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附注21]和弘法藏——释藏杂記之一

赵城金藏[附注21]和弘法藏
——释藏杂記之一

宿白
一、赵城金藏经版移貯燕京弘法寺

　　一九三三年范成和尚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現卷子装金藏[附注1]之次年，支那内学院蔣唯心先生即专程广胜，为之董理編目，是年底，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于南京《国风》[附注2]。該文第三章极論此金藏雕版后入燕京，貯弘法寺；并为元弘法藏所因:
　　崔（法珍）刻藏经（即赵城金藏）原版在晋，而元代补雕在燕京弘法，为此两事連鎖，必更有輸版入京，归于弘法之一事，明昌四年（一一九三）赵渢为崔法珍撰碑当有記載，惜有明以来，碑石久毁，无足征也。姑从旁证略推測之。崔法珍于大定八年（一一六八）旣受勑命授戒之异数，迨及二十三年（一一八三）又蒙賜紫衣，称宏敎大师，此不能无因；或即在十五年間更进所刻经版于朝，故世宗复旌其功耶。明昌七年（一一九六）赵渢撰《济州普照寺禅师塔銘》，叙述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照公住寺建立輪藏云:“□□聞京师弘法寺有藏敎版，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錢二百万有奇，得金文二全藏以归，一宝輪藏黃卷赤軸，□□□□□□殿中安置壁藏，皆□梵册漆版金字以为严飾，庶几清众易于翻閱”（見金文最第一百一十卷。按碑文云得金文二全藏者，非二种，乃二部，下文一宝輪藏云云，言其一部之装璜也）。委宛詳至，与其他碑中涉及藏经槪五千四十八卷之陈語一句了之者迥异，或渢于明昌四年为崔氏撰碑詳悉其刻藏归于弘法，印像旣深，后三年为照公撰銘乃随手而出此事歟。又或弘法之有藏版为当时一新耳目之事，故历历叙入，示有异于他本歟。普照寺之往弘法印藏在大定二十九年，恰当崔法珍刻经归燕之后，赤卷黃軸可作卷子装，漆版金字可作梵册装，又皆与崔刻版式适合（原刻每紙二十三行加边縫一行，适可四折成册，六行一頁。丽藏即同此式，至其間著述版本已自蛻化为册子，更适宜矣），岂非弘法之经版，即崔氏刻藏耶。此非徒一推測已也，从藏经版本之系統言，由弘法旧版蛻化为元弘法本，現存崔藏之編制，如附录簡目之所列者，与元本所据之弘法旧版（見《至元录》）无不恰合，至著述之一部分名目卷帙尤可見崔刻藏之必为旧弘法，而后来元本所因以增損者。
　　一九三五年一月支那内学院单印該文时，蔣氏又于文末追記云:
　　按明昌四年赵渢为崔法珍事撰碑，即金石家所称秘书省碑（見《京畿金石考》等籍）。是崔氏刻经曾登中秘且移藏弘法，皆无可疑也[附注3]。李（有棠）氏《金史紀事本末》叙崔氏事，亦因秘书省碑及之，但字句夺誤，难明所指，本文第三章据以申論，意有未尽，因复补記数語于此，待他日之詳訂焉。
　　蔣文所引李有棠《金史紀事本末》叙崔氏事，見該书卷三○《世宗致治》大定六年（一一六六）五月戊申条考异，其全文云:
　　秘书省（碑），今在燕宏法寺。《析津志》云:“宏弘寺在旧城。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設坛为法珍受戒，为比邱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敎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渢記，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額。”盖此刹元时尚存，至明始废，姑录于此，以存金石之遺。（据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刻本）
　　李氏所論系据元熊梦祥《析津志》[附注4]。《熊志》久佚，此条不知李氏从何书轉引。按北京大学图书館藏繆荃荪艺风堂抄本《順天府志》卷七引《元一統志》亦記此事[附注5]，法珍輸经版貯弘法一段居然在内:
　　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設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一一八一）以经版达京师。二十三年賜紫衣弘敎大师。以弘法寺收貯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渢記。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額。
　　是蔣文之推測得此可以論定，赵城金藏与弘法藏之关系，亦可进一步探索矣。

二、元初补雕金藏经版和一九五九年在西藏薩迦寺发現的汉文卷子装印本大藏残本

　　《金藏》雕版入弘法后，蒙古太宗曾补刻之。蔣文第三章亦詳論之:
　　元初补刻经版于載籍亦有可稽。《辯伪录》卷四（按当为卷五）云:“大元启祚，睠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护茲道。太宗則試经造寺，补雕藏经。”《辯伪》乃至元間奉勑实录，太宗补经云云，当为信史。《元史》卷一:“太宗八年丙申（一二三六）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由此知太宗致意文献自丙申为始，而耶律楚材实輔导之。今考楚材集甲午（太宗六年）、丙申（太宗八年）諸作之間，即有《补大藏经版疏》云:“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尘出经卷，随緣須动世間財。”（《湛然文集》十四）則太宗之因兵劫毁经，发心雕补，亦必在丙申（太宗八年）以来，而賴楚材为之策画，楚材当时已領中书，以补版疏文婉导民間合力协作，其能于干戈甫定之际，征集中书省各属之財力人力，完成胜业，盖可知也。至于补雕工事所在之地，据《弘敎集》元世祖尝因大都弘法寺旧藏经版校补印造，頒行天下（《佛祖通載》卷二二引）。太宗已有藏经，世祖不应不用，故弘法旧藏当即太宗所遺，而太宗补经亦应在弘法寺矣。凡此种种，皆元初补经有征于記載者。今复按广胜寺藏中补雕事迹，乃一一与之脗合，不啻为其佐证，則現存广胜补版諸经，即其实物，可不更待費辞也。
　　广胜金藏中补雕之本，据蔣氏詳检其数量約当現存金藏卷数四分之一。此种补雕本刻工草率，印紙黃薄。其补雕之地，蔣文第二章考在弘法:
　　补雕经版之地，未見明文刊記，与原刻同。然残有考定之資料亦与原刻同。考珍帙《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九卷末附記雕字僧名云“本寺王普慈刁”，是必在某寺雕刻经，其寺僧乃可自称本寺。同帙《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四卷第二紙十二行空白記:“王普慈刁”，其第十七紙至二十二紙皆記:“普輪刁”，王普慈与普輪补雕同一经卷，又同以普字派行，是必最相切近，或即同隶于一寺。枝帙《品类足論》卷五末跋云:“大朝国燕京弘法寺雕造，僧普輪。”是普輪为弘法寺僧，普慈当亦为弘法僧也。各卷补雕僧工題名最詳不过某处某寺某僧，此独正对金代刻版曰大金者特书曰大朝国，以示其独异，雕经之与此寺特有关系可想見也。弘法本辽金巨刹，燕京又中书省治所在，补雕之事，旣遍集中书省属僧人，則以弘法寺为雕经之处，亦事理所許矣。蔣氏之說有原跋可证当无可疑。
　　一九五九年九月，余随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調查团抵薩迦敎派的本寺薩迦寺，于該寺之北寺图书館見有完整之汉文卷子装印本佛经三十一种，計五百五十五卷[附注6]（参看封三附图），其内容皆翻譯諸经，詳見下列簡目:
　　附西藏薩迦北寺图书館所藏汉文卷子装印本佛经簡目
经卷大部用薄黃紙印造，刻工草拙，字体极不一致，有类福州藏者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作瘦金体者如《妙法蓮花经》，亦有字体粗疏极类一般坊本者如《摩訶般若波罗蜜多经》。每卷板心高低不等，以高二十二厘米左右者为多，每紙行数、每行字数亦不等，以每紙二十五行、行十四字者为多。每紙首下端附雕某经第×卷第×紙某字号一小行。每卷前附护法神王版印扉画一紙[附注8]（参看封三附图一）。卷末有蒙古蒙哥皇帝丙辰（一二五六）张从祿等施財印造大藏木記（参看封三附图二），木記文云:
　　蒙哥皇帝福蔭里，燕京南卢龙坊居住奉佛弟子权府张从祿妻王从惠洎女张氏感如来之咐嘱，賀圣朝之弘恩，发心施財，命工印造释迦遺法三乘貝叶灵文一大藏，成（盛）一（以）黃卷，貯以琅函，安置在京大宝集寺，祈斯圣敎永远流通，恭为祝严（釐）皇帝圣寿无疆，后妃儲嗣太子諸王德超五帝，道迈三皇，长为九天瑞应，永作乾坤之主。伏願滿宅台眷荣花不墜于千秋，富貴恒超于万代，三塗八难，息苦停酸，九友（有）四生，速悟无生法忍。丙辰年六月朔。
　　据此木記可知:1.薩迦現存之五百五十五卷经卷原系一大藏之残存部分[附注9]；2.此大藏雕造的时間，当在蒙哥皇帝丙辰年造此印本之前；3.施財印藏之人住燕京南卢龙坊[附注10]，安置此藏之大宝集寺亦在燕京[附注11]，而木記又未特記印藏之地，准以当时情况，此藏印造地点疑亦不出燕京也。
　　此藏印造旣有可能在燕京，而当时燕京弘法寺正存有如前所述之元初补雕金藏经版，該经版版式行款、卷子装以及如簡目备考栏所列之千字文編号等，又俱与此藏相同，然則此藏为元初补雕金藏之印本可以无疑矣。至于以此与广胜补雕印本相校，亦发現有不同处，此盖两补雕印本印造时間不同所致。旧版递修，不同时期的印本之間，殊多差异，斯为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之通例也。
　　此藏原旣安置在京大宝集寺，后以何种因緣輦来薩迦，薩迦或存有記录[附注12]，惟余不諸藏文，不能检閱；詢之寺僧，云元初自北京运来，其余亦不能詳。按燕京大宝集寺与圣寿万安寺极为密切[附注11]。圣寿万安寺即有名之白塔寺[附注13]，該寺之主要建筑物白塔为帝师八思巴弟益邻眞据当时薩迦流行之塔式所設計[附注14]，是圣寿万安又与薩迦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宝集经藏之入薩迦，其詳虽不可考，但蛛絲馬迹，似亦有可追踪者也[附注15]。

三、元弘法藏問題

　　影印《磧砂藏》所收元至順三年（一三三二）吳兴妙严寺校刻之《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末附題記云:
　　曩因《华严》板行于世，继刊《槃》、《宝积》、《般若》等经，虑其文繁义广，不无魯魚亥豕之訛，謹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閩东禅、磧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已毕……至順三年龙集壬申七月日吳兴妙严寺经坊謹志。
　　此大都弘法藏，据念常《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二引（世祖）《弘敎集》云:“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命諸山师德校正訛謬，鼎新严飾补足以传无穷。”是元弘法盖即世祖据弘法寺所存元初补雕之金藏旧版加以校补者。蔣文第三章曾进一步考此事云:
　　元泰、順（秦定至順）間，湖州妙严寺尝据弘法、普宁、思溪、福州、磧砂五本对校損益，重刻《般若》、《宝积》等经（見妙严刻本《大般若经》卷一跋），幸得从其刻本略窺元代弘法本文句独异之一斑，如《大宝积经》第三十四卷末“不了眼性空”一頌以后，又有“若了眼性空”一頌（見上海影印《磧砂藏》帝帙所收妙严寺版《宝积经》本卷），以普宁本校之，无此頌也；思溪本、福州本校之，亦无此也；磧砂本出于思溪，应亦无有是也，妙严所据五本旣无其四，則此頌出处必在于第五之弘法本耳。今勘崔氏刻藏中《宝积》此卷，即明明有此頌在（其文双行加刻，乃崔刻藏校改常見之式），謂非崔藏即元弘法本之所据，而版在弘法寺者耶（此处但举一例，其余类此尚多，故非孤证也）。　
按世祖校补旧藏之主要措施，似有三端:
　　1.录入自景祐以来新出及前录未編諸经律論。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
　　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六七——六八），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一二八五），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間譯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譯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論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自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一○三七），至今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二百五十四年[附注16]，中間传譯三藏四人，所出三藏敎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余前录未編入者，经律論等五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通前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六卷。（据影印《磧砂藏》本）
　　此“通前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六卷”，即系世祖校补弘法时所增入者，故《至元录》卷一在記《开元》、《貞元》、《景祐》諸录入录之三藏后，所列弘法入藏录之数目与此全同:
　　“弘法入藏录及于遺編，入经律論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六卷。”因此，迄至元二十二年，历代所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当即元弘法藏所收之数字。
　　2.蕃汉对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
　　惟我大元世主……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譯之殊，特降綸音，溥令对辯，諭释敎总統合台薩里，召西蕃报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璉，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一二八五——一二八七），大兴敎寺各乘方言，精加辯质，自至元頂踵三龄；銓讐乃毕，虽同瀾共派，并策分鑣，究本穷源，若合符契，莫不一乘之性海湛湛波澄，三藏之义天輝輝星布，重光法宝，大启群迷；然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闡，未有盛于此也。经之在是录者凡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复詔讲师科題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永咏五录，譯綜多家，作永久之绳規，为方今之龟鉴，帝王恢弘正法之意，其至矣乎。
　　“经之在是录者，凡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亦即前述之元弘法所收之总数。是說者多謂《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詳目，亦即元弘法藏之目录[附注17]，当可信从；然則“至元法宝”，盖即元弘法藏之別名，故周南瑞《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八录赵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記》云:
　　我元西域异书种种而出，帝师、国师譯新采旧，增广其文，名以“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間……会其部得一千四佰四十，总其卷得五千五百八十有六（据北京大学图书館藏清初抄本）。
　　3.重整次第，“再标芳号”。《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三引（世祖）《弘敎集》云:“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此事《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大德十年（一三○六）克己序[附注18]言之較詳，且与《至元录》之編輯合为一事:
　　爰自汉唐历代帝王公卿翻譯接武，全璧未成，惟我世祖薛禅皇帝智极万善……特旨宣諭臣佐，大集帝师、总統、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門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敎，名之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华梵对辨，名題各标，陈諸代譯经之先后，分大小乘敎之品目，言簡意密，文約义丰。
　　前面“薩迦寺藏经簡目”所列金藏与元初补雕之金藏，即所謂弘法旧版諸经之編次，有与《至元录》相异者，即以此也。
　　此外，元弘法所增秘密部諸经与元弘法之流布两事，尚有可考者。
　　元弘法所增，具見《至元录》，惟弘法增在京邑，其时江南新旧諸藏尚皆闕如，大德十年松江僧录管主八，募雕弘法秘密部于杭州路，备諸路庋经而未有者自行装印。事見磧砂本《大元续集法宝标目》卷九末管主八題記:
　　近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余卷。再发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数百余卷，施財叁佰定，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备，续天下藏经，悉令圓滿……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謹題[附注19]。《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八赵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記》亦記此事:
　　……《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間，江南去万里而遙，传持未遍，松江僧录管主八翻梓余杭，凡諸路庋经而未有者，許自装印[附注20]，藏敎以完。
　　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管輦眞吃刺舍其父管主八秘密经板于磧砂，事見磧砂本《大乘六波罗蜜经》卷七末題記:
　　杭州路东北录司安国坊太平巷居住，奉佛管永兴大师輦眞吃刺，发心将故父管僧录遺下秘密经板一部，舍入平江路磧砂寺大藏经坊一处安頓，永远印造流通，祝延圣寿，願大吉祥如意者。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奉佛管輦眞吃刺謹施。
　　自是磧砂遂独具有依弘法刊雕之秘密经版。今弘法已佚，該藏較重要之秘密部幸存于磧砂者，即緣乎此。
　　《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二引（世祖）《弘敎集》記弘法之流布情况云:
　　帝命高僧重整大藏……遍布天下……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国，皆归至化，帝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
　　但現可考知者似仅有三事。其一，即据前引影印《磧砂藏》所收妙严寺校刊諸经附記，知当时吳兴曾有之。其二，即蔣文第四章所記之广胜賜藏:
　　广胜下寺比邻延祐六年重修明应王殿碑云:“泉之北，古建大刹精蓝，揭名曰广胜，不虛誉耳……世祖薛禅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賜藏经在焉。”是为記載广胜藏经来源之唯一文献。
　　此世祖所賜，蔣氏初不敢必为何种版本，后又肯定为广胜金藏中盖有“兴国院大藏经”印之金印本，蔣文云:
　　（上接前段引文）然碑文簡略，不能决定延祐以前何年始有藏经之賜，又不能定所賜之经，究为何种版本。广胜現存大藏经大都有寺僧印来之題記，经内又随处以硃墨塗改，并有鈔补，此全不似出于恩賜而郑重視之者，可知非碑載之经也。余以为今日賜经果在，惟藏中兴国院残本粗可当之耳，此本印造精好，未見塗抹，奄帙《千臂千鉢经》
　　卷三首，且有极大方印，仿佛国璽（惜朱文黯淡不能尽辨）。又其現存之籍，自成帙《大般若经》第二百六十九至嶽帙《秘藏詮》第十六前后十卷，开元、貞元、祥符諸经及著述部分皆有其本，似昔日曾备全藏者。且广胜寺僧所印藏经，中間有缺叶，当时即已抄补（此以补叶上有請经僧印知之，如維帙《显宗論》卷二末紙抄补加印），势必寺中先有定本为之依据，凡此皆可证兴国院藏为当时恩賜物也。兴国在睢州考城，元以太宗四年（一二三二）取睢州，五年下南京，尽收其图籍（《元史》二）兴国院藏经当为其时所掠取，尔后数年旧版藏经补雕未就，賜经寺院唯有以旧物应付，广胜之得兴国賜本或即在其时歟（《湛然文集》卷八載，太宗三、四年間以招提院余经藏賜燕京大觉寺，亦为经版未补修时，用旧藏恩賜之例，广胜之得兴国院本，无足异也）。
　　此种推測，頗可置疑，旣不能定世祖賜经之年，何以必謂“以旧物应付”?余意世祖旣重整大藏遍布天下，而此重整之大藏，又非弘法莫属，是广胜賜经自以弘法之可能性为最大，唯此賜经是否尚有残卷杂于現存之补雕本中，抑或久已佚亡，則不能詳矣。
　　其三，系賜峨嵋普賢道場者，見《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二引（世祖）《弘敎集》:
　　峨嵋普賢道場缺大藏经，命张大师经从驛騎递相迎送，佛法流通，福覃西蜀。
　　此峨眉賜经与前述之吳兴所藏，今俱不存，其流传散佚情况，亦无可考。
　　（世祖）《弘敎集》記世祖重整大藏，遍布天下，但就当时記录考察，似亦有費解者。繆抄《順天府志》卷七引大德七年（一三○三）立石之閻复《胜因寺碑》云:
　　大头陁敎胜因寺，圓通玄悟大禅师溥光所造也。……至元（十八年）辛巳賜（溥光）大禅师之号。……圣上御极之初，璽书賜命加昭文館大学士、中奉大夫，掌（头陁）敎如故，宠数优异，向上諸师所未尝有。……金李琼林废館有亭曰芙蓉，劫火之余，巋然独存，师叹其規制宏伟，购求得之，結为浮图宝刹，揭以雕檐，楯以香木，内設毘卢法像，环庋大藏諸经。初聞藏经板木在浙右，且多良工，遣法弟空庵普照門人宁道迁取经于余杭普宁寺，楮墨輦运之費，（姚）仲实悉資之。仲实又以慈化三大士殿未立，一力贊成……寺役起于至元（二十四年）丁亥，訖于大德（七年）癸卯。
　　其时，燕京旣有弘法经版，何謂“初聞藏经板木在浙右”，且远去普宁賫经耶?其弘法经版自世祖校补之后，仅限于賜印，虽“宠数优异”之溥光大师亦不能請印乎?果如是，則弘法实际之流通面并不广泛，所以元明以来，有关弘法藏之明确記录极为稀少；而今日即弘法之残卷零篇亦难发現也。

　　（21）*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記略》（刊《現代佛学》一九五四年四、五月号）汉文大藏经章，为此赵城金藏定名曰“金解州天宁寺藏经”。
　　（1）《赵城金藏》发現之年，近人論著頗多訛誤。此据范成《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弘化小丛书》本，一九五四）。《略史》記发現之经过云:“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春，在西安見一老头陀，从山西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薩而来，彼向范成說:‘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軸式装訂。’范成聞此消息，欢喜无量，立时登程前往。一到寺中，見果然不爽。将所带《圣元法宝标目》与橱中经典逐一校对。经过三月之久，又訪得寺之四邻各农家亦有存此经零本，因系到寺游玩之人随手取去者……。”此外蔣維乔影印《宋磧砂藏经始末記》（《刊影印宋磧砂藏》首册之二）亦記此事，不具录。
　　（2）蔣唯心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广胜寺，董理藏经計四十日。詳見《金藏雕印始末考》。蔣文初刊于南京《国风》第五卷十二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一月南京支那内学院又单印发行。
　　（3）顾炎武《京畿金石考》卷上記此碑云:“金秘书省碑，赵諷撰，党怀英篆书，明昌四年立，在旧城宏法寺。”（据乾隆活字印本）按此碑与秘书省无关，金石諸书盖涉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渢撰文而誤。蔣文据以推論崔刻曾登中秘之說，更为馳想矣。
　　（4）蔣文第三章引《金史紀事本末》一段云:“李有棠引旧記……”，以“旧記”代替《析津志》。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紀略》引李书亦略去《析津志》而不书。蔣、周两先生为何忽視李有棠之根据，殊为不解。关于《析津志》和該书著者熊梦祥事迹参看拙著《居庸关过街考稿》《<析津志>、<松云聞見录>著者熊梦祥事迹》节（未刊）。
　　（5）此书据考，系过录《永乐大典》天字韵，順天府原文。此《順天府志》卷七，卽《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順天府七。参《看拙著居庸关过街塔者稿》熊梦祥輯录《居庸过关街塔事迹四則原文》节。
　　（6）此外尚存零篇残卷若干种。据寺僧云:“完整经卷原来不止此数”。按薩迦南北两寺存经之处甚多，調查匆匆，不能遍检所藏，估計实存数字，当不只此。关于此批经卷的收藏、发現情况，可参看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二）》（刊《文物》一九六○年八、九合期）。王文亦附有经目，因重出《佛說慧上经》，故作三十二种。
　　（7）据蔣文附目和北京图书館一部分金藏卡片目。
　　（8）佛经扉画作說法图，似从元世祖起，始为永式。念常《佛祖历代通載》卷二二引（世祖）《弘敎集》有云:“帝命写金字藏经，卷軸前图像未定，帝云:此经是释迦佛說，止画說主，庶看讀者知有所自。”
　　（9）此大藏残存部分如簡目所列皆翻譯諸经，旣无律論，更无入藏著述，此种現象頗値注意。
　　（10）卢龙坊为唐幽州城旧坊，晁載之《讀談肋》卷三引路振《乘軺录》、“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楼，有罽宾、肃愼、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据《十万卷楼丛书》本）元初旧坊卢龙分南北两坊，并属旧城左院，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旧坊条引《元一統志》:“元初（旧城）設左右二院……左院領旧城东南、东北二隅。
　　旧坊門之名二十……南卢龙坊、北卢龙坊……”。（据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
　　（11）宝集寺唐建，元时为大刹，繆抄《順天府志》卷七（卽《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順天府七）引《析津志》云:“（宝集寺）在南城披云楼”（《京师坊巷志稿》卷下:“披云楼，据志言当在今右安門内，旧迹无可征矣。”）对巷之东五十武。建于唐。殿之前有石記造建年月，昭著事实，备且詳矣……兹寺之大槩，今見于所撰《宗原堂記》，其詞曰:“宗原堂者，大宝集寺之丈室也。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宝集寺。唐碑亦有宝集之名。則創于唐世，可考見矣。辽統和間，沙門澄睴重兴寺宅，行业昭著，翰林学士承旨党文献公为題諸扁榜。大觉圓通大宗师守司空志玄，当承安間統領沙門，曁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相爭趋下，风世称长。公一传而为释敎都总統传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領諸路释敎都总統三学都坛主圓明，继以領释敎都总統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祿大夫大司徒邠国公知拣，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詔拣公开山主之，仍命同門圓融清慧大师妙文主領祖刹……咸称其选。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晋宁則堂仪公被詔主寺……緇徒孔盛，宗风蔚然，公为释氏之学，历抵名师，经論禅律莫不淹貫……或問堂名之故……曰吾寺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洎覃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此其原之当宗者。”
　　（12）薩迦南北两寺所存抄本书籍极多，其中或有此藏西来之記录。
　　（13）圣寿万安寺俗呼白塔寺，元时已然。参看拙著《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刊《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一期注释①）。其例又見《元典章》卷五九，工部、造作、公、住罢造作条:“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十一月十五日启奉皇太后懿旨节該白塔寺損坏了处修理者道来”及同书、卷，住罢不急工役条:“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七月日江南行省准御史台咨奉中书省箚付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四月二十九日奏过事内一件……白塔寺是世祖皇帝盖来的寺，不修理怎中圣旨有呵。又奏白塔寺也在必合修理数目内……”。（据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刻本）
　　（14）参看《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及該文注释（27）。
　　（15）或疑此薩迦所存残经为世祖所賜，按世祖賜经应为增編之弘法藏（参看本文“三、元弘法藏問題”），此经千字文編号与《至元录》不同（参看第16頁簡目备考栏），且印紙薄劣，装幀亦簡，故賜经之說，余所未取。
　　（16）《至元录》推算的年代多有訛誤，此段所引，东汉永平七年戊辰迄元至元二十二年，其間应为一千二百一十七年至一千二百一十八年。宋景祐四年迄元至元二十二年，其間应为一千二百四十八年。
　　（17）参看蔣文第四章和叶恭綽《历代藏经考略》（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一九三一年）。又按《至元录》实收部数，据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二所收《至元录》之統計为一千六百四十四部，与《至元录》卷一和下引赵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記》所云之一千四百四十部不符，此問題，余別有考，此不贅。
　　（18）此为管主八刊該录入《磧砂藏》时，克己所为之序。克己序云:“旧梓方册，未类梵典，今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欽念天朝盛事，因循未彰，睿澤鴻恩，报称何及，謹刊入大藏，节续随函，于以对揚明命，昭示万世。”是管主八所据为一“旧梓方册”。此方册本，約卽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杭州灵隐寺住持凈伏《至元录序》所記永福大师刻本，凈伏序云:“以西蕃大敎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軸之多寡，然文詞少异，而义理攸同，大矣哉，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于是宣授江淮都总統永福大师……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則所謂元弘法藏是否录此《至元录》，亦为頗値注意之問題也。
　　（19）磧砂本《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門大敎王经》卷一末刊有管卓星吉題記…“都劝缘功德主荣祿大夫行宣政院使管卓星吉，发心敬施俸資中統鈔壹拾錠，雕刊秘密大藏经，补完圣敎，所集殊勋，上报佛恩，端为祝延皇帝万岁、皇后齐年、太子諸王福寿千春、国界安宁、法輪常轉；次願色身康泰、法乐长隆、爵祿增崇、吉祥如意；法界有情，同圓种智者。大德十一年八月日荣祿大夫行宣政院使管卓星吉題。”此管卓星吉应卽管主八当时所募之缘主之一。
　　（20）范成《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山西晋城县青蓮寺存一（普宁）藏，我于二十二年前去选其可印者近百卷，摄影以补磧砂本之不足，内有一册尾端跋文載松江路僧正司管处八在各地经手雕刻大藏经版，完成八种之多……”。
　　范成所見，余疑卽普宁藏自行装印管主八所刻秘密经律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