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佛教寺院经济初探

蒋武雄
　　摘要
　　辽代佛教在当时统治阶层与百姓的热诚支持、信仰之下，不仅盛行於辽国全境，也使僧者在政治、社会上居於崇高的地位。而且获得皇帝、宗室、贵族施舍土地、财物，二税户缴税、千人邑布施，以及饭僧、放贷等多项经济来源，使大多数的辽代寺院都拥有庞大的财产，具有确厚的经济力量。可惜的是存留至今有关辽代寺院经济的史料不多，学者因而常有未能深入、广泛探讨之叹，今笔者虽详加参阅《全辽文》及有关史料勉力而作，仍仅以〈辽代佛教寺院经济初探〉为题，对此方面史实作初步的研究，并且深盼读者指正。
　　关键词：辽，佛教，寺院经济，辽景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寺院，僧官，寺田，
　　二税户，千人邑，饭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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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近五十年来，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论题上，己经有丰硕的成果，例如论著有陶希圣《唐代寺院经济》、[1]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2]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3]何兹全《近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4]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经济史の研究》[5]等，文章则有三岛——《唐宋时代に於ける贵族对寺院の经济的交涉た关する——考察)、[6]曹仕邦〈从宗教与文化背景论寺院经济与僧尼私有财产在华发展的原因)[7]等。以上的研究对於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朝代寺院经济的诸多问题都探讨得很深入，使我们对於此些阶段的寺院经济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关於中国其他朝代寺院经济的研究，似乎仍有待於发掘、探讨，因此笔者乃试作辽代寺院经济的探讨，虽然辽代关於此方面留存的史料很少，使学者们对其寺院经济的了解，遇到许多困难，也未能如前面所提的著作能进行深入又广泛的探讨，但是笔者仍勉力而为，以〈辽代佛教寺院经济初探〉为题，详阅《全辽文》和其他有关的史料之後，对此一论题作初步的研究。
　　二、辽代佛教寺院的增建
　　辽代契丹人在早期即有自然崇拜、袓先崇拜、萨满教的信仰等，而且至其亡国，这些信仰也都仍然很盛行，但是随著辽代国家势力的发展，版图逐渐扩大，其统治者也在接触佛教之後，从信佛以致於崇佛、佞佛，使佛教在辽立国的二百一十年当中，形成兴盛的局面。据韩道诚〈契丹佛教发展考〉、[8]王月珽〈辽朝皇帝的崇佛及其社会影响〉[9]两篇文章，对辽代佛教兴盛的原因有详细的探讨，他们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一)承袭唐代佛教的遗绪(二)徙置汉民并受汉民崇佛的影响；(三)崇佛有利於辽代的统治；(四)佛教教义易被辽代统治者接受；(五)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时，佛教文化也获得密切的交流。（本文不拟再加论述）因此佛教在辽代的统治势力范围内，拥有许多良好的发展条件，尤其是辽代几位皇帝与贵族们崇佛、佞佛的各种举措，[10]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其中一项即是对佛教寺院兴建的支持，王鼎〈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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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西来，天下飨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彊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後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11]
　　可见当时辽代佛教寺院的建造，深受帝王、大臣、商贾、智者、巧者们热心支持，因此寺院广布於辽国境内。
　　辽代佛教寺院固然有许多是前代所建造，但是也有不少寺院是在辽代统治时期，因为辽帝与贵族们的支持而兴建。例如唐哀宗天复元年（九０一），「痕德堇可汗立，以太袓（耶律阿保机）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12]此为辽代皇帝兴建佛教寺院的开始。至辽太袓即帝位後第六年，「是岁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13]可见辽太袓此时接触佛教渐深，也颇了解佛教有安抚汉人的作用，因此乃有建造佛教寺院的举措 。
　　後来辽代历经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等各朝皇帝，其中有几位皇帝对於寺院、佛塔的兴建更不遗馀力，遂使佛教寺院连同以前朝代已建造者遍及於辽国全境各地。其分布情形如下表：[14]
　　行政区 寺　院　名　称
　　上京道 开教寺、大广寺、天雄寺、安国寺、义节寺、节义寺、圣尼寺、福先寺、
　　菩萨堂、兴王寺、封禅寺、奉国寺、崇孝寺、甘露寺、开龙寺、延洪寺、
　　延寿寺、圣济寺、紫金寺、天庆寺、戒坛寺、缙阳寺
　　东京道 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赵头陀寺、玄化寺、普明寺、弘庆寺、通度寺、
　　金山寺、龙云寺
　　中京道 三学寺、静安寺、灵严寺、灵感寺
　　南京道 感化寺、隆安寺、云居寺、佑惠寺、长兴寺、甘泉寺、开泰寺、广济寺、
　　悯忠寺、三泉寺、遵化寺、超化寺、行满寺、慧济寺、昊天寺、普济寺、
　　三学寺、乐田寺、奉褔寺、净觉寺、天开寺、兴国寺、玄心寺、宝胜寺、
　　圣利寺、永泰寺、正觉寺、法华寺、崇仁寺、大觉寺、招提寺、竹林寺、
　　瑞像寺、尉使臣寺
　　西京道 金河寺、华严寺、天王寺、刘銮寺
　　不详者 弘褔寺、海云寺、慈仁寺、香山寺、灵壁寺、佛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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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知，辽代的佛教寺院在皇帝与贵族们支持下，积极地在各处兴建，因此分布於各京城腹心地区或一般州县。而且令我们注意的是，辽代有些寺院在建成之後，会特别请皇帝题名赐额，以助其盛。本来这种举措，在辽代是予以禁止的，例如辽圣宗时，「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圣宗）许赐额。〔室〕昉奏曰：『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上从之」。[15]但是至辽兴宗，「偶因巡幸事亦稽先太平间，赐号曰缙阳（寺名）」。[16]而至辽道宗时，有「寺既成，…上（道宗）用嘉之，勅赐曰静安寺」。[17]另外，秦越大长公主舍地建寺，道宗也「诏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道宗御书」。[18]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佛教寺院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在人们宗教信仰上的影响力，而且寺院的建立正是代表该一地区佛教寺院经济力量的形成，因此辽代寺院的增建遂造成寺院经济力量更加庞大。
　　三、辽代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
　　辽代佛教既然深受统治者的扶植，因此僧尼的社会地位崇高，即使是「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19]也拥有许多特权，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由沙门担任朝廷重要官员，参预政治。例如辽景宗保宁六年（九七四）十二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20]难怪《辽史》〈景宗本纪〉赞说：「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宠以侍中，不亦惑乎？」[21]至兴宗时，优礼非浊禅师，於「重熙八年（一０三九）冬，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一０四九），勅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属鼎驾上仙，驿徵赴阙」：[22]「（十九年，一０五０）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23]计兴宗一朝「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24]
　　而至辽道宗时，沙门更受宠遇，「清宁间（一０五五～一０六四），已有僧守臻、精修、智凊等，加司徒、司空，并有赐紫之荣。又僧纯慧恩加崇绿大夫、检校太保及检校太傅、太尉等官职」。[25]另外，《辽史》〈道宗本纪〉也提到：
　　咸雍二年（一０六六）…冬十二月…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五年（一０六九）…十一月…闰月…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六年（一０七０）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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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大康五年（一０七九），…十一月丁丑，召沙门守道开坛于内殿。…寿隆三年（一０九七），…十一月戊午，以安车召医巫阁山僧志达。…六年（一一００），…十一月…丙子，召医巫阁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26]
　　辽代的僧官既然备受皇帝的礼遇、宠幸，因此他们常常「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27]在政冶、社会上都拥有崇高的地位。相对的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有许多佛教寺院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例如辽国景州陈公山观鸡寺，其经济情况是「广庄土逮三千亩，增山林馀百数顷，树菓木七千馀株，总佛宇僧房，泊厨房舍次，兼永济寺店舍共一百七十间，聚憎徒大小百馀众」。[28]蓟川上方感化寺的经济情况，则是「松杪云际，高低相望，居然缁属，殆至三百。自师资传衣而後，无城郭乞食之劳。以其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馀顷，园有甘栗万馀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为计久之业，…先于蓟之属县三河北乡，自乾亨前有庄一所，辟土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营佃距今，即有年禩，利资日用，众实赖之」。[29]另外，据沙门守约〈缙阳寺庄帐记〉对该寺田产有很详细的记载：
　　迄至我朝兴宗皇帝，乃赐缙阳之□□後□□□殿僧房共三百八十馀架，地□园林约□（下缺）小道之北，东连翠岭，西接青嵠，受具僧人百一十□勤□□□客五百已上，资生之物，盛兴於□□（下缺）成大寺今为验矣。传有道侧坟主高大王，合家施根後庄田，托众僧为远嗣，至今仍尔。因此前後并□□□敏具（下缺）倾六十亩，浮图子地一段十亩，次北一段二十亩，又次北一段二十亩，中间□寺主施二十亩，南道北一段，□□二十亩，北道北一段，□□□（下缺）土共□□□西至涧□至官道，山东葛家峪地一倾，东至涧，南西至张化，北至山顶，□□地一倾二十三亩，（下缺）家坎地三十亩，四至怀霍，崔家安地一倾二十亩，东至山，南至道，西北至翟公谅，中山□□一□二十亩□（下缺）可言，南至吕广俔，西北至道，林墓地四十亩，东至贾守谅，南至墓，西至翟公谅，北至道，坊子□地三十□（下缺）道，南至翟嘉进，次道西一段六十亩，东至□□于可言，西至张守仁，北至道，次北一段四十亩，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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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守仁，南至□（下缺）韦谦让次东北地□□□□□□东□西至道，北至□懿次北一段四十亩，东北至道，南至崔□西至河，次道□（下缺）四十四亩。[30]
　　从以上所引三例，可知辽代寺院大多资产丰厚，拥有广大的田园，而且僧侣生活优裕，免於「乞食之劳」。
　　四、辽代佛教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
　　(一)皇族施舍土地、财物
　　辽代寺院的田地固然有些缘自於隋唐以来的旧有寺地，[31]但是在当时皇帝的崇佛、佞佛之下，也有许多皇族会常施舍土地、财物资助建造寺院，例如辽道宗时，有「秦越长（公）主首参（妙行）大师，便云弟子以所居第宅为施，请师建寺，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为常住，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皆有施状，奏讫，准施，又□□□择名马万匹入进，所得回赐，示归寺门。清宁五年（一０五九），未及进马，造寺公主薨变，懿德皇后为母酬愿，施钱十三万贯，特为奏闻，专管建寺，道宗皇帝至□五万贯，敕宣政殿学士王行已□□□□其寺」。[32]至清宁八年（一０六二），又有「楚国大长公主舍诸私第，剙厥精庐，奉敕以竹林为额」。[33]
　　另外，辽代皇帝也常赐钱筹刻或修复寺院的石经，以涿州云居寺为例，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说：
　　我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释文坠而复兴，楚匠废而复作，琬师之志，因此继焉。迨及我兴宗皇帝之绍位也，孝敬恒专，真空夙悟，菲饮食致丰於庙荐，贱珠玉惟重其法宝，常念经碑数广，匠役程遥，藉檀施则岁久难为，费常住则力乏焉办，重熙七年（一０三八），於是出御府钱，委官吏伫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仍委郡牧相承提点，自兹无分费常住，无告藉檀施，以时萦年，不暇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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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自太平七年（一０二七）至清宁三年（一０五七），…如是经典，镌之以石，藏之以山，四部毕备，壮矣哉，亦释门中天禄石渠也。[34]
　　当时由辽圣宗、兴宗、道宗资助云居寺刻经的过程，沙门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柲藏石经塔记），也说：
　　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35]
　　可见辽代皇族对於佛教寺院的建立、石经的镌刻等，常施以土地、财物，给予最实际的资助，遂成为辽代佛教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贵族施舍土地、财物
　　由於辽代佛教广布於全国，信仰者众多，因此贵族富豪也经常施舍土地、财物，以协助建造寺院。例如王鸣凤（大都崇圣院碑记），说：
　　郡公王希道、张仲钊、萧名远、杨从实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於大辽应历二年（九五二）戊辰岁三月内兴工，至应历八年（九五八）甲戌岁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36]
　　又例如义州静安寺为曾任检校太师左千牛卫上将军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之妻萧氏出资所建，「凡巨细之费馀于二万缗，□□□之绩，就于十二载，工徒之役，算日酬庸，驱籍一毫不取，皆贤夫人鬻奁饰减衣御之为也。寺既成，必假众以居之，遂延僧四十人，有讲则复益，二□□□僧既居，必资食以给之，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咸雍六年（一０七０）冬，事达黈听，上（辽道宗）用嘉之，勅赐曰静安寺」。[37]
　　另外，贵族富豪也常有出资印经之举，例如沙门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说：
　　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咸雍四年（一０六八）三月四日，舍钱三十万，茸诸僧舍宅，…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38]
　　(三)二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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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寺院与二税户的关系，可能源自於北魏时期。当北魏高宗时，有「昙曜（沙门统）奏…平齐民及诸民，有能岁输榖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於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徧於州镇矣」。[39]此种办法至辽代在统治者的崇佛情况下，仍然被采行，因此元好问《中州集》〈李晏传〉，说：
　　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40]
　　另外根据《金史》〈食货志〉，说：
　　（金）世宗大定二年（一一六二），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41]
　　同书〈李晏传〉，也说：
　　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适之甚。[42]
　　以上前项史料与後两项的叙述，虽然关於二税户的身分互有不同，但是已足以说明辽代确实有二税户，其每年定期缴税，一半缴予官府，一半缴予寺浣，而且又负有劳役，因此也成为辽代寺院经济的来源之一。[43]
　　(四)千人邑
　　所谓「千人邑」，是由某一地区的邑民，包括官吏、僧侣、百姓所组成，而「千人」只是取其整数，为一通称，并非每一邑都达一千人。他们平时对寺院有定期的布施，当寺院有兴建寺院、佛塔、刻佛经、办法事等活动时，又由这些邑民给予支持，允诺捐输财物，以期圆满完成。[44]
　　此种办法在辽代以前，即因佛教在中国社会流传而行之已久，至辽代又因佛教在辽国盛行，以及佛教徒慷慨自愿捐输，很自然地形成「千人邑」。根据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提到「千人邑」的结合，说：
　　但以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合，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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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後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於库司，补兹寺缺。[45]
　　沙门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也说：
　　皇朝应历十四载，寺主苾刍谦讽，完茸一寺，结邑千人。[46]
　　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辽云居寺二碑跋〉，对於辽代「千人邑」有进一步的解释，说：
　　右王正、智光云居寺二记，共勒一碑，碑额篆言「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一称「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一称「完茸一寺，结邑千人」，近年京城发地，得仙灵寺《石函记》，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头尼」，览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观之，则知千人邑者，社会之名尔。[47]
　　可见千人邑的形成，在一个佛教鼎盛的社会中，居於信徒热心的护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度功量费，价何啻於万缗，纠邑随缘，数须满於千室。乡曲斯听，人谁不从，独有檀那，潜徵翠琰，所欲令闻不朽，咸可纪於石铭。惟希净办既坚，共勿轻於金诺。此所谓千人之邑耶。悉愿时资润屋，日广精蓝，愈固虔诚，即趋良会」。[48]
　　千人邑对於寺院的贡献，有时并非捐输财物，例如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说：
　　遂结千人之友，为念佛邑，每会称念阿弥陀佛名号。[49]
　　然而还是以捐输财物为主，因此有灯邑、供塔邑的结合，沙门行鲜〈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说：
　　是以灯邑高文用等，与众誓志，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於塔上，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阙焉。而後有供塔邑僧义咸等，於佛诞之辰，炉香盘食，以供其所，花菓并陈，螺梵交响，若缁若素，无不响应，郁郁纷纷，若斯之盛也。[50]
　　尤其是捐输土地、财物，以建造寺院，或成为寺田，或助购经藏，更是对寺院经济有莫大的贡献。耶律劭〈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巖寺碑铭〉，说：
　　太平五年（一０二五），复有邑里赵延贞、王承遂、张茔、焦庆等三十有三人，状施烽台山四面隙地，以广布金之净域，远模灵鷲之风规。…重和（熙）二十二年（一０五三），有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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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奥与悟开上人，鸠集净财，缔结信士，与邑人尹节、李敬、张士禹、高耸等购经一藏，用广流通。[51]
　　沙门行阐〈义丰县卧如院碑记〉，说：
　　爰有清信弟子守民等，特营净利，可植福田，虔修六度之因，共结千人之邑，肇从昔构，迄至今成。[52]
　　〈水井村邑人造香幢记〉，说：
　　维大辽国燕京易州涞水县遒亭乡水井村邑众等，重修净戒院，奉为今圣皇帝，法戒众生，特建香幢一所，增无量福，齐登觉道。[53]
　　凡此所引，皆可知辽代千人邑的邑民所捐纳布施的土地、财物等，对寺院经济的贡献很大，也都成为寺院财产的一部分。[54]
　　(五)其　他
　　1.饭　僧
　　由於辽代皇帝崇信佛教，因此每当帝后幸寺、病愈、生日、忌日、外国遣使通好祝贺、战捷、杀敌多、示慰死者、收本国战亡士卒骸骨、帝后石像告成、为宋主吊慰、天降甘露、诸路济贫救灾，[55]即经常有饭僧的举措。例如辽太宗会同五年（九四二）五月「丁丑，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袓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56]圣宗统和四年（九八六）七月「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归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赐从臣。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57]道宗大康四年 （一０七八）七月「甲戌，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58]可见辽代皇帝饭僧不仅次数多，而且人数也不少，因此这种举措使寺院减少了必要的开支，相对地也增加了寺院的收入 。
　　2.放　贷
　　辽代寺院的经济来源已有多项，而且又多拥有庞大的财产，但是郤仍常以放贷的方式，来增加寺院的收入。沙门志延〈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并序〉记载该寺增加收入的方式为「启辟典厍，藩朻息而资费也：治茸庄园，事播植而供亿也」。[59]郑□〈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也提到该寺放贷「粟一千硕，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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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60]至於沙门恒劬〈沙门积祥等为先师造经幢记〉，则说：
　　师讳清睿，…天庆三年（一一一三）夏，疾作，遂舍衣钵，以资其寿，得货泉二十万，月息其利，启无休息。[61]
　　在这种放贷生息的情况下，当然使辽代某些寺院的经济更趋於丰厚。
　　五、结　论
　　综上所论，可知辽代佛教僧侣在统治者大力支持下，不仅居於崇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各地的寺院也常获得皇帝、宗室、贵族施舍土地、财物；而二税户的缴税，千人邑的布施，以及饭僧、放贷等多项经济来源，更使寺院拥有庞大的财产。例如辽代「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62]在辽末国用不足之际，海云寺却仍然能以钱千万资助国用，正足以显示辽代寺院经济确实具有雄厚的力量。但是相对的，也必然影响及政府财政的收入，以及造成百姓的困苦。苏辙《欒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之二，论北朝政事大略〉，说：
　　北朝皇帝（辽道宗）好佛法，…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63]
　　因此《辽史》〈道宗本纪〉赞，说：
　　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64]
　　显然辽代皇帝，尤其是道宗的佞佛，影响辽代的国运很大，难怪元世袓忽必烈尚未称帝时，治理漠南、邢州、关陇等地，曾召见汉臣张德辉，说：「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65]另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说：
　　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至於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故元祖曰：「辽以佛亡」，谁之咎哉？[66]
　　此二引文所言「辽以释废」、「辽以佛亡」，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已显示出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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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对於其国运的演变，曾经有过深远的影响，而辽代寺院经济正是此方面的一项重要史实，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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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 陶希圣，《唐代寺院经济》，台北：食货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一月台湾再版。
　　2: 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三十三，民国 六十年。
　　3: 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七十八年。
　　4: 何兹全，《近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一九八七年。
　　5: 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经济史の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八三年。
　　6: 三岛——，〈唐宋时代に於ける贵族对寺院の经济的交涉に关する——考察〉，《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集》，页一一五九～一一八三，一九三三年。
　　7: 曹仕邦，〈从宗教与文化背景论寺院经济与僧尼私有财产在华发展的原因〉，《华冈佛学学报》第八期，页一五九～一九一，民国七十四年。
　　8: 韩道诚，〈契丹佛教发展考〉，《中国佛教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四五～四九，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十月初版。
　　9: 王月珽，〈辽朝皇帝的崇佛及其社会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页四九～五０。
　　10: 韩道诚，前引文，页四五～八四；王月珽，前引文，页四九～五七；李家祺，〈辽朝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八五～一０二；王吉林，〈今存辽文献中有关佛教史料之研究〉，《中国佛教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一四一～二００；白文固，〈辽代的寺院经济初探〉一九八一年第四期，页五四～五九；田华，〈浅谈辽代寺院经济的一些问题〉，《北方文物》总第七期，页七四～七六，一九八六年八月；唐统天，〈辽道宗崇佛原因初探〉，《东北地方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页七八～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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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唐统天，〈辽道宗对佛教发展的贡献〉，《社会枓学辑刊》一九九四年第四期，页九六～一００；神尾弌春，〈契丹寺院の经济〉，《契丹佛教文化史考》，页五五～六一，第一书房，昭和五十七年五月发行复刻。
　　11: 王鼎，〈蓟州神山云泉寺记〉，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页二０四，杨家骆主编，中华全书荟要。
　　12: 脱脱，《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袓上，页一～二，台北：鼎文书局，民国六十五年十月初版。
　　13: 书同前，页六。
　　14: 李家祺，〈辽朝寺庙分布研究〉，《中国佛教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一０三～一二０，该文将辽代皇帝袓庙也计萛在内，本文则不予列入，并且删除该文中错误或重复之处，例如监寺、前监寺、兴国寺。另参阅《全辽文》和神尾弌春，前引书，〈契丹の寺院〉，页一七～五五，发现李氏文中仍有部分辽代寺院未予列入，例如蓟州云泉寺、景州观鸡寺等，有待日後搜集更完备的史料，再为文探讨。
　　15: 脱脱，前引书，卷七九，列传第九，室昉传，页一二七一。
　　16: 郑□，〈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全辽文》卷八，页二四六。
　　17: 耶律兴公，〈创建静安寺碑铭)，《全辽文》卷八，页二００。
　　18: 孟初，〈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全辽文》卷九，页二四九。另见同书，卷八，页一八七，有按语称，大昊天寺额与碑俱道宗书，故亦称「御笔寺」。
　　19: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页一五，《中国野史集成》第十册，四川成都：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
　　20: 脱脱，前引书，卷八，本纪第八，景宗上，页九四。
　　21: 书同前，卷九，本纪第九，景宗下，页一０五。
　　22: 沙门真延，〈非浊禅师实行禅记〉，《全辽文》卷八，页一八０。
　　23: 脱帨，前引书，卷二０，本纪第二０，兴宗三，页二四一。
　　24: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宋纪四二，宋仁宗宝元二年十一月戊戌条，页九八九，台北：文光出版社，民国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25: 韩道诚，前引文，页七０。
　　26: 脱脱，前引书，卷二二，本纪第二二，道宗二，页二六六、二六九、二七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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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四，本纪第二四，道宗四，页二八四；卷二六，本纪第二六，道宗六，页三一０、三一四。
　　27: 洪皓，前引书，页一六。
　　28: 沙门志延，〈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并序〉．《全辽文》卷八，页一八九。
　　29: 南抃，〈上方感化寺碑〉，《全辽文》卷十，页二九０。
　　30: 沙门守约，〈缙阳寺庄帐记〉，《全辽文》卷十二，页三四三～三四四。
　　31: 白文固，前引文，页五五～五六。
　　32: 沙门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全辽文》卷十，页三０一。另见孟初，前引文；沙门广善，〈妙行大师碑铭〉，《全辽文》卷十，页三０二。
　　33: 〈奉国寺尊胜陀罗尼幢记〉，《全辽文》卷八，页一七七。
　　34: 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全辽文》卷八，页一七五～一七六。
　　35: 沙门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全辽文》卷十一，页三二九。
　　36: 王鸣凤，〈大都崇圣院碑记〉，《全辽文》卷四，页七九。
　　37: 同注[17]。
　　38: 沙门志延，〈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全辽文》卷八，页一八七。
　　39: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二十，页三０三七，台北：鼎文书局，民国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40: 元好问，《中州集》第二卷，〈李晏传〉，页二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集部。
　　41: 脱脱，《金史》卷四六，志第二七，食货志一，页一０三三，台北：鼎文书局，民国六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42: 书同前，卷九六，列传第三四，李晏传，页二一二七。
　　43: 白文固，前引文，页五八～五九。
　　44: 王吉林，前引文，页一六六。
　　45: 王正，〈重修范阳山白带山云居寺碑〉，《全辽文》卷四，页八一。
　　46: 沙门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全辽文》卷五，页一０四。
　　47: 注同前。另见朱彝尊，〈辽释志愿葬舍利石匣记跋〉、〈辽云居寺二碑跋〉，《曝书亭集》卷五一，页六０六、六０七，台北：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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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宋璋，〈广济寺佛殿记〉，《全辽文》卷六，页一三四～一三五。
　　49: 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全辽文》卷十，页二八一。
　　50: 沙门行鲜，〈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全辽文》卷十，页三０八。
　　51: 耶律劭，〈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巖寺碑铭〉，《全辽文》卷十，页二九五。
　　52: 沙门行阐，〈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全辽文》卷九，页二二五。
　　53: 〈水井村邑人造香幢记〉，《全辽文》卷九，页二四四。
　　54: 白文固，前引文，页五七～五八。
　　55: 李家祺，〈辽朝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九四。
　　56: 脱脱，《辽史》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下，页五二。
　　57: 书同前，卷十一，本纪第十一，圣宗二，页一二三。
　　58: 书同前，卷二三，本纪第二三，道宗三，页二八一。
　　59: 同注[28]。
　　60: 同注[16]。
　　61: 沙门恒劬，〈沙门积祥等为先师造经幢记〉，《全辽文》卷十。页二九七。
　　62: 脱脱，《辽史》卷六０，志第二九，食货志下，页九三一。
　　63: 苏辙，《欒城集》第四一卷，〈北使还论北边札子五之二，论北朝政事大略〉，页四一五，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64: 脱脱，《辽史》卷二六，本纪第二六，道宗六，页三一四。
　　65: 宋濂，《元史》卷一六三，列传第五十，张德辉传，页三八二三，台北：鼎文书局，民国六十六年十月初版。
　　66: 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转引自厉鹗，《辽史拾遗》卷一二，收录於《辽史汇编》三，页九之七五，台北：鼎文书局，民国六十二年十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