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思考

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思考
　　绪论 社会的剧变与佛教的转型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一如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迅速的经历了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变革，当今在大陆又经历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一如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中国社会正迅速的向信息时代推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断变革中的世纪。社会剧变的汹涌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冲击着在长期农业社会中久已成型业已衰迈不堪的佛教，向佛教提出了种种挑战，使佛教几经挫折厄难，也推动了佛教的转型更新，使佛教赢得了变革复兴的机遇。
　　一 佛教在印度的几乎绝迹和中国佛教的衰落
　　向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创立于古印度百家争鸣宗教勃兴的时代。佛教高扬“诸法无我”的理性大旗，主张“自净其心”，*如实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解脱生死苦恼。这使佛教成为一个文化品位甚高的早熟的宗教，这决定了佛教必然超地域时代，成为久传不绝的世界性宗教。而佛教的冷俊严肃深刻的哲理性，超绝一切的出世间性，以及禁欲苦行的出家僧伽为中心的传布方式，又局限了自身的传播广度与深度。
　　佛教向以契理契机为说法传教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使佛教在印度能适合社会的发展而变革自身，在约15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向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的四次嬗变，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昌盛适与印度史上最辉煌的王朝相一致。
　　公元12世纪，在回教军的扫荡排斥下，佛教这样一个在十几个世纪里作为印度主要宗教并具很强应变性的世界性大宗教，竟然在它生长的故土——印度基本绝迹。而与其长相共存的印度教蓍那教等虽同遭排斥压抑，仍然传续不绝，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回教军扫荡失去当政者扶持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外因，然印度佛教本身，必有其不堪抗击外在力量摧残的内因，这大概主要有：1 陈义过于高深，典籍过于繁多，理论经院化学术化，教旨偏重出世，严格的修证标准非常人所能达到，核心宗旨难于深深打入多数民众的心灵；2 负责住持佛法的出家僧团，在统治者的供养下长期群体生活于大寺院里，或隐处山林修道，脱离民众，未能成为民众生活中不能离之的一类人；3 其核心教义具有反印度民间传统信仰反种姓制度的性质，使其不易于深深扎根印度文化成为印度文化的主干；4 立足于印度民间传统信仰的印度教的复兴，吸收了佛教的不少内容，而佛教亦不断顺应融摄印度教，因而丧失了在多元文化竞争中获胜的能力。
　　自公元一世纪起，佛教应请来到中国，经几百年的输入接纳消化吸收，扎下深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培育下开花结果，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释道三足鼎立，三元共轭的文化结构中，其地位仅次于儒家。中国，堪称佛教大国，佛教的第二故乡。
　　中国汉传佛教于隋唐臻于全盛，八宗竟秀，高僧如林，理论高度成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在不断适应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表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质，其主要有：1 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通过判教诠释立宗，对全体的佛学进行了总结整理概括发挥，表现出吞吐印度佛学的恢弘气度，使佛教教义高度的中国化，成熟化；2 中国佛教八宗尽管皆属大乘，都宣扬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但从主体精神及多数佛教徒尤其是僧尼的行为看，无疑有畸重个人解脱的浓重出世倾向，对世俗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群体的教化较少关心，决定了佛教在极重现实的物质生活伦理生活的中华民族中，难于成为主导全社会价值趋向的第一文化，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而在多元文化共轭的结构中固定了角色；3 以高僧为中心的传布；4 教权始终在王权的统治下，使佛教的传布对统治者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兴衰系于国主对佛教的好恶。
　　宋以来，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及儒学地位的不断升级，佛教的传布模式在特定的文化格局中，逐渐定型，逐渐失去生机。
　　二 时代的挑战与佛教之积弊
　　19世纪后半叶以来，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一起，在列强的侵凌宰割下，经受了重重厄难。进入20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碰撞更为激烈，社会变化更为迅速，衰迈不堪的佛教，又面临着新世纪的种种挑战。
　　首先，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处于这种时势之下的佛教，若不能成功的改革自身，将离尘出世的追求转向对现实人生建设的有效促进上来，即令传续不绝，也难以细聚多数民众的关注，难免被现代人冷落。
　　第二，新的政教关系的挑战。由国家有意崇重扶植佛教的时代已过去，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第三，传统佛教主要依赖的经济基础——农业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崩溃。
　　第四，科学和无神论的挑战。
　　第五，其他宗教（包括外来宗教，民间宗教）的挑战。
　　面对诸多挑战，佛教界人士虽然力做应答，措志改革振作，但佛教自身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积弊多端，严重地拖着他改革转型的后腿，使晚近中国佛教的革新振兴步履维坚。中国佛教的积弊主要在于：
　　首先，作为住持佛法主体的僧尼队伍素质低劣。基础文化教育较社会普遍水准要底的多，吃透佛学基本原理异常困难。
　　其次，中国佛教一直还延续着农业社会的宗法性，保守性，分散性，教团极端缺乏团队精神。传布方式被动落后，僧尼宏法态度消极。
　　又，中国佛教自唐宋以来，笼罩着一片末法的悲观意识，认为佛教将一衰再衰，是佛经中金口预言，乃众生共业所感，无可奈何。这种末法意识，遏制中国佛教徒宏法的积极性。
　　又，中国佛教界还普遍存在着佛制不可更改的保守性，对改革一事，即便是佛教在中国形成的某些礼仪制度的改革也往往遭到佛教界保守势力的极端反对。
　　再，中国佛教又一重大积弊，是教义上畸重出世的传统。这使不少佛教徒不仅对世事消极，对宏法护教之本分事也消极。对现实人生的改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国佛教基本持消极态度，无多关注与解决。
　　对于佛教的种种积弊，教界精英多有反省自觉，提出了不少纠弊革新的方案，但是每一步的实施，都会遇到传统惰性的障碍。
　　三 复兴的机遇与传统的优势
　　中国佛教虽面临着种种挑战，自身积弊多端，但变革中的社会时势，也给了他复兴的大好机遇，而且他的传统家底，也具有在多元文化竞争中获胜的种种优势。
　　作为一个对人生生老病死等痛苦的反省反抗为基点，以自觉觉他为核心的宗教，本具超时代超地域超民族超阶级的特性，只要他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存在，只要人们有战胜痛苦的宗教需求，佛教便会生存传布。从历史上看，佛教特别兴盛，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社会苦难特别深重；二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发达。当今社会和平，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风美雨渐来，商朝澎湃中，人欲横流，一切向钱看所导致的精神饥荒，道德沦丧，价值失范，腐化堕落，需要培植善性和价值观。中央政府又适时的提出“以德治国”和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这些都使佛教又一次获得复兴的基础。
　　佛教在21世纪复兴的又一良机是，历来压制佛教的儒家文化专制在上个世纪基本解体。上世纪末以来，在文化反思，信仰危机中佛学又再度兴起。
　　佛教复兴的又一良缘，是由于对科技文明的反思所导致的重温东方传统文化和复归宗教思潮。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将和全世界一同走入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宗教大融合必将势不可当，各宗教间的交流合作势必成为大势所趋。学习借鉴其他宗教的长处变的日益迫切。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信息工业的不断影响，给了佛教又一片广阔天地。宏法手段的现代化更有利于打破保守势力的障碍。
　　总之，21世纪，佛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复兴之机。而佛教自身的传统，也具有诸多堪已复兴的优势：
　　1 教义宏深，法门众多，能满足多种信仰心理，具人文与理性精神，适合现代人需要。其中教义深广宏富，是佛教得以经久弘传，几经劫难而苏生重兴的根本所在。
　　2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传统优势，文化优势，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也非一种新思潮和外来文化所能企及。在中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3 契理契机及农禅并举的传统。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是根据中国的实况大胆改造印度的佛教教义教制，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程。农禅并举曾创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佛教赖以生存发展的农业庄园经济，相信在工商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今天也必将会创造出崭新的经济模式。
　　4 宗风有继，传续有人。各宗当中不乏高僧，大居士，在工商界，政界，文化知识界，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经济富有的佛教徒。在海外人间佛教的路子稳步发展，并积累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弘法的成功经验。
　　中国佛教从传统走向现代模式的转型，乃时势之必然，也是佛法之必然。有待于从各方面努力。
　　释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