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怀与解脱道

社会关怀与解脱道
　　／李元松
　　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似简单无奇的问题，例如：人为什么会觉得肚子饿呢？这种常识上咸以为是由于缺乏食物所引起的小事情，如果我们要求的是绝对准确的答案，那么非但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回答，即使求诸于世界上一流的专家，也不见得会给我们一个肯定性的答案。生活上，一个“小小”的问题，尚且隐藏著如此鲜为人知的奥密存在，更何况类似社会、解脱如此“重大”的问题呢？
　　除了上述“理未易明”的困难，加上笔者自知对佛学仅具“涉躐”的粗浅程度，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能力仅限于采取感性式的抒发己见，不敢奢望能够符合些许“学术”的要求。底下是笔者的偶思杂感：
　　一、“社会关怀”是一般用语，他可能引起的分歧看法应该不多；比较构成问题的是“解脱道”？什么是解脱？什么又是解脱道呢？这是佛法上的大问题，也是各种宗教、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以佛教来说，如果舍弃了解脱不谈，不但佛教将失去最足以彰显它与外教的不同点，甚至可说搁置解脱不谈的佛教，也就不是佛教了。相反的是，如果我们对佛教的解脱，能够有一深刻直接的了解，那么不但可以与古圣今贤同一鼻孔出气，对于大、小、显、密各种宗派的“心法”及其教学原理，也会有一清晰、明确的掌握；此外，对于诸如“婚姻是业障？”、“情欲是否障道？”、“出家修行好？还是在家？”、“解脱道与社会关怀是否冲突？”等等枝末的问题，也可以由衷而发，不思可得矣！由于我是这样想，所以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是侧重在“解脱道”的澄清、说明。
　　二、佛灭后，佛弟子在对佛那一片永恒怀念的心情下，把佛由一个原本是如实知、如实行之人类的一员，神化、理想化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与众不同地由右胁而生，并且一生下之后，马上能够向前走七步，唱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豪语，长大之后，更是连大便都被理想化为“奇香无比”之宝物，而且还是“一念遍知一切法”之一切智者。与此相反的是──阿罗汉；阿罗汉本是佛的另一尊称，但是在后世佛弟子独独钟情于佛陀的心态下，，阿罗汉被浅化、矮化了，说什么他们“唯破我执，尚有法执”、“如毛孔空，但证偏空”；特别是以《维摩诘经》为首的一分大乘经典，更是动则以阿罗汉为消遣的对象，杜撰出许多即使缺乏闻、思、修慧的凡夫（与定心相应的般若空慧，仍属“自性见”未破的有漏慧。）都不太可能犯上的禅病，去指责、贬损舍利弗等尊者；就这样佛世时，以“解脱为本”的佛法，逐渐被效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之佛的本生”所替代；前前影响后后，后后更依循前前，直到如今。原本是佛法宗极心要的解脱道，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宣扬与尊重，甚至还有佛教徒怀疑：是否有达至解脱的必要？至于视“专精禅思”为小乘，乃至对“急证解脱”之一事产生罪恶感者，亦大有人在哩！“解脱道”之正义被误解，诚然不可谓不深重啊！
　　三、何谓“解脱”？撇开神话故事不谈，解脱只是贪、嗔、痴、慢、疑、自性见的止熄而已。这是人人可及的经验事实，并且也是佛之所以为佛的主要因素；悉达多乃是在菩提树下泯除一切贪嗔痴的同时，便是觉悟者──佛了，并不是直待游化人间四十五年之后才成为佛。然而，直接面对有因有缘而生起的痛苦，施与有因有缘而熄灭之解脱道，对于普遍渴盼生存、拥有、自主、永恒、不变之人类而言，毋宁说那根本是反人性、反潮流的；如果没有清净和合的僧团，不断地对人类提出忠告、诤言的话，那么众生是很容易重返本能之怀抱中，因为任性随业到底还是比较习惯，并且也是自然的趋势吧！不幸的是，我以为这种趋势在佛及佛的亲炙弟子相继入灭之后，便已经开始了。
　　四、佛与阿罗汉们相继入灭之后，佛教哲学也逐渐兴盛起来；佛教哲学之兴起，固然有利于佛法之向外传播，不过，也有一项事实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教内专精禅思的人逐渐减少了。虽然吾人必须承认教理、哲理引导的重要性，不过确也应该明白哲学在灭苦之上，实际所能提供给吾人的利益是有限的。一个志求正觉的人，如果在闻、思之后，不能立即进入“法随法行”之阶段，那么藏经读尽又焉见如来呢？一旦缺乏四种根本禅的定心，又如何能够抉择甚深缘起、现观缘起之寂灭性呢？
　　由于现证道果的人愈来愈少，而依文解义的佛学家愈来愈多，这时产生一种现象──对四向四果圣者之心境，缺乏经验性的认知，从而混淆他们之间的证德与断德。例如，般若、中观的大义──缘起即空，这本是破除自性见、顿断疑根之初果所体证经验的内容；然而，由于对初果的欠缺经验，这所以才会以此种“小孩子”的标竿，前去衡量“成人”──阿罗汉，不说贪、嗔、痴、慢早已止熄的四果，就是向内深省破除俱生我见的三果，乃至俱生我见未破、欲界贪嗔犹存的二果，也必然明见：诸法毕竟空，一切唯假名。
　　混淆四果之间的证德与断德，从而引生的弊病是：对一切大修行者，泛称“解脱者”。由于觉悟法性的人是可能仍有贪、嗔、痴、慢的，（因为这时的觉悟，只是意识上无疑无惑而已，潜意识中的种种冲动犹存。）倘若误将“破三关”──顿见疑烦恼之寂灭性的禅德，当做解脱者、四果阿罗汉来看待的话，那么一旦人们对某些禅德、大修行者之言行，不表信服或觉得修行不圆满的时候，这时阿罗汉便遭池鱼之殃，枉受“悲心不足”、“习气犹存”之名啊！
　　五、我以为：佛法除了可以也能够利益众生之外，它更有另一任务，那就是──探讨世间真相──人类为什么有苦？苦如何产生？苦的根源是什么？苦如何止熄？苦止熄的境界是怎么样的生活？如何对人类更有益？以及如何融入人道主义中？那是究明真相之后的事，也是另一件需要更多因缘来配合的事。
　　我深信佛陀是置真相于利益之前的人，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倘若不能体认佛教乃是特重“如实智慧”的宗教，佛法乃是究明“事实真相”之法的话，那么也就难怪在听闻某修女、某医生、某大师表现出无限爱心、牺牲精神的时候，在还不及审视推动其爱心的理想和观念是否合乎“真相”之际，便迫不及待地下断语：彼人必是大菩萨、大觉悟者了。
　　其实，佛教与他教、他道最大的不同点，应该是在力行慈、悲、喜、舍之余，更留意背后产生这股力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合不合乎事实呢？一旦忽略佛教此种尊重客观、事实、科学、理性之另一个性，那么佛教与他教有何差异？被称为真理勇士的菩提萨埵与一般同样表现牺牲精神的宗教家又有何不同呢？
　　六、农业社会的禅师惯说的平常心是“饥来吃饭困则眠”；如今时代不一样了，世界也随著交通的发达而缩小了，“现代禅”的平常心就可能是“商业谈判”，或是“企业管理”、“生态保护”、“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等新时代的平常话题。但，这勿宁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与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的表现。古人固然不必与今人一致才称得上是“入世”，今人亦不必与古人相似才算是“平常心”，印度有印度的平常事，中国有中国的平常事；古代、近代、现代的“平常”不尽相同。善修禅者，师其“平常心”又何必一定（可以但不一定要）师其平常迹呢？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观察因缘、究明因缘之中而发起的──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且以今日的台湾来说，它是一个接触频繁、资讯发达的社会，也是一个迈向民主、均富的社会；然而，不可否认的，这个社会在某些地方仍然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生活在此中的佛弟子，既然眼未瞎，耳未聋，必然看过不公平的事、听闻过哭诉不公道的声音，接触到遭受暴力蹂躏、以及挣扎在生活线上的人，谅也不少；历缘对境的因缘既然如此，又岂能无动于衷呢？除非是在我执、我见的制约之下，不然不会“明哲保身”地对世道人心摆出一付冷漠、无情、事不关己的态度；也不会任性随习地只管自己的享乐和保护自己的事业及一家大小。一个因地“以法为师”、果地“从法化生”的佛弟子，一个“唯见缘起，不见有我”的修行人，身处在这种时代之中，必然不会贪生怕死、趋炎附势的。除了利用闲暇之身，为整个社会略尽棉薄之力以外，他随时都可以为了一个、一件与他“无关”的人事，奉献出存在的五蕴──生命，如果有必要的话。
　　古德说：“不怕活不成，只怕死不了”，一旦打断识情、偷心，还怕本地风光不展现吗？笔者依循此种口气，亦有一语：“不怕不慈悲，只怕不破我执。”一旦破除自性见、我执，融自己于因缘之中，届时一切源自我见、我执的自私、放任、冷漠、无情、偏见、畏缩等烦恼当下止熄（或逐渐地止熄），还会不关怀所处之社会吗？那时，所有的慈悲心，一一都是发自无我的“如实智”，不但动机是最纯正的，并且相应缘起。我以为：这才是佛教的慈悲观，这才是关怀社会与解脱道的统合吧！
　　南无佛陀 南无达磨 南无僧伽 三宝弟子李元松敬撰 1988.8.7
　　(1988.9.《新雨月刊》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