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等

２００５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等
　　■　陈　灼　黎方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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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2005年8月18日至22日，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大足县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承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荷兰、丹麦、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国等13个国家的9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盛会。本次研讨会涉及范围广，学者水平高，学术气氛浓，研究主题明，会议成果丰硕。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了71篇论文，对大足石刻展开了多层面、多向度的探讨和石窟研究的互动与交流。
　　一、图像研究 图像的解读和深入研究，在题材丰富的大足石刻中依然是重点。马世长指出第176窟弥勒下生经变相和177窟泗洲大圣并列组合，对照伪经《僧伽欲入涅架说六度经》十分吻合。从而证明，神僧崇拜和伪经的出现和流传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李玉珉认为，一个外来图像之传入受四川当地文化的滋润，会逐渐产生新的组合方式与图象意涵。李裕群考证，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出自菩提流支的译本《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并探讨了其与近邻“六道轮回图”的关系。肥田露美认为文献称南朝张僧繇在四川德阳画的观音、地藏并列像多次显示吉兆而受到武则天、唐代宗的崇敬，是基于观音、地藏并列造像的兴起而创作的缘起传说。朴英淑则将高丽13世纪与四川、大足北山10世纪的地藏、观音和陪侍的阿弥陀佛来迎图作了比较，认为其图像可能流行于中国的宋代与韩国的高丽时代的整个东亚地区。张总考证小佛湾坛台下部地狱是据《华严经·十地品》；认为地藏十王的造像源头出自成都刻本，从晚唐以来川中、大足已有的地藏十王图可见其流布，至南宋终于形成了宝顶大佛湾石刻地狱图像之巨作。梅林探讨了大足北山136号转轮经藏窟中心柱与三壁造像的互动关系；姚崇新以大足北山晚唐五代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为中心，试图揭示川渝地区观音信仰与造像的某些特点。姜熹静认为四川安岳、大足的千手观音均施钱物与贫人饿鬼。胡同庆考证大足第17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全龛内容及其中的外道人物，认为该龛应定名为“释迦行孝修行图”。
　　二、考古调查 近年大足石刻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北山石窟。陈明光对大足北山多宝塔外部造像的现状、设置、分布、龛制等进行了全面勘查提出简报，并初步探讨了造像的特色与价值。暨远志、黎方银以大足北山有纪年的洞窟为标尺进行排比，将北山石窟分为四期，并对其成因提出了初步分析。黎方银代表《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课题组，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立项科研项目《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37-—249龛考古调查》的简况，对其阶段性工作以及最后调查报告形成的框架作了探讨、说明。围绕北山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考古调查，。王惠民承担研究并报告了该龛图像源流，对该龛造像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图像解读。李志荣承担研究并报告了该龛中的建筑，对其表现的建筑群布局、建筑单体和局部营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与其它地方石窟中的同类题材进行了比较。
　　三、密教、柳本尊 密教、柳本尊研究的深入探讨，正一步步揭开四川宗教流派的面纱。李巳生认为四川密教造像在显密诸宗及儒释道交融中发展演变，经南北朝以至两宋划上句号。亨利克·索伦森对赵智凤所谓密教及石窟群性质进行了解读。罗熠认为柳本尊、赵智凤的密教传承系统，仅是“川密”的一部分并指出其特点。而温玉成则认为，《唐柳本尊传》并非信史，批评了柳氏为“纯密”、“川密”说。龙晦以柳本尊记述中有“明宗赐其大轮院”额之“大轮’’入手，认为当时陵州(四川亡：寿)、朗州(湖南常德)有人持“大轮咒”，遂州(四川遂宁)建有大轮寺，似乎在川湘民间形成了一个大轮教。李静杰、黎方银对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造像进行解析，整体可看成大乘佛教与密教图像的混合形态。在比较了敦煌的刘萨河和四川的柳本尊之后，宁强提出刘、柳分别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形成以本地化为中心的佛教本地尊像体系。颜娟英探讨了大足复数观音造像的图像特色、风格变迁。陈玉女考论摩利支天信仰、图像的传播，北宋时由中原经江南而入川。K·桑卡拉罗彦夫人以《密教和大足石窟的地狱变相》为题，探讨了“卡玛”一一行为导致的善恶因果及地狱惩戒。谢继胜探讨了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中出现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及在川藏边境的传播，以及敦煌、四川包括大足毗沙门天王造像风格的演变。
　　四、思想信仰 对宝顶石刻“六道轮回图”、“锁六耗图”、“牧牛图”、祖师颂和维摩造像中体现的佛学思想、心法要旨分析讨论之后，郭相颖归纳其心法逻辑是：有心——感知其心——了识其心一一调伏其心——无心。陈清香列举大足石刻中华严系统信仰浓厚，尤其是融摄于诸宗造像之中，认为是宋以后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大趋势。侯冲以宋代信仰性佛教解读宝顶山石刻，认为唐以后形成诚信成分较浓，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宋代信仰性佛教形态。古正美指出，大足石窟中的“报恩”造像，是佛教报恩信仰的展现，完全没有儒学或儒家孝观的影子。
　　五、历史文化 胡昭曦考析宋三圣御制佛牙赞碑的沿革、流传，认为它展示了佛教之圣与人间帝王的紧密结合。黄夏年从宝顶《临济正宗记》碑研究入手，考证宝顶《临济正宗记》记叙的圣寿寺宗派情况，认为可以了解到宝顶圣寿寺僧人的法脉变化及其在中国佛教历史中的位置。并指出寺院碑是保存佛教历史的主要方式之一，大足寺院碑数十块，对研究佛教寺院经济和佛教史有着独特的价值。陈灼考证大足石篆山宋遂州希昼非剑南希昼；北山245号龛底部题刻是明大足县僧会僧元亮所为；宝顶山刘畋人碑中“三晝”应为“三矗”即三个月等六个历史疑问。朴相国和朴待男考察了朝鲜时代《报父母恩重经》版本，韩国现存最早的版本为1378年，与大足石窟中的父母恩重经变内容十分相㈦景安宁认为大足南山三清洞和安岳瑞云的一处道教遗迹是唯一官方认可的仅存的神殿。王天祥通过对大足宝顶石窟造像分析，阐释了宝顶山造像的文本与观众相互影响，形成向民间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与拓展。胡良学考察了大足石刻孝文化的形式、内容，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探索。胡昌健提出巴渝地区佛教发展的五个阶段，认为中唐至清，是巴渝佛教成长、辉煌、再兴的时期。崔圣银考察了大足北山的晚唐雕刻，认为除蜀地外，其与唐末中国社会审美观的变化、文化情绪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啊有关。王官乙认为观音造像在大足石窟中的演变和艺术创新，延长和发展了佛教石窟艺术。苏默然考察了密宗佛教和宋代大足石刻艺术中的女神，认为密教女神的出现与宋代宗教信仰中尊重女性神和女性美德的新态度有关。王玉东提出佛教造像中规定不许造半身像，但在历史发展中，半身像作为一种雕刻语言，其运用随宝顶山的兴盛而至极致。李度一·斯得斯兰德以大足石刻的多种艺术风格及各种人物的衣饰、风尚及布局为据，证明中国?世纪后造像有力作、造像风格有创新、艺术风格的变化并未和朝代更替同步。
　　六、互动与交流 对国内外其他石窟和不同质地的佛教造像的调查与论述，都关联着大足石刻研究时空上的互补。李崇峰探讨了安岳云居山第9窟开凿于1198年，736年所造第71龛天尊像是当朝
　　皇帝兼容佛道政策的结果等四个问题。金申认为，背向观众之像是最后归依佛的弟子须跋陀罗：并推断其开凿于唐开元年间。王玉一文就造像的题材、头光、基座与各地出土材料进行了比较。李琛妍以乐山、安岳卧佛院等为中心进行讨论，他认为，四川的大佛摩崖代表了一种圣地创立的模式，以大佛作为主题核心及视觉焦点，其简要意义是：我造故我在。雷玉华从四川巴中石窟与历史交通之关系、石窟兴衰的社会背景方面进行了探讨。曾德仁、李良认为，北周石窟造像是佛教艺术向中国本土化、民族化发展的转折点。王剑平考定，28号窟开凿于隋仁寿二年(602)。蔡穗玲认为，有迹可寻的三种《释氏源流》皆不是壁画的粉本，其粉本应是《释迦如来感化录》。滨田瑞美考证了金华山天宫寺摩崖维摩变二人礼拜台座图像内容。霍巍认为，其图像是佛教密宗金刚界曼陀罗，并讨论了其与周边地区包括四川可能存在着联系与影响。刘建华指出，河北唐证圣元年石雕千手千眼菩萨像是我国迄今发现纪年最早的千手观音造像。裴珍达报告，韩国军威窟受中国的影响极大，其造阿弥陀三尊是据玄奘译《称赞净上佛摄受经》。南达那·丘提旺斯报告，石窟是佛教徒当作居所、祈祷、聚会的地方。此外雷德侯以《山东东平洪顶山佛教刻经的勘测报告》，韦陀以《佛教东传的一个问题：哈佛大学的鎏金青铜佛像再研究》，王振国以《试论隋代石窟数量不多的原因》，张乃翥以《读洛阳新出土的几方唐代宗教石刻》，杨超杰以《北魏洛阳石窟分布规律》，李慧淑以《宋元论道图像与三教合一思维》，安吉利卡·博切特以《陕西明代水陆庵雕刻的图像特点》，斋藤理慧子以《中国石窟的构造和佛像的配置》，从不同角度对其所指石窟、佛经、佛像、石碑等提出了新见解、新探索。
　　研讨会围绕唐宋密教与大足石刻及石窟的互动与交流展开。考古调查是会议的一个亮点；密教和宗派传承是会议的一个热点；区域性的研究是旁证大足石刻的重要参考点；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中青年精英瞩目大足石刻则形成了聚焦点；而将全部论文全文汇编成册在会议中提交与会人员。使许多共同关心的、重要的问题得以深入探讨，则是本次会议最大的特点。
　　(作者黎方银，1962年生，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员；陈灼，1953年生，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
　　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邱 环
　　由中国佛教研究所与四川省什邡市“马祖禅文化研究会”主办，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6日至29日在四川省什邡市隆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师、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71篇。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围绕与马祖有关的研究展开了内容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从内容上可分为：马祖生平、传法活动的考证与研究、马祖的主要禅法思想及其特色研究、洪州禅系及其思想、论述禅宗公案、马祖禅法与其他禅法的比较、历代禅师对马祖禅法的评判、什邡地区马祖文化资源开发等。
　　杨曾文概述了唐代马祖道一禅师的籍贯和生平，在南岳怀让门下得悟及其以后传法的事迹、马祖“即心即佛”的禅法，并对马祖法系——洪州宗的传播、禅宗在中国及各国的传播作了简要介绍。日本学者石井修道则就中国禅籍中著名的公案“磨砖作镜”成立、宋代大慧禅师的理解及日本曹涧宗道元禅师对之诠释的创新思想等方面进行诠评。董群则考察了宗密对马祖道一的研究，叙述了宗密对马祖生平及法嗣的论述及其对马祖禅法特点的概括和评价，指出宗密对马祖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马祖的思想、反省禅宗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温金玉则对马祖的建色丛林的过程、特色与内涵作出了论述，并且讨论了它对于现代的意义与启示。麻天祥教授对马祖“平常心是道”思想从字面意思，文本本意与诠释义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平常心实际是不平常心，是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刘泽亮指出马祖“平常心是道”思想有三个经典依据：《楞伽经》的佛性思想、《般若》的空慧思想和《维摩诘经》的不二思想，并认为这个思想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其内涵为禅道并向道禅转化。台湾惠空法师从佛教的经济与旅游的角度分析佛教与世间经济的交涉，从宗教性产业、文化性产业、娱乐性产业(以旅游业为主)三个层面分析了佛教经济的结构、发展及影响力，这个讨论对于政府制定佛教经济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韩国高荣燮从法统和禅风两个方面考察了无相禅与马祖禅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新加坡广品法师比较了马祖洪州禅与毗婆舍那禅之间的相似性，并指出洪州禅与毗婆舍那适合现代人的修行。香港林律光先生对马祖道一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认为马祖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到最后确定“平常心是道”，善用逻辑辩证的方法，层层递进，探求众生觉悟的源头和成佛根源。黄夏年对从罗汉寺出家，后来闻名于浙沪的大师桂仑法师的生平、与赵朴初的因缘、与《金刚经》、观音信仰、禅修思想和禅净双修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引证资料丰富，并对马祖和桂仑二者的经历、禅法思想和贡献作了多方面的比较。日本伊吹敦从禅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马祖的禅思想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指出马祖禅思想彻底肯定了实际的人生，与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三阶教的普敬思想中肯定人性的思想有相当的一致性，并将之与北宗、菏泽禅作了比较，认为马祖禅是在二宗的顿悟思想逻辑的归结，由此指出马祖思想适应了社会需要。日本学者石井公成泽考察了马祖与《楞伽经》、《二入四行论》的关系，指出马祖禅法思想对“心”的理解及禅法实践上处理“心”、“佛”二者的关系都基准于《楞伽经》，而平常心是道思想则基于《二入四行论》的杂录，此论文跳出传统二宗分立的格式重新考察马祖禅法发展的格局，较有新意。吕建福从京禅这个特定区域的视角考察了唐代南宗京禅发展的状况及特点。王荣国从史籍考辨的角度对马祖传法活动进行了细密的考察与梳理，指出了一些史料及一些研究成果中的错谬之处。本次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涉及面广，讨论热烈深入，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不少论文在观点和思想深度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也有一些论文提出了今后应当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说，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作者邱环，1969年生，哲学博士，杭州工商大学宗教研究所，讲师。)
　　当代世界新兴宗教学术研讨会召开　　铂净
　　2005年9月25日，“当代世界新兴宗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楼宇烈、魏常海、郝斌、李玉、周燮藩、段琦、金京振、刘金才、吴飞、张玉安、唐孟生、黄夏年、金勋、魏德东、宣方、刘贵友、李匙严、徐文明、代红光、杨波、李嶷、孙容成、黄述新、叶厚远，以及国家宗教局的代表等。会议收到文章十篇。
　　与会学者围绕当代新兴宗教以及世界各国的新兴宗教做了思考与热烈的讨论。杨波考察了英文的Sect、Cult、New Religions、New Religious Movements、Novel Religious Movements、
　　Alternative Religions、 “Recent” Religions、Contemporary Religions或ContemporaryReligious Movements、Minority Religion和Marginal Religions、Fringe Religions之十个词的定义。认为对新兴宗教还是以不出现具体的划界时间标准为好。这是因为首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每个国家新兴宗教现象的出现不可能强求一致。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国外只要一个宗教的教团组织是新成立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新兴宗教。所以“新兴宗教是指在一个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之后，由人创建或由外来宗教传统的移植而产生的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而具有新的教义、新的礼仪或新近创建的教团的宗教性的或自我改善性质的团体。相应地，新兴宗教运动是指在一个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之后，由人发起或由外宋宗教传统的移植而产生的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而具有新的教义、新的礼仪或新近创建的教团的宗教性的或自我改善性质的社会运动。”
　　黄夏年认为，对新兴宗教的认识和界定，应该是以传统宗教的坐标系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在传统宗教的背景下，新兴宗教所出现的是一些与传统宗教不完全相同，甚或相背离或者标新立异的现象或活动，因它具有某些“新”的情况，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才有了“兴”的现象而且达到一定的规模，并被人们接受或被学者作为个案来研究。所以，如果没有传统宗教这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就不可能说明新兴宗教的产生与性质以及发展的情况，同时也表明了所谓的新兴宗教，多多少少地是与传统宗教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新兴宗教甚至就是从传统宗教中直接衍生出来的。新兴宗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它适应了社会的要求，能够为信徒提供精神慰藉，表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就能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与时俱进的产物。新兴宗教的特点之一就是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人们的精神需求，提出各种针对性非常强的理论或主张，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来吸引更多的信众，是人类心理诉求的表现。新兴宗教的产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引导和管理。
　　吴飞讨论了小群体宗教对美国宗教自由的新挑战现象。认为美国小群体宗教有：a、传统的基督教派别，典型的如阿米什教派。b、新兴的基督教派别，如摩门教、魅力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中的各个教派。c、原来存在，但不被承认的教派，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各宗教。d、外来民族带来的宗教，如佛教、一贯道等。沙宗平讨论了原教旨主义、伊斯兰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概念分歧与文化认同问题，认为考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必须认识到它具有现代性、政治性、宗教性、群众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认识到它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穆斯林国家中公众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
　　周燮藩介绍了巴哈伊教，“新世界秩序”思想。认为巴哈伊教作为一个新兴的信仰体系，并非对现有的宗教和信仰的否定或替代，而是促使这些宗教和信仰中原有的许诺和期望得到实现。因为巴哈伊教的前提是宗教同源，即所有已知的宗教都来自同一个神圣源泉，都是上帝的意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显现。深入了解巴哈伊教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目标构想，我们都会赞同20世纪初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评价：“巴哈伊教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新信仰，它使宗教变得更具活力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巴哈伊教的教义主张世界大同，并为新时代的世界提供解决教育、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途径。”
　　代红光通过对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辑的《宗教年鉴》(2001)中所附的251个神道系教派、社团及神社的网络传播开展情况的实际调查，研究目前日本神道系宗教网络化的状况，并进一步以此为依据展开对于“信息宗教”这一概念的探讨。
　　刘贵友分析当代俄罗斯的新宗教，认为俄罗斯新兴宗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泊来自国外，二是兴起于国内。国外的新宗教传入俄罗斯，其中三种最为明显：一是来自印度的基督教、瑜伽和印度教“三教合一说”；二是源自口本的“奥姆真理教”；三是诞生在韩国的新兴宗教“统一教会”。
　　金京振论述了当代韩国新兴宗教的现状及对策，指出要称得上“当代新兴宗教”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和条件：第一，必须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宗教；第二，必须是在本土自生的宗教；第三，其内容必须具备民族血缘共同体意识；第四，必须体现民族固有精神；第五，必须指明从苦难走向解放的道路并阐扬光明前途的。总之，“当代新兴宗教”应该是在本国自生的，以韩民族共同命运意识为基础，开展摆脱种种社会势力，争取民族自由解放运动的，具有时代的、民族的、历史意识的宗教。
　　本次会议是我国首次召开的专门讨论新兴宗教的会议，对我们怎样认识新兴宗教作出了有意义的理解。新兴宗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随着世界宗教的发展，这一课题将会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予以关注。
　　(作者铂净，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副编审。)
　　“道教养生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 豪
　　2005年10月12日至13日，“道教养生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青城山召开。这次研讨会由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养生文化研究所、成都市道教协会、青城山道教协会、青城山风景名胜管理局联合主办。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及道教界人士共计9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以道教养生文化为主题，着重研究道教养生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及道教养生理论、方法的现代价值。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探讨。
　　(一)道教的养生文化理论
　　胡孚琛论述了内丹学的两重天地理论，同时指出：新道学的目标，就是将道开发出来，为人类服务，内丹学是一种最优的修道技术，也是一种体道的行为模式，还是一种造就道学人才的培训程序；道学之士要为宇宙立基，为生灵立命，为人类图生存，为世界求和平，为科学开新篇，为社会奔大同，这就是新道学的历史使命。吕锡琛认为：素以珍爱和养护生命而著称的中华道学有着独步世界的智慧，道学家们最早觉察到道德、心理问题对健康的危害，形成了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相结合的整体健康观，摸索出奉富多彩的养生方法和保健原则，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健康长寿作出过可贵的贡献，更对当代人类的养生保健和医学模式的完善提供着启示和营养。盖建民指出：《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以“天元之寿精气不耗者得之”为题，阐述了保精养气的重要性和意义，并提出“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有所忌”、“欲有所避”、“嗣续有方”、“妊娠有忌”等房事养生理论和卫生之法，蕴含了丰富的性医学、性卫生学思想。龚鹏程认为：以人为药， 自陶弘景以来，即加载《本草》，更早以前，则《太平经》中已有记录，历代流传，
　　迄今不绝，但争议很大；道教养生，从饵草木之药，把人体药当成本草的一部分开始，逐渐放弃一切草木金石之药，不假外求，认为只要炼身中药便可成仙不死，实是人身为药这个观念充极尽致的发展。大林慧运指出，长生不老是道家的追求目标，服饵是获得长生的手段，在道家的养生著作中，凡谈到草木类的服食方时，总少不了芝麻，且对芝麻的效用评价极高；芝麻具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原因在于它含有大量独特的其他食物所没有的化学物质，这就是属于木脂素类的水溶性食物纤维芝麻木脂素。张应超指出：孙思邈的养生思想非常丰富，他总结了导引、行气、存思、存神炼气、食疗药饵等多方面养生理论，强调“养生五难”，即“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是人们日常最容易出现而又对身体危害颇大的五个方面，陈霞认为：身体在道教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多重含义，道教认为个人、社会与自然三者在身体上存在着同构关系，存在着一致的哲学基础与修炼、呵护原则；对个人而言，身体是生命的原点和终点，在社会领域，道教追求“身国同构”，在自然领域，道教提倡“天地大人身，人身小天地”；最能形象描述身体与自然具有同构关系的便是《内经图》。赵卫东指出：丘处机重视养生的原因主要是(1)宣教的需要，(2)修炼的需要；丘处机的养生思想可归纳为(1)顺任自然，(2)清心寡欲，(3)炼养合一，(4)德养结合。刘美言认为：彭祖养生长寿术可以归结为导引吐纳术、服饵辟谷术和房中调摄术。张粹然认为：老庄养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主要有(1)“道法自然，反朴归真”；(2)老子认为人要效法自然，就要复归天性，而复归的办法便是“损”；(3)老子主张向水性学习；(4)养生应把握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变化及生命延续的规律；(5)老庄的修心养性的理论被后代道家运用，作为他们养生理论的一部分。
　　(二)道教的养生修炼方法
　　李远国指出：静功修炼的重点是在对于心、性、神的调养，无论是养心、养性、养神，其核心都是指心理的调养和精神层面的修炼，静功涉及的领域更为深沉、丰富、神秘：练功中最为常见的四种偏差是走神、岔气、走火、入魔，为了避免偏差，最重要的两点是(1)应以清静无为为法；(2)顺应自然，循序渐进。樊光春结合近20年学习和研究道教内丹术的心得，提出三点意见：(1)内丹炼养的关键是实践； (2)内丹修炼要有师承，但不必拘泥于心授口传； (3)内炼的技术要点在调息。王育成认为：中国芒代铜镜直接起源于传统宗教信仰，在其出现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它主要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道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就与古镜结下了不解之缘，镜的宗教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和利用，是道教活动的重要法物，遂成为所谓道教三宝之一，宋代道教养生食日月之精镜就是其中的一种。朱越利分析，唐五代时期参同阴丹术极盛，在《在混元八景真经》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该术的内容，参同阴丹术家有元阳子、罗公远、张果、王元正、陶埴、杜希遁之师、杜希遁、还阳子、《大还心鉴》作者、柳冲用。张钦认为，道教房中家基于长生久视的特殊价值取向，为我们总结出了一整套房中补益的原则和方法，并发明出还精补脑术，对于现代人之性生理和性心理的训练与调控有很宝贵的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探索和发掘。张崇富指出：存思不仅是道教各种修行法门的基础，而且贯穿于道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最具特色的道教修炼法术；存思术中包含的养生思想是(1)通过存思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身具足的、有序的、有意义的内宇宙，(2)对平凡世俗的现实世界的超越，则要算存思术的另一个养生学价值，(3)恬淡寡欲、内敛自守则是存思术养生思想的理论内核。徐军认为： 自古以来佛家有常坐不卧之法，而道家更有五龙盘体法，该法源自北宋年间陈抟，因其疗效显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程雅君提出，道教音乐的神是虚静柔弱的韵，形是五音六律，神通于心，故韵可修心养性，形合于阴阳五行，故五音六律能调养五脏六腑而炼形养命；道教音乐的“性命双修”机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其实兼有心理治疗和生物治疗的双重作用，可谓“心身并调”。袁康就论述了橐钥是形构生命及演化生命的工具，它是关乎呼吸、能量、真羔萌动及生化工程的学问，老子点出人身有如天地之橐钥，这个思想激活了内丹炼气的功夫并持续地影响整个修炼文化，橐钥是一个架构、一个封闭空间，气在其中，表现着各种事物的声息形态，创造了各种“生命”。
　　(作者文豪，1978年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生。)
　　“纪念楚山禅师诞辰600周年、能海上师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 山
　　2005年10月15日至16日，“纪念楚山禅师诞辰600周年、能海上师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龙泉石经寺举行。来自15个省、市、地区：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山西、云南、四川、山东、福建、浙江、陕西、澳门、台湾等地区及日本国和26家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等共120人出席了会议。参会法师和学者有海山、清德、智海、宗性、素慧、演东、刚晓、理净、法缘、楼宇烈、陈兵、谭继和、龙显昭、李远国、杨耀坤、黄德昌、邓卫中、祈和晖、谭世宝、段玉明、秦彦士、徐湘霖、赵建伟、张勇、崔正森、麻天祥、吕有祥、邢东风、严耀中、刘泽亮、王荣国、李向平、董群、李利安、陈永革、李广良、龚隽、荆三隆、侯冲、徐文明、周广荣、伍先林、王公伟、杨维中、林克智、夏金华、吴可为、宣方、冯焕珍、黄夏年、向世山等。会议收到论文81篇，内容丰富，涉及了楚山生平的考述、楚山禅师禅法思想的诠释、楚山禅师念佛禅的解释、楚山弟子、禅系与巴渝佛教的探讨、能海上师思想与人格的追索、佛教史写作、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等。
　　楚山禅师，讳绍琦，字楚山，号幻叟。四川简州唐安人，俗姓雷，出身于官绅之家。8岁出家，入乡校学习，聪慧机敏，过目不忘，诗文俱佳。9岁父亲去世。弃业出家，从玄极通禅师学出世法。后到普州道林寺参拜无际明悟禅师，明悟示以“无”字公案，终有省悟。再至江南，遍访诸山长老如月溪、海舟等，学业大增。37岁时，楚山绍琦禅师回四川重访无际长老，得到长老的印可，传袈裟与拂子，遂成为南岳下二—卜六世普州道林无际明悟禅师法嗣。明景泰五年，楚山绍琦50岁时，在蜀定王出重金的支持下，将狮子山灵音寺饰金添彩更新正殿，又陆续增建了罗汉堂、东岳殿、观音殿、燃灯殿等，并将灵音寺改名“天成寺”、将狮子山改名“天成山”，寓天成之意。楚山禅师“驻锡天成上刹，而四方衲子请益问道者川至云集”，被朝廷册封为“荆璧禅师”。成化五年，楚山绍琦65岁，将住持传予弟子祖意海珠，退居丹崖，重构栖幻庵以为适兴栖息之所。成化九年，楚山69岁圆寂。寂后肉身至存世600年，于“文革”中毁灭。
　　与会代表从各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楚山绍琦禅师在中国明代佛教史上的历史作用，高度评价了楚山禅师对四川乃至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肯定了他在明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指出他是明代禅师的典范，对弘扬、光大临济宗断桥一系的禅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代表们认为，楚山禅师是中国佛教与时
　　俱进的典范。楚山禅师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史提倡融和的时期，他积极步入时代潮流，努力践行佛教的圆融实践，提倡三教圆融，认为“原文三教圣人所设门庭虽异，究竟指归，理则一也。”这是继承了宋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楚山禅师把儒家“孝”的思想作为中国佛教的主要教义而予以阐述，强调“今当表扬仁子孝亲之本”，准确地抓住了佛教与儒、道二教的结合点，推动了佛教与中国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发展。
　　学者高度评价了楚山禅师是在明代禅净合一的时代背景下开一时风气的高僧，肯定了楚山禅系在明代四川弘传禅宗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他推动了佛教界内部宗风与思潮的融合与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临济宗的宗风，强调赵州老人“无”字公案的实践意义，同时又主张禅净融合，推崇参禅念佛，将念佛与行禅两者结合，对后来佛教界普遍流行的参话头“念佛是谁”的做法产生过影响。楚山禅师一生有200多名弟子，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弟子中有很多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在僧传与灯录中都有记载。楚山不仅开启弟子，还修缮寺院，与当时的权贵保持很好的关系，出世间法和世间法都运用得非常好，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全国影响的高僧，与他的理念和作为是分不开的。佛教要发展，要走人间的道路，就要注意调适与各方面的关系，楚山禅师是这方面的典范，说他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并不过份。
　　对于楚山绍琦在佛教界的地位，他在世时已经有人高度评价他：“为一代丛林宗匠，名传海宇、道重当时”。对于他的传法，大家都认为，“临济、沩山、圆悟、大慧辈更生，亦弗多让也。”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合乎事实的。过去，中国的学者并没有对楚山绍琦引起重视，相反，在近一百年前的日本，楚山绍琦就已经被日本学者予以充分的肯定。著名的口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就在他的《中国禅学思想史》一书中对楚山禅师做了介绍，认为他是开念佛禅的新风者。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是至少说明，楚山绍琦在中国佛教的重要地位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本次会议的一个最新的成果是新发现了《楚山绍琦禅师语录》，这是石经寺的演东法师在民间找到的，历代藏经里面都没有收录。代表们高度评价了新发现的明代成化三年至十年编辑的《楚山绍琦禅师语录》的重大价值，指出它的发现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件喜事，更是佛教界的一件幸事。有·厂这本语录，楚山禅师的生平、弘法事迹、弟子、禅法、念佛禅及其方外交、明代四川的佛教状况等等以前不甚明了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将补充和改写明代四川佛教史，甚至中国佛教史的明代部分。由于详细记载楚山禅师的材料事实上并不是很多，在灯录里记载的都是辗转重复的文字。现在这本语录被找到，对我们正确认识楚山禅师和评价他的地位，揭示他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文字依据，同时也对明中期的佛教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材料。《楚山绍琦语录》是在四川编纂的，写序的人都是四川地区的名人，所以这本语录对四川佛教的研究更加重要。但是，楚山的足迹走遍了全国，里面记载了楚山在全国各地的说法，所以这本语录的更广泛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在这本语录前面用各种字体写的序，其书法价值也很高。同时也说明，编纂者对这本语录是费了不少的心思。从撰写语录序的年代来看，至少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其编纂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石经寺的僧人们有远见，将它重新影印出版，对当前的佛学研究将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学者们对能海上师和佛教肉身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讨论，并高度肯定了能海上师在现代佛教史上的贡献。代表们强调，作为已有1700年历史的石经寺，由于有了楚山绍琦和能海上师两位历史．上的高僧，使石经寺具有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结合的基础，突显了其在禅密合一寺庙的独特价值。石经寺的僧人们在素慧法师的领导下，以饱满的文化热情支持佛教学术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丁新发现的史料，得到了学者的尊敬。希望今后石经寺的僧人能够在整理历史文化上进一步下功大，将已有的历史文化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近期内将己发现的《楚山禅师语录》子以整理、注释后出版，为学术界和佛教界提供一个基础资料，促进明代佛教研究，光大我国的佛教传统。
　　(作者夏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人员。)
　　“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及社会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唐晓峰
　　2005年10月15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墓金会共同主办的“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及社会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温特莱酒店召开。会议期间，共约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其中35位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做了大会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主席约瑟夫·萨耶尔教授出席此次会议并致词。
　　此次研讨会围绕着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文化与全球化、基督宗教社会学说与社会服务、基督宗教社会伦理与社会责任、社会问题与基督宗教社会工作、环境，社会正义与社会服务、基督宗教社会工作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等几个主题对基督宗教的社会学说及社会责任进行了详尽阐释和深入讨论：
　　首先，针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慕尼黑大学教授彼得·乃内尔认为基督宗教信仰在其与社会相遇的过程中，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存在的，这种对话的形式使基督宗教理解其他不同宗教及文化的论点成为可能，使关于真理的片面的、部分的理解可以相互弥补：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伯恩德．J．希尔伯拉特指出就人类所有活动、规则等都指向达到生命完满这一终极目标而言，宗教和社会必须是内在关联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通过对《教会社会教义纲要》一书的解读，指出天主教会对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值得中国社会研究和参考。另外，在这一主题研讨中，香港学者严月莲从紫藤这个香港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具体社会工作出发探讨了基督徒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
　　其次，针对社会、文化以及全球化这个主题，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主席约瑟大·萨耶尔教授指出全球化不单单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包括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会将起到重要作用；德国波恩天主教学术交流服务处亚洲部负责人海恩瑞奇·盖格尔在他的发言中区分了“文化”的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并尝试对单数“文化”进行导向定位，由此寻求其走向国际的和文化间的整合，从而追寻一种全球化的伦理形式。与此相应，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建平通过对兹威默、梅益盛和毕敬士这三位传教士在中国伊斯兰地区进行的传教活动的介绍，揭示了当时西方传教士的信念和义务感，并指出这些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的积极作用。此外，上海政法学院张可创教授对基督宗教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这种取向对社会工作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的影响和启示。
　　再次，针对墓督宗教社会学说、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伦理等几个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对基督宗教的社会理论及实践作了深入透视与考察。美国哈佛神学院教授海尔丽·哈克尔分析了在社会认同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团结友爱观念；上智编译馆馆长赵建敏对天主教社会教义(理论)范畴进行
　　了界定，认为她是一种伦理神学理论，一种对福音精神的诠释，一种对人类的不断关怀；慕尼黑大学基督教社会伦理学教授阿洛斯·鲍姆加特纳主张社会形态及其构建的基本标准是将人作为人格之人来对待，这符合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精神，即人作为人格之人乃一切社会机构的目的。……必须基于人及其潜能发掘之调动来构建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图宾根大学教授阿尔伯特·比森格尔则探讨了天主教团结一致观念的学习与培育机制。另外，墓督宗教伦理问题也是多位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荷兰内伊梅根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大·胡本塔尔考察了基督宗教社会伦理的基础及其对社会公正理念的贡献；比利时新鲁汶天主教大学神学系教授沃特·勒施分析了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得以开展的几种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谢志斌探讨了经济生活中基督教的职份和责任观念；德国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教授迭特玛·米特解读了基督宗教关于社会伦理中的人道观念；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左芙蓉介绍了美国的社会福音，并对它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此外，信德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士江和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阮曾媛琪分别介绍和分析了当前中国天主教会的社会服务发展走向和香港基督教会对社会服务的贡献与挑战。
　　同时，在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针对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从基督宗教信仰的理论及学说出发，阐发了各自的看法。德国柏林天主教社会学高校教授安卓斯·洛布一胡德波尔批判了过去和当代社会中对残障人的排挤现象，认为应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观点出发，以使公共健康和社会服务重新回归到人权的根基上来；德国学者夫劳斯和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田惠萍分别探讨了病残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方法和途径问题；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圣格奥尔根哲学神学高校的克劳斯·基斯林教授则分析了作为教会和社会对立面的抑郁和自杀问题。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分析了当代基督教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趋势，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最后，中外学者还围绕着中国基督宗教的社会工作状况及未来发展进行了研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刘继同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宗教政策的性质类型与宗教社会服务的政策框架问题；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盖尔德·穆茨探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美秀指出今天中国各地天主教会广泛开展的各项社会服务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有益贡献，也是履行耶稣爱邻人的教导和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具体行动；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对当前中国语境中的基督教社会责任学说进行了界定；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从《信德报》透视了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关注社会的特点和趋势；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主任张克祥介绍了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石衡潭博士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基督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所做的部分工作，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天主教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主任助理王婷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谈论了中国天主教社区服务中的平等关系。
　　总之，此次研讨会本着客观、公正、理性的学术精神，对基督宗教的社会学说及社会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与会学者对基督宗教的社会理论予以充分认可，对其具有的社会实践性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加以客观而公正的分析评价，并对此次会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肯定，同时他们还表达了对下一次相关主题研讨以及进一步合作的期待。
　　(作者唐晓峰，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人员。)
　　“中国基督教lA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佩林
　　2005年10月21日至23日，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近4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36篇。大会围绕“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总论”、 “地方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基督教区域研究评论与信息”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一、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总论
　　邢福增选取1918、1949、1997三年作为纵向比较的基础，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突显了基督教在不同区域的横向发展，呈现了20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中的区域差异。 姚西伊集中探讨了鲁南腾县华北神学院和苏北南长老会江北差会两个传教士群体的基要主义神学立场及其与自由派传教士的分歧和磨擦。杨天宏以史实证明直接触发19世纪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系中国学塾幼徒会自加入同盟之后多次申请促成在中国召开的，会议的主旨及议题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内容。韩国姜仁圭对倪维思在韩国宣教方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倪维思的“三自原则”的基础上探讨了韩国年轻教士们如何把倪维思的宣传方法落实在韩国，建立韩国教会发展的基础的传统。
　　二、地方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
　　陈方中以辅仁大学所藏传教士文献为主，在个案分析的墓础上，对1860年到1870年的川省民教冲突产生的原因和经过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民教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公开传教、传教：十：干预诉讼、官绅传统反教心态、原有社会冲突变形为民教冲突等几个方面。陈建明运用详实的史料，对抗战以前华西本地基督教文字机构、抗战期间华西的基督教文字事工和出版机构进行了详细考察。郭勇从利用迄今尚未公开的“牧师信卷”、“牧师来往信件”等原始档案，以来自中国教徒的史料文件入手，说明中国基督教在时代和社会中的变迁。美国Robert Enterman介绍了四川基督教的发展脉络，从欧洲人离开四川、重回四川、Andras LY在四川的使命、 欧洲的重归、18世纪晚期的中法合作、与日本的Kakure Kirishitan进行比较等几个方面研究了清初四川天主教的情况。何除运用五个图表，从宗教、经济、文化、政治四个层面对其影响进行了说明。毛丽娅认为教堂在成都地区的分布，直观地反映了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情况和传播特点。余孝恒认为四川基督教会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取向变化的情况下，20多年来发生了许多改变。此外，英国Braschi．Lawrence就英国教友派使命与华西协合大学的国立化作了发言。日本漩千春探讨了18世纪四川天主教堂的组织和管理。 龙伟对20年来四川基督教史的研究状况作了述评，提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李金强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香港伦敦传道华人教牧、信徒精英的生平及其言论，并藉此说明了香港基督教会发展的特质，肯定了香港党人陈春生之言——中国革新之原动力，实发轫于基督教徒。美国Denial H．Bays则根据自己30余年所搜集的国内外资料，以位居于长江两岸(中国南北地域分界线)的汉口和武昌为个案，取新教传教士与华人墓督徒为研究对象，对19世纪晚期长江中游地区
　　的基督教提出了以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基督教(the Religious Ecology)。 彭满圆以西安地区为个案，以19世纪传入中国的新教(Protestant)教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885年以来宗派的演变过程。胡卫清通过岭东长老会自立运动“自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以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相关看法进行了回应。邓杰指出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它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对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Obey，Thomas G．以浙江绍兴市的一个案例，对晚清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思考。吴魏魏以美部会在闽北的传教活动为例，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双重视野的角度考察了基督教在闽江流域的早期传播。
　　秦和平认为这一地区基督迅速发展是由于教会的积极宣传并采取了促进措施、政府介入和管理缺位、“慎重稳进”的工作方式留有空间等。韩军学依据长期实地调查及其大量的档案文献，对内地会的传播历史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各派系的一些特点。刘鼎寅详细考察了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云南传播的历史。张本美牧师介绍了基督教在滇北彝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三、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吴义雄以华南循道会为个案，在考察该教区在20世纪前半叶发展之路的基础上，着重就其在建立本色化教会过程中所呈现的特色进行了研究。陈廷湘考察了20年代在独特防区制背景下的四川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刘家峰主要依据《教会与在华差会关系：历史概要》和《教务杂志》等出版物，对来华的主要差会和传教士、中国教会领袖进行考察分析，获致他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和实际措施。任延黎从2005年夏秋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两位新天主教的任命成为轰动国际舆论的大事出发，详细分析了中国主教的任命。孙翀根据在贵州作的考察和有关数据，对变迁格局中的贵州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在相当程度—亡决定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态势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作了实证分析。
　　四、基督教区域研究评论与信息
　　顾卫民从18世纪四川天主教会、中国籍神职人员(神父和传道员)的作用、四川的基督教贞女、四川天主教会中的礼仪之争问题、在禁教时期和逼迫中的四川天主教等五个方面介绍了美国恩特曼(Robert Entermann)教授对18世纪四川天主教会历史的研究状况。工美秀以柯饶富(RalpheCovell)的《在中国的解放福音一一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基督福音》(The Liberating Gospel inChina：The ChristianFaith Among China’s Minority)为例，对其对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研究进行了介绍，扼要分析和概述了柯氏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资料来源、目的，并对他的贡献和不足作了简要评价。侯杰从英敛之与对何、胡思想的推崇及初识，英敛之与《新政真诠》在内地的重印和传播，《大公报》创办前后英敛之与何、胡的交往，“牙琴薛剑之知遇”中的思想契合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个案研究。李颖就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英文中国基督教史珍善本书目向与会者作了介绍。蔺建平就《全国报刊索引》、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教育史部分目录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作了《二十年来大陆有关基督教区域史研究的论文论著目录》的发言。与会代表还提供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出版讯息，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联合编纂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有望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出版。作为民国时期四大名报之一的《益世报》，即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
　　本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重视发现新史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反映了学术前沿，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于拓展、深化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将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他们还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扩·展本学科研究视野，加强基督教与其它事件、其它学科的联系。
　　(作者吴佩林，1973年生，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　　黄永锋　王　艺
　　盖建民教授新著《道教科学思想发凡》2005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把握道教思想与古代科技的关系，客观评价道教在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揭示道教思想有助于推动古代科技进步的积极因素，同时分析其不利于古代科技发展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入手，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道教科技的思想内涵、特征，挖掘道教科技原典、道教徒宗教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古化学、医药养生、天文历法、环境地理、数学等方面之科学思想，对其中有现代价值的部分如思维方法、医药养生、地理环境思想予以科学总结和诠释。 (见卿希泰先生序言) 《道教科学思想发凡》是盖教授继《道教医学》 (获福建省政府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又一潜心力作，可谓“又得清新句，如闻謦欬音” 。
　　选择探究道教科学思想，体现了作者可贵的学术见识和治学勇气。道教科技是道教文化宝藏重要组成部分，而道教科学思想是道教科技的灵魂，是道教人士在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宗教修行的活动中萌发、沉淀下来的传统科学思想，是在宗教外衣形式下从事科技活动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道门人土的科技成就中蕴蓄的思想精华。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地烙上道教的印记，带有鲜明的道教色彩。道教科学思想研究横跨多个领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交叉研究课题，长期以来少有人问津。早在1982年席泽宗先生就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一文中提出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希望有较多的人来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把中国所有的经、史、子、集，重新阅读一遍，写出一系列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的对象可以是一本本著作(如‘《庄子》的科学思想’、 ‘《管子》的科学思想’、‘《黄帝内经》的科学思想’……)、一个个人、一个个概念、一个个理论和一个个学科，也可以是断代研究。并希望能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一本简明扼要的、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可是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中国科学思想史著作中缺少对道教科学思想专精的研究。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后，道教思想研究发展迅速，可是学术界对道教思想的研究多从历史、神仙、哲学、伦理、政治、三教合一、美学等角度进行，少有人论及道教科学思想。另外，进行道教科技、道教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往往也忽略了发掘道教科技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以及道教科技成果中所蕴涵的思想精粹。盖建民教授敏锐发觉这一学术增长点，以一人之力，沉潜数年，终成硕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著名道教学家卿希泰先生在是书序言中高度评价该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同李约瑟博士所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系统研究道门中人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及其思想的贡献，挖掘道教科学思想的资源，梳理道教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探讨道教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不仅有助于澄清科技史和科学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解决科技文化史上存在的疑难，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拓展道教文化史特别是道教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正确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现代文明的合理永续发展，提供来自中华文化系统的有益启示。”
　　作者在道教科学思想领域探颐索隐时，从藏内外道书以及其他古籍中耙梳、抉择出大量鲜明典型的相关一手文献，正如书后记中提到：“本书所引道教科技史料采撷于原始道书文献和古代典籍，有相当多是笔者第一次披露。”盖著是十分注意考订史料的。比如该书第七章，作者援引陈旉《农书》探讨道教的农学思想之前，就通过《农书》作者陈旉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如是庵全真子”以及《农书》同时代丹阳洪兴祖后序，考析陈旉乃是南宋时期云游于江苏一带的自耕自足的道教学者。又如第三章从《数术记遗》运用“天门金虎”、“呼吸精泉”、 “羽檄星驰”等道教炼养术语，典出南宋道藏，记数法等思想内容，考明了该珠算学典籍的道教色彩。第二章引用《丹元子步天歌》、赵友钦《革象新书》等天文学著作时都有一番考述，着力厘清一手资料，不惜笔墨考究古籍，用宏更重取精，表明作者治学的原创精神和审慎态度。
　　(作者黄永锋、王艺，厦门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宗教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