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始自东汉光和年（179—183），止于他逝世约200 年左右，共收入译家17人，所译经律论244部，失源佛典309部，疑伪经26部，注经25部，总计604部，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史料学和目录学，为考察佛教的流传，辨别真伪，区分外来译著和本土撰著提供了条件。道安在长安翻译的重点是小乘有部论著和小乘经典，由此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毗昙学”。
　　这里有中国佛教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道场。罗什从弘始三年（401）到长安，到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长安前后有10余年，他主要居住在逍遥园和大寺。当时全国各地的沙门五千余人奔赴长安，拜其为师，一时间，以罗什为首的长安僧团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权威最著、影响最广的佛教集团。（日本赠送的鸠摩罗什木雕像）根据现有资料，罗什在长安与弟子共译大小乘经、律、论，根据《祐录》为35部，294卷，《开元录》则勘定为74部，384卷，现存39部，313卷。他的译文简练精粹，流畅可读，使原著的思想内容，更加清晰明朗，其中有的已接近“信达雅”的完美程度。罗什弟子们翻译并弘扬经典，逐渐在长安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后世称为“关河旧说”，即以古代龙树、提婆学说为核心的中观学，这种学说对后世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地和传播地。例如三论宗最早源于罗什在长安的翻译与大力弘扬，隋代开皇十九年（599），吉藏（549～623）从南方来到长安，被安置于日严寺。他在此埋头整理《维摩经》的著述，最终完成了三论宗的创立。玄奘（602？～664）从印度取经回归长安后，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等地译经，凡19年，共出经论75部1335卷。他先后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并糅译成《成唯识论》，奠定了法相宗的理论基础。善导（613～681）在长安大力传播净土法门，倡导专心念佛，他示寂后，弟子怀恽等葬其遗骸于长安终南山麓神禾原，并建寺立塔纪念，即今香积寺与崇灵塔。（香积寺与崇灵塔图）。香积寺被视为中国净土宗的祖庭。而华严宗的创立则由于法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五位大师在长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中国密宗的形成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从南亚来长安的三位佛教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对印度秘密佛教的弘扬。
　　这里有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一批著名文化遗存。例如隋代皇家道场大兴善寺。它位于长安城靖善坊，今西安市南郊大兴善寺西街路北。大兴善寺是隋代最大的佛经翻译场所。（近代的大兴善寺图）又如唐代皇家道场法门寺。它位于长安以西。初称阿育王寺。唐时法门寺共有24院，香火旺盛，是当时全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唐代法门寺二十四院复原图） 这里还有大雁塔和小雁塔。大雁塔由玄奘亲自设计，初建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塔，各层皆置舍利。基面各百四十尺，高百八十尺。长安年间（702～705），由武则天及王公施钱，依中国式样重行改造，纯用青砖筑至十层，每层四门，高三百尺。后经战火破坏，今仅存七层。（大雁塔图）今塔高64公尺，呈方形七层楼阁式，不同于一般塔式。塔底层南门两侧，嵌有唐太宗撰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及唐高宗所作序文。青石门框门楣上，刻有佛、菩萨像，端严优美，西门楣佛殿雕刻，细部毕具，皆为唐代原物，为现存唐代线刻之上品，亦为研究唐代建筑、雕刻艺术之重要文物。小雁塔修造于唐景龙年中（707～710），原为15层的砖塔，高43公尺，与大慈恩寺之大雁塔相对峙。（小雁塔图）
　　这里有新罗（今韩国）的高僧圆测学法的西明寺。西明寺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相当于今天西安城外西南方白庙村一带。相传本寺仿自中印度舍卫国的祇园精舍。全寺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显庆三年（658）六月落成。古来名僧硕学在此挂锡者甚多，外来僧人也多居于此，著名的有朝鲜的圆测，日本的空海、永忠、圆珍，来自南亚地区的善无畏、不空、般若、般剌若等。其中圆测（613～696），名文雅，是玄奘的著名弟子之一。他在玄奘门下与慈恩寺的窥基并驾齐驱。玄奘去世（664）以后，他在西明寺弘传唯识教义，其唯识学说被称为“西明系”。1992年，考古工作者对西明寺遗址进行发掘，在14000多平方公尺的面积内，发掘出一座前后三进的完整院落基址。中院有主殿，殿堂的东、西、南三面围有回廊，后院是讲堂或经堂，两侧是僧舍。此外，还发现了散水、窖井、水井、排水道等附属设施。这一以庭院为单位的建筑群，是迄今已发掘的诸多隋唐寺院中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一处遗址，对研究隋唐佛教及寺院的形制、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西明寺遗址图）
　　这里有日本入唐求法僧人在长安求学的最重要的场所青龙寺。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南门之东，今西安市西影路北侧乐游原上。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灵感寺。睿宗景云二年（711），改名为青龙寺。因为寺院建立在乐游原高冈上，地势壮美，景色宜人，尤其有登高眺望之美，为当时人游览常去之所，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青龙寺最重要的历史还在于日本僧人在此求学密法，由于日本入唐八家中的六家都曾在青龙寺留学，该寺遂成为日本真言宗的祖庭。同时，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僧辨弘，新罗僧惠日、悟真也尝从惠果学习密宗教法，可见青龙寺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性的名刹，在佛教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居有特殊的地位。（青龙寺图）

　　二、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个案分析

　　随着中国宗教政策的开放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民间宗教意识迅速升温，而佛教以它独特的魅力开始散发出其特有的清香。近年来，陕西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关、宗教界仁人志士，对佛教文化资源积极进行创意，涌现出一些比较典型的个案。

　　（一）、法门寺佛教文化创意
　　法门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东距西安110公里。在唐代，法门寺是皇家寺刹，佛祖释迦牟尼真身瘗藏之寺，几乎每三十载唐朝皇帝就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进京瞻礼的法事，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巨、罕有其匹。
　　1987年4月3日，封闭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出土了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2499件皇室绝世珍宝，被视为20世纪考古及佛教文化的重大发现。
　　为激活法门寺佛教文化资源，在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围绕法门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建设法门寺佛教道场。唐代法门寺曾是瑰琳宫二十四院，占地4平方公里。随着历史的演变，已不可照原样恢复，根据法门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情况， 1988年4月17日，法门寺开始修复法门塔，9月18日法门塔主体工程竣工。11月9日，法门寺举行了真身宝塔重建落成典礼，法门寺从此成了世界性的旅游胜地和朝拜中心。澄观、净一大师领导法门寺僧众树良好道风，精进教相事相，扩充寺域，弘建寺观，已将法门寺带入全国重点寺庙的行列。现在的法门寺在1988年开放时所建宝塔和山门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仿唐风格的大雄宝殿、回廊、钟楼、鼓楼、藏经楼、禅堂、方丈楼、祖堂、斋堂、千佛阁、玉佛殿等建筑。
　　1994年应泰国僧王邀请，佛指舍利在泰国瞻礼供奉。2002年应台湾星云大师等邀请，佛指舍利到台湾瞻礼供奉。2004年应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等邀请，佛指舍利在香港瞻礼供奉。尤其是2002年，台湾的四大佛教山头和九大门派共同邀请佛指舍利赴台巡展活动，在一共三十七天的巡展当中，超过四百万台湾人士朝拜了佛指舍利。
　　2、建设法门寺博物馆。在重修真身宝塔和法门寺院的同时，新建了一座集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诸功能为一体的法门寺博物馆。1988年11月9日，法门寺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2003年，为了使这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得到更加全面充分的展示，法门寺博物馆对原陈列进行了全面改造更新，新建的两处典雅的仿唐建筑达两千平方米以上，展厅由原来的50平方米扩大为3000平方米。法门寺历史文化陈列共分为历史文化厅、舍利文化厅和大唐地宫珍宝厅等三部分。历史文化厅以法门寺历史沿革为主线，展现了法门寺历史沿革和地宫发掘时的情景；舍利文化厅以八重宝函、五重宝函等四个系列供奉舍利的宝函为主体，突出唐密金胎合曼的最高成就——捧真身菩萨；大唐地宫珍宝厅则陈列了法门寺地宫唐室供佛的百余件工艺精湛的金银器、密色瓷、琉璃器以及唐代皇帝饮茶的金银茶具，展示了唐茶文化的神韵。
　　3、打造“法门学”。法门寺积极开展了“法门学研究”，邀请了历史、考古、宗教、文学、科技等多方面的权威专家，，以佛骨舍利和法门寺唐代地宫为中心，文物与历史相结合，对法门寺进行了多层次、多学科的广泛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二）、大慈恩寺、大雁塔佛教文化创意
　　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东部，今西安城东南。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皇太子李治为报其母文德皇后之恩，于晋昌坊无漏寺（一说净觉寺）故址营建本寺。共由十三院组成，总计1897间，重楼复殿，壮观而秀丽，规模非常宏大。建成之后，迎玄奘大师为上座，主持佛经翻译工作，大慈恩寺成为当时最大的译场。其弟子窥基承其后，驻锡此寺，大张法化，世号“慈恩大师”。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在此创立中国佛教唯识宗，此地遂成为唯识宗的祖庭。永徽三年（652），为安置从印度带来的各种梵筴，在大慈恩寺内，由玄奘设计建造了大雁塔。大慈恩寺规模宏大，景色秀丽，位置优越，在长安城诸寺中富有个性，该寺中出现的“雁塔题名”成为唐朝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使该寺具有了不同其他寺庙的鲜明特征。
　　为激活大慈恩寺佛教文化资源，在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围绕大慈恩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丰富大慈恩寺佛教文化主体。1954～1955年，对大雁塔进行了整修，包砌加固了塔基座，补修了渗漏的塔檐，更换了楼梯，粉刷了塔内墙壁，安装了避雷设施。为保护寺内的碑石，还修筑了碑楼。1962年建立了玄奘纪念馆。70年代初，发现大雁塔向西北方向倾斜，文物部门即延请测量部门进行观测，1989年测出塔身中心向西北方向偏离1.005米。有关科研单位对大雁塔进行了维护和整修。
　　为了体现大慈恩寺佛教文化内涵，慈恩寺僧侣们于1993年起筹建纪念玄奘的大型建筑—玄奘三藏院，并邀请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规划设计。经过5年的精心施工，这一占地1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三门三院回廊串连的仿唐建筑群终于在玄奘诞辰1400周年之际正式竣工开放。玄奘院由东院、西院、中院3个院落组成，中院主殿大遍觉堂供奉法师铜像及精心迎回的2块顶骨舍利；东院陈列法师译经、弘法、育人直至圆寂的经历；西院则展示法师出生、求学、取经的事迹。各院还分别以图片、雕塑、壁画、文献等形式再现了大师一生的功绩。
　　2、改造大慈恩寺周边环境，建造大慈恩寺文化艺术板块。2003年，基本形成对大慈恩寺周边环境的规划思路：雁塔南、北广场定位为佛文化、唐文化，雁塔西苑定位为陕西民俗大观园，雁塔东苑定位为陕西戏曲大观园，春晓园定位为陕西文学艺术大观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定位为“丝绸之路”雕塑园，大唐不夜城定位为中国第一个文化MALL。
　　其中雁塔北广场由日本日建建筑设计株式会社担纲概念设计，台湾元宏建筑设计事物所承担规划设计，深圳德港公司负责建筑设计。北广场东西宽320米，南北长350米，占地252亩，定大雁塔为南北中心轴。整个工程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标志性建筑从南而北，有北围墙浮雕，长106米，分为秦川放牧、万国朝宗、唐蕃和亲、丝路驼队四个部分；四座石质牌坊；两个万佛灯塔；8个大唐文化柱；“大唐盛世”书卷铜雕。
　　3、发掘曲江历史文化，打造唐代皇家园林。大雁塔周边曾经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御园芙蓉园、公共园林曲江池，以及乐游原、杏园等大型风景园林区，是盛唐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1996年，陕西省和西安市策划以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为题材的大型主题公园，取名为“长安芙蓉园”，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建成。2002年，曲江管委会决定重新启动“长安芙蓉园”，对项目的定位和文化主题进行了重新审定。经过八个多月的调研论证，2003年4月，项目建设全面展开，改名为“大唐芙蓉园”。2004年，大唐芙蓉园项目被确定陕西旅游设施建设重大工程。
　　大唐芙蓉园由张锦秋担纲规划及建筑设计。占地面积998亩，其中水面面积约300亩。其规划理念是“因借曲江山水，演义盛世名园”，绘就出盛唐皇家园林的山水格局。在南山北池、环状水系的大格局之中，按照功能需求，布设了15个重要建筑，围合成主从有序、灿若星河的建筑体系。其中高39米的紫云楼、高36米的望春阁与遥相呼应的唐大雁塔呈“三足鼎立”之势，楼影、阁影、塔影倒映水中，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历史对话”，他们连同西大门、御宴宫、陆羽茶社、芳林苑、凤鸣九天剧场、唐集市、彩霞长廊、石舫等功能各异、造型精美的建筑精品，构建起了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唐风建筑群，建筑总面积10万平方米。
　　大唐芙蓉园在建设中既强调园林与建筑的水乳相融，又考虑到旅游功能与文化传承，设计建造了独特的园林景观体系。按照文化山水园林的规划理念，由园林大师秋山宽担纲设计，中外建筑园林大师共同铸造的12处园林景观：曲江流饮、银桥飞瀑、桃花坞、茱萸台、川上人家、荷港观鱼、柳岸春晓、水上码头、迎宾水景、蒹葭亭等，曲水萦环，青林重复，使芙蓉园花团锦簇，流光溢彩。
　　这样，以大雁塔和大唐芙蓉园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古今辉耀、绚丽多彩的唐文化旅游区。
　　4、营造文化热点。与法门寺主要依托佛指舍利和学术文化研究吸引人们的关注不同，大慈恩寺佛教文化主要靠重大卖点带动，它探索了一系列新的经营模式。所谓重大卖点就是在项目和市场寻找结合点、兴奋点。例如大雁塔北广场目前是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和最大的水景广场。巨大的矩阵喷泉由1700多个泵组成，每个喷头都可以自由控制，组合出各种图案和字体。一排跑泉可喷出15米高的水柱。先进的音响系统和灯光照明，使喷泉声、光、水、色有机交融，特别是喷火火泉从水里喷出，在6米左右的高空充分燃烧低温爆开，更增加了整个喷泉的夺人气魄。北广场同时也是目前亚洲雕塑规模最大的广场。两个百米群雕、八组大型人物群雕和40块地景浮雕全部围绕大唐盛世展开，又使整个广场成为全亚洲最大的主体文化广场。
　　大唐芙蓉园为了引人入胜，一切从游赏吸引考虑，建筑园林是骨架，文化艺术是灵魂。为让大唐芙蓉园成为快乐体验的动感之园，借助现代影视等方式，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工程，主要包括：水幕电影、《梦回大唐》大型歌舞剧以及《大唐芙蓉园》30集古装同名电视剧。其中水幕电影幅宽120米，高20米，由英国LCI公司专为芙蓉园量身定作。《梦回大唐》大型主题歌舞演出，由国内一流艺术家陈维亚、赵季平、沙晓岚、黄培如等精心打造。三十集古装电视剧《大唐芙蓉园》，由著名导演周晓文执导，著名演员赵文瑄、范冰冰主演，以大唐芙蓉园为场景，演绎李杨爱情的芙蓉传奇。大唐芙蓉园，将古与今，山与水，光与影，艺术与科技，浪漫与传奇交融变幻，交织成一幅瑰丽画卷。

　　从以上两个个案来看，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所取得的主要经验是：
　　1、紧密依托文物考古资源。例如法门寺作为唐代皇家寺院，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迎奉到法门寺佛骨的唐代皇帝一共有八位，即高宗、武则天、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每次迎奉佛骨，皇帝、大臣都要供佛大量的物品。这些供佛大量的物品在874年年底，被僖宗下令封闭在法门寺地宫。1987年4月3日，封闭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出土了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2499件皇室绝世珍宝。法门寺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就主要依托佛指舍利和地宫出土的两千余件文物，包括石刻、金银铜器、丝织器、瓷器及琉璃器。文物考古诱发了人们了解法门寺佛教的热望。而大慈恩寺是唐代长安城中三大译场之一，以翻译印度佛教经典而名扬天下，特别是作为玄奘大师长期驻锡之地而为古今所共知，该寺也是唯识宗的祖庭，海外来华僧人居此地者众多。正是因为法门寺、大慈恩寺有不可复制的文物基础，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2、用历史文化丰富佛教的魅力。法门寺、大慈恩寺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都不是仅仅局限在佛教文化本身，而是充分发掘和利用与法门寺、大慈恩寺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法门寺博物馆就通过对八重宝函、五重宝函和捧真身菩萨的文饰的解读，使得唐密曼荼罗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再现出来，引起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佛教密宗一脉相承关系的新思考。它还通过对唐代茶文化的研究，不仅使地宫出土的部分文物的意义得到解读，而且诱发了对唐代宫廷茶文化与其他茶文化的浓厚兴趣。
　　大慈恩寺周围大唐芙蓉园的设计，也是通过全景式、多角度展示盛唐文化的内涵与底蕴，演绎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全园共划分为十二个功能区，分别演绎十二个盛大的文化主题。这些文化主题的确定，是由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唐史研究会、中华唐文化研究会的20多位唐史、唐诗、唐文化专家，分别组成若干专题研究组，经过7个多月的研究、讨论，最终审定的。浩若卷帙的历史典籍被浓缩为500多个创作素材，汇编成近100万字的文案，其内容涵盖了唐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艺术、军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萃取了唐文化的精华。十二个文化主题包括：以杏园为载体，通过雁塔题名、杏园关宴、进士探花等历史典故和大量文献、实物及雕塑、壁画，展示的唐代科举文化。以仕女馆和望春阁为主要展示场所的唐代女性文化。诗歌文化。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芙蓉园不仅在建筑、园林意境中表现唐诗，在楹联、题额、碑刻上表现唐诗，而且塑造了“诗魂”和“诗峡”以及“丽人行”三组艺术群雕，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使游客感受可以触摸到的唐诗文化。以“陆羽茶社”为载体，用茶道、茶艺表演来展示的中华茶文化。以御宴宫、芳林苑为载体展示的唐代丰富多彩的饮食习俗与文化。通过节日庆典和巡游活动等，将隐性的文化素材整合起来，将十二个文化主题区串联起来，使游客身临其境，“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验生活”，徜徉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
　　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吸引人们的关注。例如大唐芙蓉园的营利模式就是“一半是科技，一半是艺术”，它充分地利用科技手段、艺术方式提升文化观赏价值，增加科技含量，丰富艺术表现形式，尽量使文化的东西要景观化、艺术化。

　　三、进一步开发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几点建议

　　陕西的宗教文化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它的开发与利用不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也包含着巨大的商机。要进一步开发陕西佛教文化资源，个人认为需要认真考虑以下几点：
　　1、要更加准确地研究人们的宗教心理，研究佛教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创造更加有生命力、更加丰富多彩的化导途径。
　　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佛教的独特性体现不充分，佛教的核心内涵与社会现实结合的程度不高，对现实生活穿透力不强。佛教文化的过于通俗的普及，往往使一般人们的认识，局限在艺术、音乐、绘画、舞蹈等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忽略了佛教内在的精神实质，使佛教文化的营造与佛教信仰之间发生了很大距离，使佛教文化变成了无源泉之水，无根之木。站在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观察佛教的普世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慈悲、智慧、平等、宽容是佛教始终不变的主题。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重视其信仰的根本特性。今天，我们尤其要通过推动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弘扬，开展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运动，使佛教文化日益凸显其纽带作用，成为联系社会各界共同为改革开放、社会安定、民族振兴、经济繁荣而做贡献的积极因素。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出佛教历史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意形式。
　　2、要更加系统地、更有规划地将一些有内涵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明确佛教文化内涵和特色的佛教文化开发纽带。
　　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二是：缺乏比较系统的开发思路，布局比较单调，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每个点的定位不是特别准确。例如法门寺佛教道场，就曾经提出要按照大、小乘兼弘，显密圆融、十方道场的规格布局建设，要体现三大语系，小乘、大乘、密乘，要有唐密、藏密、东密、台密、印密及佛教各宗派、各佛教国家的道场，总之，不论那一方信众来，都有自己的祖庭和道场。又如大唐芙蓉园的建设也提出要坚持排他性原则。
　　3、要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群策群力，集合各种力量，分块包装，合理开发，形成一整套的利益驱动机制，实现经营受益基本合理的分配。
　　陕西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三是：主要依托政府的投资与支持，将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纳入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社会回报力不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性不高，作为一种产业的特性还不明显，缺乏社会投资驱动力。通过多年的实践，现在已经逐渐明白，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是一种文化事业，而且是一种文化产业，只有按照市场的规则，才有可能使这一事业蓬勃发展。
　　西安的文化宗教资源犹如一块处女地，期望各位文化创意的高手去开垦耕耘。
　　最后我想给大家提出可以一显身手的创意点：青龙寺与中日佛教文化。
　　中日佛教有非常深远的历史联系。其中又以青龙寺最有代表意义。入唐八家中的六家都曾经在青龙寺学习。如空海（774～835），804年来唐，在福州长溪县登岸，是年12月北上长安。在长安先与遣唐使住宣阳坊的官舍，使臣归国后又奉敕移住西明寺。在长安期间，他遍访各寺高僧，于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昙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密号“遍照金刚”，成为最早受习真言教学之日本人。806年归返本国。回国后，空海在京都久米寺讲授《大日经》，三年，敕许弘通真言宗，成为日本真言宗的第一代祖师。
　　圆仁（794～864），838年奉敕来华，从诸师修显密诸学。抵达长安以后，奉皇帝诏，住资圣寺，结识名僧知玄，又从大兴善寺元政受金刚界灌顶，并在此图写金刚界曼荼罗等，后在青龙寺随法全、义真、法润等受胎藏界灌顶，并学习《大日经》中的真言印契和秘密法要。承和十四年（847）从越州出发返日，于比睿山开创灌顶坛，建立总持院，成为修法道场。
　　圆行（800～853），838年与常晓、圆仁一同来唐，至青龙寺义真处，受金刚、胎藏二部大法，次年携显密经论章疏等，共69部133卷、佛舍利3000余颗、佛像曼荼罗样12种，及诸种道具归返日本，创立灵岩寺、大山寺，并任天王寺别当。仁寿二年示寂，世寿54。著有《金刚界记》、《五大虚空藏法》等书行世。
　　惠运（800～871），838年（一说武宗会昌二年，即842年）来唐，于青龙寺受义真之两部密印，并巡礼大荐福寺、大兴善寺等。十年（或说六年）后归国，携回真言经轨220卷，还带回孔雀、鹦鹉、狗等宠物，献给日本朝廷。为日本安祥寺开山祖，后补东大寺别当一职。清和天皇贞观十三年（871，一说十一年）示寂，世寿72。著作有《菩提心戒仪》一卷、《金刚界要记》一卷等。
　　圆珍（814-891），853年入唐，于福州开元寺就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又从般若怛罗学梵语和密教，继至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唐大中九年（855）至长安青龙寺，与日僧圆载一起从法全受瑜伽密旨，入金、胎两界的曼荼罗（坛场），受苏悉地的大法。接着，又请受三摩耶戒，受阿阇梨位灌顶。又到大兴善寺会见智慧轮三藏，学胎藏、金刚两部秘密旨义。大中十二年携带经疏千余卷，乘商人李延孝的船只，经十余日后于天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回国。依敕命住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修法。后又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868年敕许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职位僧教。教义上不同意圆仁所说圆密两者教理相同只是仪轨等不同的观点，认为密教比圆教（天台宗）优越。卒后追谥智证大师。主要著作有《法华论记》、《法华玄义略要》、《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等。所著《授决集》2集，后成日本天台宗寺门派教学的根本圣典。
　　宗睿（809～884），860年随同真如亲王来唐朝，参谒汴州玄庆阿阇梨，受持金刚界灌顶。未久，访诣天台山。于游学期间，历参诸真言师家，受嘱密法奥旨。在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受灌顶。带回经论章疏134部，143卷，真言道具8种，曼荼罗图样10多种，佛舍利70粒。归返日本后，成为当时入唐八家之一，颇受清和天皇之尊信，所携回之经书、法器等纳入东寺经藏。其后补任东寺长者。日本元庆八年示寂，世寿76。世称“后入唐僧正”，因师于空海以后来华，又曾任禅林寺僧正、圆觉寺僧正等职。著有《胎藏界念诵次第》、《后入唐传》等。
　　由于日本入唐八家中的六家都曾在青龙寺留学，该寺遂成为日本真言宗的祖庭。可见青龙寺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性的名刹，在佛教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居有特殊的地位。
　　特别值得指出来的是：中日佛教的历史联系与遣唐使有密切关系，它是遣唐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2004年4月，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收藏了一方唐代日本遣唐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从墓志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井真成生于699年，他可能是随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3月出发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当时年仅19岁。他在唐王朝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去世，终年36岁。他死后，唐朝政府追封他为尚衣奉御，给他举行了葬礼，将他葬在长安东郊浐水东原。717年3月出发的遣唐使是日本遣唐使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一次，由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阿倍安麻吕为大使（后改任大伴山守为大使）、藤原宇合为副使，包括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内，人数多达557人，其中包括回国后对日本古代政治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留学僧玄昉和留学生吉备真备，还包括留在中国的阿倍仲麻吕。象这样宝贵的文化资源都将是青龙寺与中日佛教文化创意的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