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与抗日战争

弘一大师（１８８０－－１９４２）是近代中国文化名人，也是中国新文化活动的启蒙人。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弘一大师，前半生以李叔同之名誉满文坛艺坛，后期则以弘一之名让世人振聋发聩。早年是出身富家、热衷革命的才子（“南海康君是吾师”）；中年是博才多艺的艺术家（中国第一个美术留学生、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和谨严肃穆的名教师（当时的学生们称其为“我们的李老师”）；晚年又是振兴“律宗”的一代高僧（律宗第十一世祖师）。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之范围甚广。其芳轨盛德，为世间留下一卷启人心智、荡气回肠的人生哲学。
　　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虽然避世绝俗，却无处不近人情。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朱自清先生的评价）。黄卷青灯下，依然忧国忧民，一身浩然正气，在佛门这一特殊战线以独特方式参与抗战，成为抗战时期的一道独特风景。今天，研究弘一大师最后六年（１９３７—１９４２）的思想与活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不仅缺乏对弘一抗战思想的充分重视，而且还有着很深的误解。本文试图略陈拙见，以期基本反映弘一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以及影响，揭示抗战的全面性和广泛性。
　　抗战与杀生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九洲，引起了每一个爱国志士强烈的心灵震撼。身在佛门的弘一大师也不例外。
　　弘一大师出家前，是一个名教师、名艺术家，曾有过政治救国、法制救国、艺术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梦想很快都一一归于破灭。在这种情势下，忽然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感觉身心灵化。断食之后不久，就入了佛门。在尔后的二十四年中，先修净土，后来又专修律宗。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世事的关怀。
　　抗战爆发后，摆在弘一面前的，有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挑战。这就是抗战与杀生的关系。因为按照世俗见解和佛门传统观念，抗战必然杀生，这有悖于佛法和戒律。对此，弘一大师破除俗见，对佛说进行了重新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以杀止杀。以杀止杀就是护心，即维护正义和公道。
　　他的这一思想的直接起因，在于《护生画集》的编纂以及他人对《画集》意旨的误解。１９４０年，在弘一世寿六十之时，丰子恺等弟子们在征得弘一的同意后，以导俗护生为旨，“契时、契机”地组织编绘《护生画集》续集，曲折地表达出对日本侵略的抗议与反对。当时弘一致函夏丐尊：“得与仁者特殊通信，发起一重要之事。以《护生画集》正续编流布之后，颇能契合俗机。丰居士有续绘三四五六编之弘愿。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已刊布之初二集，画风既有不同，以下三四五六集亦应各异。俾全书六集各具特色，不相雷同。据鄙意，以下四集中，或有一集用连环画体裁，或有一集纯用语体新文字题句，其画风亦力求新颖，或有一集纯用欧美事迹。此为朽人之悬拟，不足为据。仍乞六居士妥为商定，务期深契时机，至为切要。”后来，弘一为此集写了几则题偈，并书写了全部文字。（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６８页－６９页） 关于《护生画集》，起初是丰子恺为贺弘一大师５０寿辰，而与大师商定共同创作的，其内容是通过一些爱护动物、植物的故事，引导人们止杀向善。第一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诗。《护生画集》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立即引起佛教内外的巨大反响，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一时就有１５种版本之多，还有英译、日译本外销，影响颇为深广。但一集多为“开棺”、“悬梁”、“示众”等伤生杀生的残酷凄凉场面，弘一建议加以改进。他认为，《画集》是“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因此，应以正面宣传护生为主，将斥妄与显正、戒杀与护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作《护生画》二集时，丰子恺在《护生画》续集里一扫凄惨罪过之场面，而描写万物自得其乐之趣与人禽之感应同情。国学大师马一浮写信给丰子恺：“愚意此后撰述，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这里显然把《画集》提高到“非战文学”的高度。
　　但是，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护生的本意。因为佛法以不杀生为主要教义，而抗日则不可避免地要杀敌。在抗战杀敌之时鼓吹佛法不杀生的教义是不合时宜的。柔石、曹聚仁等均写文批评。认为，“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
　　针对当时的种种非议与误解，弘一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主旨，今国人惨遭恶魔浩劫，抗战拯救生灵于涂炭，正是佛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之正道。丰子恺亦撰文认为，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可见护生与抗战并不矛盾，相反，是抗战的一种有益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是抗战的精神泉源之一。丰子恺不愧为大师得意门生，究竟深谙大师护生实为护心的旨趣。马一浮称此文为“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在近时作家浅薄思想中，忽有此等朴实沉着文字，此真是最后胜利之福音也”。（转引自陈星：《隐士儒宗－－马一浮》，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２２页－２３页）。
　　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这种创造性的见解和以身垂范的行为，有效地破除了佛门以及广大在家佛教信众对抗战的心理包袱，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律己与律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弘一大师目睹战争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以关怀民瘼的精神严格自律，以自己的头陀苦行来塑造人格的典范，来感化、影响社会。
　　律宗是讲究戒律的，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深感时间不足，为了脱生死大事，加紧修持。他发下誓愿：“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愿尽形寿，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身命，宏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南山律教，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以“普雨润大地，如月行虚空”的精神，化导众生，绍隆佛种，终于使律宗得以复兴。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有人认为大师一生由绚烂归于平淡，乃是逃避现实，消极遁世，其实不然。
　　抗战初期他适逢在青岛湛山寺讲律，在头一次的《律己》演讲中，他就披示了“学戒律的须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５６页）他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反复申说，而且在实践上努力躬行。以严谨的律己，在抗战期间树立了一代高僧崇高的人格风范。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之交，弘一大师一天早晨在承天寺食堂用餐，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地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１９页－５２０页）对国家与民族的忠心和诚意溢于言表。弘一还曾致信夏丐尊，对贫民之苦深为慨叹，对物价飞涨、时局动荡之时，而自己托庇于佛门，食用无虑，诸事丰足，深感惭愧，不无自责。因此，他时时注意自我约束，衣食简单朴素，住行不鹜声华。
　　从衣着来看，据姜丹书说，大师有一件百衲衣，计有二百二十四个布钉，皆亲手自补，老友经子渊奇而留之。广义《弘一法师之盛德》：弘一大师，驻赐闽南，十有四载。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了无余物。精持律行，迈于常伦。皎若冰雪，举世所知（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９９页）；
　　从饮食来看，到湛山寺后，倓虚法师本想厚待他，但他坚持不“别众食”。《影尘回忆录》：因他持戒，也没给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他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了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５８页－２５９页） 。
　　从住宿来看，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４日，弘一将往青岛湛山寺应讲律之聘，有太原轮船可往上海。他带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条被单，一顶帐子，几件破了又经修补的衣服，及几件重要的律学书籍而已；
　　从行旅来看，他去青岛道经上海时，叶恭绰询其乘何船前往，为致电湛山寺迎接，以虑大师人地生疏，且寺中应尽地主之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弘一却因此而悄然改乘他船。于衣食住行的细微处，可以窥见弘一在抗战时期誓与民同甘苦的慈悲心怀。
　　上海刘传声居士，探悉闽南丛林，粮荒异常，深恐弘一道粮不足，以至影响南山律丛书的完成，特奉上千元以供养。该信由广义法师转呈，而弘一慨然辞之。谓：“吾自民国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挚友及信心弟子供养净资，亦悉付印书，分毫不收。素不管钱，亦不收钱，汝当璧还！”广义称上海交通断绝，未能寄去。弘一乃谓：“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绝，僧多粥少，道粮奇缺，可由此款扩充，经柯司令证明，余不复信。”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９９页） 弘一严格恪守律门教诫的崇高操守，在抗战时期树立了一个不为物役的道德楷模，引发人发自内心的钦敬，这在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可估价的。
　　自度与度人
　　世上大凡有二种理想，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性完善。弘一大师以弘法济世，拯救众生为己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自度，而且度人。对民间信众的影响，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
　　１９４１年１月，弘一对慧田充满深切希望地说：“如果出家，希望你做个佛门的栋梁；如果在家，希望你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做个佛教的大护法。要出家，就得亲近明师，精心研究佛法，以便自度度人。”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３７页）这不仅是对他人的教诫，更是弘一自度度人精神的流露。
　　他与杜培材医生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体现出抗战时期弘一大师自度度人的博大的慈悲胸襟。
　　医生这一职业，与其他职业无异，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靠技术生活。无非是为工作而生活，为生活而工作。这是一般人的生活工作态度。杜培材（字安人）是一个医术精湛，又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当时在檀林乡行医多年，闻名遐迩。时值战时，药物非常昂贵，患者苦佩服其妙手回春之力，但医费太高，贫病者无力就医。１９４１年秋，杜医师因仰慕心冲动，专诚拜谒大师。大师将旧日所藏贵重西药十四种赠送给他，叮嘱他普施于贫民，并以其名撰一冠头联，手书奉赠：“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此联契理契机，以医师医人身体之良药，暗示安宁万邦亦需良药，正是对自己所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所行所为的一种真实写照；人我一相，是佛祖的训导，也是弘一在生活实践中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杜氏得赠药物，万分惭愧，特致函称谢：与大师虽然是简短的谈话，但是所领教得来的却句句是金科玉律，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铭。至今深刻在脑海中的，还是无限的愉快欣慰。并称由于领受这次的恩赐以后，希望受良心的驱使，把既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效法师“慈悲众生”的婆心，真正地把“关怀民瘼”的精神培植起来。借符法师去年为我题赠“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箴言。那么，我所受惠的，其于精神方面的价值，将较胜于物质的百万倍矣（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３０５页） 。
　　石有纪为大师旧日门生，曾任惠安县长。１９４２年，大师应石之请，赴灵瑞山讲经弘法。教导石做人不要图慕虚荣。他的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给石以极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与黄福海的关系。黄福海，原藉江苏，泉州中共地下工作者。曾与弘一大师有过多次交往，并有合影。１９４１年黄得知弘一住锡晋江福林寺，与弘一有过多次无言的交谈。对弘一的特殊气质以及高洁人品，有着准确而深微的感受。黄以在家佛门徒的社会效应，得以从容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也曾因此多次摆脱敌人的跟踪。黄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说，“昔日与佛作邻客，只为隐身报国家。” （参见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文汇报》，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４６页） 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给予世俗的影响不仅仅及于此，整个彰州文化界人士皆因师而归信佛法。“漳州佛法，久乏闻熏。自大师至漳，文化界人士为之兴起，施拔甘、施慈航、施胜良、蔡竹禅、马冬涵、刘绵松等，皆因师而归佛法。”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７１页） 弘一对社会的广泛的渗透力与全面的强大的号召力，促使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民族觉醒。由于他的影响，在一定的意义上推进了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当时民间社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直到今天，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加以良久思之的永恒财富；弘一的影响，对于动员民众关心国家的命运，消弭内部矛盾，起到了正面战场和世俗战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世俗抗战与宗教抗战不可偏废。
　　护国与护法
　　在抗日战争期间，弘一大师主张念佛不忘救国。
　　早年的弘一，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有过政治救国的抱负。他不得已与其母亲一起南下上海，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因同情康有为等的变法图存运动，即受到所谓“康党”案的牵连。他曾刻有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后来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时，曾翻译过二本法学书籍，为我国最早翻译国外法学著作之始，有过法制救国的理想；在这个梦想破灭后，含愤写下一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游学东瀛，执着于艺术，一人主办《音乐小杂志》，并寄回国内，是中国近代传播国外音乐的第一人，有过艺术救国的设想；回国后，在与夏丐尊等好友的交谈中，有过教育救国的实践，但最终为世俗所不容。经过一次偶然的断食，而由此进入佛门，但救国报国之志，于出家后却始终未泯。
　　出家后的弘一是一个“重法轻身”的律僧。他在题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之后有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生命，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３０２页） 。抗战期间，大师书写大量“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字句，分赠各方，勉励佛教徒们对国家、民族应有爱护的热忱。
　　１９３７年，北方战事爆发，弘一在青岛湛山寺。而此时青岛已成为军事上的争点，形势十分紧急，有钱的人都纷纷南下，致使轮船买不到票。蔡丐因（冠洛）急忙写信去请他提早南来，说上海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卓锡。他却回信说：“惠书诵悉，厚情至为感谢。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诸乞谅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６页）夏丐尊、蔡丐因（冠洛）等人担心弘一法师的安全，纷纷来信劝他及早离开青岛，转移到较为平静的地方。但弘一法师没有立刻走开的意思。他回信说：“此次至青岛，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５８页） ；“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６页） 这种坚毅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的人格了。当时正值弘一五十八岁生日，他书写“殉教”横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６０页） 这与其平日所称之愿行相称：不避乡匪，不避倭寇，为佛门愿誓舍身命。勇猛护持于佛法，愿常利益诸世间。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弘一由水路离开青岛经上海南返。这时，“八·一三”战火正酣，炮火连天，炸弹如雨。日军正直取大场，向上海市区逼进。此时青岛反倒平静。因此，夏丐尊在弘一离开青岛之前，写信劝他宜暂住青岛，最好不要来沪，但他还是来了上海。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弘一镇静如常地和夏丐尊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交谈。
　　弘一刚由沪上回到厦门，就感觉到了战事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各方都观他内避。此时他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居室为“殉教堂”。他致书性常法师，表示愿为国殉教。“厦门现已平定，可以无虑。朽人稍迟，或可来泉州，与仁者晤谈。前朽人曾与厦门人士约定，俟战事平靖之后，乃可离厦门也”。（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６０页）哪里有难，就出现在哪里。“近日厦门甚为危险，但朽人未能他往。因出家以来，素抱舍身殉教之愿。今值时缘，应居厦门，为寺院护法，共其存亡”。以古人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自励。厦门虽为危险之地，但为护法故，宁与其共存亡而不愿因此而丧失晚节。“仁等诵此诗句，应为朽人庆幸，何须为之忧虑耶？明年正二月，倘时事安靖，朽人或往他处。……倘能早为壮烈之牺牲，则更不须顾虑及此矣”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４１３页－４１４页） 。他怕夏丐尊等远方朋友们挂念，去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等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静，乃能往他处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７页） 蔡丐因在信中再一次劝请他立即移居，弘一回信说：“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以“黄花晚节”自励励人。以表示保持晚节的心志和决心。（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１６７页－１６８页） 在致李芳远的信中，也表露出同样的心态。“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２８５页－２８６页）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弘一到达泉州时，泉州正处于战事前沿，时刻都有伤亡的危险。弘一却依然独往独来，集众演讲，弘法开示，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他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说：“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为仁者所赞喜”。（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０页） 从佛门的慈悲心怀出发，以勇猛精进的精神，为众生抚平心灵的创伤。这在抗战时期发挥着其他战线无法替代的功能。
　　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弘一再次由泉州移锡厦门，此时变乱即将发生。各方人士纷纷致信劝其远避，弘一却留意已定，不为所动。他在致郁智朗的信中说，“当来厦门平静后”，再“拟移居乡间。现在仍须居厦门，未能他往”。并抄录《灵峰宗论》中藕益大师的一首诗，以明心志。诗云：“日轮挽作镜，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６月第一版第２４５页）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的一片“忠义胆”、一颗“法臣魂”。同年他在致丰子恺信说：“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３页） 表现出他护国护法的坚定决心。
　　战乱中的弘一没有忘记拯救人民，卫护国家，可见他并不逃避现实，独善其身。他维护正义与公理甚于一切，他知道反抗强暴，争取民族生存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这种爱国护教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岂是只为一己安全着想的庸俗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这使人想起，１９３７年柳亚子赋诗赠弘一，期望他改变避世的消极态度，奋起同卖国贼作斗争。弘一闭关闽海，度其六秩世腊。李芳远驰笺索诗，柳亚子（弃疾）致祝寿词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见者缩项咋舌，大师不以为忤；亦报一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９４页，２９７页）在“积阴凝寒”的战时，弘一大师为护国护教的晚节情操，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岁月中，他虽渐近老境，又只能以独特的救国之道（在他，护教即护国）行事，但他以其黄花之姿，挺立于高山大地，以其夕阳之色，染红十方世界的奋进努力，依然令人可敬可佩，辉耀史册。
　　长年极度的苦行，使弘一透支了太多的生命。最终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没有看到他所理想的人间世。
　　出家与在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弘一毕竟是一个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对他在抗战期间的思想与活动的考察，也理应由此出发来给予同情的理解，给予相应的价值评判。
　　与在家的大众不同，作为一位出家的佛门高僧，弘一在抗战期间的正面抗战思想及其活动，与其所表现出的局限是一体两面的。作为僧侣，他始终恪守着佛门的戒律，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１９３９年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弘一获知当时福建省府有驱使僧众服兵役之令。特别在泉州承天寺演讲一次，安慰僧众，倘此事实行，愿为力争，并绝食以要求，令大众不要恐惧（弘一《泉州弘法记》，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５２３页）。事实上，僧人不战是佛门故有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尽管他在理论上认为护生即是护心，但是要上战场杀敌，仍然还是属于杀生之列。因此，他认为杀生应非僧侣所为，僧人救国可以有多种形式，直接参战不合时宜。
　　在“爱国”与“念佛”的关系上，弘一主张“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从理论上他将两者统一起来了。但事实上，念佛是他最重要的甚或是唯一的救国之道。在他看来，护法就是护国，护国必须护法。因此，他阻止省府有关僧众服役的命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弘一大师的“念佛不忘救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佛教徒在彼时彼地的一颗赤子之心；而“救国必须念佛”则把念佛是救国最重要甚或唯一的途径，不免显得有些片面（在当时的佛教界，也并非一概反对僧众参战者。当时，佛教界直接参加抗战的情形遍及全国各地，周恩来就曾对南岳衡山巨赞法师所领导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题词，说明“上马杀贼”和“下马学佛”是可以统一） 。从佛教救国的立场而言，他认为正心救人是根本。僧人救国如果把侧重点放在直接参战，到战场上去与敌人直接搏杀，在他看来则只是治标；治本的方式，是先要救人—唤醒民众，念佛正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根本途径之一。也就是说，他殉教流血的武器不是飞机和大炮，而是念佛法门。他引印光法师的话说，“飞机炸弹大炮常常有，当此时应精进念佛菩萨名号。”他自己进一步申述印光法师的意思，认为，“念观世音名号，常人皆知现生获益，故念佛菩萨可避飞机炸弹大炮，亦决定无疑也。”“常人见飞机来，惟知惧。空害怕，何益？入地洞上山亦无益。惟有诚心念佛菩萨。”并且非常虔诚地对弟子们说，“此次与日本抗战，他处皆多少受损害，惟泉州安然。此是诸君念佛诵经之力，故能免一时之危险。”把泉州未受战乱之祸，归结于念佛之力，以平常观念视之，未免太过于迂阔。１９４１年他赴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编就《晚晴集》。集中引印光法师的警句，云：“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积薪之上，其下已发烈火；尚犹悠忽度日，不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其知见之浅近甚矣？” （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第１４３页） 这里，他一方面从道义上谴责在国难当头之时的麻木心态，同时又将念佛救国夸大到了不甚适当的高度。这就只能用其虔诚的宗教信仰来加以解释了。（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第１０７页－１０８页）
　　从他个人来看，他十分重视自己的晚节。他之所以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整整一年时间，不辞辛劳地在民间弘传佛法，也只不过是出于佛门的立场，以“报答闽南诸善友之厚恩耳”。（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７２页） 他勇猛精进的精神动力在于佛教的慈悲襟怀。即“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众生之宏愿”，“以一身承当此利生之事业”。因为“既为佛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种种之事业，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 （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第１０４页－１０５页） 。
　　总之，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对杀生的辩证理解，对自我严格的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人的影响，对救国的献身精神，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风范，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树立起一个伟岸的人格形象，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在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某些局限，如果我们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站在佛门的立场上，也应该不难理解。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社会的正面的、积极的客观影响，是不可抹煞的。他在佛门这一特殊的战线发挥着其他战线无以替代的影响，成为与正面军事战场、敌后政治战场的有益的补充，起到了正面战场，甚至文艺理论抗战战线所起不到的特殊影响，不仅在抗战史上树立起一座硕大无比的永恒的丰碑，而且，即便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