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浙江佛教的文化影响力及对策思考

　　20世纪浙江佛教的文化影响力及对策思考
　　——兼谈浙江省以“杭州佛教文化”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佛教理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成为认识自我、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资源之一，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浙江佛教思想家首先提出的面向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人间佛教”，对21世纪世界佛教发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陆佛教界明确提倡“人间佛教”，并在实践上取得的重要成效：（1）“人间佛教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共识和指导方针，使佛教现代化具备积极的发展方向；（2）开拓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3）在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回报社会方面成绩显著。
　　●21世纪，“人间佛教”的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佛教对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人与万物、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存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对浙江而言，看清这样的发展趋势极为重要和深具现实意义，结合浙江文化建设的特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
　　●浙江要建设文化强省，需要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梳理，既在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的选择与比较中充分展示出个性化光彩，也要把这种历史文化战略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使之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
　　●鉴于浙江佛教文化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及其在当今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我省以“杭州佛教文化”为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不但成功的可能性大，而且有利于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
　　●“杭州佛教文化”项目内涵可以历史上达到极盛的五代、两宋、元代三个时期的佛教遗存为主，加上20世纪浙江佛教在国内和国际的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王仲尧教授完成的省社科规划课题《二十世纪浙江佛教研究》根据二十世纪浙江佛教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提出整合杭州佛教文化资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 二十世纪浙江佛教与世界佛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佛教理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成为认识自我、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资源之一，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被明显打上西学烙印，浙江佛教思想家首先提出的面向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人间佛教”，对21世纪世界佛教发生了重大影响。
　　从19世纪末起，浙江佛教思想家的活动开始引人注目，龚自珍(1792-1841，杭州人)是其中之一。20世纪的章太炎(1869-1936、杭州人)、马一浮 (1883-1967，绍兴人)、敬安(1852-1912，宁波天童寺住持，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圆瑛(1878-1953，海内外九大名刹住持，连任中国佛教会七届会长，1953年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印光（1861-1940，普陀山高僧）、弘一(1880-1942，杭州高僧)等佛教思想家，不但多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能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影响贯穿整个20世纪。
　　太虚(1890-1947，浙江海宁人)和印顺(1906-　，浙江海宁人)，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和倡导的“人间佛教”理念具有特殊重要性。“人间佛教”倡导的关怀社会、服务现实人间的精神在三四十年代即已初见成效。中国大陆佛教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明确提倡“人间佛教”，实践上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1）“人间佛教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共识和指导方针，使佛教现代化具备积极的发展方向；（2）开拓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3）在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回报社会方面成绩显著。
　　20世纪末起，“人间佛教”思想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成为中国海峡两岸佛教界主流，同时，在21世纪初我们又看到另一个不期而至的局面，即世界性的“人间佛教”运动兴起，影响波及欧、美、非、澳各洲。欧洲一些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倡导Engagement Buddhism (有人认为可译为“实践佛教”，但是我认为译“人间佛教”为好)，如法国一行禅师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具体化，融佛法于现代人生活。美国从20世纪末以来发展的Humanistic Buddhism 是中国“人间佛教”理念的反响，代表了21世纪世界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
　　“人间佛教”的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佛教在21世纪中对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人与万物、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存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对浙江佛教而言，看清这样的发展趋势极为重要和深具现实意义，结合浙江文化建设的特色，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
　　二、浙江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遗产极为丰富，加之浙江（杭州）佛教在当今世界上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是我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力项目。
　　建议我省用“杭州佛教文化”项目申报“文化遗产”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双重遗产，这不但成功的可能性大，而且也有利于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有利于杭州市建设成为世界风景与历史文化名城。
　　1．浙江省以“杭州佛教文化”作为申遗概念，具体内涵主要指在历史上达到极盛的五代、两宋、元代三个时期的佛教遗存，加上20世纪浙江佛教在国内和国际的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①五代杭州佛教文化。吴越国缔造者钱镠深信佛教，广建寺塔，“倍于九国”。以后吴越国诸王皆奉佛，忠懿王钱俶曾制八万四千铜塔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还以杭州为中心兴建了数百所大型寺院以招揽全国佛教精英，当时被吸引来杭的佛教大师德韶是禅宗法眼宗创立者文益法嗣，钱俶“遣使迎之”，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名僧，钱俶请至杭州涌金门讲学；延寿是一代名僧，来杭后钱俶特地为他重建灵隐寺，又住持净慈寺。当时的禅宗五家有四家在南方，临济宗后来也南下来杭。当时全国“五大丛林”皆在杭州地区或附近，从这时起杭州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佛教文化中心。
　　②两宋杭州佛教文化。北宋统一时，曾繁荣一时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等已残破不堪，南京在南唐灭国时遭受浩劫，只有杭州因和平统一而免遭战火劫难。南宋定都杭州（临安）后注意加强佛教管理，迄于宋末，佛教始终保持盛况，其中佛寺“五山十刹”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官方佛教管理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并对亚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产生重大历史性影响。
　　宋代禅净两宗流行。临济宗正宗佛果克勤（1063—1135）、大慧宗杲（1089—1163）等名僧都在杭州一带活动，临安成为全国禅宗中心。净土宗省常（959—1020）在杭州开创集合僧俗结净行社风气，后来成为各地风俗，从此净土法门形成佛教固定宗派。宋代律宗以名僧赞宁（911—1001）为代表中心也在杭州。宋代华严宗著名人物长水子濬（？—1038）与门下晋水净源（1011—1088）在杭州弘传华严学说，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华严宗著述编入大藏，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史称“华严中兴”。天台宗因五代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得以复兴，入宋后，因义寂（919—987）、义通（927—988）、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1028）的弘扬而更加兴盛，其间在杭州发生的“山家山外”两派的理论争论，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宋代杭州佛教还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宋元丰末年（1085）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1051—1101）来杭在大中祥符寺学华严、天台，回国后产生极大影响。宋代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知名者多达百人，宋孝宗乾道年间（1171）日僧觉阿来杭参灵隐慧远禅师，其后荣西于淳熙末年（1187）再度入宋，荣西再传弟子、著名日本诗僧道元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至杭州径山寺等处学习，回日本后创曹洞宗，并开创日本茶道。
　　③元代杭州佛教文化。元代杭州是中国南方佛教中心，禅门宗匠辈出，著名者有云峰妙高（1219—1293）于至元十七年（1280）住杭州径山寺，高峰原妙（1238—1295）与高足中峰明本（1263—1323）住杭州临安龙须山，元叟行端（1255—1342）传大慧宗杲门风于杭州径山。普陀山名僧一山一宁（1247—1317）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之命出使日本，住持过日本名寺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南禅寺，被赐国师之号，日本传其禅学“一山派”。天台宗有湛堂性澄（1253—1330）在杭州演福寺，玉岗蒙润（1275—1324）在杭州龙井白莲庵，浮休允若（1280—1359）在杭州天竺寺等。又如元世祖附马高丽王子王璋曾请华严宗丽水盘谷在杭州慧因寺讲《华严经》，盛名一时。
　　2．“杭州佛教文化”可整合为“文化遗产”和“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双重项目申遗。
　　在20世纪浙江佛教产生的重大国际影响的大背景下，浙江省“杭州佛教文化”项目，可以五代、宋、元三个时期为主，整合为“文化遗产”及“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双重项目申遗。
　　作为“文化遗产”的杭州佛教文化。五代、宋、元三朝杭州佛教文化遗迹极为丰富，仅举其中较为突出的佛教雕像艺术为例：
　　①五代佛教雕像艺术遗存。五代钱镠及其子孙大兴佛寺，开山造像。五代时期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龛像作品遗迹，主要分布在杭州慈云岭和烟霞洞，现存的还有不少。烟霞洞左右壁面上的五代十六罗汉造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佛教艺术典型珍品，造像附近原有题记：“吴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罗汉”，吴延爽是吴越国王族，由此确知十六罗汉雕造的准确年代。烟霞洞洞口左右对称的观音和大势至立像，作品风格属五代或北宋初年。
　　②两宋佛教雕像艺术遗存。宋代佛教雕像艺术遗迹在杭州分布极广，如飞来峰著名的布袋弥勒造像一般认为是宋代作品。飞来峰金光洞石床里壁原有北宋十八罗汉像，石床对面的石壁上也有罗汉像，其创作时代可能北宋初年甚至更早。金光洞里面有几十尊罗汉像都刻有题记，建造时代是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六年（1003）。宋代造像中的一组卢舍那佛浮雕，龛内浮雕十七尊像，龛楣上有两尊飞天浮雕，旁有北宋乾兴元年（1022）四月胡承德“命工镌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题记。金光洞口观音像为北宋乾兴元年四月陆钦及其妻李一娘捐钱雕造。玉乳洞口也有两则造像题记，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
　　③元代佛教雕像艺术遗存。元代佛教雕像艺术特色鲜明，风格发生一大变化，称为梵式佛像。国内能代表元代最高宗教水平和艺术水平、吸收了汉、藏、蒙各民族艺术风格、群体保存下来的佛教雕像艺术群，只有杭州留下的遗存为最重要。主要是飞来峰岩壁上自元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1287—1292）之间凿造的几百尊佛像，它们在我国石窟造像艺术中放射异样光彩，是一份无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飞来峰元代造像星罗棋布于洞壑崖壁上，有题记可查的自至元十九年（1282）起，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飞来峰上石亭内一尊骑坐狮子的多闻天王造像，题记：“大元国大功德主资政大夫行宣政院使杨，谨发诚心，舍捐净财，命工镌造多闻天王圣像一尊……至元年二十九年闰六月□日建”。“资政大夫行宣政院使杨”就是江南释教总督杨琏真伽。杭州宝成寺麻曷葛刺像是著名的元代佛教艺术珍品，这类造像刻有具体年代题记的全国仅此一处。龛侧壁上刻有题记：“至治二年□月□日立石”，字迹清晰（元至治二年为公元1322年）。
　　④20世纪浙江佛教在国际上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本课题所论证的20世纪浙江佛教对整个近代中国佛教乃至近代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对21世纪初世界佛教的特殊文化影响力，完全可成为浙江省以“杭州佛教文化”申遗的一个强势文化背景，在国际上产生强大的品牌效应，以强烈的第一印象，引起国际和国内关注。
　　作为“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杭州佛教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11月召开第30届大会通过第23号决议，设立《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于2000年4月启动，两年评选一次，每次每个成员国可有一个项目入选，入选项目要求是：具有突出价值的人类创作的天才代表作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广为流传的文化表现形式。2003年11月8日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古琴艺术名列其中。至此中国已有“昆曲艺术”和“古琴艺术”两个项目入选该名录。
　　“杭州佛教文化”包含的“口传和非物质遗产”内容同样极为丰富，这里仅以较突出的观音文化为例做一些说明。
　　中国观音信仰和观音文化流传极为广泛，从五代、两宋以来，中国的观音菩萨的形象由男变女，以杭州为中心，观音文化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时代特征，内涵丰富，体系庞大，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及民间民俗文化形态，不再局限于佛教信仰，发展贯通到儒、道、释三教，成为普及到全社会各阶层。观音文化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艺术才华，寓含深刻的东方哲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崇尚和平的精神，寄托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
　　从这一时期开始，主要以浙江地区为中心，中国观音文化逐步向海外发展，从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唯一一种完整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华文化形态，观音菩萨和圣母玛丽亚被认为是东西方女神的两大代表。随着近年来国际上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势头，上述观音文化内容中包括的艺术或戏剧作品等更受到重视，目前海内外都在努力发掘五代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的浙江地区的观音文化作品，这个动向也应引起我们关注。
　　由于浙江是观音道场（普陀山）所在地、是与观音文化源头关系密切的天台宗发源地，也是白衣观音形象诞生地（杭州上天竺寺），浙江观音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一是成为佛教慈悲精神与儒家仁义之教、道家修身养性结合的典范；对化导人心、稳定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二是观音形象艺术化，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如《西游记》中观音的影响家喻户晓，又如雕塑绘画艺术中观音像作品种类异常丰富，艺术水平极高；三是观音文化的海外传播，增进了中华民族与亚洲邻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与友好交往，观音（形象）常作为友好“使者”穿梭于各国、各民族之间，其文化影响力难以估量。
　　观音文化只是“杭州佛教文化”中的一个内容，其他发源于浙江的与“杭州佛教文化”关联的优美健康的传说和故事，不计其数，著名者如济公活佛、布袋和尚（弥勒佛）等都是，暂不一一例举。
　　三、以“杭州佛教文化”项目申遗对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浙江要与上海、江苏省等省市在经济文化的合作和竞争中争取更多发展机会，务必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发掘自身独有的历史文化特色。浙江大量的历史遗迹、文化资源可以用来大做文章。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方兴未艾的优势文化资源的争夺战中，浙江省和杭州市面临着如何对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尽早挖掘、充分挖掘的问题。
　　浙江要建设文化强省，需要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梳理，既在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的选择与比较中充分展示出个性化光彩，也要把这种历史文化战略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使之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必须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观来对待历史文化遗产。
　　在这方面一定要增强特色意识。历史文化是展现我省独特文化风貌的重要基础，独特性是其价值实现的突破口。“杭州佛教文化”是浙江省和杭州市独特的珍贵资源，应该对其进行全面认识和认真对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以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推动浙江和杭州各项经济文化工作的全面发展，把浙江建设成为长三角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强大一翼，把杭州建设成为先进的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同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被充分认识，得到完善的保护。何况，以“杭州佛教文化”项目申报世界遗产，也可作为研究浙江省、杭州市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