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

　　谈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

　　许抗生

　　[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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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许抗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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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还得先从当今佛教学术研究的现状谈起，考察一下当今的我国佛教学术研究有哪些方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地方，还有哪些与现代社会不甚相适应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提出今后改进的措施。我想这样来讨论问题，可能是比较现实一些的。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问题，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佛教当另作讨论。

　　一、对当今佛教学术研究现状评估

　　我国佛教学术研究，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一）五、六十年代为逐步恢复佛学研究时期。社会由动荡走向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学术研究也逐步地得以恢复。其时在佛教学术研究领域，只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的几位专家学者，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与著作数量亦很少。能运用新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佛学的更是少见，所写论文真可说是“凤毛麟角”。当时出版的主要佛学著作有：中华书局重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等著作。据1994年出版的《今日中国宗教》的统计，五、六十年代共出版佛教研究著作九部。这一时期佛教学术研究处于恢复发展阶段。（二）六、七十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佛教研究遭到破坏，一切学术研究被迫中止。（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直至今日，国家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佛教学术研究尤为明显。在“文革”期间，对佛教和佛学理论采取了一概打倒、一切否定的做法，“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用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佛教。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佛教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以此也促使了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的重视，引起了学界出现一股研究佛教的热潮。据《今日中国宗教》不完全的统计，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1992年止），这一时期中，我国出版社共出版了有关佛教专著约有230 余部。这一数字虽统计得不够准确，可能遗漏的较多，但也可看出，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所出版的佛教专著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期，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佛教经典、佛教史、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佛教艺术、佛教辞书、禅学、佛教养生、佛教高僧、敦煌学、西藏佛学、佛教与中国文化、儒佛道三教关系等方面，禅宗研究并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确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佛学研究所无与伦比的。当然在这繁荣的佛教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这样一些问题；⑴研究的重心主要在古代，近现代佛教研究只有少数几部，可见学者们对近现代佛教研究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多。⑵对我国佛教的现状尚缺乏研究（如对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现代佛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研究、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当今佛教的社会作用研究、佛教改革的研究、当代佛教理论的研究等等，除有一些论文谈到之外，很少见到专著的研究）。⑶对世界各国佛教的研究亦较缺乏。从这些存在的问题上来看，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十分突出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对佛教学术研究现代化的几点想法

　　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我想主要就是指佛教学术研究应当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适应，与现代佛教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以服务于现代社会。以此我对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⑴佛教学术研究现代化，当然并不是不要研究我国佛教的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应有现代感、时代的视角、时代的气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做到“古为今用”。研究历史上的佛教发展史、佛教哲学、佛教伦理、佛教艺术、佛教美学、佛教禅学等等，要能间接或直接地为当代我国的哲学、伦理、美学、艺术、养生学等等有所裨益、有所启迪，使我们能从古代佛教思想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以利于我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佛教最繁荣的时期在古代，尤其是隋唐时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大量的佛教文献，是我国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对历史上的佛教进行研究，进行总结并不能减弱，而应当加强，拓宽其研究的领域，并向纵深发展。我们应当看到，对历史上的佛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许多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尚待我们去开发，或者有的还只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可以说总结这份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⑵在重视历史研究的同时，要着重开展对我国佛教现状的研究，重视对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力求准确地把握住我国现代佛教发展的特点、发展的规律和佛教发展的趋势，以及政府对佛教发展的对策等等。尤其要研究我国佛教的现代化问题，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促进佛教从思想到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利我国佛教健康地发展，使佛教与现代化相适应。
　　⑶要开展对当代佛学理论的研究。现代中国佛学，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要在人世间实现佛教净土的理想。这是当代佛学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佛教的一切活动，皆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展开。因此学术界应当对这一当代佛教的核心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自1983年12月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人间佛教”思想之后，这一思想为我国广大的佛教信徒所接受，成为了现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赵会长在此次大会上，并对“人间佛教”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人间佛教”就是要实现人间净土的思想，就是要发扬利乐有情的大乘佛教精神和实行农禅结合（生产劳动和佛教修行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从而为我国广大的佛教信徒指明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当然“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精神，在我国古代的佛教思想中即有体现。《大乘起信论》讲“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肇论》讲“触事即真”，“真俗不二”，就已包容了出世间不离世间的思想。《六祖坛经》则明确地阐述了“佛法在世间”的思想（“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到了近代，太虚大师等人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太虚主张“学佛先从做人起”，提倡要“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等等，并把“现实”解释为人生宇宙，也就是佛典所说的法界实相，从而把佛陀说成是真正现实主义者。另一位佛教学者杨度更倡无我论新佛教，提出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思想。他说：“所谓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所以，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杨度集》第752—753页）又说：“一切世法，无非佛法；一切人事，无非佛事。”（《杨度集》第746页）以此他所向往的极乐世界， 就是在人世间实行了自由平等的世界。他描绘这一世界说：“此极乐世界中，无佛无众生，无贪瞋痴，亦无戒定慧。何以故？此世界中，人类衣食平等。男女恋爱自由。”（同上）又说：“故此世界中，因衣食平等，故人无私财。全世界中，……平等生产，平等分配，平等消耗，食力互助，无所竞争。”（同上）可见杨度提倡的“人间佛教”，就是要在人世间实行完全自由平等的世界。由此我们可见，“人间佛教”是我国近现代佛学家所共同提倡的一个新思想，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大乘佛学思想演变发展的产物，它既有着现实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因此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这一学说的历史由来、发展的状况与趋势，探索这一学说的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以便更好地把握其思想实质，促进其思想的发展和在现实佛教生活中的贯彻和实现。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说尚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今日中国宗教》的统计表上二百余部的著作中仅有净慧主编的《佛法在世间》一部讨论了这一问题。这显然是十分不够的，有待于学术界今后作大力的研究。
　　⑷佛教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应现代化。以上如果说我们主要谈的是研究的内容、研究的课题现代化的话，那么研究的方法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亦应有个现代化问题。采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佛教，也是佛教学术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的学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开始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佛教，四十多年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有：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分析佛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即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活动；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佛教哲学思想的演变等等。但我们应当承认学者中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宗教，尤其是分析佛教的并不多，因而在佛教研究中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思想倾向。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得到了克服，但马克思主义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而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指导下，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同时我们对于西方现代的许多哲学新方法也必须引进加以学习，吸取其合理的符合科学的内容，以广开我们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佛教。近些年来在这一方面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如用解释学的方法、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比较宗教学的方法等等来从事佛教的研究。但这一工作还只刚开始，今后我们还应作更大的努力。
　　⑸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亦要求我们加强国际佛学研究的交流，并要求我们加强对世界各国佛教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虽说也已做了一些，但还是十分不够的。就对世界佛教研究的情况来说吧，除了我们的少数专家对印度与日本的佛教作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外，对朝鲜佛教、韩国佛教、东南亚佛教、南亚佛教乃至欧美和世界各国佛教，皆知道得很少，或者一些研究工作还刚刚开始。为此为了促进国际佛教研究的交流和繁荣，我们亦应大力加强对世界各国佛教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