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佛教文化需要文化人的参与

振兴佛教文化需要文化人的参与
　　何建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才子宁珀到五台山出家了。出家当和尚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古往今来不数枚举，可是社会上仍出现了许多的议论，不少人替宁珀表示惋惜，觉得他的出家完全是逃避现实的困苦。这让我想起九十年前李叔同出家的事来。
　　一九一八年夏，深受杭州一师学生们敬重和喜爱的现代中国艺术开拓者李叔同出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他的同事夏丏尊，当得知出家后的弘一自述出家是得益于夏先生的助缘时，“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感觉“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若干年后，这位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不仅没有感觉到当初李叔同出家的不幸，更随了弘一法师的缘，成了弘一的“虔诚地尽护法之劳”者。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是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亲历者。当时的丰子恺年方二十一岁，虽然还不完全理解老师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但他已经明白李叔同出家并非平常之举。十年后，他很虔敬地拜弘一为师，正式成为佛门的皈依弟子，得法名婴行。丰子恺虽然不是出家当和尚，但是，他从此成了一名大力弘扬佛法的著名佛教居士。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艺术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佛法艺术化的传播，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他自己的艺术境界，使《护生画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的杰作。
　　正是因为李叔同的出家，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改变对佛法的偏见和成见，护持佛法，甚至参与佛法的弘扬和佛教文化的创造。
　　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在古代，出家当和尚虽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佛教历来有重出家的传统，并以出家的和尚为住持佛法的僧宝。僧宝是佛教的三宝之一，是佛法常驻的象征和引领者。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出家人，除了有正式的剃度、受戒之仪式外，更要有相当的佛法义理和修行的基础。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要代表的。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主要不在于它有多少信徒和多少寺院，而在于它拥有博大精深和辉煌灿烂的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辉煌灿烂，离不开佛门中的大批文化精英的劳动创造。翻开历代的高僧传和居士传，我们都会感觉到，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古代的佛门高僧大德，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古代的中国文化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佛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创造的智慧的结晶。
　　可是，宋代以后，中国佛教逐渐式微而走向衰落。特别是清代雍正皇帝废除度牒和戒牒制度以后，什么人都可以出家为僧，以至于有的佛教道场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宋以后佛教文化的衰落，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家寺僧素质的大幅下降，而宋以后的明末清初和近代的佛教文化之复兴，都得益于明末清初和近代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如明末四高僧、清初遗民僧澹归、法幢和近代寄禅、太虚、印光、弘一等进入佛门、出家为僧，并努力振兴佛教文化。
　　这也就是说，现代佛教文化的振兴，需要现代社会中与佛法有缘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出家为僧本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无需大惊小怪，只是宋元以后佛教的衰落及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二十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使人们对出家有异样的感觉，甚至瞧不起出家。重要的是，出家不是消极地逃避世俗，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解脱，而是要有大悲心、大勇气、大智慧，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恒顺众生、救济苦难、发展文化、普渡众生。如果只是逃避世俗，追求个人解脱，就远离了释迦创教的本怀。
　　末法时代的佛法弘传，需要越来越多的文化人的参与。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佛教文化的复兴。和平安宁的世界需要佛教智慧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