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只有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如果宗教与社会不相适应，就违背了包括宗教徒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甚至将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既是社会主义发展对宗教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这也是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必由之路。

所以，佛教在人间两千多年的弘传，无不是一个顺应时世因缘，契理契机的把握了当时当地的国情民意、时势人心和顺应文化传统、时代思潮来施设教法，并以此确定弘扬佛法的路线、策略、方式；使所弘传之教法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而不致因国情民俗、文化传统、时代思潮相悖而受到阻碍，更能使所弘传之教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本文将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就佛教的教理与教规联系佛教在人间发展的实际事例,来论述佛教的发展在过去是一直能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当今仍至未来也是能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以下具体将从佛教及社会发展的多方面来阐述。

一 、 佛法在人间

佛陀出生在人间，成佛在人间，说法度生也在人间。所以佛教是不离世间而度化众生，利益社会的。基于此，如果佛教不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又岂能达到佛陀出现于世的本怀？所以释迦牟尼自认他是属于“人间”的。在《增一阿含经》卷二八就记载天帝释问他，用“人间之食”还是用“自然天食”？佛答“用人间之食，因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成佛”。所以，他说法教化的对象就是生存于世间的人类，所要解决的是“人间”的人的各种现实问题。太虚大师就曾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而提出了“人生佛教”的主张。

所以，一般人误认为佛教说“空”，信佛的人逃避现实，走消极厌世的道路。其实这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佛教的真义是崇尚缘起，重视现实的。依缘起门，对现实存在的现象，不但不否定它的存在，而且还要认识它、转变它，即转染成净，转凡成圣，找到生命的落脚点。而这种转染成净的方法，就是一般所说的修行。修行是不是就不问世事、闭目塞听呢？佛教所主张的修行之道，重点在即世而出世，让人们过一种随顺真理、远离颠倒的正觉生活；那种悲观厌世、无所作为的遁世思想，是一切具足正信的佛教徒所不取的。所以《六祖坛经》里说；“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

佛法同世间法不相矛盾。谁都知道，佛教适合中国的土壤生长，正是建立在这样因缘的基础上的。佛陀“报四重恩”中有“报国土恩”，于是，每一座寺院的僧人，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殿都要一同祈愿：“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这正是“爱国爱教”的最好证明；东晋道安法师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则更是说明了与当政者保持和谐的关系，才能使佛教得到良性的生存和发展。而佛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源于对生命的思考和自我人格的圆满，对现实不会采取对抗的手段。它只会对应以随缘的力所能及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思维观念的转化，是非常艰难的尝试。但却一直都是佛教徒努力的方向。而在现实社会的定位中，又能以更多人的利益观念为主。如佛陀时代，毗琉璃王入侵佛陀的故国，佛陀曾三次中途劝阻；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由此可见，宗教虽无国界，但信仰宗教的人却是有国家的。生为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因缘，遵照佛陀的教诲，没有理由不热爱自己的祖国。

由此，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一直也没有给国家和政治带来过麻烦。这说明佛教与现实社会是完全可以相互信任地存在，并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 、 佛教利益社会的福利观念

1．慈悲心

人们一般都称基督教为爱的宗教，称佛教为慈悲的宗教。佛教确实是慈悲的宗教。佛教的这种慈悲，不单在于人类，它也被及一切有生之物，大者至于飞禽走兽，小者及于显微镜里也看不见的微生物等。这种慈悲甚至涉及无情草木，所谓“情与无情，同圆种智”。

这种慈悲，一方面是惠施众生法乐，另一方面是拔除众生痛苦。惠施众生法乐方面，有三藏十二部经典所说的无量无边的修学法门，目的就是要众生证得涅盘乐。而拔除众生痛苦方面，众生因为无始以来被无明烦恼污染，造下了无数的恶业，因而不能够解脱生死成就菩提，所以佛菩萨就针对众生的病苦而应病与药，使我们解除身心的痛苦。在佛的本生经中记载的割肉贸鸽、舍身饲虎等事迹可谓是俯拾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陀的慈悲济世利物精神也一直被历代佛教徒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在与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过程中，都以慈悲为出发点，重视人间疾苦，并以为众生谋福利的观念为指导思想，规劝世人植福修善。例如，１９９１年夏季，我国南方几个省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中国佛教协会曾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和各名山大寺发出《紧急通知》，呼吁全国佛教徒发扬“人溺己溺”、“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救济灾区人民。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海内外佛教界慷慨解囊，据不完全统计，汇交灾区的救灾款累计约５００多万元。其中中国佛教协会率先捐款１０万元，上海佛教界先后捐款达９０多万元。此外，各地佛教界在“希望工程”、资助办学、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施诊济药等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广东、北京等部分地区爆发，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国佛教协会及时发出《通知》和《公开信》，号召全国佛教界积极行动、科学防治。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为抗击“非典”捐款达500余万元。广东省佛教协会和广州光孝寺为了向战斗在抗非典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慰问，支持医疗部门进一步开展防治非典的科研攻关工作，曾经向广东省中医院捐款100万元。

2．报恩思想

中国佛教强调四恩。所谓四恩有各种说法，一般依《心地观经》说，即佛法僧三宝之恩、父母之恩、国家之恩、众生之恩。这里的众生恩，是指一切众生之恩、社会之恩。报众生恩之意志和行动也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福利。

在当今时代的佛教界报恩的例子很多，最具典型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周年，战争的创伤还未得到医治，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在经济力量上同美国相比十分悬殊。但是朝鲜需要支援，祖国需要保卫。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深刻认识和对战局的清醒分析，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社会各界广泛掀起捐献运动，全国佛教界也捐献“佛教号”飞机……

3、不杀戒

在戒律中有对有生命之物的不杀生戒，即对其应持怜悯的慈悲之心。印度原始佛教教团中，各部派都定有戒律，传至中国后，其戒律第一条即是不杀生。所谓不杀生，当然指不杀人，也指不杀鸟兽虫蚁，指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佛教戒律与精神文明可以互补。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与佛教中对自我约束的戒律有着广泛的共同之处。无论是五戒，还是十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德，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道德自然就会得到保证。虽然我们的国家提倡“以法治国”；但又提出“以德治国”。因为德行是培养公民自觉守法的保证。尤其是在缺少诚信的现实社会中，佛教的戒律恰恰是佛教徒自愿接受的一种自我规范的训练。如果全社会都能遵守五戒十善，那么社会又何尝不安定呢？

4．植树造林

二千年的中华佛教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创造了不可不辉煌的佛教生态文化，留下了丰富宝贵的佛教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在生态文化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开发这一资源，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还可以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有利于实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的大多数寺院都建筑在环境清幽的深山绿林之中，风景秀美，幽雅清净。佛教缁素信众建寺修庙可以说是生态旅游资源的一种开发活动，僧人堪称旅游资源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许多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经不畏艰辛、励志修道的僧人们披荆斩棘，努力开拓，修起了寺庙庵院， 并凿井引水、 开路造桥、建亭筑台、砌塔立幢，还在寺院内外植树造林、栽花种草，使一处处道场成为庄严刹土，人间净域。这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还起到了净化人心的作用，现在很多寺院的生态旅游资源都已开发成了旅游胜地，成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三 、佛教的和平思想有利于当今社会的和平安定

心平气和地与人交往是佛教伦理行为的基础。佛教主张人与人之间用相互对话的方式，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佛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显然是各以自己的人格而彼此对立的。但是，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却有因缘联系、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从这因缘联系、因果关系的观点来分析，他人决不是与自己相违的对立存在，而是作为关心自己的一种对象的存在。替他人分担痛苦，乃是慈悲精神之所在。

实现慈悲精神，也许有人认为对宗教来说非常困难，不易实践。佛教不以为然，它认为这种慈悲精神的实践，不仅仅表现在伟大的宗教家身上，而且，一切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在进行着这种实践。所谓慈悲是不求报酬的爱，有如对困难者的帮助，或向问路者指道，这些都是慈悲者应具有的行为。社会祥和、生活幸福，就是需要人们在互爱的行为中彼此关照。

为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理解释尊所说的教义，因为，佛教是最有资格讨论和平问题的宗教。也就是说，其它宗教，或多或少地是与暴力和武力联系在一起而发展起来，不以暴力和武力、通过说服劝导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宗教只有佛教。佛教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且，尽管它流传世界各国，但从未使用过刀枪的方法，佛教从未发动过战争。

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一个群体的生活范围，其中，存在着许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掌握着权力，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或购买武器，自然很容易构成一个相互残杀的世界。在这种趋势下，对于国家意识，佛教持何种观点，这是必须阐明的问题。 佛教认为，尽量不与他国发生战争，不主动开战，如果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那么，也应尽量减少伤亡，达到求和的目的。　

四 、 佛教在当今及未来文明社会中对文化的影响

在全球现有的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中，能担当未来的世界文化领队，作新型文明生机源泉者，无疑数大乘佛学最具资格。大乘佛学在未来多元文化竞争、文化重建中堪以承当特殊重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文明自觉

近几百年来，人类文化尤其是物质文明的进展愈来愈快，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还几乎是盲目的、受异化力量驱迫的，不断征服自然以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结果是物质财富虽然增加了很多，却招致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导致生态失衡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自己精神家园的疏离。对“怎么样”的问题虽然有了许多解答，但对更为根本的 “为什么”的问题，却比古人还更茫然无知，对创造文明的目的、路线和创造活动的价值、后果，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还缺乏明晰的自觉，也缺乏对自身创造活动的控制能力，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缺憾。

因此，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应以解决人与自身的矛盾、建设精神文明为枢机。只要实现自身生命的圆满变革，一切矛盾自然消解无遗，作为文明终极目标的永恒、幸福、自在才能真正实现。只知向外追逐征服自然，终难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终难脱出痛苦、无常、不自由的境地。这种深彻的文明自觉，乃是现有各种文化所或缺，佛学独具的照彻文明大本的智能，堪作全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可以提醒人类冷静审视文化创造活动，反省自身，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关系，重视“人的革命”，端正文明航向，防止逐物不返、征服自然等文明偏弊，保持清醒的文明自觉。

2、对自心、自我的如实觉知

人类对自心这个主枢者、创造者、价值承当者认识之深浅，已成举世共认的最大缺憾，作为生存和一切价值建立基点的自我之迷失，成为折磨当代人的一大苦恼问题。对自己身心的研究，对真正自我的追寻，必将为未来的科学、哲学所重视。然科学研究人自身，多用研究物质现象的方法，用以研究人自身尤其是极为灵妙的人心，显得支绌艰难，哲学所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在探究人自身存在问题时也难以得其究竟。以“如实知自心”为解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解脱成佛诀要的大乘佛学，对人心不仅有八识五十一心所等详悉解析，有对假我、真我之明辨，更有禅思内求以自制其心、自净其心、自识其心、体证真正自我的特殊技术，可藉之以窥透心灵黑箱，发现真正自我，必将被未来的人类所珍重。

3、人文主义、科学精神

大乘佛学超越民族、国家、种族等界限，高扬众生平等、皆有佛性的大旗，强调“以己为洲”、“以法为洲”，不仰赖上帝鬼神，而主张依自己力量，依本然如是的真理自净其心，自己解放自己，并以平等普度众生、利乐众生为必尽之责任。这种对众生的高度尊重、高度关怀和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诸宗教中可称独一无二，最容易被全人类普遍认同，成为系全人类于一体的精神纽带。

佛学的这种人文主义、重理智尚验证、非有神论的特性，超越了宗教，最能适应和满足科学时代人类的宗教需要。佛学重视物质生活的完善，提倡掌握“五明”等知识技术，尤其是“工巧明”（科学技术）以利益众生，可以纠正东方儒家文化等轻利轻工商、从而不利于发达物质生活的弊端；佛学又特重精神文明，力揭逐物不返、耽溺物欲的祸害，可以补救西方科技文明片面发达物质生活的偏弊。

总之，像佛学这样以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为中心，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基点，超时代、超地域、超人类，具有总持人类文化、解决文明根本问题的智能和技术，具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而又超宗教超哲学超科学的性质，及慈悲、圆融、宽宏、灵活的性格者，在现有各种文化中，还举不出第二家。佛学的独特性质和文化优势，使它历久弥新，有资格在未来的全人类文化大重建中承担重大使命。

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正是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来重新估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肯定了宗教有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是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因此，在这个时期讨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通过以上四点的论述，说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相互协调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