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

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

陈直
　　佛像用泥制，現所存者，始于北魏时。《尊古斋陶佛留眞》（卷上第一頁，以下簡称《陶佛留眞》）著录有孝昌元年（五二五）造万佛塔像，形式正方，范坐龕佛一尊。西安单滩，亦曾出北魏佛像百余品，系立体式，制作不甚精致。次則，如西魏大統八年（五四二）扈郑兴所造泥佛像，正面繪三佛像，亦用坐龕式（同上书第二頁）。一九五四年咸阳张底湾，发掘北周独孤信墓，出有平面泥佛像一品，其作风完全与唐代善业泥相似。隋代虽偶有摹仿，传世作品并不多見。至唐初，因缺乏銅材，主要用以铸錢，次要用以铸鏡；其它一切什器，能避免用銅者即不用銅。因此，佛敎造像，除石刻外，多为泥造。亦为时代特殊之工艺品。其法先用凈水澄泥，再以細絹过滤，調匀顏色，和以胶水，铸銅为范，由范成像（刘汉基曾获有苏常侍像銅范）。加以火候之鍛炼适宜，其精美往往优于石刻，論其时代多属于初唐；繪画书法，皆出于名手。其精者与褚遂良、薛禝二家最相近。余旅客西安，历二十余年，友人中如柯莘农、刘軍山、薛定夫、沈次量、陈尧廷諸家，皆各有收藏，繽紛瓔珞，蔚为大覌。从前考古书中所記載，及外地学者所見聞，纵述鱗爪，頗不具体。茲擇自隋代迄唐中叶，有文字題記者，彙列八种，并略加考证，可以备系統研究隋唐泥像者之参考。

一　隋仁寿二年兴福寺泥佛像

　　隋兴福寺泥佛像（图一），余所見共三品，皆同文同范。1.北京某氏藏，2.浙江余杭褚德彝旧藏，3.黄伯川旧藏，在《陶佛留眞》（卷上第四頁）已著录。文三行，每行六字，除去空格共十六字。文云:
　　仁寿二年兴福
　　寺造少陵原下
　　眇行者□（图二）
　　眇行者下模糊之字，似为娄字。出土之地，应在西安少陵原，但何时出土，尙不可考。現出西安南郊，中有一条大道，車馬往来，其右为神禾原，左为少陵原，双峰夹峙，連緜十余里不断。少陵当作小陵解，在杜陵之旁，为汉宣帝王后之陵，少陵原亦因此得名，宋敏求《长安志》（卷一○）記修德坊西北隅有兴福寺，注云:“本右領大将軍彭国公王君廓宅，貞覌八年为文穆皇后追福，立为宏福寺、神龙中改为兴福寺。”本佛像造于隋时，已有兴福寺之名。实則宋氏所記，当为唐代城内之寺，本像所記，当为隋代城外之寺，名同实异，非一事也。

二　唐永徽比丘法津泥佛像

　　唐比丘法津泥佛像，泥色純靑，淸代道光末年，即有出土者。曾見叶东卿藏有一品，錦匣上有叶氏題記。一九二○年左右出土一大批，出土地点在西安城南約五十华里之白塔寺后院废墟中，即隋唐时至相寺旧址。俗称为多宝佛像，正面有三层佛塔，上二层各坐一佛，下层則坐二佛，左右两行各七佛。背面題記七行，每行七字，内有空格一字，共四十八字，出土共約百余品，嗣后尙有陆续零星发現者，正面尙有施彩色者，背面亦有无題記者。文云:
　　大唐国至相寺比
　　丘法津从永徽元
　　年已来为国及
　　师僧父母法界蒼
　　生敬造多宝佛塔
　　八万四千部流通
　　供养永为銘記矣
　　（图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八期第49頁）本像《陶佛留眞》著录四品，罗振玉《金泥石屑》著銀一品，《善斋吉金录·造像类》著录一品，《国粹学报》（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月号）著录一品，闇公藏一品（曾見柯莘农氏藏拓中有此紙，边角鈐闇公印記，不知姓），沈次量，呂勉复各藏一品，余亦藏残缺者一品，又陝西省历史博物館所藏一品，則为一九五四年所续出，非大批同时所出。字体分两种，一瘦劲似“李文墓志”，一峭厉似“孟法师碑”。各像文字，皆有些模糊，最精者当数闇公藏品为第一。《长安志》仅記隋唐长安城内之寺，不記城外之寺。《陝西通志》及咸宁、长安两《县志》，皆不載唐代至相寺之名。按:陆增祥《金石续編》卷三，有王摩侯《舍利塔記》云:“大隋大业五年岁次己巳，正月己巳朔二十日，京兆郡大兴县御肃乡（即御宿之同音字）便子谷（即梗梓谷之俗写）至相道場（《隋书·百官志》煬帝时改佛寺为道場，道覌为玄坛），建立舍利佛塔，弟子王摩侯供养。”原名今仍在白塔寺中。陆氏跋云:“按隋至相道場，亦名至相寺，即唐白塔寺也，在今长安城南五十里，唐为信行禅师塔院，大历中建白塔寺。”陆說是正确的。又按: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二〕唐梁师亮墓志》云:“即以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雍州城南終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王居士砖塔銘》亦云，葬于終南山楩梓谷，当亦距至相寺不远。据上所述至相寺之名称，与本佛像完全符合。独法津之名，不見于紀載，必为当时之高僧，且必与信行禅师有相当之关系。

三　唐永徽比丘法律泥佛像

　　唐比丘法律泥佛像（图三、四），与上述比丘法津泥佛像，同出在白塔寺后院之中。本像正面画佛，完全与比丘法津相同。背面文六行，每行六字，除第六行短少一字外，实共三十五字。文云:
　　大堂国永徽年
　　五月至相寺比
　　丘法律为师僧
　　父母造多保佛
　　一部供养及法
　　界众生銘記
　　本像出土数量較少，《陶佛留眞》著录有四品，李道生旧藏一品，字体略兼隶法，唐字作堂，亦同音之俗字。永徽年五月者，亦当为永徽元年与法津泥佛像同时所作。在汉代陶工記年号，对于前此未有之記年，可以只簡称一字。余昔得“永三年”瓦片，知为元帝永光三年之物。又得有唐代筒瓦，仅“春廿九三月”五字，知为开元二十九年春明門之瓦（春下有一点，廿九下又有一点）。本像永徽年亦为永徽元年之省文，与上述两类型，有相似之处。至于法津与法律，分明为二僧之名，应为师兄弟。友人中或疑律为津字之誤写，余未敢同意此說，覌于題記与书法均不相似也。此外背面无題記之像，在正面佛座下，往往有細密小字，分两种詞句，有約十二行者，每行二字。文云:
　　大唐至相寺□□□永徽已来造多宝佛像八万四千□□□
　　又有約十六行者，每行二字。文云:
　　□□□巳□□□□□□国师僧父母
　　十万本至相寺僧□师造多宝佛塔□万□上述塔下題字，极模糊难辨，集合多种，始能粗定释文，大义与两背面題記語气相似，不知属于法津或法律所造。两泥像旣造有八万四千品之多，目下所出，仅及百分之一，倘在寺院周围，稍事发掘，收获必多也。

　　图—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四　唐苏常侍造印度泥佛像

　　唐苏常侍泥佛像，顏色分純靑純紅两种，形式分上圓下方及长方两种，文字分“苏常侍普同等共作”，及“苏常侍等共作”两种。前者面积为大，泥色限于靑色；后者大小不一，泥色則兼靑紅。正面佛像，变化多端，背面文字，极为工整。亦有无文字者，但从泥色及图像作风推断，亦应为苏常侍所造。出土地点，多在西安南郊慈恩寺一带。近年在这一带的建筑工程中，亦有出土。茲将十四字者一种，文分两行，每行七字；十二字者一种，文分两行，每行六字；及十二字者一种（图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八期第50頁）。原文排列如下:
　　印度佛像大唐苏
　　常侍普同等共作（以上十四字）
　　印度佛像大唐
　　苏常侍等共作
　　（以上十二字）
　　大唐印度佛像
　　苏常侍等共作
　　（以上十二字）
　　正面佛像下或有小字十行，每行二字，文云“諸法从緣生，如来說是因，諸法从緣灭，大沙門所說”。此《法身偈》，原文在各像中，多属模糊，現参照各像，始写定全文如上。十四字者有两范，皆正面有一坐佛二菩薩立像。十二字者，所見不同之形式有六范，正面皆一佛二夹侍菩薩。另有一种为多宝佛像，分三层，上层一佛二菩薩坐像，中层三坐佛二夹侍立像，下层四佛。題記字体，分扁方及圓笔两种，《陶佛留眞》著录十四字者三品，李道生旧藏一品，西北大学文物室藏一品，比較稀少。十二字者《陶佛留眞》著录十五品，陝西省历史博物館藏八品，陈尧廷藏四品，沈次量藏二品，薛定夫藏一品，后归于余，現存西北大学文物室。又济南李植荃亦藏一品，系圓笔，亦极少見。惟十二字变文者，只出一品，旧为馬仲良所藏，今不知流落何处。印度佛像之要点，可見深受玄奘，不空諸大师之影响。
　　苏常侍泥佛像之发現，約始于淸代光緒初年，吳淸卿与陈簠斋尺牍中，已言及楊实斋为代购唐印度佛像及汉“永三年”瓦。昔年在陈簠斋所藏丛拓中，亦曾見过一品。

　　图九

　　图十

　　苏常侍为何人，从前尙无考证。以余推断，当为楊思勗。《新唐书·宦者楊思勗传》云:罗州石城人，本苏氏，冒所养姓，少給事内侍省，玄宗討内难，擢左监門卫将軍云云。仅泛言給事内侍省，未言其官常侍。《旧唐书》本传云: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宮楊氏所养，以閹从事内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靑光祿大夫，行内常侍，开元十二年加驃騎大将軍，封號国公，开元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余（以上略节括原文）。又按:《旧唐书·中宗紀》“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軍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騎兵三百余人，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肃章門斬关而入，帝惶惧登玄武楼”云云。楊思勗因神龙三年有討李多祚之功，始由内侍省散官，超拜銀靑光祿大夫内常侍。本像題字称苏常侍，在中宗神龙三年以后之一二年間所造无疑。盖不久，楊思勗又擢迁为左监門卫将軍，其官内常侍之时間甚短，其考定造像之时間愈易。本传《旧唐书》紀事，較《新唐书》为詳，《通鑑》对于記李重俊討武三思事，与《旧唐书》相同，是正确的。又一九五八年夏間，西安东郊，出土楊思勗墓志，为开元二十八年所刻（此石現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考古研究室）。志文略云:“公諱思勗字祐之，罗州石城人，其先扶风苏氏。……中宗朝自七品拜銀靑光祿大夫，加内常侍。”其余历官，与本传大致相同，据此志文，与《旧唐书》更相符合。又按《金石萃編》卷七五，有“唐號国公楊花台銘”，申屠液撰文，开元十二年十月八日刻。此石旧在西安书院門街花塔寺内，現已不存，楊思勗之奉佛，又可以得一旁证。至于思勗在中宗初拜銀靑光祿大夫加内常侍，光祿大夫为文散官，内常侍为实授官，故本像仅称常侍之官。在造像时仍用苏姓，思勗改姓为楊，又当在中宗以后矣。

五　唐善业泥佛像

　　唐善业泥造像，形式长方，上端略带圭首，泥色有純靑純紅两种（純紅系在窑内火候之变化，与苏常侍泥像在造时加調顏料者不同）。出土地点，仅在西安大慈恩寺内及寺門前两沟道中，或在慈恩寺周围一华里以内。最初发現者为諸城刘燕庭，时在道光十九年秋間，在寺内最大者一品。鮑昌熙摹入《金石屑》卷三，为善业泥著录之始。《陶佛留眞》（卷上，第四三頁）有吳淸卿題跋云:“唐善业泥造像，出长安城南雁塔下，寺僧耕地，往往得之。刘燕庭方伯游雁塔时，拾得完者十余种，残者十余种，为前人所未見，曾作詩紀其事。余視学关中，亦得完像二、残字八，此其一也。塔下有褚河南圣敎序碑，疑此像亦唐太宗所造。”余昔年在慈恩寺僧能仁处，見两残块，系寺内前院出土，与刘吳两家之說皆合。本像背面題記三行，每行四字，共十二字（图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51頁），文云:
　　大唐善业
　　泥压得眞
　　如妙色身
　　正面佛像形状不一，背面文字全同（只有一种压字改作修字），但形式有大小，笔画有粗細，显然画像书法、不出于一人之手，时代亦略有先后，唐代僧人圓寂后火葬，以骨灰和泥，范成佛像，藏于塔内，謂之“善业泥”。以字体論，多属初唐时期，原文当作两句讀，第一句五字，第二句七字。有誤讀作三句者，以“压得眞”断为一句，便不可通。出土数量，較苏常侍为少，而伪品特多。此像初发現时，收藏家及古物商人，多指为褚遂良书，以自夸身价，实則并无根据。以致《金石屑》除收善业泥像之外，另列有貞覌二年褚遂良所书之善业泥砖，則純为伪作。

六　唐淸明寺泥佛像

　　唐淸明寺泥佛像（图九），西安出土之地址未詳，亦属于善业泥像类型。文四行，每行四字，共十六字，文云:
　　大唐善业
　　淸明寺主
　　比丘八正
　　一切众生（图十）
　　此像为沈子培先生所藏，正面佛像，背面題字均极精。余在西安柯莘农处，曾見过朱拓本。归沈氏后曾印于《国粹学报》，拓紙上有武曾任題跋。善业者为善业泥之簡文，八正为淸明寺僧之名，造此像以度一切众生也。从前人皆以此像文字不全，实則因限于字数，故艰质难通，乃完全无缺之品。淸明寺不見于《长安志》。唐代各僧尼寺，有时改名，不見于記載甚多，不独此寺为然也。

七　唐元和台州令泥佛像

　　唐元和台州令泥佛像（图五），在西安出土之地址未詳。文共两行，第一行五字，第二行四字，共九字，文云:
　　元和十年台
　　州令造像（图六）
　　按:《新唐书·地理志》云:“台州临海郡，上，本海州。武德四年以永嘉郡之临海置。”属县有临海、唐兴、黄岩、乐安、宁海五县。台州在唐时并非县名，大义謂台州某县令所造，且可定为台州令使人在京师长安所造。西安出土唐泥小佛像，有仅长至市尺一寸五六分者，每出一批，多至百余品，背面有文字絕少，与本像形式相合，可以证明最小之泥像，为唐代中期之物。

八　唐大中泥佛像

　　唐大中二年泥佛像（图七、八），西安南郊出土，旧为李道生所藏。文四行。每行二字，共八字，文云:
　　大唐大中二年作像。
　　像为圓体，在唐泥各像中亦极少見。昔年見沈次量氏藏有大中二年瓷佛像，系立体式，与此为一人所书，盖同年所造，具有多种式样也。
　　上列八种隋唐泥像，皆可以碻定时代，眇行者为隋仁寿二年；比丘法津，法律为唐永徽元年；苏常侍为中宗神龙时；善业泥、淸明寺，皆在高宗左右；均属于初唐、盛唐时物。元和、大中两像，均属于中唐时物。其画像、书法、塑型技艺，皆与时代相适合。到了晚唐，文化艺术，迥不如初唐中唐时期，此时所造泥像、亦随之而衰落。河北所出咸通泥像，是其明证。至于无字之佛像，有与苏常侍画佛形式、大小相侔者，亦为苏常侍所造，极小之品，則为中唐时造，久居秦中者自能辨之。此外，沈次量氏藏有百佛像，背有梵文经一卷，可謂精湛絕伦。馬仲良氏藏有无字苏常侍泥像，背有一鴿形，亦极佳妙。夏侨生氏藏有紅泥苏常侍长方式像，赤如丹砂，滑如凝脂，衣裳面貌，纖悉毕見，若論泥像，此为首选，所惜背面无題記，此像由侨生轉让于关某，仅匆匆一見而已。
　　一九六二年写于西北大学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