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生的宗教境界

　　不杀生的宗教境界

　　不杀生(panatipata veramani)的另一个同义词叫“不害” (ahimsa)，它是耆那教、印度教与佛教的首要戒律。南传中部“鸯掘摩经”记载一位盗贼出家证果改名为“不害”就是ahimsa。

　　ahimsa这个字眼本来欧美人士不知道，只因为圣雄甘地(1869-1948)的实践，才变成欧美各国的文字。韦氏字典定义ahimsa为“甘地的被动的抵抗” (passiveresistence)，ahimsa的内涵远不止字典所说，它是甘地对真理的力争与认识，它要冒著失去生命、荣誉、财产、家庭的危险，要降伏失去所有(“我所”)的恐惧，主动与不义的公权力、宗教仇视、种族歧视及一切恶法、苛税对抗，它不只是心怀悲悯的不杀不害，还心怀悲悯的与要杀害他的人面对面，接受暴力(军警的铁鞋、铁棍、刑求，流氓的痛殴、暗算)，以身试(恶)法而坦然坐牢。

　　甘地出身印度教，但思想更接近耆那教。传统耆那教强调苦行、断食(因为有吃有喝就免不了会杀生)，深信不二(advaita)，身净则心净，心浮则国土净。解脱的要领是身净，身净以断食(此有如道教“避谷”)和戒淫 (印度很多修行人相信还精补脑)为要领。断食方面，甘地每星期断一天(每星期一)，遇到抗争事件(即“国土不净”时)，则无限期绝食，戒淫方面，他反对避孕，却又不想因生下太多子女而无法抽身投入社会运动，31岁不到就想中止一切性行为(却直到37岁才如愿以偿)，认为射精是一种浪费，遗精(醒时或梦时)则是“身漏”，也就是“心漏”。偶而举阳，他随即警觉自己不净。

　　与传统耆那教不同的是，他没那么在意伤害微小生物。传统耆那教与传统佛教一样，慈悲得达一只蚂蚁都不敢踏杀，前者更进一步提倡喝水先过滤，呼吸戴口罩，所关心的倒不是卫生，而是怕伤到微小生物。甘地觉得耆那教的传统做法有点因小失大，忽略了整个人类的苦难、不义与维护不义的暴力。

　　在南非，当时甘地是初出茅芦的律师，他不计报酬为在当地卖命的印度“苦力”力争人权，帮他们组织、发言，教他们以不使用暴力的方式与资方抗争，冒著坐牢、挨揍、暗算的风险，也义无反顾。回到印度，他又组织印度人非暴力对抗资方与统治者;他反对历史悠久的种姓歧视，认为是印度教之耻;他反对回教徒的分离主义(注一)，但更反对以武力强迫统一。他说，如果回教徒只能和回教徒一国，而不能和异教徒一国，就不算是真正的回教。

　　号召工人罢工时，甘地绝不强迫工人加入，不愿罢工者，他愿意护送他们造厂工作;他呼吁劳资冲突，对资方不要怀有敌意或嗔恨，因为敌意或嗔恨都无助抗争;罢工是促进面对面的理解，既非鼓励劳方贪婪、懒惰，也非逼迫资方血本无归或不合理(注二)的让步;罢工只是要坚定不移的展示：工人宁愿饿死，也不愿为没有尊严的生活(缺乏生活保障，工资不足以养家活口)工作;罢工所抗争的，还不只是此时此地工人待遇的改善，更是下一代生存条件、教育机会的改善。

　　不论是面对统治者的恶法、苛税、或是资方的陋规、无人性的待遇，甘地都坚持不使用暴力的抗争。ahimsa自这个字眼因为甘地的行动诠释，已变成大无畏的抗争，一点也不是软弱、逃避的不作为、不抵抗，更不是顾影自怜。

　　暴力滋养暴力，即使有一方一时占到上风，另一方只是受到压抑，不是内在的觉醒改变。要改变对方，甘地认为，只有与暴力威胁、失业风险、牢狱之灾照面，这对方面对问题，也面对自己，互相增上。

　　不杀不害的“非暴力抗争”，因为甘地的身体力行，展现了大慈、大悲、大无畏的宗教境界。在他晚年，倘为反对巴基斯坦、孟加拉两地回教徒的分离运动(独立运动)，频频安抚回教徒，因此招来一些印度教徒的忿恨，甚至扩大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的冲突，甘地为此深入冲突最严重也最危险的地带，他无限期断食，果然感动大部份教徒，双方暂停厮杀。

　　甘地深知不杀不害的非暴力抗争不等于完美一定有人不满，当不满的印度教徒在他身上开了三枪后，他求仁得仁，毫无怨尤。在人世间甘地开创出来的“非暴力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一：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分别在1947与1971年独立，甘地的大一统情结(宗教情操的世界大同，多于印度民族主义);显然与大多数回教徒不相应。毕竟，两地人民要和合，不一定非一国不可。

　　注二：待遇合理与否，不是单方面能决定。依照甘地的耆那教逻辑，真理具有多面性(anekantavad)，每个人都只看到一面或其中几面，不可能看到全面，也就不可能知道真理的“绝对”，以待遇来说，待遇不可能“绝对合理”，决定待遇的因素太多，劳资双方只能尽量从对方设身处地的考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劳方藉罢工(宁愿不上班，没钱赚)告诉资方“劳方可忍受或接受的底限”，资方则可提出“宁愿关厂歇业也不愿做赔本生意”告诉劳方“资方可忍受或接受的底限”，当面对面了解彼此的底限以后，待遇这个“真理”就渐趋“相对合理”。

　　(1991.6.《新雨月刊》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