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作者：卢仁龙

　　宗教，是世界文明共有的一种创造，如同艺术一样。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国历史也不例外，在多元文化的中华文明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0世纪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形态及其历史很少加以关注，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这在号称史学大国的中华，应该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其实，探究这其中的内在原因，就不难知悉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传统学术的惯力把宗教排斥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甚至把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也斥为异端，认为儒学才是文化与学术的正宗。另一方面受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宗教史料缺乏了解，因而也就无从对宗教文化加以了解，逞论对其研究了。以代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里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论，不仅对宗教史籍取予失当，而且乖谬之处，俯拾即是，近代以来，几成蒿矢之的。
　　本世纪初，欧风美雨吹拂着中华大地，传统学术大规模崩塌，新的学科应运而生，一代学人秉承着历史的传统，开拓着新的时代，新的学术不断产生发展。宗教历史也突破了尘蚀的世界，走向了新的时代。如果说考古学的引进把中国传统学术带人了一个以物质为实证的学术世界，那宗教史学的建立与拓宽，把人们的视野放宽到了一个更为广索的天地。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本世纪初开拓中国文化新纪元的大师们，而其中对宗教史学最有贡献的莫过于陈垣、陈寅恪这些大师的努力，其中尤其是陈垣先生，开拓建设之功最大，著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

　　一

　　1917年，陈垣发表了震撼学坛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从此，陈垣弃政言学，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在文化界掀起喧然大波。新文化运动宣告正式开始。1919年，刊布了他《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一步赢得了文化史上启蒙者的地位。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既是时代的安排，也是学术的一种抉择。终陈垣一生，以基督教研究开始，不断扩大学术范围，不仅遍及中国古代宗教，而且钻研到元史，中外交通史等学术领域，而以集资料、撰著作，育人材为主，困守学术，有功于文化甚巨。继《元也里可温教考》刊布之后，陈垣不断耕耘，陆续刊布了大量的宗教史专论、专著，最著名的有古教四考，其他三考分别是：
　　一、《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二、《火祆教人中国考》，三、《摩尼教人中国考》，连同后来发表的《回回教人中国史略》。这些专论对遗存在中国历史上的非主流宗教史迹进行了开拓式的清理。从而实证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流行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外，还曾传入过其他世界文明的古老宗教，或一些主要宗教的不同教派。研究表明：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几条直线，而是同样存在着多样化，复杂化的史实。
　　《古教四考》系列论述表现出的共有特征是：资料完备，考证精细，文笔简古，都是研究宗教史，乃至学术史不可多得的作品。
　　除考古教之外，陈垣更为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宗教的形态，对主要宗教用力尤多，成为学术史上第一个开启中国古代宗教史大门的学者。中国古代的宗教主要形态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也是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对这些，陈垣无不留意，并且都以精细的研究，结撰出经典性的论著，下面从其治学的历程分别加以叙述。
　　基督教，这是陈垣着手研究最早的宗教。《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是一部元代基督教史。也里可温即基督教聂思脱里（Nesteranisne）派的译称。陈垣通过对这一关键性词语的译读，从浩瀚史料中爬梳出有关史料，为元代基督教发展史写上了精彩的一章，从而探明了在唐代景教流行至利玛窦来华传教这近千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存在一个重要时期。这不仅是利玛窦以来所期冀得到认识的传教史实，也是了解元代文化宗教发展的重要课题，因为元代文化中的重要因子就是基督教文明。它与汉族的佛道文明及儒学发展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化中的中西拼盘以及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化现象，这一点，陈垣在后来的论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讨论得更为详尽。
　　《元也里可温教考》既是陈垣宗教史研究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前史的重要成果。继此，他一方面不断完善和修正这一专论，而且进一步拓宽其基督教研究的领域。在基督教史，基督教人物及基督教文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为了全面研究基督教历史，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为《乾嘉基督教录》，为中国基督教文献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阈拾遗。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录入华史略》后的《明清间教土译述目录》，虽然眼于条件只及说理与教史部分，未及天文、历算、地理、艺术这些传教士重要的著述范围，但在徐宗泽《明清间耶苏会土译著提要》及罗马梵蒂岗教廷及巴黎图书馆公布珍藏目录之前，是一份搜聚天主教文献最多的一个目录，其中未刊本较多于已刊，足见其搜访之勤。为聚集、调查天主教文献，他遍访国内公私收藏，并远足日本。陈垣的设想，今天仍未能实现。但其创意着鞭之早，至今让人钦敬不已。
　　陈垣治基督教史曾有一个大计划，即结撰出一部中国基督教史。终限于文献条件，加以他后来学术的领域的扩大与转移，如同《乾嘉基督教录》一样，始终没有完成，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基督教史的研究。只不过是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步步前进。读一读他的基督教人物研究及一些专论，就会感受到他在基督教史研究上的深入开拓。如陆续发表的“基督教人物四传”，《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都是研究明清以来天主教史的重要收获。
　　伊斯兰教，古称为回回教，这也是他二十年代着手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编撰了一部研究所必需的工具书《中西回史日历》，时在1925年。他运用西方纪年的科学手段，在完成了《二十史朔闰表》的丰富经验上，以建中西回三历岁首为干，为治伊斯兰教史树立了一个历史坐标。他的这一创举，为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二个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系统全面研究伊斯兰教的计划《中国回教志》，分十大门：一、宗派志；二、典礼志；三、氏族志；四、户口志；五、寺院志；六、古迹志；七、金石志；八、经籍志；九、人物志。又分经师、卓行、政绩、武功、文苑、方术、杂流。列女八项。十、大事志，并附中回历对照年表历代哈里发世系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表。这个计划前无古人，意在为中国回教立正史，其用意不可谓不伟，其艰难也一望而知。但他这种识见、创举，在学术史上是足以让人惊倒的。如果真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早日实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将是多么幸运。
　　佛教，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的宗教，陈垣对此研究尤为用力。先后刊布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以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大著作及若干篇重要论文。在近代学者中，可谓论著最多。
　　陈垣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四十年代，重点在佛教文献学、佛教工具书及区域佛教史等怫教史研究学科。《释氏疑年录》是一部通贯古代的佛教人士史料工具书，它不仅可以查考本来十分复杂的佛教人物生卒年，而且可以循此书所苹取的史料细索，探讨所需人物的生平及历史，示学问以门径，给研究者一导航。《中国佛教中籍概论》是从浩繁的佛教文献中披沙捡金，结合自己实际的研究与利用，甄取五十余种最具有史料价值、学术意义的典籍加以品评，明其源流，别其高下、抉发其价值。围绕历史与宗教，或考史，或纠谬，集评论与研究于一体，初学者可得而入，专攻者亦可大获而归。它为史学研究开了一条新路，也为佛教文献立了一门新课。《明季滇黔佛教考》及《清初僧诤记》主要是根据他从《嘉兴藏》中得到珍贵、独有史料，对区域宗教及地方宗教进行考论，并结合明清怫教发展的特点，探讨晚世佛教文化的走向。由于陈垣最清元明以来历史，因而能运用内外文献，尤其是文集、方志。碑版、杂交，包举万端而又融会贯通，论教阐史，自成一格。
　　道教，虽然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刊布于三十年代末，但他着手于道教的研究则始于二十年代。刊行于八十年代的《道家金石略》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时辑录的资料。《道家金石略》的辑录，在道教文献，乃至历史文献编纂上均有很高的价值和史学意义，它的编成，为本来十分丛杂的道教史料提供了一份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在《道藏》内外，没有一部书有如此高的史料价值。它出于道藏而超越道藏文献，集合了众多文集、方志碑拓中的严肃史料，让人第一次感受到，历史上的道教并不全是自弘其道，难测其实，而是具有自己真实而又光辉的历程。陈垣对道教史料的建构与搜集，超越了古今道教研究的成就。他据此抽绎而成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一份由史料积累到史实勾勒的积极成果。“新道教”的提出为道教史料的发展提供了辉煌的一页，尽管是逝去了的光辉。这样，把备受忽略的道教史研究推想了热闹的学术天地。在陈垣所耕耘过的宗教史领域中，他对道教文献的搜寻是最为用力、最为成功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是他的积极推动，使道教史研究寻找到了可资依靠利用的史料基石。他作为道教文献史料的建设者和道教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将永远为学术研究界所认同。
　　二

　　以上综述了陈垣宗教史研究的成果，下面探讨其特点与方法。我们认为，陈垣宗教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归结到理论上讲，就是创建并发展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宗教史学。这一点，早在四十年代初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已经提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颇，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前此，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撰序，也以陈垣史学继承钱大昕，超越清人，直接宋代。而此则更接他五年以前论提，归结为陈垣的超越在于构拟“完善之宗教史”。陈寅恪不拘佛教，从整个史学加以阐发，其标论之高，令人钦敬。具体研究陈垣的宗教史论，也足印证陈寅恪之论略无不当。今就陈寅恪序更进一步申论。所谓宗教史学，实际上是以治历史的方法研究宗教史，把宗教史研究归结为历史研究之一端。这在今天，似乎已不必究论，但对开拓者而言，这是一种突破，因为自来宗教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在正统学术史上，从未见过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跨越到“异端”之宗教研究领域中。所以，自宋以来，史学家不仅不知宗教，而且处处在辟佞。这佞妄之本就是各类宗教，即陈寅恪先生所述之“意执之偏颇”。而陈垣首先放弃了这种对宗教的偏见，并视宗教研究为历史研究之一域，以系统、全面的研究开创了20世纪的“宗教史学”。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陈垣的宗教观及宗教思想，以认识其“宗教史学”。过去不知是回避还是否定，大多数学者竟不提陈垣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他早年信教是一回事，晚年加入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人有信仰，并发生改变，都是常事。不然陈垣早年何来“上帝呵护之灵”、“我主耶稣”之类的言辞形于论著之中？更遑论他与天主教名士马相伯、英华之相知相近了。以主掌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之职而不奉教，那才是难以征信的悖论。显然，他也是一位东传基督教史上之李杕、吴历，20世纪的司铎。他后来的业绩较之李之藻、杨廷筠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奉教经历倒类似于天主教中的许缵曾。 表彰出陈垣曾作为一个奉教者并不是一项艰难的事，其实更有利于探讨他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上的贡献。正是因为有过信仰经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更应该研究宗教，以体察宗教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信教的经历及体验，也更有助于研究的把握，不至于隔靴搔痒。这大概也是陈垣宗教史研究得力之点。
　　当然，曾经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并没有把陈垣圈在宗教信仰的道路上。他在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宗教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主张信仰自由，不排斥任何宗教，他在《胡注通鉴表微·释老篇》中论道：

　　信仰贵自由，佛教不当辟，犹之天主之不当辟也。
　　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次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袄、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居，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据，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故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鲁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矣。

　　这段话，足以表现陈垣后期的宗教观。藉此足以说明，陈垣的宗教观与宗教史学是相一致的，信仰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治学的障碍。
　　陈垣宗教史学最具体表征是运用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宗教历史，如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辨伪学、金石学，无一不被娴熟地运用至其中来，因而获得超乎一般的成就。
　　其实，对宗教进行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的真实性及成果的难以利用。要求得历史的本源，必须去掉宗教发展史上的迷雾与障碍，而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正是探得历史真相的利剑。陈垣之所以能在宗教研究史上一举成名，并且备受历史学界的重视，除了其良好的史学素养外，史学方法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移植与开拓居最重要的一面。如年代学是历史学家的工具，陈垣在年代学上创获了《二十史朔闰表》这部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又难而及回回教，成《中西回史历日表》。用之佛教，则撰为《释氏疑年录》。这些都是年代学的新收获，又是宗教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又如，他延续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希冀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研究中建立各宗教各自的目录学著作，构拟了《乾嘉基督教录》、《中国回教志·经籍志》，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部继解题体传统，而又融汇考据学成果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一部专论之后，都附有《引用书目》，这在二三十年代较为稀罕。他这样作，能给进一步研究者提供指南。再如他发表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可以说是宗教考古学的先驱。
　　下面试以金石学为例，谈谈陈垣宗教学研究中对此的利用。我们知道，金石学是宋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史学，以考校金石文献，结合史籍史料研究为特征，发展到清代，金石学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也走向了末途。陈垣虽非以金石收藏著称，但他最擅利用，充分发掘金石文字证信的特征，以之考史，借其明事，以非凡的识见，时创新见。他的《开封一踢乐业教考》即先叙碑文，再引史料，互为比勘，左采右获，疑义顿释。最能代表他利用金石和宗教研究相结合的是《道家金石略》的纂集。这部著作虽刊于后世，但发凡起例，资料积聚均为陈垣初定，且增补者也与原辑相别，因而以之作论，也无不当。《道家金石略》实际上是以道家道教之名，循金石学之路，以碑拓为主，积聚道教史料。既破了道书之杂，以碑拓为主，集录文集、方志中之碑拓材料，如苍海缚龙，气势非凡，又不为金石所约，求古缀残。大大更新了金石学的内涵，又为治道教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此外，他对档案的利用，语录的采择，都是前无古人，这些传统与新兴历史学方法的运用，为他宗教史学的建立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因而，他的宗教史研究成就，也突破了宗教史领域，而有贡献于整个历史学研究。换句话说，宗教史研究的创立与开拓，也为历史学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学术乐园。只要积极地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掌握宗教发展的特征，宗教史的研究是一个富于生命力的阵地。
　　如果说传统历史学方法的利用为陈垣宗教史学的创立提供了工具，那么他对宗教文献的清理则为他发展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场地。用佛教的话说，有了研究宗教之人这个“因”，而获新史料之接触这个“缘”，所以臻现于多方创获之“果”。
　　诚然，陈垣宗教史料得以大量采获，也有得力于时代之赐。以佛、道两藏为例，自来只有少数教内之士知悉接触其书，学界罕有寓目者。“读藏”成了不少学者的一种奢望，有清一代，也只有钱大昕、严可均、孙星衍、刘师培等人有过这种幸运，大多数只有看过零本残册的资历。生于晚清民初的陈垣，较之他所景仰的前辈，大大幸运了，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过：唐玄共有三藏，我备有四藏。推测起来，此话不虚。因为《道藏》在1924－1926年印行，《大正藏》也于1936年结集，当时看到龙藏，永乐南北藏以及高丽藏，频伽藏也不足为奇，自然这是学术时代的幸运。陈垣很好的利用了这一时代之赐，并以卓越的成果回赐了时代。
　　其实，在当时能触及到新印各种大藏的在学界也居少数，利用者更是寥若晨星。但陈垣不仅能披沙捡金，而且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于搜集挖掘史料上更上层楼。他足迹遍天下，登私藏，检公库，搜孤本，探秘书。苍天不负有心人，许多良机接踵而至，无数珍品，一经触及，即拂尘扬卷而出。象事涉康雍乾嘉四代的天主教史事，陈垣也从清宫档案、嘉兴藏语录中独发其秘，可谓让人称奇。而《嘉兴藏》这样大套的史料，其中孤本语录达两百多种，三百年来，无人知悉，虽得之考释的艰难，但对他论著的撰成，史事的发明不可谓不大。人们总是羡称敦煌出土之富，甲骨文发掘之奇，其实，像嘉兴藏这样系统珍藏一类文献，貌若出土，其价值、作用于佛教而言，也不在敦煌、甲骨文之下。陈垣契机加以开拓并利用，既长成了其学术成就，也为这些史料彰幽阐微，点铁成金，进而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因此，陈垣在宗教史料发掘上既导夫先路，又收获颇丰。同时还襄成了在宗教史学上的独到造诣和开拓之劳。
　　固然，由于时势、机遇乃至地位，新的宗教史料日曝于陈垣眼前，但他对固有史料的把握也至巨至微。从而，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方法的造诣，始得开拓出一条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灿烂之道。

　　三

　　处于开拓期的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十分幸运，不仅有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师全力投入，还有为数更多的杰出学者同样关心宗教史学的建设，把陈垣视为同道，备加推崇的陈寅恪也对宗教史研究颇为投入，并且硕果累累，为史界所景仰。
　　由于时局的艰难和健康等原因，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不如陈垣那样系统和广阔地表现出来。他的宗教史研究仅在中古佛教和道教之两大领域中进行。但他们在宗教研究中互相引为同调，并有许多契合之处，尤其是都以常有的历史学方法，如考辨、目录、文献等为手段，将宗教纳入学术研究范围之中。陈寅恪有关宗教史研究的论著虽然有限，但与陈垣相比较而言，论高旨约，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与特征。
　　首先，他们的着眼点不同，陈垣所注意的是对历史上诸种宗教形态及其发展史迹的勾勒，以表述其存在，即着眼于历史的真实，以改变那种漠视、回避甚至让宗教滞留在迷信、虚幻状态之中的历史。陈垣的探讨，让我们在历史的视野中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史料，从而使宗教也进入历史的范畴之中，使历史也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显现。陈寅恪则不然，他着力的是佛教，尤其是中古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的联系，以之寻找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重构、创新，归根结蒂，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交流，进而探讨宗教与政治、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把宗教，尤其是中国佛教视之为一个丰富、多层的学术世界，必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进而论证出，佛教在传入以后，在文化之中的影响力及关系等。如他论佛典与四声问题，这不止是一个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是对佛教华化后与文化的新融汇以及佛教对汉文化的推动力。人们都熟知陈寅恪十分关注汉译佛典，尤其利用其外语所长。但透过这种具体表征，实际上他所关注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力及接受度的问题。因为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智慧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已有高度的繁荣期，并自成体系、特色。与此相应，中华本土文明的创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地开拓，一种上升期文化与成熟的异质文明的交流的场面如何，其后来的发展怎样，正是处于五四以来异质文明对中华本土再一次冲击给陈寅恪所带来的思考。因而，紧扣文化的脉搏去把握陈寅恪的佛教研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出的“学术宗教恒与地域及家庭有关”这样一项原则，可谓是一种深深的文化思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秉此理论观念的具体阐发在各种论述中，因而只了解其具体的宗教史研究，并不足以明白他对宗教史的论断，因为时代不允许他作专门的文化史阐述，他对宗教史的阐述既是一种自觉的，又是一种不系统的表达。虽然他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读报告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表述了他对儒、佛、道三教的看法，但其考察的重点仍在从系统继承上论道佛的演进的经验与教训。
　　其次，陈寅恪虽也在肆力于笺释《高僧传》，批校《弘明集》，比勘《真法》，一秉考据学之真工夫，但他更多的具体考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论宗教的史实。人们都知道，陈寅恪精通多种西方文字，与佛经相关之巴利文、梵文、藏文亦无不晓。正是便于此，他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译佛典问题进行精心的探讨。这也是中国宗教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只有他才具备这种能真正探本得真的学术手段。当年他曾以“佛典翻译”一课而驰名清华，正是得力于他西方语言的积累，而对中古史实，尤其是与佛教相关史实的阐释与解决。显然，他在语言学领域的嘎然独造，为他剖析历史的本真获得了析疑披雾的利斧。这大概也是陈寅恪所独有，陈垣所无，其他史学家所难能的史学特征。
　　综上所述，二陈都是ZO世纪学术史上卓有贡献的大师。他们在史学研究，尤其是宗教史研究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并创构出独有的成果。陈垣对宗教史的全面开拓，史料的整理，学科的建立有着重大的作用，其众多的成果更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是近代宗教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陈寅恪同样以宗教史探讨历史的中心，从文化史的角度，以语言学为特色，析千古之疑，解读历史，虽著作为稀，但精审难移，不仅为文化史之大匠，也为宗教史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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