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铁骨一高僧——记爱国老人喜饶喜措大师

　　
　　喜饶嘉措大师是我国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为继承和弘扬佛教，为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同时也为发展新中国的藏文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组织、建设和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藏语文翻译出版队伍，花费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在藏语文翻译出版事业的建设方面，喜饶嘉措大师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
　　毛主席、周总理曾经对喜饶嘉措大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一位“爱国老人”。李维汉同志称赞大师是统战民族战线“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
　　苦难的童年
　　喜饶嘉措1884年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循化县在青海省东部，位于黄河之滨，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以撒拉、回、汉和藏族为主，分别信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还有信奉民间宗教的。尽管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民族同胞休戚与共，祸福同当，患难相助，团结奋斗，共同开拓了孕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河黄河上游的这片热土。
　　后来喜饶嘉措大师多次说过，循化这个地方，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但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亲密团结，友好相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一种教派针对另一种教派的民族之间的武装械斗、民族仇杀和宗教战争。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还不多见。各民族同胞、各种教派亲密团结、友好相处的优良传统，使给喜饶嘉措从小受到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撒播了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种子。这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由于时间太久远，大师家庭历史的详细情况，已无从知晓。根据大师生前的叙述，以及当地老人们的回忆，他们家祖祖辈辈以种地为主。循化藏区是半农半牧区，所以没有纯粹的农民，也没有纯粹的牧民，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有的家庭以务农为主，兼营牧业；有的则以放牧为主，也经营农业。
　　道帏乡有座寺院，叫古雷寺，喜饶嘉措从小被父母送到该寺当喇嘛，当地藏语叫“阿卡”。“喜饶嘉措”是他入寺后师傅给他取的法名，原名以被人遗忘。
　　按当地习俗，小孩被送进寺院后，主要应由家庭提供生活费用，其次靠施主发放布施。可是喜饶嘉措家很穷，养不起。他只好给寺院擦拭法器、点酥油灯、添加净水、打扫卫生，用这样一些劳务来换取食物。古雷寺是座小寺院，又地处偏僻，布施的人也不多。所以喜饶嘉措从小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常常是有一顿，没有一顿；饱一顿，饿一顿。此外，伺奉师傅是每一个小喇嘛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不待言。后来，喜饶嘉措大师怀着深沉的感情，多次说过：“在旧时代，寺院的僧侣们既不种地，又不放牧，有人批评他们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是有道理的。有人甚至说他们是‘寄生虫’。从理论上讲，也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我和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贫苦喇嘛来说，我们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吃饭，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贫苦农牧民的孩子。”
　　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使喜饶嘉措对边疆各族人民苦难生活有着深切了解和理解；对他们悲惨的命运有着真诚的同情和关怀；对改变这种苦难命运、创造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的使命感。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寺院里，喜饶嘉措一面做一些劳务，一面刻苦学习，藏文水平和佛学知识都有明显进步。小小的古雷寺，满足不了喜饶嘉措强烈的求知欲，16岁那一年，他离开故乡，像当时所有朝佛的香客和僧侣一样，手拿一根木棍，背负一个行囊，里面装着一口木碗，身无分文，开始了云游僧的生活。
　　学富五明，精通佛学
　　先后在拉卜楞寺、塔尔寺等著名的寺院学经。1905年，20岁那一年，喜饶嘉措来到拉萨，在哲蚌寺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他到拉萨的头一年，即1904年，以荣赫朋为头目的英国远征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对我国西藏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武装入侵。西藏僧俗军民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率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三大寺僧众组织僧兵，奔赴前线，他们与西藏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定地表示：“纵然男尽女绝，也要与洋妖抗争到底，祖国神圣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民族尊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藏族军民的抗英斗争最后遭到失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亦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内地。
　　喜饶嘉措到拉萨的时候，拉萨和整个西藏沉浸在一片悲愤的气氛之中，有识之士在反思，在奋斗，在寻求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道路。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所有这一切，使年轻的喜饶嘉措受到感染，受到教育，他虽然没有参加那场气壮山河的抗英斗争，但也使他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逐渐使他学会了、懂得了要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荣辱、祖国的存亡绝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进入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刻苦学习。
　　这期间，他辗转名刹古寺，遍访高僧大德，精心苦读，潜心向学，虔诚佛事，钻研经典。对藏传佛教必修的大小五明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精通五部大论即：和历代高僧对它们的注疏和阐释。
　　1916年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上，当着来自全国藏区的几万名僧众，32岁的喜饶嘉措以他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智压群芳，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
　　一年多以后，即191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委托喜饶嘉措主持校勘编订著名佛学大师布顿的著作《布顿全集》。由于这一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得十三世达赖的赞赏和信任，也得到宗教文化界的广泛赞誉。因此，十三世达赖又委托喜饶嘉措主持校勘编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繁难的事业。喜饶嘉措受命之后，即着手组织专家学者和雕刻经板的工匠。
　　《大藏经?甘珠尔》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在历史《甘珠尔》有各种版本，布达拉宫脚下的居民区，叫“雪”，那里有个较大规模的印书院，曾刻印一部《甘珠尔》，传统上称作拉萨版《甘珠尔》。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木板都已磨损，字迹模糊，需要重新雕刻。喜饶嘉措大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照原来的版本，指导工匠雕刻。在雕刻过程中，喜饶嘉措发现拉萨版有一些明显的错漏，他对照纳塘版等其它版本，做了一些校勘，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漏。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又十分艰巨的工作，没有相当的水平就无法识别，也就无从校勘。从1918年开始，到1932年，持续了14年，尚未完成。
　　大约在1930年前后，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说他无视先贤和翻译大师的功德，在重新翻译，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还有人说格西喜饶嘉措胆大妄为，居然借重新雕刻之机，在篡改《大藏经》。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里，篡改《大藏经》，是不能宽恕的“滔天大罪”，有人提出要砍喜饶嘉措的双手；有人说要将他驱逐出境，永远不准回西藏。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噶厦和三大寺都解决不了，一直弄到十三世达赖喇嘛那里，要他亲自处理。委托喜饶嘉措校勘重刻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是达赖喇嘛亲自做的决定，他也不好定喜饶嘉措的罪。最后他来了个折衷的办法，首先肯定喜饶嘉措前一阶段在校勘重刻《甘珠尔》方面所做的贡献，然后礼送喜饶嘉措出西藏。说他离家多年，应该回老家看看。善后工作，由十三世达赖自己完成。
　　一年多以后，十三世达赖得暴病，于1933年藏历水鸡年10月13日在布达拉宫圆寂。《甘珠尔》的校勘重刻工作也未能完成。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代，才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喜饶嘉措大师谈到这件事。他说：我的梵文水平极其有限，《甘珠尔》有108卷，要重新翻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工作量非常之大，我根本无力重新翻译。作为一个佛教徒，更不敢去篡改佛经。只是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吩咐，主持重刻经板。有些坏损的，帮助查对别的版本，指出是什么字，该怎么刻。个别明显的错字，予以改正。仅此而已。但是，噶厦政府中一些顽固的守旧派，连这样一点改正工作都不能容忍。他们说：《甘珠尔》是佛祖亲自讲授的经典，一个字也不能动，要照原样雕刻。他们把修正、篡改佛祖的经典，与改正翻译、雕刻过程中的错漏，混为一谈。说明他们极其无知，又极其愚昧、顽固、保守和狭隘。他们把佛经看得很神圣，好像只有他们最虔诚，最忠诚，但《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放在那里，他们又不读。喜饶嘉措大师说：贵族农奴主里，有几个人读过？又有几个人读得懂？《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在贵族农奴主府邸里，总是“束之高阁”，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可是别人要做点什么，他们就拼命反对。
　　大师还谈到噶厦政府对他的弟子更登群培的态度。更登群培曾到印度学习考察，学了一点西方和印度民主自由的思想，回西藏后，说西藏旧的制度也应该改一改。就这么一点“民主”思想，噶厦政府也接受不了，硬说他是“共产党”，是“红汉人的奸细”，投入监狱，遭到残酷迫害。直到解放后，解放军到了拉萨，才得到释放。作为他的弟子，喜饶嘉措对更登群培十分了解，他与共产党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旧西藏贵族农奴主的愚昧无知、顽固保守，倒行逆施，喜饶嘉措是深恶痛绝的，认为这个旧的制度是非改不可。
　　当年喜饶嘉措大师还说，藏文《大藏经》的翻译、编纂和刻印，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有些错漏，也是难免的，不能苛求前人。但是，我们也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校勘和补正。这才是真正对前人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那种不管错对，一个字也不能动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才真正是不负责任。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喜饶嘉措的愿望在旧时代未能实现。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国家拨专款，资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大藏经》的校勘出版和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当时国家投资最大的三个项目，是我国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个重点工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弘扬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
　　盛世修书，是中华民族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欣逢这多年难得的太平盛世，在旧时代，噶厦政府未能完成的事业，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喜饶嘉措大师心向往之，却壮志未酬的事业，在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得以实现。而且比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喜饶嘉措大师所希望、所想象、所追求的还要好。
　　喜饶嘉措在天之灵，若得知这一喜讯，也当十分欣慰，顶礼祝福！
　　赵朴初在谈到大师在佛教协会的见识和我国佛教工作方面的贡献时说：
　　“大师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共产党和政府制订的方针政策。他到祖国内地名山圣地视察工作，每到一地，必关心僧尼生活。他坚持‘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求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他十分重视僧伽教育，在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亲自给藏语班授课，除要求他们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教育。对于政府的工作，他既大力协助，又无私建言。他尖锐批评有些人不认真学习和研究宗教政策，不了解各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特点，把正信佛教混同于迷信，对下面当的宗教信仰横加干涉，为亲者痛，仇者快。他的坦荡胸怀，中肯批评，至今犹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发人深省。
　　喜饶嘉措大师对佛学显密兼修，解行并重，精通慈氏五论，万擅于中观，深研大小五明，辩才出众。在校刻大藏经《甘珠尔》《布敦全集》、《第悉桑结嘉措全集》等宏篇巨著，整理其他藏文佛经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长期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论》，深入探讨《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奥旨，撰《济龙活佛传》、《驳旧派的反驳》、《劫火阵》等，并为黎丹等人校订《汉藏大辞典》。现存藏文版《喜饶嘉措文集》仅是其著述的一部分。他对佛教哲学、文学、藏族文学、文化、历史都深有造诣。”
　　为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谈铺平了道路。1951年，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亲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对十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十分关心，生活上给予很好的照顾，并指示青海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等同志与堪厅联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安排好全体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同时诚恳地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中央和西北局汇报。
　　西宁解放不久，即于10月1日成立青海省军区，贺炳炎任司令员，廖汉生兼任政治委员，王尚榭任副司令员，冼恒汉任副政治委员，余秋里任第二副政治委员，这些领导同志都曾同班禅和堪厅的主要成员接触，对他们作工作。班禅后来回忆说，他们是他所见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高级将领，这些同志战功显赫，但居功不骄，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官兵平等，同国民党、马步芳的军官们，形成鲜明对比，给少年班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计晋美、拉敏、阿旺金巴等从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感受更深。
　　这时，在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厅全体成员从香日德返回塔尔寺。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班禅及亲属和堪厅的人，都十分高兴。
　　1950年6月，班禅派计晋美等人作为他的代表，专程到西安会见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并面呈班禅致彭总的信件。彭德怀同志会见了计晋美一行，热情支持班禅的爱国义举，感谢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彭德怀作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声名赫赫，功勋卓著，早已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熟知，并受到由衷的爱戴和景仰。但是，他为争取和团结班禅，为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这方面的情况，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人们不应该忘记彭总的贡献。
　　7月29日，彭德怀复函班禅：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计晋美诸位来西安，收到象片两张，并接6月2日惠书，籍悉先生爱护祖国，关怀解放西藏之至意，曷胜欣慰。关于解放西藏人民和领土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正在尽速做好准备工作，即行进军，誓将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肃清西藏内部的人民公敌，解放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从事恢复与发展经济事业。尚希先生依据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号召藏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迅速完成任务，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兹送上袈裟衣料一件，绸子一匹，茶叶十块及本人象片一张，希即哂收。
　　俾此奉复，顺致敬礼！”
　　彭总还电呈毛主席，请示班禅拟派致敬团晋京事宜。8月3日，毛主席电复彭总，同意计晋美赴京面谈他们的要求和解放西藏的意见。
　　班禅致敬代表携有十世班禅《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和《上周总理函》。在《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中写道：“……兹特派属员计晋美、王国柱、罗桑、昂嘉格勒等人赴京晋谒崇阶专诚致敬，报告西藏情况及前藏反动当局之阴谋诡计，压迫西藏人民，联络帝国主义之事实。伏乞俯赐召见，垂询一切。并垦早日进军西藏，肃清西藏反动分了，驱逐在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拯救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以达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班禅誓率西藏爱国人士效忠祖国，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西藏，使倒悬已久之边民，得在我英明领袖之领导下，与内地同胞共被露德，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
　　计晋等致敬代表于8月11日还经由彭德怀向毛主席呈送了《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滇、康、青、新四省同时进军西藏，统一作战，以收迅速解放之效。”他们还提出：“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在这个文件里，班禅方面首次提出了前、后藏分治的建议。
　　1950年8月25日，班禅及其随行人员，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返回塔尔寺等候返藏。9月2日，班禅亲率行辕主要官员到西宁市，向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致敬，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班禅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所规定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尊重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文，是照顾到我们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历史上民族间的隔阂和分裂，是已往的统治阶级造成的，现在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希望各民族本着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亲密团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950年9月1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向彭德怀呈送《关于解放西藏的意见》，对解放西藏的有关事宜，提出了详尽的建议。
　　9月上旬，毛主席在北京接见计晋美等人，作了亲切谈话，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并指示具体问题同李维汉等人进一步商谈。这是建国以后毛主席第一次会见藏族的上层人士，也是第一次同十世班禅方面直接建立联系。中央又于9月23日向西北局、西南局以及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指示肯定“所提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的精神的。”指示在回答有关问题之后，明确指出：“班禅集团愿意同我们合作，是一件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如何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班禅集团和他们所能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准备进军西藏，1950年11月，西北局决定建立西藏工委(后改为西北西藏工委)，任命范明将军为工委书记。
　　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西北地区的各级地方，也积极开展了争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由摄政王达扎领导着西藏地方政府。达扎是个呼图克图，是热振活佛的老师。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由热振活佛任摄政。后来达扎等人攻击热振没有严守戒律，迫其下台，由达扎出任摄政。不久，又用残忍的手段，将热振活佛勒毙于布达拉宫。达扎是个十分反动、十分残忍，又十分愚昧、十分保守的人物。他主张“西藏独立”，坚决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西藏反动农奴主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调兵遣将，扩充藏军，组织僧兵，招募民兵，企图凭借天险金沙江，阻挡解放军进军西藏。
　　中央人民政府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努力争取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举行和平谈判。1950年5月，在西宁组成由当才活佛为首席代表，夏日仓活佛和显灵呼图克图为代表、格勒嘉措任秘书长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简称青海劝和团。当才活佛十四世达赖的大哥，在宗教界有较大影响。劝和团组成后，彭德怀同志亲自到西宁，接见全体成员，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7月，劝和团离开西宁，前往拉萨。
　　与此同时，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的委托，于7月10日离开甘孜，准备经昌都到拉萨，进行劝和。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活佛，早在1935─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即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联系，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困难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在甘孜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时，格达活佛当选为副主席，并同朱总司令，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
　　这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西宁、西安和北京等地，多次发表谈话和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举行和谈，劝告他们不要武力抵抗。当时噶厦政府里的几个噶伦，被称为“少壮派”的实力人物，如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还有藏军司令凯墨等人，都是喜饶大师的学生。他的讲话，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尚无藏语节目，更没有藏语播音员，喜饶嘉措只好在电台直接发表讲话，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那时，全国还没有一家出版藏文书刊的出版机构，中央民委参事室将喜饶大师的讲话刊印成册，向全国藏区广泛发行。噶厦政府把这书看作是洪水猛兽，在金沙江渡口严加查禁，三令五申说不能让一本书传到江西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是无法禁锢的。这些书通过各种渠道还是传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识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作用。
　　喜饶嘉措大师的那些讲话，向广大西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了《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时也向广大藏族人民传达了新思想、新文化，是很优秀的政论文。不少藏族群众，尤其是知识界人士，通过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第一次听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帝国主义”……这些新词术语。当时很多作民族工作，尤其是作翻译工作的同志，把喜饶嘉措的讲话，作为自己学习藏语文的基本教材，随身携带。找不到书的，就互相传抄。
　　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1949年冬到1950年秋，大师曾先后从西宁、西安、北京分3次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讲述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宣传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及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对大师的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大师的声音却能听得十分真切，从而在大师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之间互相转告，庆幸大师还健在。仅凭大师几次广播讲话的大致内容，和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真切无误的语音，就在相当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和稳定作用。1951年，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响应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派出以我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在当年春夏之交，我们偕部分代表团成员到达西宁时，大师也恰好在西安。他偕同当地的有着领导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师生阔别近20年之后，一旦意外相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在机场相遇之后，晚上又由当地领导同志设宴为我们洗尘，大师也应邀作陪。在机场和宴席间，大师以他特有的真诚坦率和豁达幽默的风度，一方面认真人地对我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和执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圆满成功；一方面饱含深情而又赞扬地说：想不到当年的小孩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而且当了很大的官(当时我是原地方政府五位于噶伦之一)，有权有势，祝愿你一切顺利。师生之间情谊融融，莫此为甚。
　　解放以后，大师派他的学生朋措扎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的翻译工作，后来，朋措扎西又作为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蒋军的翻译到拉萨工作，朋措扎西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1949年秋季，我国大陆已基本解放，西藏做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解放也势在必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的情况比之其他地方又有较大的特殊性，因此，决定争取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决策，也完全符合大师的心愿。政府方面考虑到大师熟悉西藏的情况，并且同西藏各方面人士有较多的联系和较大的影响。因此，约请大师向西藏做一次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广播演讲。大师欣然就约，并且以自己做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广播司就以‘皈依三宝，祝愿世间太平幸福，停息疾病、争战和灾害，在此向西藏各方面的人士进一言’等语为开端，接着说：‘现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犹如高山的巨河奔腾而下，歼灭了国民党领导的强大军队，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西藏的解放也势在必行。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使人民和地方免遭争战之苦，希望你们认真地思考和商讨，以尽快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解放的谈判为好。我以前在佛教兴盛的西藏长期进行学习和修持，深得色(拉)、哲(蚌)、噶(丹)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和政府噶丹颇章的教诲和扶持。这一深情厚义我怎能记怀，我尽管不肖，但还不至是异教徒。因之我出此肺腑之言，以供参考和商酌。’这是在西宁发表的广播演讲，播讲时我在场。1950年夏季，大师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与上述内容大致相似的演讲，当时我也在场。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我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进藏后，同大师以前的学生和教友们交往，在谈到大师从西宁等地发表的几次广播演讲时，他们许多人都说听到了。并说每次的广播演讲，由于杂音干扰等原因，虽然不是听得很清楚和全面，但是对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大师的语言却听得很真切，加上所能听到的大致的内容，对于解除许多人的疑虑，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依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建议，不理睬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阻挠青海劝和团到拉萨，扣押代表团工作人员。更为严重的是，在昌都毒死了格达活佛，并全面加强金沙江防务，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这年8月，原昌都基巧(相当于总督)兼前线总司令拉鲁?才旺仁增任期届满，要求返回西藏。接替他的是阿沛?阿旺晋美。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战略决策：以军事促和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并制定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分三路强渡金沙江，一夜之间，突破西藏当局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务。10月17日，解放了西藏东部重镇昌都，24日全部战斗结束。除第九代本(相当于团长)格桑旺堆率部起义外，其余藏军全部被歼，昌都基巧阿沛?阿旺晋美亦被俘。
　　昌都战役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共歼藏军6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计5737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谈铺平了道路。1951年初，摄政王达扎下台，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
　　当时，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对共产党、解放军不了解，还有疑虑和戒心，虽然决定和谈，但仍持犹豫观望的态度。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就富有戏剧性。噶厦指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其他代表则从拉萨派遣。那时，阿沛?阿旺晋美还在昌都，虽然已经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但在他们看来，阿沛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形同人质。他们这样决定，有两个用意：第一，要试探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诚意；第二，拖延时间，以观时局变化。早在昌都战役开始的时候，美国、印度等国政府公开干预，反对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昌都战役刚刚结束，11月1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诬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侵略”行为，宣称“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
　　11月1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声明美国对西藏局势感到“兴趣”。
　　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萨尔瓦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设立委员会，研究联合国可以对此采取的“适当措施”。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向联合国提出所谓“西藏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使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受到鼓舞，产生了幻想，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过大的期望。
　　更为严重的是，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道，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我东北地区进行狂轰滥炸。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西藏当局把希望寄托在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上面。他们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第一，在朝鲜战场，美国必胜，中共必败；第二，如果苏联干预，势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台湾的国民党会乘机反攻大陆；第四，联合国出面干涉西藏局势；第五，前面几种情况都不发生，朝鲜战争也会出现僵持状态。即使那样，也对他们有利，共产党要全力对付美国，无力西顾。
　　出乎西藏当局意料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他们指派的全部代表，而没有在具体人选上纠缠。同时指派了自己的代表。这样，阿沛成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代表团共5人，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一行三人，在中共昌都工委副书记、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平措汪阶同志陪同下，从昌都出发，经重庆、西安，于1951年4月22日到达北京。
　　阿沛一行到西安时，受到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和喜饶嘉措大师等人的热情欢迎。喜饶嘉措大师是专程从西宁到西安来会见阿沛的，他在接见阿沛和夫人才旦卓噶时，教育他们要同西藏当局的反动分子划清界线，遵照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增进藏汉两大民族的兄弟情谊，多做贡献。
　　在会见阿沛和其他两位西藏代表时，喜饶嘉措大师直言不讳而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摄政达扎和噶厦政府多年来所采取的非爱国主义立场，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告诉他们，要顺利解决西藏问题，除了真心诚意进行和平谈判，别无他途。喜饶嘉措大师说：“要和谈，就要有诚意，不要学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欺骗全国人民，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喜饶大师还说：“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备战，手里还有几百万军队，有长江天险，半壁河山。你们有什么？噶厦政府的那一点本钱，早在昌都战役中输光了。”
　　喜饶大师历数噶厦政府的种种错误，情绪十分激动，言词极为尖锐。汪锋同志觉得有些过分，怕阿沛等人接受不了，一再劝说。喜饶大师说：“汪部长，你不用担心，我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他们从西藏来，过去听的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那一套，我给他们讲些真实情况，对他们在北京的工作，乃至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好处。”
　　从拉萨直接派出的凯墨?索朗旺堆和土丹旦达两位代表，经亚东，转道印度、香港，于4月26日抵达北京。
　　十世班禅和堪厅对和谈进展十分关心，1951年3月27日，堪厅官员以班禅名义致电毛主席，表示要到北京，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复电，同意班禅来京。堪厅方面又提出，班禅晋京的接待规格不能低于九世班禅的规格。否则不仅不利于班禅入藏，也不利于争取达赖。
　　喜饶嘉措大师得知堪厅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后，很不以为然，在西宁专门会见班禅和计晋美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去北京，要促进和谈成功，使西藏早日获得解放，而不去同噶厦方面吵架，为自己争地位，要好处。”
　　喜饶大师还告诫计晋美等人：“班禅佛年轻，你们要好好帮助，要替他出好主意，不要出坏主意，不要害了他。更不可打着班禅佛的旗子，为自己谋私利。”
　　西藏的和谈代表中，有两位核心人物，一个是阿沛，另一个是从海路来的藏军总司令凯墨，都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学生，大师可以通过他俩对代表团施加影响。
　　和谈前夕，喜饶嘉措大师还给周总理写信，说：西藏的贵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阴险狡黠，两面三刀，希望中央提高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信是用藏文写的，大师直接寄给周总理。也许是当时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平措汪阶到京后，周总理亲自请他翻译。
　　喜饶嘉措大师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促进达赖与班禅、噶厦与堪厅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喜饶嘉措大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很多人并不知道，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4月中旬，班禅率领堪厅官员赴京，路过西安时，习仲勋和汪锋同志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他走下舷梯后，紧紧握着习仲勋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转达给毛主席。”当晚，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宴崐会上，班禅再次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
　　习仲勋同志在回忆他同班禅大师初次见面的情形时说，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有志不在年高，他的爱国热情和坦诚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他们首次相会，从那以后，他们长期共事，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班禅十分敬重习仲勋同志，有什么问题，总爱找他交谈，向他请教。
　　4月27日，班禅一行乘火车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等党、政、军各方面领导人到前门车站，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崐欢迎仪式。这样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使班禅及堪厅的官员们深受感动。
　　当晚，周恩来总理宴请班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当时年仅13岁。
　　13岁，毕竟还是个孩子。班禅一脸稚气，在一批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也有些拘谨和紧张。但是，班禅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的地位，确定了他特殊的身份，从小备受优崇，受过良好的教育，使他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场面。还有，高原人特有的体格，使他比同龄人要高一些，而象个青年人。他同总理站在一起时，到总理的耳际。那天，周总理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白衬衫虽然是旧的，但客人们注意到，显然是刚刚洗过，整洁、朴素、班禅穿一身桔黄色锻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不凡。班禅向总理献上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表示自己的崇敬之心。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食宿安排；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以及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周总理都谈到了，都想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周总理也没有忽略。使班禅和在座的其他藏胞深受感动和教育。不知不觉中，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和融洽，班禅起初的那种紧张和拘谨的情绪消失了。周恩来总理那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慈祥的、具有特殊感染力的微笑，给班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3岁的班禅，还不能理解周总理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总理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门口，周总理停住脚步，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个人谦让一会儿之后，周总理搀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周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点烹调技术。由于有些名词术语的专业性太强，在藏语中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弄得翻译很为难。细心的周总理立即帮助解释，或转换话题。周总理说，在我们当中，翻译最辛苦，我们可以轮流吃，轮流说，翻译同志一刻也不能休息。周总理亲自为翻译夹菜，不断地问：“您喜欢吃什么？”有次周总理风趣地说：“我提议大家暂时不要说话，让翻译同志吃一点。”翻译赶紧说：“不用不用！”
　　坐在旁边的计晋美自告奋勇地说：“总理，您讲吧！我来翻译。”
　　服务员不断地为他们端菜，倒饮料。每当年轻的服务员从周总理身边上菜时，周总理总是轻声地说一声：“谢谢！”或者慈祥地微微一笑，表示谢意。无论对中央领导人，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餐厅的服务员，周总理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和蔼亲切。班禅注意到，周总理尊重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周总理如同一团火，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如和煦的春风，使整个大厅春意融融，生机盎然。这同班禅过去见惯了的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藏族社会的人际关系，形成强烈对比。班禅感崐到，这新社会，就新在官不象官，官和民一样，人人平等，友爱团结。佛祖说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教义，在旧社会没有能实现，在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有可能变成美好的现实。
　　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但他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非常得体。他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睛，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一切，而敬爱的周总理又是他注意的中心。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滋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班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连周总理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入耳，那么动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后来班禅对别人说，为了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文。
　　自那以后，班禅在国内外参加的宴会，难以数计，但是，1951年4月27日同周总理的第一次会见，以及当晚在中南海举行的小型宴会，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见，给班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他的成长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样地，班禅给周总理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对班禅的评价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从此，周总理和班禅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班禅始终把周总理当作自己的长辈和导师。
　　这之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领导，在谈判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的意见。
　　4月底，参加和谈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陆续到齐，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这一天，班禅身穿黄袍，神采飞扬，手举酒杯，庄重地走上讲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班禅和作为达赖代表的阿沛到北京后，毛主席决定接见他们，指示有关部门作出具体安排。但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阿沛是达赖喇嘛亲自指派的代表，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毛主席理应接见；班禅是西藏的第二大活佛，在旧中国，班禅方面备受艰辛和屈辱，有家不能回，流落异乡，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温暖。在这种情况下，先见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容易产生误会。况且当时双方也还未见面。
　　噶厦政府和堪厅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和隔阂；在和谈期间，他们互相都有戒备。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噶厦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破坏西藏内部的团结。在他们看来，十世班禅是经过国民党政府认选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即予以承认。国民党同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了2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但是，在对付藏民时，汉人的利益，汉人的立场和政策总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始终存在戒心。
　　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尤其是促进达赖和班禅方面的团结，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方面的问题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既考虑历史的因素，又考虑现实的情况，尽可能做到公允、合理，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团结、稳定、进步和发展。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为了早日举行和谈，中央原来决定阿沛、张国华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周总理决定自亲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人，也从西安乘火车到京，周总理亲往车站迎接。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周恩来找双方人士交谈，也征求了一些在京的藏族同志的意见，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建议，当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接见。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于是皆大欢喜，这一辣手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也为将要在第二天开始举行的和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再次显示了周总理无以伦比的智慧。
　　五月的北京，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新生的共和国在取得一个又一个建设成就的欢哥声中，迎来了第二个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开国无勋，有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在李维汉、张国华(进藏部队司令员)等人的陪同下，班禅和阿沛也早早地来了，在休息室等候毛主席接见。城楼上的一切礼仪活动均由中国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典礼司司长余心清安排。余心清请班禅和阿沛到城楼上去。并对李维汉说：“我们安排主席在大会开始后，在城楼上接见西藏客人。”李维汉知道，主席通常是在休息室会见贵宾。余心清是位民主人士，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他精明能干，被称为共和国第一位礼宾专家。他看着有些茫然的陪同人员，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礼宾专家的精心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市长宣布大会开始。不久，余心清通知李维汉：“请客人去吧！”在在城楼上从多的领导人和贵宾当中，班禅和阿沛特别引人注目。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是噶夏政府的噶伦，领三品衔。他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主席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共薛敬地向毛主席敬献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主席祈祷祝福。阿沛也向毛主席敬献哈达。毛主席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挥动，满怀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毛主席慈祥地对班禅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毛主席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毛主席又亲切地说：“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毛主席又对阿沛和张国家华：“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毛主席又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这一天，班禅非常兴奋，心情特别激动。后来他对别人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很不寻常，是1951年的‘五?一’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
　　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在回忆他同班禅大师的关系时，满怀深情地说：他第一次拜见班禅佛，是在1951年“五?一”，在天安门城楼共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我们都感到十分荣幸。“从此，开始了我和班禅大师的交往和友谊。”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会见藏族的领袖人物，也是第一次接见即将担任进军西藏历史重任的解放军将领张国华和范明同志。虽然是礼节性的，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西藏工作做了原则性的指示，成为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的指导方针。
　　1951年5月2日，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正式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
　　谈判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西藏内部的团强问题，主要是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反对西藏独立；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边疆。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苦的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解放军到西藏。西藏代表坚持说：整个西藏只有5个外国人，他们是被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无权过问和影响西藏的政策，我们也随时可以将他们辞退。他们还说：福特已被解放军俘获，一个英国人已回国，现在只有3个电讯人员。在西藏，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因此，无须解放军来驱逐。假若西藏真的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西藏人民自己会起来反对侵略者，如同1888和1904年抗击英国侵略军一样。如果确有必要，那时可以考虑吁请中央派解放军援助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提出，可照清朝旧制，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
　　这一问题，争论最激烈，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协议，取得圆满的结果。最后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关于第二个问题，噶厦政府已经指示谈判代表，班禅问题不能谈，西藏内部的问题回西藏解决，不在北京谈判。李维汉明确表示：西藏的其它问题可以回西藏解决，但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过问，必须在这次谈判中妥善解决。
　　在中央代表的坚持下，双方开始讨论西藏内部的问题。这里的焦点也是两个：
　　一、承认不承认十世班禅确吉坚赞的合法地位；二、怎样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西藏代表提出，现在的十世班禅未经金瓶掣签，未经合法的认选程序，是汉人选定的，他们不予承认。他们说：西藏现在有两位候选灵童，待和谈结束，局势稳定，把几位候选灵童都请到一起，按惯例举行金瓶掣签，最后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中央代表认为，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如果举行金瓶掣签，另选灵童，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西藏代表则提出，1949年6月，南京已经解放，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他们四分五裂自身难保，惶惶不可终日，哪有心思去过问班禅的转世灵童？他们对“国民政府业已批准”一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表示怀疑。进而提出，即便经国民党政府批准，现在国民党政府已被共产党推翻，他们批准，也没有效用，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按照惯例重新认选。
　　这些问题亦争论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决。拉萨的噶厦政府坚持不肯让步。在这关键时刻，西藏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绕过噶厦和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曹(西藏最高行政首脑，领二品衔)，直接致电当时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说，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已经国民政府批准，并举行了坐床大典，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也承认其合法地位，建议达赖喇嘛正式予以承认。阿沛的建议，得到达赖的批准。他便以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去拜会十世班禅。这才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关于达赖和班禅的关系，协议有如下规定：
　　“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此外，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西藏如何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如何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根据《共同纲领》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如何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如何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怎样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问题，开始时分歧较大，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方面的积极配合，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通称“17条协议”。
　　关于达赖喇嘛的地位，也是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达赖及噶厦都在亚东，他们对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尚有疑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他们有可能出走印度。鉴于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充分考虑到达赖喇嘛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讨论了达赖喇嘛的未来地位，并拟定了一个备忘录，共7条。主要精神是：中央人民政府尊重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如果达赖喇嘛的有疑虑，他可以到国外居住一个时期，慢慢观察和思考；什么时候想回国，中央人民政府都将热烈欢迎。
　　这些规定，对于争取达赖，稳定西藏局势，产生了重要作用。
　　1951年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字的有：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签字的有：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协议的签订，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整个和谈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即召见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听取汇报。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张国华汇报说：“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执行情况，做好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并掀起了学习藏语文、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的学习运动。”
　　毛主席听了后，表示满意，并指示：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毛主席特别叮嘱张国华同志：“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十分重要。毛主席提出的“慎重稳进”的思想，成了党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毛主席还特别强调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示在西藏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进行任何工作，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
　　4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什么时候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两个问题，西藏地区就发达兴旺，民族团结，人民高兴，局势稳定；什么时候违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就会犯右的和左的错误，西藏工作就会遭受挫折，民族团结会受到破坏，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人民就不满意，局势就不稳定，就会发生动荡，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5月24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阿沛等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班禅在计晋美、益西楚臣，班禅父亲的陪同下，向毛主席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锦旗用藏、汉两种文字锈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此外还有金盾、长寿铜佛、银曼札、藏香，以及本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
　　当晚，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应邀出席，充分说明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在讲话中，对达赖和班禅之间关系的妥善解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在当时，敢于当面劝导达赖、班禅，敢于批评噶厦、堪厅，而且能让他们听从的，惟有喜饶大师一个人为了促进达赖、班禅之间和噶厦、堪厅之间的团结，喜饶嘉措大师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喜饶嘉措大师同班禅早有接触，同达赖是第一次见面。当喜饶嘉措大师第一次到御河桥达赖寓所去拜会时，他准备按照传统习惯先向达赖磕头，再献哈达。但刚迈时客厅，达赖便从法床上站起，亲自到门口迎接，并拉着喜饶大师的手，请他坐在自己的坐位上，他要向喜饶大师磕头。喜饶大师说：“万万不可这样，您是达赖活佛，是观世音的化身，我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达赖说：“您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是我老师的老师，理应受我跪拜。”
　　两人互相谦让，谁教不肯就坐。最后达赖说：“既然大师不肯受我的顶礼，那我们一起朝佛祖磕头吧！”说着从自己手腕上取下佛珠，放在柜子上，建议大师一起向佛珠磕头，喜饶大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他俩一起朝佛珠磕了三个头，然后又互献哈达。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达赖非常尊敬喜饶大师。
　　喜饶嘉措大师晨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噶厦政府的两个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和阿沛?阿旺晋美是他的学生。他们俩最受达赖信任，在5个噶伦时，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俩的意见，往往就是噶厦的意见。因此，喜饶大师可以通过他俩对噶厦发挥影响。此外，深受达赖尊敬的信赖的副经师赤江?罗桑意西、藏军总司令凯墨札萨(小三品)等人，也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在西藏政教界有很大影响，赤江还能直接对达赖发生影响。当喜饶大师得知噶厦和堪厅经常因一小事而搞磨擦、闹矛盾时，非常生气。多次约见索康、阿沛、赤江、凯墨等人，进行批评教育，有次他对索康等人说：“你们噶厦政府过去干了许多坏事，最大的坏事是搞什么‘西藏独立’，48年你索康带头，不让我去西藏，说我同汉人关系密切，带有汉人给的使命，49年搞什么‘驱汉事件’，你们反对国民党是假，反对共产党，趁机搞‘西藏独立’是真。50年派什么代表团到国外去活动，还到联合国去告共产党的状。是不是这样？！”索康等人双手合十，低着头，唯唯诺声：“是，是！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大师越说越生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一再发出号召，让噶厦派人到北京，举行和谈，林伯渠秘书长发电报、写信，你们根本不理，我在西宁、西安、北京三次发表广播讲话，给你们发电报，连个回音也没有。”说到这里，喜饶大师有些愤怒：“你们都当了大官，有权有势，可以不理我这个穷老师，但是，你们不能不理中央人民政府。”大师一拍桌子：“你们这样做对吗？”
　　“不对，不对。”索康吐着舌头，小心地说。
　　“不对？”喜饶大师接着说：“当时你们认为对得很，我告诉你们不要同解放军打仗，你们打不过。可你们不信，你们偏要扩大藏军，招募民兵，组织僧兵，硬要跟共产党、解放军作对。结果怎么样？你们准备了好几年，让解放军几天就收拾光了，你们也才舒服了。”索康等人始终毕恭毕敬，说到这里，大师的气也消了一些，又说：“当然，这些事也不全是你们干的。我知道，有些事你们也不赞成。我不是说你们个人，我是说你们噶厦，说你们这个整体。
　　要说个人，阿沛为和平解放西藏出了大力，立了大功，我这当老师的脸上也有光彩。”
　　这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解脱”了，大师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说：“这几年你们噶厦里老有人在背地里捣鬼。在西藏搞了还不够，还要跑到北京来搞，你们不感到丢人？！”喜饶大师指着索康说：“您应该好好管一管，你们噶厦不能以多欺少，以大欺小，要同堪厅方面的人好好团结，要尊敬班禅佛，千万不能因你们搞磨擦，闹矛盾，给两位佛爷添麻烦，影响他们的工作。”
　　喜饶大师也找计晋美等人谈话，说他们心胸狭窄，疑心太重，不顾大局。喜饶大师说：“一些不好的作法，我是你们的主，班禅佛并不知道。你们提出前、后藏要分治。你们说怎么分？这个主意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我看唯一的好处，可以多安排一些官，你们的官也可以做得大一点。”
　　在当时，敢于当面教育和劝导达赖、班禅，敢于批评和责难噶厦、堪厅，而且能让他们听从，至少不敢顶撞的，在全体藏族人士中，唯有喜饶大师一个人。
　　爱国爱教，矢志不渝
　　当时，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十分活跃，他们以噶伦堡为基地，从事分裂破坏，并组织“藏族幸福会”。核心人物是被撤职的前司曹鲁康娃、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堪穷?罗桑坚赞、仔本夏格巴，以及西康理塘县商人阿乐群则，他是1952年拉萨伪“人民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达赖一踏入印度国土，这些人便以“欢迎”，“朝拜”、“请愿”等名义，紧紧缠住达赖，达赖到哪里，他们跟到那里，同时也作班禅的工作。他们以回国后安全没有保证为借口，竭力想让达赖留在印度，至少暂不回国，企图借助印度政府和国际舆论，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新的和平谈判，“争取达到一个对西藏和整个藏区前途有利解决办法。”
　　从以后披露的材料和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我的故乡与我的人民》一书来看，当时印度政府并不希望达赖、班禅留在印度，尼赫鲁总理曾多次劝达赖回西藏去，依据17条协议同中央政府进行和平协商，妥善解决西藏内部事宜。
　　1956年11月28日，达赖、班禅到印度两天之后，周恩来总理乘专机到达印度，在同尼赫鲁总理会谈后，立即会见达赖和班禅，同达赖进行长时间谈话。周总理严肃而又明确地指出:您应该坚决摆脱极少数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包围，尽快返回西藏。
　　周总里还说:“藏族群众尊奉您为神，神就应该住在神殿里，您的神殿是西藏。离开西藏，您没有基础，没有信徒，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周总理对达赖说:您如果留在国外，在一个时期内会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会热闹一阵子，但他们利用之后，觉得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就会把您抛弃。
　　达赖表示愿意听总理的话，纪念活动结束后，要立即回西藏。同时他向周总理提出两个问题，即民主改革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希望能给予明确回答。达赖说:“康和安多地区(指东部藏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年上半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有几万僧侣群众到江西(指金沙江)来，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地方住，处境很困难，给当地群众也带来很大麻烦，社会治安、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受到影响。中央究竟打算怎处理这几万人的问题?”
　　达赖又说:“《共同纲领》、宪法和十七条协议里，都明确规定:共产党、人民政府保护喇嘛寺院，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可是，今年康区大批喇嘛被逮捕，被杀害，或者强迫还俗，寺院遭到破坏，解放军不仅炮轰寺院，还用飞机轰炸。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都未曾发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达赖达说:在国内时，我曾多次向张代表和工委领导人提出，请中央讲明真实真相，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情况，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周总理就西康的民主改革和平叛问题，作了说明，并正式向达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六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不改编藏军；第三个五个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看那时的情况再作决定。
　　12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途中，再次到印度，会见达赖，就达赖、班禅在印度的活动和回国路线等交换意见。当谈到达赖和班禅去不去访问那烂陀时，总理回答说:“应该去。”并决定由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赠送玄奘顶骨、汉文大藏经，帮助修建玄奘纪念馆的经费30万人民币。
　　周总理还对达赖说:“上次曾说毛主席希望您方便的话，由印度经北京回西藏，现在看来可以不去，还是早回西藏为好。因为现在拉萨有些人想利用您不在西藏的机会，在那里搞叛乱，使您回去后不好处理。此事被我们发觉后做了准备，虽然没有搞起来，但这种危险性仍然是存在的，早日回去在那里领导就好一些。”
　　达赖表示他也想早日回去。他又说:“我刚离开拉萨，那里没有要搞叛乱的迹象。”他认为总理和中央了解的情况与西藏的实际有很大出入，把西藏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对西藏工作反而不利。
　　周总理又说:“毛主席希望您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您不利。班禅已决定不去葛伦堡，因为他怕造成困难的局面无法处理，我们也不好勉强他去噶伦堡。但如果您去，他不去，在客观上也会造成你们两位不团结的印象。”
　　噶伦堡是靠近西藏的一个边境城镇，那里早就居住着一部分藏民。近年来，又有一部分藏民从我国东部藏区移居那里，他们多次派代表邀请达赖访问噶伦堡，接受他们的朝拜。达赖对周总理说:“那里不少教民，平时没有机会见我，他们希望这次能见见我。这个要求是合情事理的，我不好让他们失望。我邀请班禅佛同我一道去,我们只进行佛事活动，不会有什么麻烦。”
　　周总理说:“噶伦堡特务很多，如果他们煽动一些教民来拦留您，事情就很麻烦了。”周总理用了“拦阻”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也许总理考虑，用“拦留”、“拦截”等词，显得太重；用“挽留”之类的词，又不足以显示问题的严重性。总理显然经过缜密的考虑,如果准确地表达总理的意思，使翻译李佐民同志也很费斟酌。
　　陪同周总理访问印度的贺龙元帅，也分别会见达赖和班禅，劝他们早日回国。
　　1月28日，班禅一行乘专机从印度回到拉萨。他们是这条航线的第一批客人
　　这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多次同达赖喇嘛会见。大师看到印度的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在争取达赖，影响达赖，他担心达赖年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产生失误。喜饶大师对达赖喇嘛本人是信任的，但对他周围的人很不放心。因此，一再向达赖提出忠告。喜饶大师说:“非常拥护的样子。”
　　喜饶嘉措称“藏族幸福会”的一些人是“捣乱分子”，对他们表示蔑视，说那些人不但干不了好事，连坏事也干不成，只配捣乱，制造一点麻烦。!
　　喜饶大师说:“称那些人为‘分裂主义分子’，实际上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并不懂藏族的历史，更不懂整个中国的历史，也不懂世界的形势。如果他们真的爱自己的民族，关心藏族的前途和命运，为藏族人民谋求幸福，我们可以坐下来冷静地、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和分析，汉族和藏族，究竟是团结好，还是打架好:是统一好，还是分开好，究竟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藏族的繁荣昌盛，才有利于我们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喜饶嘉措认为“分裂主义”是很严肃的词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不能随便给人带上这顶帽子。他曾多次说过，对好人不能随便戴这顶帽子；对坏人也不能随便戴。在喜饶嘉措那里，“分裂主义分子”和“捣乱分子”，是有严格的区别。他认为有些人吵吵闹闹，无非想为自己捞点好处。因此，阿乐群则等人以“藏族幸福会”的名义要求拜会喜饶大师时，他拒绝会见，说他们没有资格同我谈话。
　　喜饶嘉措对达赖说:“在他们当中，只有两个人例外，那就是鲁康娃和夏格巴。他们是真心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宗教。但他们的思想太保守，太落后偏见太深，我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完全不同。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实际上并不利于他们所热爱的民族和宗教的繁荣和发展。他们俩是您的政府里的人，您应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到正路上来。”大师还说:“这次您应该投法把他们两个带回西藏，让他们回到17条协议的立场上，在您的领导下，真正做一些对藏族人民、对神圣的佛教有益的事。”
　　喜饶嘉措大师真是心无纤尘、梗言直快，毫不矫饰。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以个人恩怨和好恶来评价一个人的功边是非，从不谋求私利，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当时中央和西藏工委一致认为鲁康娃和夏格巴是分裂主义的头目，是最反动的分子，早已公开谴责。他却说他们俩人在“爱民族和爱宗教的问题”上，同自己有“一致的一面”，只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不同。喜饶嘉措曾公开表示，对鲁康娃和夏格巴的人品，对他们个人，无可指责，他只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分裂活动。他认为这样分析，才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喜饶大师打算找鲁康娃和夏格巴交谈，规劝他们放弃“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放弃反对中央、危害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活动，回到西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达赖佛的直接领导下，为振兴藏族，弘扬佛法，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
　　但是，鲁康娃和夏格巴一直躲着不见，据说鲁康娃私下对人讲:“那个疯老头子，脾气古怪，除了佛祖释迦牟尼，什么人他都敢骂。我们去见他，还不把我们骂得抬不起头，别的还能有什么结果?”
　　喜饶嘉措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1954年达赖在北京时，毛主席曾同他谈到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的问题，毛主席说，对他们两个人也要教育，不要嫌弃他们，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达赖向毛主席汇报说:“两位司曹是好人，只是年纪大了，思想守旧、保守，对新的东西看不惯。”喜饶嘉措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高瞻远瞩，非常英明。
　　喜饶嘉措大师还特别提醒达赖，在同外国人接触时，一定要十分谨慎，要弄清他们的政治背景和真实意图。
　　喜饶嘉措同达赖谈话的核心内容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都要回到西藏去，而不能留在印度。他引用一句藏族谚语，语重心长地说:“狮子在山上是兽中之王，狮子到平川不如老狗。请佛爷不要见怪，这不过是个比喻。威武的雄狮应该在茂密的森林，您作为雪域一神，应该在西藏。那里有您的故乡，有您的人民。”
　　喜饶大师和达赖、班禅都是青海老乡，感情上更容易沟通。大师这番情真意切的谈话，也许打动了达赖喇嘛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达赖喇嘛流亡国外，撰写自传时，书名就叫作《我的故乡与我的人民》。
　　喜饶嘉措还说:“汉人和藏人要团结，西藏绝不能离开祖国大家庭的怀抱而独立。他说，旧中国时代，蒋介石曾经到印度访问，不但见了尼赫鲁总理，还见过圣雄甘地，可是印度政府对他的接待很一般，老百姓也不怎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几次访问印度，印度政府非常热烈隆重地欢迎他，周总理是政府首脑，接待他的规格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国家元首。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周恩来个人的态度，关键在于蒋介石的背后是一个软弱的、贫穷的、腐败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国；而周总理的背后是一个空前统一、欣欣向荣、日益强大的新中国。前世达赖佛(指十三世达赖)到印度，英印政府对他很冷淡，连个总督都没有见上；这次您和班禅佛来，印度政府那么热烈，那么隆重，规格比政府首脑还高。”!
　　喜饶大师接着说:
　　“就拿我这个究出家人来说，解放前到这里时，除了一些教友和学徒，没有人理我。现在也把我当作个人物。处处受到关照，超过了一般的大臣和部长。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没有这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或者我们离开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人家都会另眼相待。在人家眼里，就是无依无靠的流浪汉，顶多也是朝佛的香客。”
　　达赖喇嘛对喜饶嘉措给予自己的教育和关怀表示感谢，说:“我一定要回到西藏去，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留在国外。请您不要听信外界的议论和谣传。”达赖说:“我只是对康区和安多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几万名僧俗群众来到西藏这一情况，感到深深的关切和忧虑。我已给周总理汇报多次，请中央务必认真对待，慎重处理。总理说，这些情况他回去一定负责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
　　达赖又不无忧虑地说:“康和安多地区发生那么大的事，几万群众跑到西藏，那么多寺院遭到破坏，看来总理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太清楚。”
　　对此，喜饶嘉措大师也有同感。他说:“正因为这样，您和班禅佛更应该回去，留在国外，反而容易使事情变行更加复杂。”
　　达赖的主要随行人员有5位，即:林仓活佛和赤江活佛两位经师，索康和阿沛两位噶伦，还有藏军司令凯墨。除林仓活佛外，其余4人都是喜饶大师的学生，他们多次去拜见老师，对他十分敬重。喜饶大师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们好好协助达赖佛，圆满完成佛祖涅　的纪念活动，早日返回西藏。
　　周总理和喜饶嘉措大师也分别会见了班禅。他们并不担心班禅会留在国外，在这一点上，班禅和堪厅的官员们的态度十分明朗，他们同“藏族幸福会”的分裂主义分子更没有什么接触，曾多次公开谴责他们的分裂活动。他同达赖的地位、处境不同，不需要考虑那么多问题，处理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他可以集中精力，从事佛事活动和参观访问。这是班禅第一次出国访问，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他用好奇的、惊异的目光观看、考察这片土地。印度是佛教的发作祥，藏族人民称印度为“圣地”。到圣地朝佛，是所有的教徒热烈向往的事，他作为释迦弟子。更是如此，在印度期间，他一直处于十分兴奋状态，对什么都感兴趣，总想多看看，多听听，多吸收一些各方面的知识。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知欲，给东道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连计晋美和堪厅的其他官员也觉得班禅佛变了，同头年到内地参观访问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印度的佛教界人士和广大的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对达赖佛和他本人所表现的热烈友好的态度，给班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人民的代表，和平的使者
　　在喜饶嘉措大师逝世12周年之时，原中共西北局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原西北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原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副省长、青海省政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扎喜旺徐，这些长期与喜饶大师共事的有着方面领导人，联合撰写题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文章，对喜饶嘉措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谈到喜饶嘉措在开展人民外交方面所做的贡献时指出：
　　喜饶嘉措还努力从事促进我国人民和佛教徒同各国人民、佛教徒之间友谊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国家对我们很不了解，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胡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庙都被搞光了，等等。因此，一些佛教国家对我国是否有信仰自由，怀疑颇多。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不仅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众多外宾，还多次率领我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席了尼泊尔举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圆寂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巡回接受朝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想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佛教徒想和种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佛教徒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喜饶嘉措经常超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访问任务，赢得了有着国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
　　大师经常接待世界各地前来我国了解中国佛教情况、宗教政策和朝香拜佛的外宾，向他们介绍我国的佛教情况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师还多次出国访问，如出席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次仁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仁世界佛教徒大会，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圆寂2500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巡回接受朝拜等。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与各国人民和佛教徒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和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1963年的10年中，曾6次组团(或任团长、或任副团长)前往缅甸、苏联、瑞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诸国，或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或参加佛事活动，或参予国事访问，大师均能如期完成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尤其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诬蔑中国政府“灭教毁寺，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谰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日益显得光辉而灿烂，在此，大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由于大师为国宣劳，卓有功绩，国务院特赠大师一口大铜钟，以示嘉勉。
　　喜饶嘉措在国际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作“僧王”，1955年夏，应缅甸政府总理吴努邀请，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吴努总理不但亲自到机场来迎接，而且按照佛教的礼仪亲自为喜饶嘉措洗脚，这是缅甸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对佛教高僧最高的礼遇，在我们国家佛教发展的历史上，能享受这种殊荣的仅有喜饶嘉措大师一人。
　　但是，喜饶嘉措大师十分谦虚，他反复强调，我个人不过是来自循化山沟里的一个贫僧，我受到缅甸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尊敬和礼遇，是因为我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代表，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应该归于祖国、归于各族人民。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我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就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关于我国西藏问题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历史遗留问题，从1952年开始，进行谈判。经过两国政府的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于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致照会各一件。
　　《协定》决定中印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理处，并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两国香客互相朝圣和边民往来事宜取得共识，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根据《协定》，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达、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
　　关于贸易地点，中国政府同意指定亚东、江孜、帕里为贸易市场；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传统习惯，允许中国商人在噶伦堡、西里古里、加尔各达等地进行贸易。中国政府同意指定噶大克、普兰宗、姜叶马加尔果、姜叶马查克拉、热姆若、董不若、波林三多、那不拉、尚格齐、扎锡岗为贸易市场；印度政府同意将来由于中国西藏地方阿里地区与印度之间通商贸易的发展和需要而成为必要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靠近中国阿里地区的相应地方指定贸易地点。
　　中印两国政府互换照会的主要内容是：彻底取销英印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遗留下的一切特权，印度政府决定在互换照会之日起六个月内，全部撤退印度政府驻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其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12个驿站等折价给中国。
　　当时印度政府在西藏的武装力量，总共不过一百多人；邮政、电报、电话和驿站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但是，其政治意义却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在中国大陆最终消除了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殖民地残余影响，西藏地方完全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
　　更为重要的是，在签订《协定》和互换照会的过程中，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协定》的序言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双方同意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⑦
　　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第一次被写进国家与国家签署的正式文件。这一协定公布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国际舆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1954年4月26日，前苏联、美、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他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中国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中国将来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和维护他们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权力；同时，中国也要求别的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⑧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6月24日，周恩来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到印度进行友好访问。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
　　(五)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并且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中。两国总理还认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按照五项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和造成冲突的理由。各个国家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相互友好，和平共处。这样就有助于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的紧张局势，有助于造成和平的气氛。”⑨
　　28日当天，周恩来总理飞往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两国总理同意关于中国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并认为它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那么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相信任所代替。两国政府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国家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容外来干涉。⑩
　　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亚洲和世界各国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反响。同年7月初，周恩来总理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在中越边境举行会谈。7月10日，中越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新闻公报正式发表。胡志明说：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五项重要原则，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清楚、准确，得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欢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付诸实践，在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这一提法。如：1955年5月亚非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1955年4月，20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会议，即著名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于4月24日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就发展和加强亚非各国经济和文化合作、保障人权和自决、解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共同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宣言提出：
　　“各国应当在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情况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用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中年以上的人大都记得很清楚，50年代初期，亚洲和非洲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成为亚非人民共同的愿望。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各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和讲话，尤其是会议公报所表现的亚非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精神，被誉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得到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扬和热烈拥护，成为亚非国家和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
　　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议期间坚持正确方针，谦虚谨慎，诚恳待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不仅对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中国良好的形象，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模范地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宣言，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一原则还写进了中国政府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苏联等的公报或声明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反对长期以来在国家关系中那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对外关系和观念，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建立平等、和平、和睦、合作、共同发展的新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为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承认，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在中印两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协定中提出来的。
　　当时，中印两国政府的协定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1954年5月20日，达赖、班禅和噶厦政府分别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中印两国政府缔结的协定。达赖喇嘛在贺电中说：这个协定“不仅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传统友谊，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西藏地方和西藏人民的利益。”他表示决心本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民族平等政策，认真贯彻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以及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为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6月3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畅谈协定的重大意义，他自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是他亲政以来的第一次，可能也是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王朝以来的第一次。会后，达赖还委托阿沛?阿旺晋美代表他举行盛大宴会，热烈庆祝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新发展。
　　1954年9月，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来华访问，并参加国庆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达赖和班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与他们会见，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友好邻邦和佛教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在国内外也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解放后短短几年中在西藏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民党高级人员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抚今忆昔，新、旧两个中国的巨大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深切，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历史的见证。
　　1955年3月15日，原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卫立煌，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从香港回到广州。当天，他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卫立煌一开始就说：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们常常带着一种无限怀念的心情，回忆解
　　放初期的民族工作，称它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同样，50年代初，也是我国与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以及其他刚刚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枷锁而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新兴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国际舆论称之为“蜜月时期”。这种友好关系，对中印两国人民、对两国的和平建设，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诲人不倦，桃李芬芳
　　如果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来评价喜饶嘉措大师的一生，恐怕是恰如其分的，大师一生勤奋好学，嗜书如命，坐拥书海，苦读不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与此同时，他又将他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下一袋，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时，即向当局陈述：
　　“欲开发边疆，须有民族人都；欲培养民族人都，须先兴办地方教育。请予先自本地方试办，然后扩广之。”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培育边疆少数民族人才，对巩固其统治有利，除广招边疆少数民族青少年赴京、渝等地培育外，当即批准大师所请，拨款在大师故乡筹办学校一所，当时定名为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大师即主其事，并将自己历年积蓄倾囊捐献。校舍建成后，聘请藏文教师2名、汉文教师1名，招生约50余名，于1942年秋季正式开学。大师亲临讲话，慰免有加。大师的故乡循化县有汉、藏双语兼授的学校是从这所小学开始的，现在的古雷学校(包括完小与初中)，便是大师当年所创办的“讲习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该校培育出了不少优秀人才，然后到省上和到全国各高教继续深造，成为青海乃至西部地区各行业的骨干力量。大师在拉萨的时候，在从事校勘和重刻《大藏经》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讲党授课，培养人才。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原嗄厦政府嗄仑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凯麦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对阿沛?阿旺晋美很熟悉了，他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人大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对索康?旺钦格勒和凯麦可能就不太熟悉，他们两位都是原嗄厦政府的核心人物，看过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的人对索康?旺钦格勒就会有个比较深的印象。凯麦则是藏军原藏军总司令，从这些关系可以看出，喜饶大师对原西藏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在藏族社会不仅仅是宗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喜饶嘉措大师与两位达赖喇嘛，即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两位班禅即九世班禅和十世班禅都有密切联系，有很深的交往，这是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是同时代人，而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又是同时代人，而喜饶嘉措大师刚好承前启后，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今后也很难遇见，因此，他在藏族当代社会历史上也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和特殊的影响。
　　1936年，国民党政府礼聘喜饶嘉措大师为五所国立大学即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专职讲师，同时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循回讲学，讲课的内容主要有《藏传佛教的兴起与发展》、《汉藏关系史》、《佛教的经典哲理》等课程，这五所大学都是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学校。大师一方面向这些学校的师生和文化界人事系统地介绍藏传佛教，向汉族学生和学术界系统地介绍藏传佛教的经典和藏族文化的教义，同时，讲述藏汉两个民族源源流长的兄弟友谊，启发青年学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亲和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师以学校为讲坛，振笔高呼，唤醒民众，普渡众生。提倡汉、满、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侵略，共同抵御日寇。
　　在国内著名的5所大学里担任讲师，这是很高的荣誉，在藏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不敢说“这是绝后”，但绝对是空前的，大师在学术文化界为藏族人民赢得了荣誉，也是使很多藏族有识之士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大师为促进和推动藏、汉之间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做了大师工作，不但在当时发生了极大的重要影响，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里，具有深远的意义。
　　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喜饶嘉措大师十分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树立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强不息，才能使中华民族巍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这种思想贯穿了大师光辉的一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他以不同的形式宏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之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调动了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受到这种形势的鼓舞，在这次大会上，喜饶嘉措大师以“东方巨龙，乘风破浪”为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黄龙旗”、“龙袍”作为皇权的象征，“真龙天子”更是封建王朝的代表。把龙作为封建王朝的象征，遭到排斥，甚至抛弃，辛亥革命以后，“青天白日旗”代表了“黄龙旗”；新中国成立后，五星红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旗。镰刀斧头成为革命的象征，工农联盟的象征，新生的革命政权的象征，代替了黄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报刊上很少，几乎没有出现龙字，更不能下面去歌颂龙，更不能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虽然没有任何一级政府作出什么正式决定，说不能宣扬龙，不能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实际上，龙已经成为了封建王朝的象征。但是，
　　喜饶嘉措大师则认为，不能把龙作为封建皇帝的专利，不能让他们垄断对龙的使用权，皇帝被打倒，封建王朝被推翻，但龙不能打例，龙的精神不能丢，不仅不能丢，还应发扬光大，让她回归她的本来面目。大师还认为，提倡龙的精神不但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也完全符合总路线的精神，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亲和力，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喜饶嘉措大师的秘书和翻译陈目天先生，在翻译时，初稿的标题是“东方的玉龙，乘长风破万里浪”。当时，大会翻译组组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兼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萨空了，他指派图旺和我协助陈目天翻译。图旺的汉、藏水平都很高，是一位很优秀的翻译，他认为陈先生翻译的题目太长，意思是很准确，但不醒目，也不够简练，他改为“东方巨龙，乘风破浪”。我们翻译出来以后，大会秘书组建议将大师的题目改为“东方巨人，乘风破浪”。
　　图旺和陈目天先生认为，这样改为句子不太好，在藏语里，龙叫“zhu”，藏族人民认为，天上打雷的雷，是龙在吼叫，“打雷”直译过来就叫“龙鸣”。龙又能在海底遨游，所以巨龙即能乘长风，又能破万里浪，如果翻译成“巨人”，如果改为“东方巨人”与整个发言的精神和文章的风格都不太协调。萨空了觉得他们的意见有道理，但能不能用“龙”来象征中华民族，象征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民，他也拿不准，说要请示，后来民委领导也说他们定不下来，要请示统战部和中央领导，后来，萨空了亲自向翻译组传达：他说领导上说，要尊重大师本人的意见，照原文翻译。
　　当天下午，喜饶嘉措大师在中南海淮仁堂做大会发言，当时会议配备有汉、蒙、藏、维、哈、朝、彝各民族语言的同声传译，所有代表的发言都由同声传译来翻译，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但是，那一天大会主席团决定，喜饶嘉措大师发言是他用藏语讲，由图旺上主席台翻译，这说明中央对喜饶嘉措大师的高度重视和尊重，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规格。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东方巨龙，乘风破浪》为大标题，报道了整个大会的发言摘要，以较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喜饶嘉措大师发言的内容。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乘风破浪》为标题发表一篇重要社论，高度评价人代会所体现的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这不知是不是受到大师发言的启示。
　　80年代以后，一曲《龙的传人》唱遍神洲大地，传遍五洲四海，华人居住的地方，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同时也说明早在58年，大跃进时代，喜饶嘉措大师就提倡龙的精神，把龙的精神从封建王朝手中夺过来，掌握在各族人民手中，以此来向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说明大师具有博大的胸怀，大局意识和超前意识。
　　和蔼可亲、长者风范
　　凡是熟悉喜饶嘉措大师的人，无不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赞扬大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不分尊卑贵贱，不卑不亢，一视同仁，这高风亮节，有口皆碑。这是因为大师来自人民，来自基层，来自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心理想的是人民，事事处处不忘为人民谋利益，扎喜旺徐解放以后一直就一起与大师工作，曾担任青海省副书记，青海省副省长，青海省政协主席，对大师十分熟悉，也十分敬仰，他说：
　　“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个出家人，生活简朴。相处多年，我看到他穿的衣服总是那么几件，换来换去。饮食以素食为主，如果说有什么偏爱，就喜欢喝他循化老家的豌豆稀饭。大师待人热情诚恳，不分上正尊卑，一律平等。他从不主动请客吃饭，有客人来，碰到吃饭时间，就留客人一起吃，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哪位领导，哪位贵客到农，他从不加菜。别人请客，一般他都婉言谢绝。除了工作，就抓紧时间看书，从不浪费一点时间。后来到了北京，也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悔人不倦的导师
　　当我刚刚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知道了喜饶嘉措大师的名字，学习了他呼吁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讲话和著作。那是一本藏汉文对照的小册子，其中收集了喜饶嘉措大师1950年至1951年初先后在北京和西宁发表的3篇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的文章。新中国刚刚建立，还没有一家藏文出版社，那本小册子是由中央民委参事室编印的。藏文铅字大小不一，笔划粗细不等。按现在标准来看，印刷出版质量是很低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藏文铅字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解放后专门从南京运到北京。就是那么一本小册子，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二部藏文图书。第一部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在当时起了代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那时中央广播电台和青海广播电台都没有开设藏语广播，据说喜饶嘉措大师是直接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解放前藏族地区的广播事业极为落后，当时的拉萨，只有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少数贵族上层人士有收音机，只有他们才能收听。而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针对他们讲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学生，有些是他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据说听了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后，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很大震动。最近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里用很显著的画面反映了喜饶嘉措大师发表讲话后，在拉萨产生的巨大影响，遗憾的是：只有听广播人的反映，没有发表讲话人的英姿。
　　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稿出版后，以达札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将它视为洪水猛兽，在昌都、黑河一线设卡，严禁在西藏地区传播。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随着昌都战役的胜利结束，摄政达札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在这种形势下，喜饶嘉措师大师的那本小册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我作为进藏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战士，也得到了一本。那时我的文化水平很低，很多内容读不懂，理解不了，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喜饶嘉措大师的著作当时在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成了进藏工作人员的必读书。尤其是我们刚刚参加宣传、翻译工作的人，更是离不开它。很多新词术语，都是以那小册子为依据翻译的。
　　藏族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但是，数百年来，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极为贫穷悲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极为落后，与此相应，新词术语也极为贫乏。如；“共同纲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中华民族”、“解放”、“解放军”……这些常见的名词术语，都需要重新翻译和创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加之藏族地区又如此辽阔广大，交通闭塞，通讯落后，信息联络十分困难，还没有一个部门来负责协调新词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各地的翻译人员只能各行其是，见仁见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喜饶嘉措大师在宗教界和学术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加上他的那些讲话和著作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各地的翻译人员很自然地以他的著作为范本。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喜饶嘉措大师不但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新词术语的创制、使用和规范，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后一种作用，意义更为久远。
　　我第一次见到大师，是在1955年6月，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的翻译工作。那次会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讨论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报告。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事，中央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很多翻译人员，仅我们藏语组就有几十个人，住在东四旅馆。
　　翻译组还担负着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的翻译出版任务。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文件汇编》汇集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开幕词；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有这些文件，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就翻译并出了单行本。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译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精益求精。喜饶嘉措大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大会翻译组的顾问。中央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同志(蒙族)任大会翻译组民族语文组组长，他对喜饶嘉措大师十分尊重。翻译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就带着藏文组的负责人去向喜饶嘉措大师请教，有时大师也到宾馆来看我们，给予鼓励和指导。在整个翻译组，我是最年轻的一个。翻译组负责人向大师介绍时，对我特别多讲了几句，因而引起了大师的注意，同我亲切交谈，问了不少问题。大师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大师说：“很多人看不起翻译。其实翻译工作是很重要的，毛主席就很关心和重视翻译工作。上次大会期间，毛主席亲自向赛福鼎同志、达赖喇嘛、班禅佛和我询问会议文件的翻译情况，问我们看得懂看不懂?满意不满意?这件事民委领导已向全体翻译人员作了传达。上次会议你们没有来。”大师指着我们几个新来的年轻人，关切地说：“这次你们来了，说明我们的翻译队伍又增加了新的力量，这是件好事。”大师还说，在藏族历史上，很重视翻译工作，翻译家与学者齐名，受到大家的尊重。后来在不同场合大师又多次讲过这个观点，批评翻译工作“低人一等”的观念，鼓励大家认真做好翻译工作。
　　喜饶嘉措大师的汉文水平并不高，但他有很好的悟性和理解力，能够很敏锐地发现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翻译人员中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也能敏锐地发现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二次会议期间的翻译人员，从地区来讲，有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西康(1955年下半年，撤销西康省)；从经历上讲，有国民党时代的翻译人员，有噶厦政府的职员，有贵族，有喇嘛活佛，也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年龄上讲，有六、七十岁的老专家学者，也有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各有所长，各有特点。但众多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也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最大的毛病就是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加上门户之见，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派别之争，工作中的问题，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夹杂上别的因素，就成了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影响着大会翻译工作的正常进行。别的语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问题。萨空了同志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做促进团结的工作。有一次萨空了同志说：“民族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做团结工作，我这个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讲民族团结。有人说我是吃团结饭的。讲这个话的人，有挖苦我的意思，认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只会讲这些套话、老话。但我觉得这话讲得好，我一辈子做民族工作，就要一辈子吃民族团结饭，做民族团结的工作，消除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他勉励大家说：你们当中大部分是藏族的知识分子，是藏族中的优秀人才。一部分人是从事藏族文化工作的汉族同志。你们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团结的工作。首先要搞好内部的团结，才能做好大会的翻译工作，做好藏文翻译出版工作，做好藏族文化事业，进而把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的事情办好。如果团结工作搞不好，其他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他说，翻译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如何翻译更准确，怎样表达更合适，大家可以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谦让、互相学习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协商解决。如果一些意见实在统一不起来，可以向喜饶嘉措大师请教。
　　喜饶嘉措大师以他高尚的品格，渊博的知识，加上他在宗教文化界所拥有的巨大声望，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统一各种不同的意见分歧，探寻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案。无论是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学者，还是新中国培养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藏族学者，还是汉族学者，都很尊重他，信服他。一个重要原因是，喜饶嘉措大师为人正派，对事不对人，为公不为私，无论在宗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不立宗派，不搞小圈子。他从事宗教、文化事业几十年，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学人，从上层贵族、各级领导，到基层群众，从西藏到川、康、甘、青、滇，从宗教界到政界、军界、学术文化界，到处都有他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雪域，但他从不搞什么自己的派别和势力。无论对什么人，大师的基本态度是：你来求学，我就教你，别的都不谈论。他有空就读书，不好交往。在大师的一生中，与他私交很深的人屈指可数。同样，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私仇和私敌，同什么人闹个人矛盾。
　　在讨论问题时，喜饶嘉措大师认为谁的意见正确，就支持谁，谁的意见不对，就明确表明态度；谁要刻苦学习，认真做学问，就喜欢他，关心他，热心指导，谁要不认真做学问，而另搞别的什么东西，就毫不留情地疏远他。在他主持或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什么学术问题，只允许围绕那些问题发表意见，绝不允许涉及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你高我低，你长我短，谁要离开本题去争论个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大师立即予以制止，有时甚至声色俱厉地加以斥责，不留情面。大师反对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特别厌恶那些背着人打“小报告”、诬蔑陷害别人的人。
　　喜饶嘉措大师在学术文化界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并不居高自傲，相反，始终保持谦虚好学的精神，能够听取和采纳别人正确的意见。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帝国主义”这个词汇，过去藏语里没有，需要重新翻译。大师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广播讲话里，翻译成“ ”，意为“像豺狼一样的强权国家”，这一方面表现了他当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憎恨之情。大师作为一个学者，有他固执的一面，一旦形成了某种观点，选用了某个词汇，就很难改变。“帝国主义”一词，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翻译，一用就是几年。这个译法，一是不够准确，二是太长，不太上口，不易在群众中普及。后来不知是谁，翻译成“ ”，逐步被大家接受，在翻译宪法时，也采用这个译法，大师也表示赞同。但他自己按照习惯仍然使用过去的译法。有一次，一位同志在会上向他建议说，这个词，已被群众接受，也写进了宪法。大师如果仍然使用旧译，不利于藏语的规范，影响也不好。大师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都应该遵守，以后我一定改。”
　　另一个是“解放”和“解放军”的翻译。从解放初期开始，大师一直采用“钦珠”和“钦珠玛”的译法。“解放”是动词，按照藏语构词法，用“钦”“珠”( )两个动词现在式，组成并列结构，也是可以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应翻译成“金珠”和“金珠玛”( )，前一个用动词过去式( )，表示被束缚、被桎梏；后一个用现在式，表示从被束缚、被桎梏下解放出来。藏族人民称解放军为“砸碎锁链的人”，就是从这种译法衍化而来。这后一种译法很快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大师的译法始终没有被群众接受，只限于少数文化人使用。大师则认为自己的译法合乎传统的构词法，一直不肯更改。后来又有人向他建议：应该尊重群众的意见，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构词法。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藏语的新词术语怎么统一和规范?何况构词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大师最后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说：“传统的语法应该遵守，但更应该尊重群众的选择。如果大家不赞成我的意见，我就放弃我的意见，服从大家”。
　　另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华”、“中央”两个词的翻译，也讨论了好几年。据说早在国民党时代，在南京翻译“五权宪法”等文件时，大师就主张意译，分别译为“ ”和“ ”。解放后依然坚持这个意见。一些同志认为，“中华”一词包含有丰富的内涵，按字面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中央”翻译成“ ”，也不确切，藏语里的“ ”与“ ”含有“中部”的意思，是与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体现不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统属关系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大师解释说：“汉语里的(中央)，也是与边疆，与东南西北方相对应，本身并不含有统属关系，并不能表现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怎么赋予它新的含义。”他坚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央人民政府”等这样一些重要的词汇，一半音译，一半意译，不符合藏语的构词习惯，群众也不容易理解和使用。后来在萨空了同志主持下，又讨论了几次，并参考了别的语种的翻译方法，有意译的，也有音译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汉族是主体民族，“中华”、“中央”这样一些庄重的、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最好采取汉语借词，这样更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政治上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
　　喜饶嘉措大师最终还是放弃了坚持了10多年的主张，采纳了大家的意见。仅仅从翻译工作的技术性上来考虑，大师的意见不无道理。但他能顾全大局，尊重群众的选择，表现了从善如流的大家气度和长者风范。
　　喜饶嘉措大师的这种态度，在藏语文翻译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风气。既然大师都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选择，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什么，反而更加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赖，哪又有谁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为什么一定要争个你高我低?
　　当时，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学术讨论会，由于自己刚刚入门，初次参加这样重要的翻译，自己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在大师和前辈专家面前，也很谨慎，只听讲不发言。但在各种意见的争论、交锋和砌磋之中，使我增长了知识，学到了许多平时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藏族学者一般都很有辩才，思辩能力很强，逻辑思维很好。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诉，在寺院学经，天天要当众“辨经”，参加“答辨”。喜饶嘉措大师获得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热巴格西的称号；从基层最后到拉萨大昭寺前的辨经场，当着几万名僧众辨经，经历过无数的辨论会。每当听他讲话，甚至听他与人争论，我都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认为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甚至是一种享受。
　　在中央民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喜饶嘉措大师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的翻译任务。通过大会文件的翻译，新译和创造了上万个新词术语，统一和规范了各地的不同译法和用语，为做好翻译出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发展新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那以后，每次参加人大、政协的翻译，我都能见到喜饶嘉措大师，得到他的教诲。大师自己有专职秘书和翻译，一般情况下，不用我们。有几件事，同喜饶嘉措大师接触多一些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1956年9月，我来京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翻译，后来调到中央民委翻译局，从事翻译工作。当时一起来京的还有格桑益西老师和戴贤同志。格桑益西老师是西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室副主任，后任翻译局藏文室副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藏文教研室编了一部《藏文字典》，来北京后，继续编辑，由格桑益西老师主编，我和戴贤作助手。格桑益西老师在拉萨当喇嘛时，曾拜喜饶嘉措大师为师，他们是师生关系，来住甚密。喜饶嘉措大师对字典工作很重视，因为这是建国以后编辑的第一部藏文字典。从选词范围，阐释的详略，到例句是否精当，都给予具体指导。字典后面有个附表，是藏文动词的时态变化。由于群众语言发生变化，加上方言的差别，藏文动词的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历来是语言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语法书难以数计，产生很多混乱，给群众的学习和使用，造成很大困难。格桑益西老师根据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汇集历代语法家们的著作，想编一个动词变化表。喜饶嘉措大师对这个作法非常支持，认为这对群众的学习和使用有很大好处，也有助于藏文动词的规范。亲自审订动词变化表。鉴于编辑字典的工程浩大，决定先出版动词变化表。喜饶嘉措大师又为这个小册子写了序言。
　　1957年以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加上其他原因，《藏文字典》的编辑工作被迫中断。1964年“四清”时，连原稿和排好的清样也全部被送到造纸厂，化作纸浆，多年心血，付之东流。字典未能出版，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通过字典的编辑过程，喜饶嘉措大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受到很深的教益，学到了很多平常难以学到的东西。
　　1957年6月—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重要著作，大会领导人立即组织我们翻译，并出了单行本。这是毛主席2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了配合整风反右，经修改后正式发表。喜饶嘉措大师直接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定要翻译好。当时会内会外正在紧张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大师十分繁忙，没有时间审订译稿，但他曾多次到大会翻译组，过问翻译情况，帮助解决翻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下半年，民委领导指示我们翻译局藏文室翻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格桑益西先生具体负责。这是第一次用藏文翻译这篇著作。整风反右后，民委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于1958年合并。次年，在大跃进的推动下，民委领导指示我们翻译《毛泽东选集》前三卷，后因人力不够，加上还有别的翻译任务，只翻译了第一卷，于1959年9月正式出版，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遵照上级指示，我们放下二、三卷的翻译工作，集中力量先翻译第四卷。
　　为了保证译文质量，民委领导指示出版社要广泛征求广大读者的意见，并特别强调，藏文稿要征求班禅、阿沛两位副委员长和喜饶嘉措大师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打印成清样。当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全部用铅字排版，然后打出清样。打几份后，铅字就坏损，要重新排版，非常麻烦。民委领导指示，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是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哪怕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认真把它做好。
　　清样送去后，喜饶嘉措大师看得非常仔细，数十万字，几大本厚厚的译稿，大师一丝不苟地审阅，清样上划满了各种圈圈点点，还有许多批语，提出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翻译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喜饶嘉措大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表现得非常严肃认真。解放前他曾在南京、天津等地生活较长时间，同国民党党政要员、学术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有过一些接触，在藏族人士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像大师那样熟悉内地情况，更没有人了解国民党高层的情况。喜饶嘉措大师经常把新中国同旧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同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加以比较，对新中国，对共产党，表现了由衷的热爱，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表现了无限的崇敬，并以此来教育我们青年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这期间喜饶嘉措大师恰恰在内地，他亲眼看见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夺取抗战胜利果实，那些“接受大员”怎样腐败，怎样失去人心，蒋介石又怎样孤注一掷，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把各族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最后走向覆灭，逃到台湾去。因此他对第四卷反映的内容比较熟悉，在翻译审订过程中，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大师曾多次对我们讲，毛主席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要员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毛主席。他说，蒋介石并不像现在有些人宣传的那样，只是上海滩出来的一个流氓、痞子，一个只会杀人的军阀。如果共产党、毛主席仅仅打败了一个或一群流氓、痞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师说：“我多次见过蒋介石，同他谈过话，他确实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也很有学问，有政治头脑。他后面还有帝国主义支持，不能不说他是个人才。但他根本没有办法同我们的毛主席比。”喜饶嘉措大师按照他的习惯动作，伸出大拇指说：“毛主席是这个。”又伸出小指头说：“蒋介石是这个。”他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把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毛选四卷，记录了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历史，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部分。
　　喜饶嘉措大师这位饱经沧桑的藏族学者对新中国无限热爱，对共产党、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敬仰和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令人痛心的是，“毛选”第四卷藏文本尚未正式出版，喜饶嘉措大师就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被送回青海，继续批判斗争。文化革命期间，1967年，《毛泽东选集》1—4卷藏文本全部出齐了，还大量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后来我通过采访了解到，喜饶嘉措大师在被审查批斗期间，仍然认真阅读毛主席著作，并按照他多年形成的习惯，圈圈点点，打满了记号，并写了不少批语，对译文进行评论，以便再版时修改。
　　建国以后，直到喜饶嘉措大师蒙冤去世，他对新中国的藏文翻译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培养翻译出版人才，发展藏族文化事业，促进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忧国忧民，无私无欲
　　各族人民度过严重的饥荒，生活有所改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希望能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真正从国家、从人民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出发，采取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形势，制定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策，以宽容、宽厚、理解和相互谅解的精神，处理好各种矛盾，解决各种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甄别和纠正那许许多多的冤案、错案，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使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各族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班禅大师经常多次说过：他的命运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命运,与各族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事实的确如此。不止是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等民族、宗教界的知名人士的命运，无不如此。当我们的国家党风正，民心顺，政通人和，政治清明，兴旺发达的时候，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就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工作顺利，能充分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当我们国家遇到挫折和困难，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左”的错误严重时，他们也受压抑，甚至遭到厄运。
　　1962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既面临严重的困难，又出现了良好的机遇。这一年，克服了“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复苏和发展。
　　1962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无论经济战线，还是政治战线，都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令人兴奋的信息。
　　新年伊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多人参加，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习惯上被称作“七千人大会”。
　　3月23日至4月18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亦在京举行。周恩来主席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陈叔通副主席作《工作报告》。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
　　班禅、阿沛和喜饶嘉措等藏族人士出席了人大、政协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气氛和民主精神，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营教训。经过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令人窒息、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根据“七千人大会”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研究如何主动调整统一战线内的部的关系。5月17日，周总理、邓小平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4月21日至5月29日，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在京举行民族工作会议。本来是一次例会，每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之后，举行一次。这次会议，原定只开三、四天，叫“民族工作座谈会”，议程也很简单。
　　21日上午，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开幕式， 主持会议的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请李维汉部长讲话。李维汉在讲话时，举着出席证和日程表等会议文件，说：“首先对我们这个会，发表一点意见。我建议改为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叫座谈会，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座谈座谈就完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成了一种清谈。我们应该通过这次会议，认真检查一下这几年的民族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便遵照中央精神，把今后的工作搞得更好。会期也可以长一点，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要受时间限制。”他又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这几天又向主席和总理汇报了，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看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他问坐在自己身边的乌兰夫：“同意不同意？”乌兰夫表示同意。
　　李维汉是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他又说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同；乌兰夫是副总理兼民委主任，他也同意。别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刘春同志当即表示拥护，当天即把会议文件，连同出席证、工作证等全部收回重印。
　　当时，统战部和民委领导对会议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翻译工作领导小组，由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总编辑萨空了任组长，李鸿范(蒙古族)、德林(锡伯族，曾任赛福鼎副委员长的翻译)任副组长，下设蒙、藏、维、哈、朝、彝等六个翻译组，领导上让我担任藏语组组长。
　　代表们大部分住在民族饭店，会议原定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举行，后来搬到政协礼堂，以示重视。
　　李维汉这样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想在这个会议上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和人大、政协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各自治区、自治州的部分领导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上层统战人士，很少有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还有各地主管民族工作的书记和统战部长、民委主任。他们大多是汉族。
　　李维汉同志在会上宣布，要让党外朋友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有意见要讲，有气也可以出。他说：出席会议的党员代表，只能讲自己的意见，不要批判别人，不要反驳别人的意见，这要作为一个纪律来执行。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
　　李维汉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次会议的，自己做了认真准备。除了开幕式、闭幕式上作了提纲挚领的讲话，还作了长篇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我国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那时他身体不好，上午作报告，下午让代表们看文件，讨论，一连讲了四个半天。是李维汉同志任中央统战部长、主管党的民族工作以来，就我国民族问题所作的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报告。
　　在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作得比较好，是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一面旗帜，是其他少数民族学习的榜样。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早在1952年，西藏致敬团到内蒙古参观回来就曾说过：“内蒙人民的今天，就是西藏人民的明天。”
　　乌兰夫同志也作了长篇报告，连续讲了四个半天，系统地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15年来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主要经验，也讲了存在的问题。使代表们受到很大鼓舞和启发。
　　同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后形成的“万马齐喑”、“舆论一律”的局面相比，那次会的确开得比较活跃，基本上敞开了思想。代表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比较集中地谈了平叛民改、宗教改革和“大跃进”中的失误。由于“左”的错误，致使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干部辛勤工作，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形成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生产倒退，草原、森林受到严重破坏，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不少地方闹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代表们普遍表示拥护毛主席、刘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报告，赞成刘主席对形势的分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衮觉活佛，全国政协委员、迪庆州州长松谋活佛说：“这几年藏族地区自然条件很好，老天爷帮了忙，关键是自己不争气，工作没有做好。在藏区，人祸是主要的。”其他一些代表也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
　　有的代表和委员批评说：“政府不实事求是，国民经济只公布百分比，不公布具体数字，究竟产值、产量是多少，群众收入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生活是改善了，还是降低了，连我们这些代表、委员都不知道，统计数水份太多。实际上这几年生产不是发展了，而是下降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
　　藏族的代表和委员比较多(五个省、区都有)，几乎占了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事情也比较多，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藏语组的任务也最重。
　　班禅大师在会上并没有讲什么，他正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但是，会上反映的一些问题，被吸收到报告中；而班禅的意见，对代表也有重要影响，成为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
　　喜饶大师谈的意见比较多，也比较尖锐。但在大会上只作了一次一般性发言，主要是在小组会上讲，同李维汉、乌兰夫、刘春等人个别交谈。
　　尽管不少人思想比较活跃，发表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但多数人还是有顾虑，不愿多讲话，1957年、1958年的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依然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像1957年、1958年那样，会是又一个“阳谋”，要“引蛇出洞”。因为，1957年代表中央主持呜放会议、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反复动员大家敞开思想讲意见，说不讲“不够朋友”，然后组织大规模反击的挂帅人物，就是李维汉部长。有人说，别的意见可以谈，但“三、六、九”碰不得。有的代表当面问李维汉：“这次会议真的是像您说的那样，要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还是先让大家讲，然后‘吃双份’？”
　　“吃双份”，是当时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的一种说法。1957年反右时，一些干部表现积极，当了左派，或晋升，或提级，或当代表、委员，得了好处；19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又表现积极，再次得到好处，吃了“双份”。而一大批民族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有些人则受了两次批判，“吃二次苦、受二茬罪”。1957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角度批“右派言论”；1958年又“补课”，从“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批“地方民族主义”的罪行。
　　会上还有一个特点，发言比较尖锐，比较积极的，全是宗教界人士。民族上层人士，很少讲话；即便发言，也只讲一些不痛不痒、应景的话，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也很少讲话，他们都还有顾虑。
　　针对这种情况，喜饶嘉措大师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发言。他说：“许多代表和委员，反映下面的情况，讲了不少意见，完全是民族地区的真实情况，没有一点编造和虚假。我们不怕冒犯某些人，大胆地讲出来，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宗教，为了各族人民。”他转过脸对李维汉说：“最终也是为了你们共产党好。为了我们的国家好。”
　　喜饶嘉措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国家的盛衰兴亡。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我们的国家不只是共产党的国家，不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国家，也不是您李部长的国家，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的国家，在这个大家庭里，有54个兄弟(门巴族和基诺族是以后确认的，现在共为56个民族)。因此，各族人民都应该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每个民族的荣辱兴衰，同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喜饶大师又说：“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他拿起一支铅笔，在扩音器上敲了一下，说：“我一个出家人，就像一柱香，一根捻子，一点就亮，一吹就灭。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奢望也没有。不像你们世俗人，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恩泽后世，留芳千古，一件事，往前想三百年，往后想三百年，前后左右还要看一万八千里。”
　　大师说：“我爱国、爱教、爱自己的民族，也爱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个人并不错，给我优厚待遇，在南京时，让我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五百元现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49年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了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不好，他们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是反动派。可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作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侮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杀，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都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但这几年你们不认真实行了，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有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喜饶嘉措接着说：“有人说‘三、六、九’碰不得，这几年，‘三、六、九’确实谁也不敢碰，谁碰谁倒霉。在你们工作顺利，取得成绩的时候，大讲‘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当别人提出批评时，用‘六条政治标准’压人，这‘六条标准’，比须弥山还厉害，压得人永世不得翻身。当缺点错误非常明显，生产下降，老百姓挨饿，不承认实在不行时，你们又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要人家认清‘主流和支流’，划清‘延安和西安’，这些错误是怎样造成的？谁的责任？怎样纠正？一点实际的东西也不讲。”喜饶嘉措说：“有的群众批评这类干部是‘三、六、九’干部，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
　　喜饶大师又说：“李部长，有人担心你们又搞一次阳谋，引蛇出洞。57年的情况您最清楚，您立了大功，当了左派。这次是不是又要来一次轮回，我不清楚。就是来一次，我也不怕。今天我讲了那么多，归根到一点，就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像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最近多次讲过的那样，认真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努力把今后的工作搞好，让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佛法昌盛。我个人别无他求。确实别无他求。一片忠心，满腔热忱，佛祖可鉴。”
　　喜饶嘉措讲完话，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是很热烈，但反映各不相同，有人赞成，有人觉得言重了；有人激动不已，有人为老人捏把汗。
　　班禅即席讲话，表示赞成喜饶嘉措的意见。他说：“从这几天的情况看，大家还是有顾虑，没有敞开思想，主要表现是：会下讲的和会上讲的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嘴里讲的不一样。如果大家都只顾自己，洁身自好，不讲真话，不讲心里话，中央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问题无法解决，困难无法克服，民族工作也不可能搞好。这样怎么行？请大家想一想，这样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各族人民。”
　　这天，李维汉部长表现了非常宽容和冷静的态度，他对喜饶大师的讲话表示欢迎。他说：“这次会议，不是阴谋，也不是阳谋，而是要进一步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和人大、政协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他代表中央郑重宣布：会议之后，绝不会再搞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请大家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一定要贯彻“三不”、“三自”方针，绝不动摇。
　　李维汉说：“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总理称赞沈钧儒沈老是知识分子左派的旗帜，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明年是沈老九十寿辰，要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李维汉对喜饶大师说：“您是不是左派，我不敢说。但您一贯爱国，一直跟党走，是受人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您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我个人对您非常敬重。”
　　也许是同声传译未跟上，大师没有听清；也许是出于礼貌，喜饶嘉措当时未说什么。
　　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称沈钧儒副委员长是“知识分子左派的旗帜”，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当中树立了一个榜样。沈老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抗战七君子”之一，但因年事已高，同民族宗教界人士接触也较少，大家反响不太大。李维汉多次称喜饶嘉措大师是“爱国老人”，称赞他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尤其是解放以后，他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反对西藏极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搞“西藏独立”的阴谋。这些情况，代表们都十分熟悉。他们认为，称他为“爱国老人”，是公正的评价，大师受之无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杨静仁等同志在纪念喜饶嘉措大师的文章里说，称喜饶大师为“爱国老人”，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决定，是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一生所作的高度评价。
　　李维汉还称十世班禅为“班禅大师”，称赞他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在这之前，人们一般称九世班禅为“班禅大师”。班禅是大活佛，但要称“大师”，自己应该在宗教上有较高的造诣，获得“噶钦”或“格西”，九世班禅也是到内地之后，在他的晚年才被称作“大师”。而那一年，十世班禅才24岁，尚未得到“噶钦”和“格西”学位。由于李维汉公开称十世班禅为“班禅大师”，从此，“班禅大师”这个称呼就传开了。
　　称十世班禅为“大师”，当时喜饶嘉措大师还不大赞成。有次在小会议室里，李维汉叫“班禅大师”，喜饶大师当着他们两位的面，不以为然地说：“称‘大师’是不是早了一点？副委员长还没有当‘噶钦’，也没有当格西，没有修完必修的经典。”他认为，对宗教界人士不能随意称“大师”，哪怕他是大活佛，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否则“大师”一词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班禅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喜饶大师的话，弄得他很难堪，红着脸，也不好说什么；李维汉也很尴尬。但喜饶嘉措大师就是这么一位十分耿直，十分真诚的人。表里一致，襟怀坦白，是他的高尚品格。正直的、善良的人们喜欢他、敬重他，得到他们真心拥护和爱戴；奸佞之徒嫉恨他，因此也使他容易受到伤害和暗算。
　　而李维汉和乌兰夫很喜欢喜饶嘉措大师的这种性格和品格品德，因此，对他更加敬重。
　　当天下午是小组会，喜饶大师未出席，他约见李维汉部长，在政协礼堂三楼一间小会议室里交谈。喜饶嘉措说：我是不是左派，没有关系，您说我是右派也可以。只要把工作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了，比什么都好。喜饶大师说：“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搞‘西藏独立’，都是为藏族人民好，为了国家民族，这些我明白，您是知道的，我一贯拥护，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分岐。问题是这几年你们太急躁，步子迈得太大，几十年、几百年，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你们想在几年内搞完，像小乘佛教一样，想在今生今世，得道成佛。”说到这里，喜饶大师略一停顿，看着李维汉，诚恳地说：“这也没有关系，都是出于好意，大家都没有经验，可以理解，也可以谅解。大家应该面对现实，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改进工作。您说我最近有气，我确实也有气，气就气在明明有了问题，出了错误，一些人就是不能面对现实，面对事实，睁着眼睛不承认，要不就往别人身上推。还说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朋友，当作敌人，乱斗一气。”
　　说到这里，喜饶大师把佛珠挽在手腕上，喝了一口茶，好像要使自己激动的心情冷静一下。他接着说；“李部长，上午我在大会上讲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你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之一。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还有您，经常教导我们要自我教育，自我批评，改造思想，照镜子。解放以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不仅要我们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洗脸，还让我们洗澡，甚至用开水烫。可是你们自己却从来不做自我批评，从来不照镜子，不洗脸。”
　　喜饶嘉措说；“李部长，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维汉真诚地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讲。”
　　喜饶嘉措说：“各族人民热情歌颂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用了我们各民族语言中最优美的词汇来歌颂共产党。这都是完全应该的，表达了各族人民的真实感情，共产党受之无愧。”但是，喜饶大师稍一停顿，深沉地说：“依我看，说共产党伟大，也真伟大；要说共产党渺小，也很渺小。”
　　李维汉愣了一下，惊讶地问：“这话怎么讲？”
　　喜饶嘉措平静地说：“共产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任何强大的敌人。不怕吃草根，嚼皮带，不怕爬雪山，过草地，像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您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红军经过藏区，还有西路军过祁连山，到青海、到河西走廊，那样的艰难困苦都克服了，那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藏族人民亲眼看见你们走过那段艰难的历程，直到今天，我从内心里敬佩共产党、敬佩红军。你们不怕日本帝国主义，不怕美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几百万大军，不怕飞机大炮，不怕原子弹，把它们统统打败了。也不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怕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的脖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战胜困难。这还不伟大？！”大师伸出大拇指。
　　李维汉反问他：“怎么个渺小？”李维汉这位老共产党人，见过各式各样的人，同各色人物打过交道。他也曾跟随周总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别人当面批评自己的党“渺小”，在他的记忆中，连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大右派，也没有敢说这样的话。李维汉的脸色变得比较严峻，但他依然耐着性子听下去。
　　喜饶嘉措不管李维汉态度的变化，继续说：“你们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可是，‘批评’成了你们的专利，专门对付别人，却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只顾自己的面子，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不顾共产党自己的利益。不仅如此，你们只能听人民唱赞歌，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没有一点大党大国的气度和肚量，在这一点上，连个女人都不如。您说，不是渺小是什么？”
　　一向非常严肃的李维汉，很勉强地笑了一笑，说：“不尽然吧，我这不是在听您批评吗？”李维汉又补充说：“在最近的七千人大上，主席、少奇、总理、小平，不都作了自我批评，怎么能说不作自我批评？怎么能说批评成了我们共产党的专利？您现在不就在行使批评的权利吗？”
　　喜饶嘉措点了点头，可能是表示赞成李维汉的意见，但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讲：“李部长，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您对我们最熟悉。我们宗教徒，有许多毛病，但有一个好处，我们时时在反省，能忏悔。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在内心里反省，向佛祖忏悔。我不要共产党人作宗教徒式的忏悔，只希望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规矩，做一点真诚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自我批评。是批评自我，而不是在自我批评的名义下给别人打棍子，开脱自己。”喜饶大师加重语气说：“李部长，我真想不明白，共产党人不怕日本帝国主义，不怕美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敌人的飞机大炮，不怕原子弹，为什么怕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为什么怕群众的批评？李部长，您是老党员，又是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的老同学、老战友，请您转告他们，什么时候共产党能够真诚地做点自我批评，并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共产党就变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更好地造福于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果能如此，我喜饶嘉措将焚香顶礼，虔诚祝祷！”
　　那天担任翻译的是陈目天同志，他是位汉族同志，小时曾剃度出家，头上一直留有痕迹。解放前就拜喜饶大师为师，向他学习藏语文和佛教经典。藏汉文的功底都十分深厚，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他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潜心佛学，淡于名利，谨言慎行，与世无争，对喜饶大师非常敬重和崇拜。大师对他也很信任，早在南京时，就跟喜饶大师当私人翻译，兼作秘书，一般人都称他“陈秘书”。他与喜饶嘉措的关系不同一般，有师徒之谊，父子之情。喜饶大师一直用他，而不要统战部、民委派的翻译。他的藏语并不流利，还有些口吃，一着急，话说不利索，他是四川人，口音也比较重。因此从不担任大会翻译。这天中午，他就对大师说：“上午您讲得太多，下午无论如何再不要讲了。”建议他在宾馆休息，或到法源寺朝佛。喜饶大师家住雍和宫附近，会议期间，在民族饭店为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供他休息、会客。但喜饶嘉措坚持要同李部长再谈一谈。
　　喜饶大师讲到这里，陈目天非常着急，不断用藏语小声提醒：“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喜饶嘉措不理睬。继续讲：“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什么一条道路，两个阵营、三面红旗，四大自由，五项原则，六条标准，七个清查，八字宪法，九个指头，……最近您自己在全国工商联的讲话中，就有好多数字，什么‘顾一头，一边倒’、‘十分之九时间学毛著，十分之一时间读马列’，……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
　　这时，陈目天低着头，端起杯子，装着喝茶的样子，用盖子敲茶怀，示意大师不要再讲了，讲了也不翻译。喜饶嘉措非常生气，说：“我讲我的，您翻译就是了，怕什么？”
　　李维汉也发现了，陈目天本来就有些口吃，一紧张，“嗯，嗯”地更说不出来。他建议大师换个翻译，大师同意了，李维汉立即让大会翻译组副组长李鸿范找一个翻译，鸿范同志是我们民族出版社的副总编兼副社长，他把我叫去了。
　　换了翻译，李维汉稍事休息，然后非常诚恳地说：“大师不要有顾虑，有什么话，尽可以大胆地讲，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让陈目天去休息。陈目天离开会议室时，还回过头粗声粗气地说：“不要再讲了，快回去休息。”过去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崇敬的老师。
　　但是，大师认为，这几年藏族地区在平叛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错误，伤害了广大的藏族人民。因此，应该向中央反映，向主管宗教民族工作的统战部和民委领导反映。
　　李维汉请喜饶嘉措大师从头讲青海、甘肃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情况。李维汉说：您知道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您想谈什么问题，就谈什么，不要有什么顾虑。李维汉还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请您相信我，我们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三不”方针(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敞开思想，广开言路，最近乌兰夫我们商量，对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还要加两条：不装袋子(指不入档案)，不算后账。
　　喜饶嘉措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平叛扩大化，匪民不分，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乱捕乱杀的情况十分严重。另一个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不到贯彻，大批寺院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这种破坏，不但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违背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保护文物，保护国家财产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损失。
　　喜饶嘉措喝了口茶，搓动佛珠，让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一下，然后用舒缓的口气说：“话扯远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这几年无论藏区，还是汉区，出了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急躁，急于求成。”
　　喜饶大师对李维汉说，最近他让陈秘书认真回忆一下1957年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批评陈铭枢先生的一段话，并要他详细翻译。喜饶大师问李维汉：“李部长，陈先生是在您主持的会上给毛主席提的意见，后来惹了大祸，成了右派。毛主席批评陈先生的那次会，您也参加了，还记得吗？”
　　李维汉当然记得。1957年夏天，在他主持的一次呜放会议上，陈铭枢指名给毛主席提意见，说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后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答他的批评时说：“陈铭枢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我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说的也对。我就是要听无产阶级左派的话，信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不听资产阶级右派的。喜怒无常，正是这样。你陈铭枢昨天听党的话，跟共产党合作打日本，反老蒋，是左派，我就喜欢你。今天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右派，我就不喜欢你。天底下的事都是无常的，没有‘有常’的，没有永恒的东西。你陈铭枢成了右派，还要我永远地喜欢你吗？我要那样做，全国人民会不高兴。不爱古董，完全正确。如果我爱古董，我们今天这个会，只好到周口店去开，在座诸君，也不能坐小汽车了，只好一丝不挂，拖着长长的尾巴，成群结伴而来”。
　　毛主席很动感情地批评了陈铭枢，讲得痛快淋漓。
　　陈铭枢，广东人，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926年7月，北伐军出师北上，第4军以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独立团为前锋，由粤入湘，直下两湖。攻克武汉后，陈铭枢受任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改变后，追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陈出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上海“1?28”抗战爆发后，陈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并参加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准备与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常委，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1949年9月，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先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1965年病逝于北京。
　　李维汉记得，毛主席接着不点名地批评了另一个人，说：“还有一位先生，也说了类似的话，也是20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喜怒无常，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主席说：“这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30几年，蒋委员长搞了20几年，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这时，张奚若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他那根须臾不离的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
　　毛主席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轻轻一招手，示意他坐下。
　　李维汉不解地问：“您提陈铭枢先生干什么？”
　　喜饶嘉措说：“李部长，您知道，我到现在也与陈先生没有什么交往。那时你们批评他，我拥护毛主席、拥护您，认为他错了。现在，4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要是今天再开会，我就不一定拥护您。你们老爱讲什么好心办坏事，分什么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依我看，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好和坏，善和恶，真和假，有根本的区别。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就成了好事，假话也成了真话；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也不批评。更不能用一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
　　喜饶大师接着说：“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作抽象议论，讨论和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辩证法，不要搞诡辩法。你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是唯物主义者，批评我们是唯心主义。有人说，不怕共产党的唯物论，就怕共产党的辩证法。说实话，我也有点怕你们的辩证法。辩来辩去①，总是你们有理。”
　　(①在藏语里，“辩证法”的“辩”，含有争论、争辩的意思)
　　喜饶嘉措详细汇报了青海省和其他藏区在左的错误指导下造成的严重损失，并建议中央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减少人民的疾苦；而不要用“形势大好”，“前途光明”，“我们是有希望的”，“是前进中的困难”，这类华丽空洞的词句，掩盖矛盾，回避事实。
　　这一天，喜饶嘉措还谈到扎西旺徐同志的问题，他说：扎西旺徐同志是有缺点，有毛病，但本质是好的，他提的一些意见也是对的。喜饶大师说：中央批评青海省委这几年犯了严重的路线性的错误，撤销了高峰同志第一书记的职务，派王昭同志去。这说明高峰同志也还是有错误的。中央最近不是指示要进行甄别吗，我希望中央能重新审查扎西旺徐的问题，青海现在很需要他这样的干部。
　　李维汉表示他一定向中央和西北局反映。
　　扎西旺徐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曾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58年，因反对在青海湖环湖牧场开垦草原，反对平叛扩大化，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次谈话，将近进行了三个小时，大会散了，代表们去吃饭，他们两位的谈话还没有结束。
　　这一天，李维汉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冷静地、诚恳地听取喜饶嘉措大师的意见，并表示要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谈话之后，陈目天等人很为喜饶大师担心。那时多数代表住在民族饭店。当天晚上，陈目天回到饭店，在喜饶大师的房间，反锁着门，向大师五体投地，一连磕了九个长头，然后流着泪，向自己最敬重的老师劝谏。说，这次会上，您一直说不讲话，不发言，我要给您起草发言稿，您也不让，您说佛协那边事很多，这里听一听就行啦。可是您一讲起来，就控制不住。比哪次会上讲得都多。鲠言直快，必然给自己带来灾祸。他向大师讲述“龙逢谏桀遭囚杀，比干劝纣被剖心”的历史教训。讲1957、1958、1959连续三年政治运动的惨痛教训。他说，您是释迦弟子，佛学大师，学问高深，受人景仰，但您不懂政治，更不懂我们汉族的历史。“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古往今来，只有臣错，谁有君错。就是现在也是这样，只有下面错，没有上面错、中央错的道理。您今天把错误的责任，一直追到中央，追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李部长头上。早知您要这样讲出去，前几天我就不应该给您翻译，整理那份材料。冒犯领袖，会惹下杀身之祸。
　　喜饶嘉措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双手平放在胸前，不断活动手指。这是大师的一个习惯动作，看书看累了，或者思考重大问题，都爱活动手指。陈目天以为老师的心被打动，接着说：
　　“藏族谚语说得好，‘长长的舌头若不管好，圆圆的脑袋会遭祸殃’，‘管住嘴可以免是非，蒙住头能够挡风雪’。老师，请您听学生一句话，今天讲了就讲了，从明天起您什么也不要讲。”
　　喜饶嘉措和陈目天相处多年，有师徒之谊，父子之情。他知道陈秘书是为自己好，说：“您是真心诚意为我好，这我知道，可您要想一想，我是人民代表，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人民受苦难，佛法遭破坏，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好政策被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糟踏，我怎么闭上眼睛不讲话？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和李部长最近多次讲过，要广开言路，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共度难关。如果大家都讲假话，报喜不报扰，中央不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又怎么能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呢？”喜饶大师很动感情地说：“要是我们国家的干部都是一些‘扎西书记’，‘扎西主席’，‘扎西部长’、‘扎西代表’，‘扎西委员’……天天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那才真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不幸，必然造成大灾大难。假若我们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保护教民的合法权益，不能为人民讲真话，那我们何必还要当什么人民代表？各族人民还有什么必要养我们这些人民代表？”
　　陈目天知道大师为人梗直，胸怀坦荡，性格倔强，一旦认准了，就会坚持到底，绝不反悔。他知道大师如同晶莹透亮的水晶，洁白无暇的美玉，他讲这些意见，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国家民族，绝非为了私利。耿耿忠心，苍天可鉴。陈目天是位从旧社会过来的善良而又懦弱的知识分子，历来胆小怕事，他深为大师担忧。他知道，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风云变幻，在翻手之间，坐拥书海、一心向佛的老师，根本不懂这些。于是背着喜饶大师，悄悄整理了一份材料：《喜饶嘉措代表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歌颂了三面红旗，歌颂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然后，讲了下面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出了一些偏差，希望中央予以关怀和重视。这份材料，只有汉文，没有藏文。陈目天亲自送到会议秘书组，说：“这是喜饶嘉措大师的正式发言稿，别的发言，都是非正式的，随便说说而已，概不作数，希望你们别写简报，也不要整理书面材料。”他想把喜饶大师讲话的录音和记录稿要回去，但秘书组没有给。他又特意在“发言”后面加了个括号，注明是“全文”，而不是提纲或摘要。他想，以后若有人根据录音或记录稿，或什么人的揭发，整理材料，可以加以否认，“概不作数”。他又特意告诉我，以后若有人问大师给李部长讲了什么，就请你照这份材料讲。为了保护自己敬爱的老师，陈目天真是费尽了心机。
　　就我的印象来说，当时，李部长对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和新疆出现的问题非常关心和重视，他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要贯彻执行“三不”和“五不”政策，更可贵的是，他自己在身体力行，带头认真贯彻执行。据一些老同志讲，李维汉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就不能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曾提出：“要向调查研究讨生活。”作为统战部长，他非常尊重和信任真正爱党、爱国，愿意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共事的民族、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上层人士，真正在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口号，一个“统战”的手段。以诚待人，以心换心，才能真正赢得人心。正因为李维汉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因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护，把他看作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和领导，有什么话，愿意找李部长谈，而且能作到讲真话，讲心里的话。
　　那一天，喜饶嘉措大师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李维汉认真听取，不断点头，偶尔提一两个问题。李部长认为大师讲得有道理，说他要向主席、向总理汇报，向西北局和西南局反映。
　　当时李维汉身体不太好，而工作又十分繁忙，但他尽量抽出时间到政协礼堂，看望代表和委员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从1955年7月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我就参加两会的翻译工作，而那一次会是李维汉到会次数最多、与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接触最多的一次。
　　一些代表和委员也主动找李维汉和乌兰夫汇报。我记得全国政协委员、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松谋活佛，全国人大代表衮觉活佛想找李部长汇报，但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安排，说李部长忙。他们很有意见，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迪庆州是一个小自治州，就看不起我们，不重视我们的意见？后来这件事让李维汉知道了，他严厉批评民委办公厅和政法司的同志，立即安排时间分别同他们谈话，并向他们两位表示歉意。是我担任的翻译。
　　李维汉认真地听取了喜饶嘉措和其他代表的意见。他认为这些意见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有些话虽然尖锐一些，难听一些，但也是出于好意，并不是恶意攻击。有些意见，他自己也有同感，或者说，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1954年李维汉得耳癌，曾到苏联治疗，1958年反右以后，癌症复发，一直在南方治疗，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都没有参加。1960年才恢复工作，年底陪班禅到南方访问。他回到自己战斗过的井岗山地区，看到曾经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依然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心情非常沉重。在“大办农业”的过程中，两湖地区毁林垦荒的情况十分普遍，使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使他想起扎西旺徐等许多民族干部多次反映少数民族地区毁林垦荒、破坏草原的情况，这也许是他能冷静地听取班禅和喜饶嘉措的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说“要从调查研究讨生活”。身体力行，带头搞调研。
　　1961年，鉴于“大跃进”后造成的严重困难，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把1961年变作“调查研究年”。李维汉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不顾年迈多病，以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抱病到西北地区考察。下去后，他发现这几年问题确实不少，好多理论问题讲乱了，左的错误很严重。1961年7月11日至8月4日，在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支持下，经中央批准，与刘澜涛一起，在兰州主持召开了西北局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李维汉作了长篇讲话。
　　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翻译，出席那次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的扎西旺徐等同志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会议的情况。
　　关于这次会议，《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1988)》，作了如下记载：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7月11日至8月在兰州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就解决西北民族问题和牧区工作问题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进行了讨论，决定大力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纠正平调错误并彻底退赔，正确解决青、甘藏区平息叛乱和反封建斗争中遗留的问题，调整牧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组织规模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把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同时，还讨论研究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问题、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问题、克服民族主义问题、开展学习问题等。
　　“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纪要。批示指出：西北的经验，首先是青、甘藏区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民族工作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有的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甚至在工作中违反这些政策，更会给工作造成损失。必须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是长期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任务，一般来说，只要有民族差别，就应该注意民族问题。在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民族问题这一重要因素决不容许忽视，如果忽视了这个问题，不做好民族工作，在工作中不坚决地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就会使我们犯错误。”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编辑部编辑的《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1988)》第152—153页，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
　　到了新疆，在干部大会上李维汉又发表了长篇讲话。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主要是批左，纠偏。他确实想从理论到政策，认真进行清理，切实纠正左的错误。班禅和喜饶嘉措等代表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很容易引起他的共鸣和同情。至少他认为他们毫无恶意。
　　中央对这次会议也很重视。统战部及时向周总理和中央书记处汇报。会议快结束时，彭真同志代表书记处，到会讲话，充分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绩。说会上发扬了民主，基本上做到了畅所欲言。彭真说，这是个好现象，今后要坚持下去。他承认过去工作中有许多“左”的错误，发生了许多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现象，今后要切实加以纠正。彭真还称赞李维汉是民族问题专家，是权威。他已经讲过了，他的意见也是我们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见，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
　　彭真也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当谈到这几年生产究竟是发展了，还是下降了？为什么不公布统计数字时，彭真说；“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生产确实发展了，公布不公布统计数字，是个技术性问题。看问题要看实质，而不要只看形式，实质是什么？7亿人的脸色就是最好的统计表，大家都是红光满面，容光焕发，而没有面黄饥瘦的。7亿人的肚子是最好的度量衡，大家都吃得饱饱的，没有人饿肚子。生产不发展，粮食不丰收，能够这样吗？”
　　在谈到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宗教改革中的扩大化问题，彭真说：扩大化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严重到什么程度，看法不尽一致。什么是重，什么是轻？重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彭真回答说：“汉族有句俗话：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有些问题，说重也重，说轻也轻。我看放下去算了。”
　　最后，彭真同志特别强调了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都处在反对帝、修、反的前沿阵地，加强团结，巩固边防，至关重要。我们说要顾大局，识大体，这是最大最大的大局。
　　班禅副委员长也作了简短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针对某些同志的发言，班禅说：“这次会并不是一次出气的会，诉说冤屈的会，而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会，一次建设性的会，正如李部长在开幕式上讲的那样，是一次工作会，而不是清谈会。”他表示相信，只要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纠正错误，改进工作，而不是掩盖矛盾，回避问题，就一定能把我国的民族工作搞好。
　　5月8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对这次会议，代表们都感到满意，真正发扬了民主，贯彻了“三不”、“三自”方针。会后也没有任何要抓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迹象，很多人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代表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在肯定建国以来民族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着重指出近几年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报告还提出：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时期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认识。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方针政策，并且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
　　这之前，在李维汉部长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会上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会议的基本精神，李维汉、乌兰夫和刘春都讲了，可以说民族工作会议是统战工作的继续和深入。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和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会议都是在李维汉亲自主持下召开的，他发表了长篇讲话，传达、贯彻了“七千人大会”精神和中央一系列指示。在统战、民族工作方面，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两次会议。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次会议，也成了李维汉自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以来，主持召开的最后的两次重要会议。这一点，恐怕是连李维汉和乌兰夫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期间，李维汉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准备系统地总结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有的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我都参加了翻译。“文化大革命”以后，李维汉同志将有关的文章汇集成册，于1981年出版了《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收集在里面的《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各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等文章，都是这一时期李维汉的研究成果，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维汉同志是多么严肃、多么认真地对待民族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进行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在这些文章里，凝聚着李维汉长期从事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是我们党在统战、民族工作领域里，一份宝贵的理论成果。
　　但是，由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李维汉同志这种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未能进行下去。这不但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损失。
　　1962年的春天，的确是不寻常的。她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当然，人们也有忧虑和担心。担心这美好的春天转瞬即逝。这种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5年前，即1957年，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个给人以希望和欢快的春天，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在这一年全面超额完成；各族人民满怀豪情准备迎接更加宏传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党中央提出了繁荣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族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他们热情欢呼，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决心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人民，为改变祖国积弱积贫的面貌而大显身手。他们热情洋溢，互相勉励。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央民委副主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同志，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撰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著名的文章，满怀激情地欢呼春天的来临，祝愿美好的春天永驻人间。可谁曾料到，春天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分谢一时稀。”严冬笼罩着祖国大地，雪压冰封。众人缄口，万马齐暗。代表们、委员们所熟悉的，曾经是他们的领导和朋友、热烈欢呼过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的费孝通教授，早已戴上了右派的铁帽，从人民的队伍中被驱逐出去。在费孝通后面，是一长串他们熟悉的名字。
　　5年后的今天，又是李维汉部长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历史会重演吗？！
　　代表们怀着宗教徒般的虔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虔诚的宗教徒)，衷心祈祷，祝愿春天能长留人间。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挫折。同时，历史也给了我们以极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夺取更大的成绩。
　　1957年春天，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会。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我们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条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两篇讲话，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提出了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思想。不久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的干部群众，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断之后，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是多么令人痛心、令人难以费解的事。这难道不是对历史的嘲弄？！
　　1959年春天，历史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良好的机会。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的豪迈口号。毫无疑问，主观上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极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左”的错误。这一年恰逢国庆10周年和“五?四”运动40周年，全国各族人民本应继承“五?四”科学、民主和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将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以优异的成绩，迎接10周年大庆。可是，在庐山会议上，风向突变，变纠“左”为反右，把同志当作敌人，把英雄当作祸首，把奸佞当作勇士，把忠言当作攻击，把谎言当作事实，把谬误当作真理，黑白颠倒，阴阳易位，人为地扭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进程，不但使我们失去了良好的机会，而且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恶果。
　　到了1962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在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逐渐消除庐山之变造成的灾难性恶果，使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是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抑或是再次失去良机，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新的更加严重的损失？！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又面临新的选择和考验。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喜饶嘉措作为一位人民代表，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怀着最真诚的心情，向我们党负责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人，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和信教群众的疾苦和愿望，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尽到了一位人民代表应尽的责任。
　　作为一个翻译，我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与大师的翻译陈目天同志也有多年的交往，是同行，是朋友。他比我年长，学问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尤其在佛学方面的造诣，我看至今无人能够相比。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我的口语翻译能力可能比他强一些。他性格内向，不爱多交谈，更不爱谈敏感的问题。但是，陈目天当时多次对我讲：大师与李部长、乌部长的谈话，在会上的发言，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忧国忧民，没有丝毫个人的目的。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不用他讲。陈目天还多次对我说：你是藏族，是共青团员，你比我年轻。陈目天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1955年“肃反”时听说受过审查，后来是喜饶嘉措大师出来证明，保了他。因此在思想上有包袱，政治上有些自卑感。我当时只往这方面想，没有考虑更多的事，还安慰过他。
　　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陈目天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再说我比他“年轻”，似要我在将来证明什么。但是，他讲的完全是大师的事，从来没有讲他自己，充分表现了他对大师的崇敬、忠诚、信任、关心、担心、爱护。
　　1964年下半年，在批判所谓“班禅、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时，有关方面再不让陈目天担任翻译和秘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株连，被遣送回青海，遭到批判斗争，含冤去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为他平反昭雪。
　　喜饶嘉措大师仙逝
　　陈目天的忧虑，不幸而成了现实。
　　几个月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从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以及会后的反映，毛主席看到党内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他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他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面临危机。在他看来，党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这股思潮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遥相呼应，沆瀣一气。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到处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本人的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
　　毛主席的性格是进攻型的。面对重重困难和挫折，面对形形色色实际存在的和想象中的敌人，他绝不会妥协和退让。他主张斗争哲学，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斗则革命，不斗则修；不斗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革命人民就会人头落地。面对当时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既看到了严重的困难，也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和难得的机遇。
　　民族工作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这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闲暇时间，毛主席经常去游泳。勃海湾的风浪是平静的，但是，此时此刻，在毛主席的胸中却翻滚着四海的波涛，五洲的风云，作为伟大的革命舵手，他要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引导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险滩，战胜惊涛骇浪，驶向胜利的彼岸。同时也要把他一生的光辉业绩推向新的高峰，演奏出时代最雄伟壮丽的乐章，不愧为“世界革命的旗手”，“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光荣称号。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这条路线，便成了指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也背离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从此以后，“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等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错误。新中国的航船，更加偏离正确的航向。
　　民委党组要求民族出版社立即用藏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
　　连我们这些普通的翻译和一般干部也明显地感到：政治风向变了。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与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担心，很快被证实。统战部和民委领导指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李维汉、乌兰夫的讲话以及有关的文件，停止翻译，禁止外传。在西藏和各民族地区也被停止传达，停止贯彻。
　　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西藏问题也好，班禅、喜饶嘉措的问题也好，李维汉、乌兰夫的问题也好，都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他们与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指导方针，是密切相关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藏和其他藏区，最先受到这条路线的影响；班禅和喜饶喜措大师成了第一批受害者。
　　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和会议之后，在筹备八届十中全会的过程中，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分别找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研究有关问题。毛主席称，不是正式会议，不作任何决议，只是随便议论议论。其中有几次议论，与李维汉和西藏问题，以及班禅、喜饶嘉措有关。
　　一次，毛主席找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议论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彭真同志说：“李维汉要把民主党派搞成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黄炎培、陈叔通等人就成了领导核心。”
　　毛主席问：“他们是核心，那我们这些人呢?”
　　另一位同志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就成了外围啦。”
　　彭真又说：“维汉同志提出五年消灭阶级。没有阶级，不就成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吗?”
　　一位领导同志对李维汉提出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搞修正主义。”
　　当谈到李维汉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时，书记处一位负责人说：“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飞机翘得还要高。”
　　1962年，我空军击落国民党高空侦察机U2飞机，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周总理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U2飞机”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后来，张经武在西藏工委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时说：“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你们想把班禅培养成民族领袖，我看他当不了领袖。’”这成为当时批判班禅的主要依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大批判的时候也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时候也好，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没有(至少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发现毛主席对班禅和喜饶嘉措有什么直接的批评。就是说：只有“言传”，没有“文令”。尽管如此，在当时，还是把“毛主席的谈话”作为依据，作为“最高指示”，对班禅开展了批判。
　　这样，就把党内的问题同党外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李维汉同班禅、喜饶嘉措联系起来了。批评李维汉“不抓阶级斗争”，指的是他不抓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批评他搞“投降主义”，主要指他向班禅、喜饶嘉措等人妥协退让，一味迁就，李维汉受到严历批评。
　　接着，在1962年和1964年，中央统战部对李维汉进行了两次错误的批判，给他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1964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撤销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关于这两次错误的批判，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以《两场错误的批判(1962年、1964年)》为题，作了详细叙述。
　　(见该书第875—89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不久，在西藏开始批评班禅大师，在北京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把两个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班禅、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
　　这种批判斗争连续进行两年多，到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撤销了李维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的职务。
　　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
　　撤销了喜饶嘉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随即又撤销了喜饶嘉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
　　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同时撤销了保留多年的达赖喇嘛的副委员长职务。
　　1964年底，把喜饶大师押送到西宁，先在胜利公园批斗了4个多月，后来转到省政协。喜饶嘉措解放初期就调到北京工作，工资关系在中国佛教协会。1964年把人带回西宁，把有关的“罪行材料”转去，工资、户口等什么关系都没有转，直到他逝世，也没有人管。从1950年元月起，喜饶大师先后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平时回青海，各单位、各部门竟相欢迎、接待，如今除了开批斗会，无人过问了，没有人发工资、给粮票。幸好省政协和民委都有一笔接待费，给他支付生活费。
　　喜饶嘉措是出家人，长期以来，他以机关为家，而没有自己的家。到青海后，跟随他几十年的秘书、翻译和随从，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送去劳改，有的下放劳动，有的遣送回家，身边一个熟人、亲人也没有，从政治到生活，全由专案组管理。而专案组的人员又经常变动，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专案可搞，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批斗会。上级告诉他们，喜饶嘉措是大人物，他的案子是要案，保密性强，由中央直接处理。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揭露批判，打他的威风，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反动影响。
　　由省委组织的批斗会结束后，先后转到省政协和省民委，继续进行小范围的批判。到了1965年底，省委内部的斗争尖锐化了，北京又在批判李维汉，批吴晗，风声日紧，大家都顾不上他了。整个1966年和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斗争最激烈、最混乱的时候，喜饶嘉措倒过了一年多清闲的日子。那时他住在省政协，在机关食堂自己打饭吃。运动开始后，政协机关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黑窝子”，还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游街示众时，常常有一大串，喜饶嘉措也不感到孤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年多以前起劲地批斗他的人，如今也被当作“黑帮分子”，让群众揪了出来，斗得比他还要狠，还要惨。
　　在整个被批斗的日子里，喜饶嘉措始终受到广大群众的保护。他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无论是藏族学生，还是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学生，都不愿批斗他。在喜饶嘉措这一级的干部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戴高帽、画黑脸的人。有些人要给他戴高帽、画黑脸，大多数学生说：“算啦！算啦！他是个死老虎。”
　　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喜饶嘉措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和庆幸。在他看来，戴高帽，画黑脸，等于“送鬼”，驱妖除邪，这是最不吉利的。
　　那时喜饶嘉措已是八十三、四岁高龄的人。他一生嗜书如命，酷爱读书。用他自己当时的话讲，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忍受，但是，没有书读的痛苦难以忍受。喜饶嘉措离开北京时，一本书也没有让他带。破“四旧”时，政协的所有藏文典籍，几乎都被付之一炬。专案组给了他一本藏文版《毛主席语录》，喜饶嘉措措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认真阅读。还常常圈圈点点打了不少记号，说：有些译文不准确，有些句子不流畅，是“汉话式的藏话”，他要给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
　　后来一些藏族同志悄悄地给他找了几本藏文书，他非常高兴，盘腿而坐，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什么忧愁、烦恼、委屈、不满……通通都忘掉了。
　　作为一个出家人，喜饶嘉措一生不喜好什么体育运动，他只修练一种藏密气功，加上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制，不饮酒，不抽烟，不近女色，清心寡欲，淡泊明志，所以身体非常好，到了晚年，依然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背不驼，走起路来，刚健有力。盘腿而坐时，能够五心向上，即手心、脚心、脑门心同时向上。五心之中最难的是脚心向上，没有一定的功夫，连青年人也做不到。
　　1976年初，西宁发生闻名全国的“赵永夫事件”。当时，在所谓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一部分干部群众冲击《青海日报》社，要夺报社的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说他已请示中央军委，夺报社的权就是“反革命”，立即调动部队镇压，当场打死打伤100多人。赵永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到北京，向林彪报功。谁知一到北京，林彪没有接见，军委领导指示说：“人民军队怎么能镇压革命群众？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赵永夫当即被逮捕，并押回西宁，交革命群众批斗。愤怒的群众对赵永夫进行残酷的斗争， 以至打伤致残。
　　当初赵永夫究竟向中央军委哪一位首长请示？到北京后，又是哪一位“军委首长”下令逮捕赵永夫？在这一事件中，林彪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始终是个谜。
　　“赵永夫事件”平息之后，青海省，尤其是西宁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基本结束，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准备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的提法是：成立新的红色政权，要革命大批判带路。这时，一些人又想起了喜饶嘉措大师，六、七月份，在西宁批斗了几次，但批不起来，大家关心的都是在即将成立的“新生的革命政权”里，自己和自己这一派的人能得到什么样的位子。这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都想在这场斗争中多得到一点好处，没有心思去管这个“死老虎”。
　　不久，经上级批准，政协军管组派人把喜饶嘉措送到循化县，交给家乡的“革命群众”批斗，实行“群众专政”。那时循化县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县军管会领导一切。军管会的领导都是从外地来的，他们不知道喜饶嘉措是什么人，一切照上级指示办，将专案组带来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交给群众批判。按照省上指示，要在全县组织批判，但城关镇和县级机关大部分是撒拉族、回族和汉族，他们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不批判，领导上也忙于成立革委会，索性就将喜饶嘉措大师直接交给大师故乡道帏公社的群众，并派了一个工作组，配合省上来的专案组。
　　喜饶嘉措在故乡的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深受群众爱戴，他们把本地能出现这么个杰出人物，当作大家的光荣，几年来，不管上面怎么发动，就是批不起来。
　　工作组很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他们按照公社、生产队和民兵的系统，分别组织批判会，用土改、“四清”时札根串连的办法，选拨骨干；“以苦引苦”，培养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激发广大贫、下中农对喜饶嘉措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阶级仇恨，向群众宣讲他的“罪行”，指导他们进行批判发言。工作组在作这样充分的准备之后，计划在全公社(乡)召开批判会，肃清喜饶嘉措在故乡群众中的影响和流毒。
　　工作组满以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作得很细致，群众发动得很深入，批判会一定能开得很好。可是，在公社开会时，仍然没有几个人发言；有的发言，与工作组事先教的不一样。还有一些老阿妈，冲上前去，非常激动地喊几句口号，好像要打他似的，把他的袈裟扯来扯去，群众跟着喊口号，等工作组的人不注意，立即往袈裟里塞一些东西，弄得喜饶嘉措也莫名其妙。批判会结束，民兵把喜饶嘉措押走时，从袈裟里掉下许多东西，冰糖、牛肉干、奶酪、锅盔……各种食物都有。这使大家都感到愕然。当时，人民公社社员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
　　工作组住在公社。喜饶嘉措关在公社的后院，由民兵看守。一到晚上，各家各户都来请工作组的同志吃饭。道帏乡条件差一点，公社干部都是本地人，在家吃饭，公社没有食堂，上面来人，都到各家吃派饭。工作组的人吃惯了派饭，很自然地分散到各家各户去，民兵也被人请走，这时，乡亲们悄悄地跑去看喜饶嘉措，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好东西，都给他送去。关切地问：需要什么？想吃什么？这使喜饶嘉措十分感动，他真诚地感谢故乡人民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喜饶嘉措历来很简朴，生活上从来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唯一的爱好，就是爱喝家乡的青豌豆面粥。把青豌豆磨成面，像内地熬棒子面粥一样地熬，再放上牛羊肉和奶渣。新鲜豌豆磨的面，有一股清香。在北京时，他也经常喝，还拿来招待客人，周总理等领导人也喝过豌豆面粥。他对乡亲们说：别的什么都不要，就想喝点家乡的豌豆面粥。于是，每天早晚都有很多人去送，唯有中午不能去，工作组看管得很严。
　　后来工作组也发现了这些情况，见公社里批不起来，就拉到各个生产队去游斗。简易公路只通到公社，工作组就指派民兵负责，让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拉架子车，把喜饶嘉措送到各生产队去。
　　道帏公社有座道帏寺，离公社所在地不远。喜饶嘉措小时候就在这里当喇嘛。据说道帏寺在最兴盛时期，有100多喇嘛，“文革”前夕，只剩下二、三十，而且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喇嘛。有的是前两年落实宗教政策后，重新返回寺院的。
　　一次，在寺院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批斗喜饶嘉措，工作组召集邻近的社员参加。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整整斗了16个小时。主持会的，批判的，和看守的民兵，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支持不住，轮流休息，而让一个老人站在临时搭的平台上，不让休息，当时叫“车轮战”。参加批斗的人回忆说，那天天气晴朗，出了大太阳，高原的太阳，紫外线强，年轻人都受不了，有戴帽子的，有打伞的，有的则把衣服或报纸蒙在头上，可喜饶大师光着头，顶着烈日，一动不动。
　　据说，一开始也没有打算斗那么长时间，由于喜饶嘉措态度不好，死不认罪，还顶撞工作组，这才激怒了他们，工作组决心整他的态度，打他的威风，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决定实行车轮战，不低头认罪誓不罢休。整整一天，工作组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甚至不让他上厕所。但喜饶嘉措硬顶过来了，不低头，不弯腰，从容不迫，毫无倦意。太阳下山后，大家都吃了晚饭，唯有喜饶嘉措一人站在台上接受批判，连口水也没有喝。一位老阿妈实在看不去，不顾工作组阻拦，给大师送了一缸子茶水。
　　天黑之后，很多群众都受不了，纷纷回家，工作组让持枪的基干民兵守卫会场，不让社员们离去，对喜饶嘉措说：“只要说两句话，就让你回去；要不就让你永远站下去。”
　　喜饶嘉措问：“哪两句？”
　　“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喜饶嘉措坦然地说：“我没有什么罪，承认什么？”他又满怀情深地说：“我是喝故乡的水，吃故乡的饭长大的，我没有能报答故乡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可以向乡亲们磕头顶礼，但不能向任何人低下我的头，更没有什么‘罪’可认。”
　　工作组说他“态度顽固”，“反动透顶”，决定架起火把，进行“夜战”，继续批斗。一直批斗到次日凌晨一点多，社员们实在支持不住，也不愿再批判，不顾民兵的阻拦，纷纷回家。批斗会也只好散场。
　　那年喜饶嘉措已是84岁高龄，连续16个小时不吃不喝，笔挺地站着，一动不动，使大家非常惊奇，不可理解；除非亲眼所见，也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公社，也传到了附近温都、刚察等藏族公社。越传越神，出现了许多关于喜饶嘉措大师的神奇传说。
　　“格西仁波切(喜饶大师的尊称)不是普通的人，他是菩萨的化身，有四个护法神保护，寸步不离，任何人也伤害不了他。”
　　“一天多算什么？若需要，格西仁布切能一动不动地站上一、两个月！”
　　“不吃不喝有什么稀罕？有护法神为他送甘露仙果，更加养人。你们福份浅，凡眼肉体，看不见就是了！……
　　“那大小便怎么办？”有的小孩很认真地问。
　　“大小便也不用自己去，护法神会给他送走。”回答的人说得更神。
　　有人争辩说：“饮甘露，吃仙果，哪有什么大小便？！”……
　　还有人说：“格西仁波切是菩萨转世，谁要辱骂他，批斗他，护法神会惩罚谁，会遭报应。”……
　　那些天，喜饶嘉措被关押在道帏寺一间破旧的僧舍里。寺院里只剩下20多个喇嘛，从那次批斗会以后，喇嘛们对他更加敬仰和尊重。有的还偷偷跑去向他磕头，请他摸顶。……
　　社员们再也不愿批斗喜饶嘉措。
　　工作组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也非常震惊，断定“有阶级敌人破坏”，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受封建迷信的毒害太深，根子在寺院。必须从寺院打开突破口。
　　工作组决定在道帏寺批判喜饶嘉措，让寺内喇嘛作主要的批判发言。
　　工作组找喇嘛们一个个作工作，宣讲喜饶嘉措“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分裂祖国”、阴谋搞“西藏独立”的种种罪行，让他们批判。喇嘛们说：“这些罪行我们都不知道，既然你们知道，你们批判好了。”
　　有的喇嘛说：“我们对格西仁波切没有什么接触，不了解。”
　　这是事实。喜饶嘉措早在21岁时就离开家乡，到拉萨学经，以后长期在外地，只是偶然回乡看看。唯有1949年8、9月，青海解放前夕，为躲避战乱，在家乡的时间长一些，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已破旧，只好住在寺院，那期间，同喇嘛们接触多一些。
　　工作组说：“批判喜饶嘉措，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忠不忠，看行动。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批判反革命分子喜饶嘉措。不批判喜饶嘉措，就是不忠于毛主席。”
　　有一位叫喜饶曲批的贫苦喇嘛，1949年8、9月同喜饶嘉措大师接触多一些，也听他讲过几次经，平时对喜饶嘉措表示十分敬佩，工作组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以他为“突破口”，多次找他，启发教育，他就是不肯批判。一天上午，工作组几个人一起找他谈话，又重复了过去的话，喜饶曲批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从心里拥护。我们劳动人民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忠于毛主席。就我所知，格西仁波切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每次回乡，他都教育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要搞好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从来也没有说过半句反党、反毛主席的话，更没有说过什么‘西藏独立’之类的话，你们让我揭发什么？批判什么？”
　　工作组的人说喜饶曲批中毒太深，让他作批判发言，很有“典型意义”，能带动一大批人。于是强令他发言。喜饶曲批生气地说：“让我批判喜饶嘉措，我宁可去死。”
　　一个青年人火气很盛，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去死呀！去死呀！”
　　工作组的负责人说：“就这么决定，你现在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下午两点开批判大会，你第一个发言。”还说：“今天对你是个考验，看你忠于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下午两点，工作组和民兵把所能召集的人，不管大人小孩，全都召集起来。青海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正是大中午，让喜饶嘉措站在大殿前的台阶上，烈日爆晒。经过几天的休息，乡亲们悉心的照顾和调养，喜饶嘉措的精神显得更好。站在乡亲们面前，从容、安祥、和霭，带着友善的笑容，看着乡亲们。
　　两点钟到了。三点钟过去了。四点钟过去了。依然不见喜饶曲批来。工作组非常着急，派民兵去找，没有找到；自己去找，依然没有找到。
　　道帏寺现在只有几间房子；附近生产队一共也只有30几户人家。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去找，一户一户地去找，还是没有找到。
　　到山上去找。到树林去找，一定要找回来。
　　从西宁到循化，过了黄河，有个显著特点：这里的土是深红色的土；这里的岩石是深红色的岩石，一片红，显得庄重、深沉。重庆有个红岩，因优秀的长篇小说《红岩》而名扬四海。其实，那里的岩石并不太红。位于黄河边的循化境内的岩石，才真正称得上是“红岩”。
　　道帏寺对面有座山，不太高，山上的树木早已砍伐光了。后来只长了些灌木。山的半壁是陡峭的岩石，也是深红色。虽说不上“万丈悬崖”，也有几十米高，颇为险峻，下午五、六点钟，民兵到山上去找。突然，他们在岩石下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绛红色的袈裟，殷红的鲜血，浸洒在故乡深红色的土地上。不用去看，民兵们就知道那人是谁。但是，民兵们还是下山把遗体抬了上来。他们发现，喜饶曲批的脖子上挂着鲜红的护身结，胸前佩带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肩上挎着“毛主席著作包”(当时在藏族地区十分流行，像从前戴护身符一样，一人一个)，手上还拿着一本藏文版《毛主席语录》。护身结和像章上溅满了鲜血；拿着语录的手松开了，鲜血浸染着语录。
　　消息传出，会场上的人为之震惊，再没有心思开什么批判会，大家一哄而散。为了挽回影响，工作组决定第二天继续组织批判会，还让喇嘛们发言。这天晚上 ，他们找顿珠谈话，让他在第二天上午发言。顿珠也是一个贫苦喇嘛，60多岁。
　　作为一个贫苦喇嘛，当然要听共产党、毛主席话，但又不能诬陷好人，更不能反对喜饶大师。究竟应该怎么办？想了一夜，顿珠终于作出了痛苦的的抉择。
　　第二天早上，批判会还没有开始，人们在头天喜饶曲批跳岩的地方找到了顿珠的尸体。
　　工作组还不罢休，还要继续组织批判。为防止跳岩，路口由民兵把守，不让任何人上山。
　　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指定作批判发言的道帏寺喇嘛坚赞、噶桑嘉、洛布、达杰相继在自己的僧舍里自杀。有的在佛龛上恭恭敬敬地供着喜饶嘉措的著作，点上酥油灯，然后上吊，以明心志。有个喇嘛在佛龛上挂了一帧毛主席画像，旁边放了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喜饶嘉措在人民代表大会发言的照片，自己盘腿坐在前面，安祥地死了。显然是服用了什么毒药。
　　在短短的两、三天内，一个只有20多喇嘛的寺院，竟有6个喇嘛自杀，使人们非常震惊。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尤其在“十年动乱”期间，从首都到边疆，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普通的社员群众，蒙冤受屈，遭受批判斗争者，何止千千万万！坚持真理，申张正义，不畏强权，仗义执言者，也不乏其人。张志新同志就是最光辉的代表。她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化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但是，为拒绝诬陷一位高僧大德而竟有6个人相继自杀，在我们国家，在各个民族当中，还是绝无仅有。
　　是懦弱？是勇敢？
　　是愚昧无知？是无私无畏？
　　是顽梗不化？是凛然正气？
　　是为“反革命分子”殉葬？是为捍卫真理而献身？
　　是自绝于人民？是对人民怀着最神圣的爱？
　　可悲?可恨?可叹?可怜？可敬?可爱?
　　对于他们的死,历史将会作何评价?后人应该作何评说?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启示和教训？
　　这就是道帏寺“反动喇嘛自杀事件”。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但因当时社会上很乱，加之十分偏僻闭塞，外界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从那以后，任何形式的批判会也组织不起来。刚好，国庆节也快到了。工作组召集少数人，匆匆开了一次批判会，批判“反动喇嘛自绝于人民”，“为反革命分子喜饶嘉措殉葬”。
　　大约在1967年9月上旬，在专案组的押送下，两辆军用吉普车，将喜饶嘉措送回西宁市。
　　喜饶嘉措回到西宁时,政协机关已经“斗批散”，专案组把他送到省民委。民委早已实行军管，机关也没有恢复业务工作，有的受审，有的审查人，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干脆回家去了。军管组在一楼给喜饶嘉措安排了一间房子，让他在机关食堂吃饭。专案组也没有再管他。
　　同其他许多专案给不一样，“喜饶嘉措专案组”有三个特点：
　　第一，专案组从建立之日起到自行解散，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负责。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说他有问题，先在北京批，后送到青海，继续批斗。青海说中央让批判，由省公安厅和省委统战部派人把他接来，人一到就批起来了。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还专门发了文件，但他的案子并无专人负责。“文革”开始后，西北局撤销了，省委领导大换班，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逝世；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被打伤致残，被投入监狱，就更没有人管他。
　　第二，始终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专案人员，经常变动，似乎只负责批判、斗争，不负责审查、核实、结案。
　　第三，直到逝世，始终没有审查报告。当时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但一般人总有一个审查结论，要履行起码的报批手续。但喜饶嘉措连这样的手续也没有。
　　1968年，从省上到基层，各单位都忙于成立革委会，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喜饶嘉措就没有人管了。80多岁的老人，身边没有一个人，饮食起居，全靠自己。他只有一个大搪瓷缸子，打饭、打菜、喝水都用它。
　　后来还拿它当夜壶解小便。那个搪瓷缸子，伴随着喜饶嘉措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长期担任大师藏文翻译的屈焕同志，将它找来，用红绸包着，珍藏在家，作为永久的纪念。
　　省民委在西宁市大十字街，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号称西宁的“王府井”。喜饶嘉措平生喜欢宁静，不爱热闹，很少上商店。现在没有事干，没有书读，也没有人来批斗，精神好的时候，老人独自一人，上街转转，看看大字报，看看热闹，有时也进商店逛逛，但什么也没有买过，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喜饶嘉措自己身处逆境，朝夕难保，但却时刻惦记着班禅大师。他曾对机关的藏族同志说：“班禅佛年轻，但愿他能躲过这场劫难。他还有希望，还有很多很多事要他去做。”
　　喜饶嘉措也十分关心流落异乡的达赖喇嘛，他曾对人说：“过去我一直反对达赖佛去国外，曾公开发表谈话批评，现在看来，出去一下也好。”喜饶嘉措还说：“达赖佛应该回来，他会回来。等以后局势平静了，他一定会回来。”
　　到后来，身体十分衰弱，连打饭、上厕所，都十分困难。有时，机关的同志帮助他，给他送饭，扶他上厕所。一些素昧平生的好心人，偶尔也给他送点吃的。
　　一天，几位炊事员，发现喜饶嘉措大师好几天没有来打饭，担心他出了什么事。两个藏族干部立即到他宿舍去，见喜饶嘉措大师静静地躺在床上，怎么喊，也不回答。他们知道不好，也叫不到车子，赶紧找来拉菜的架子车，几个炊事员急急忙忙把喜饶嘉措大师送到省人民医院。那时，看病也不容易，先要问出身、历史、政治身份……，几个藏族同志，也没有时间回答那么多问题，送到急诊室，连请带拉，找来几位大夫，说：“这是位大好人，请你们好好给他看看。”
　　大夫一检查，说：“病人早已死了，身体都凉了”。几个炊事员不信，又到内科病房请来几位大夫，回答还是一样的。一位老大夫很负责，仔细检查了遗体，说：“他至少死了两天了，再不赶快处理，该发臭了。”
　　那一天，是1968年11月1日。
　　按照那位大夫的说法，喜饶嘉措大师应该是10月30日去逝的。
　　几位炊事员没有办法，只好把喜饶嘉措大师的遗体拉回机关。遗体上盖了条满是汗渍的旧床单，喜饶嘉措身体高大，放不下，脚露在外面，一只脚上穿着循化乡亲们送的土布袜子，另一只则裸露着，皮肤干裂，没有一点血色。指甲长长的，看来很久很久没有修剪。从省医院到民委，要上个高坡，架子车一路巅波，喜饶喜措大师的遗体也在上面一摇一晃。回来后他们向军管组汇报，问后事怎么办？那些藏族同志怕解放军刚来，不熟悉情况，还出了很多主意，提了不少建议。
　　军管组负责人说：“这事不用你们管，我们负责处理。”据说，那位负责人派人把喜饶嘉措的遗体送到火葬场，还写了张便条，大意是说：此人是反革命分子，骨灰不要保留。
　　喜饶嘉措大师的遗体是何时火化的？骨灰是怎么处理的？大概永远也无法弄清。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中国藏族最卓越的学者、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 就这样溘然长逝，悄然离去。终年85岁。
　　从1949年青海解放时起，喜饶嘉措就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他衷心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正确的建国方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拥护《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喜饶嘉措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为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分裂，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动员和联系民族、宗教界人士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促进藏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作出了别人无法代替的重要贡献。
　　作为宗教领袖和和平战士，喜饶嘉措为增进我国宗教界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宗教界之间的友好往来，开展民间外交、和平外交，促进世界和平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些事情，在当时别人是无法代替的。
　　有人把七十年代我国的外交活动，称作“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六十年代，则是闭关锁园，自我封闭的年代。那么，五十年呢？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非法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妄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我国。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开展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国际交往，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印关于我国西藏问题的协议中最先提出来的。我们可以把五十年代的外交活动，称之为民间外交，和平外交。
　　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周恩来总理主持外交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自不待言。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喜饶嘉措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以他们巨大的声望和影响，为开展和平外交，民间外交，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宋庆龄、郭沫若、茅盾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十分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喜饶嘉措的贡献，更是鲜为人知。甚至根本无人提及。但是，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历史这位智慧老人，无情而又多情，严峻而又宽厚，它不会饶恕任何一个有负于他的人，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功于他的人。
　　西方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生命的意义在于：或者腐烂，或者燃烧。”喜饶嘉措大师的遗体早已腐烂，连骨灰也荡然无存。但是，他的精神在升华，在燃烧，在生他养他的雪域之邦，在他痴情爱恋的神州大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有公理、有正义的地方燃烧。
　　一代宗师，德高昆仑
　　赵朴初先生生前曾长期与喜饶嘉措大师共事，他自己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是我国佛教界一位杰出的领导人。1953年春，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任第一副会长，同年9月，圆瑛法师不幸病逝，喜饶嘉措大师担任代理会长，1955年秋，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们二倍配合默契，各有专长，相得溢彰，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协会领导成员的黄金搭档，也是我国佛教协会工作最有成效、最辉煌的时期。朴老曾以《爱国高僧，法界栋梁》为题，写了一篇怀念喜饶嘉措大师的文章，对大师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喜饶嘉措大师不愧是一代高僧，法界栋梁。他不仅对藏传佛教深有影响，而且饮誉全国及国际佛教界。他虽然西逝了，但他的智慧、慈悲和善行，将伴随古雷寺洪亮的钟声，飞越昆仑，响彻环宇，永远萦绕在亿万众生的心间。一代宗师，德高昆仑。古雷洪钟，声震苍穹。”
　　对大师的不幸逝世，感到深切悲痛，朴老说：大师的“盛德善行，不愧人天之师；爱国爱教，堪称砥柱栋梁；佛学造诣，博大精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的不幸西逝，至今想来，仍倍感悲痛。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西德求法归途，险些葬身大海；玄奘往印土取经，几遭被害祭神之不测，终于化险为夷，而喜饶嘉措大师却被‘四凶’折磨致死，实在令人痛心！抚今追昔，缅怀大德，大师以身殉教，却也无时无刻不鞭策我辈以‘常往地狱，常乐地狱，庄严地狱’的大悲愿，把一切无私地献给众生，献给尘刹！”
　　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汪锋、阿沛?阿旺晋美、扎喜旺徐等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对大师的一生也给予高度评价，文章指出：
　　“喜饶嘉措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我党的一位可敬可佩的诤友。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和错误，他敢于提意见。他曾在一些会议上，在同党的负责同志接触中，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1958年甘肃、青海藏族地区平叛工作中一些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做法，他说，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是迷信，应一破了整，于是产生了毁寺庙，砸佛像，遣散僧侣，禁止念经，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等作法。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喜饶嘉措还坦率地指出，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和一些干部，由于长期生活于和平环境，在不断取得的成就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等倾向。他认为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使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强调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有职有权，守职尽责。此外，他对‘大跃进’期间工作中的错误，对在牧区盲目开荒影响牧业生产，对民主改革和平叛中所出现的偏差等等，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和很好的建议。周围的一些同志，对他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感到钦佩。”
　　文章接着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誉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他在谈到自己所作的工作和进步时，总是说：‘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我的思想认识才有所提高’，‘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对我的恩惠一栏大’，我个人深受党和政府的知遇，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以报洪恩。”
　　在谈到喜饶嘉措大师不幸蒙冤受曲，遭受迫害时，这些领导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说：
　　“60年代，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被指责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爱国老人喜饶嘉措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遭到粗暴的批判，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几乎所有宗教界的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迫害，喜饶嘉措当然更不能幸免，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残酷折磨，终于在1968年11月1日含冤离开人世。
　　我们为喜饶嘉措生前所受的打击感到痛心，为失去这样一位于忠诚的朋友感到惋惜。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已在受人民的审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已被推倒，他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人们深切地理解了他，他是应该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于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原载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扎喜旺徐在回忆解放初期在青海工作时说：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我在甘孜参加红军，不久跟随红军继续长征，到陕北。党中央对我们这些活数民族干部非常关心，为了给中国革命保存骨干力量，整个抗战时期都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组织上又派我们到东北。全国解放前夕，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后来派往西安。西北局决定调我到青海工作。这样，青海解放刚9天，我就到了西宁。
　　当时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军管会在主持工作，廖汉生同志是主任，我在军管会工作。国民党马步芳撤离西宁时，曾打算把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带到台湾去，但阴谋未能得逞。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都拒绝去台湾。但他们对共产党也不了解，西宁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到兴海县赛宗寺去了。党对争取喜饶嘉措大师的工作十分重视，派专人到兴海请他到西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当时刚刚解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军管会安排他住西宁宾馆，那里是西宁最好的房子，过去是马步芳的跳舞厅。不久，我们接到周总理亲自署名的电报，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说，一要保证喜饶嘉措大师的安全，二在生活上要给予优厚待遇。周总理在电报里还说，委派人送大师致北京开会。我们都照办了。
　　不久，召开青海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政府。这是各族人民获得翻身解放以后，选举出来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喜饶嘉措大师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任政府副秘书长。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经常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省委、省政府有什么新精神，也通过我向他转达，他有空也叫我去，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在我的印象中，喜饶嘉措大师的知识非常渊博，在我们藏族里，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省政府开会时，他经常发表意见，提出意见和建议。他有学问，讲话又有内容，大家都喜欢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如廖汉生、张仲良、周仁山等人对他都非常尊重，经常去拜会他，征求他的意见。我任为政府副秘书长，一个藏族的老红军战士，也陪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一起去。喜饶嘉措大师待人诚恳，谦虚和霭。那里他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民族宗教界的领袖人物，深受藏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年纪也比较大，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直可谓德高望重。当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比较年轻，军管会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当年才39岁，他还兼任一军政委，很能干。从年龄上讲，比喜饶嘉措大师小20多岁，可以说差一个辈份。但喜饶嘉措大师对他们十分尊重，从这些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精明能干的干部们身上，看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看到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景。
　　解放前喜饶嘉措大师曾在南京工作，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黑暗，残害百姓，欺压各族人民；解放后，人民政府的种级干部，廉政勤政，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所有这一切，使老人深受感动。他曾多次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谈起这些事，对党和人民政府表示由衷的爱戴和信赖。
　　解放初期，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他特殊的地位和威望，在政权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爱国统一点战线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喜饶嘉措大师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文面：
　　第一，向广大藏族同胞，首先是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克服国民党马步芳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加强了民族团结。
　　第二，向党和人民政府反映广大群众包括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使一些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密切了各级党委、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扎喜旺徐接着说：“我自己认为，解放初期，由于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省委、省政府与喜饶嘉措大师和其他一些民族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相处得很好，合作得很好，是我们党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坦诚相待、团结合作的楷模。”
　　在谈到喜饶嘉措大师与我们党合作共事时，扎喜旺徐说，喜饶嘉措大师一贯本着爱国、爱教，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能够高瞻远瞩，考虑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向党建言。他举例说：“1955年到1956年，在全国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青海地区也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不顾客观条件和实际效果，单纯追求指标。这种情况不但在青海地区有，在全国的不少省、自治区也发生了，带有一种普遍现象。喜饶嘉措大师又及时向有着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1056年7月，在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庄严的讲坛上发言，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实现农村牧区的合作化，是消灭私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场深刻革命，应该坚决支持，积极推行。但他同时又指出：‘私有观念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旧思想，消灭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在每一新生事物的开始时更应稳步前进，暂时该缓一些的就缓一些，不可追求数字，首先要努力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做出典型，建立信仰，逐步提高，待时机成熟，无疑会愉快地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始慢终快的作法。如果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急于求成，对民族特点和宗教信仰以及这一地区特殊的经济条件重视不够，考虑不周，而使有些寺院和信教群众在开展宗教活动时感到不便，使一些贫苦喇嘛在生活中产生困难，甚至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就会造成这部分喇嘛和信教群众对合作化运动的抵触情绪，进而产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后果是很不好的。这是始快终慢的不恰当作法。’我认为大师的这些意见讲得非常坦率，也非常中恳。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时，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高度的耐心，如果条件尚不具备，宁可等待一些时候，也不可操之过急，这样看起来慢一些，但客观效果更好，可以得到‘始慢终快’的结果。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一味追求数量和指标，操之过急，这样看起来很痛快，很革命，实际上会贻误我们的事业，欲速则不达，落得个‘始快终慢’的结果，客观效果是很不好的。喜饶嘉措大师的这些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原青海省政协主席韩应选同志在《历史，记着这样一位老人》悼念文章中，概括地叙述了大师光辉的一生，他说：
　　“弥漫着民族宗教文化神秘色彩的青藏高原，集阳光雨露之精华，得山川万物之灵气，自古就是英雄驰聘、群贤辈出的圣地。仅仅在循化这块并不大的土地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就相继诞生了两位很了不起的佛门大师。一是我们敬爱的副委员长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另一位，便是佛学文化研究之集大成者喜饶嘉措。
　　班禅大师毕生为国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与日月同辉，共山河长存，自然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而比班禅大师年长45网站的喜饶嘉措，论其西藏文化历史知识功力之深厚，佛学文化造诣之精深，确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喜饶嘉措是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幼年出家为僧，少年始辗转名刹古寺，遍拜高师大德求学，及至而立之年，已跻身佛门高僧之列而饮誉广大蒙藏地区了。三十年代中期，大师受聘于国立五大学西藏文化讲座讲师，为汉藏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贡献才智。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大师给众多的求知者传授声明、诗学和方法，西藏三大寺的学者及前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多得益于大师的亲授。大师竭尽心血，勤奋著书立说，有30多种大部头的著作传世，这是大师长期钻研佛学文化的结晶，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藏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和瑰宝。
　　喜饶嘉措大师一生情系民族，情系祖国，是一位于令人敬重的爱国老人。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危难当头之时，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跋涉于广大蒙藏地区，一面考察边民疾苦，一页秉烛撰写抗日檄文，发表演说，呼吁各民族团结一心，奋起抗日，保家卫国。1950年，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大师为之欢心鼓舞，他多次写信，发表演说，阐述中央的种项方针政策，呼吁西藏地方决策人士审时度势，走爱国光明道路，为顺利制定‘十七条协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韩应选接着说：
　　“五十年代末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影响，以致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失误，曾一度出现某些‘左’的做法。。对此，赋性善良、爽直的喜饮嘉措大师深感痛心，曾多次在多种场合开城布公地和省党政负责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充分表现了他坦诚、开朗，磊落光明，不谀不阿的可贵品格。
　　然而，在那段可悲又可怕的历史岁月里，却容不下这样一位终生以慈悲为怀的老人。26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喜饶嘉措大师终以一身冤屈，默默地离开了他所钟情的人世。
　　人海苍茫。世事苍茫。历史，很容易忘记一些人，也很难忘记另一些人。喜饶嘉措就是一位于很难被历史遗忘，很难被人们忘怀的好人。这正应了这位先贤圣哲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善行必有善报。在新中国，不论任何人，只要做出一点对众人有益的事情，就会受到党和人民加倍的爱戴。’大师以其卓著的威望，为广大佛教徒顶礼膜拜，同时也赢得了不同宗教信仰的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的确，喜饶嘉措大师是一位不应该忘记，不但不应该忘记而且应该永久的记住的一位老人。
　　请听大师故乡的人们是怎样说的吧！政协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员会在《造福桑梓，功垂千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
　　“至尊至爱的喜饶嘉措大师一生为沟通交流藏汉文化而著书立说、弘扬佛法的坚韧精神；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而不顾年迈体衰，往返奔波的毅力；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尊严，而力诋谬论和叛逆的正义热肠；以及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侠肝义胆，为我们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缅怀大师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不仅要学习大师刻苦好学，强记博闻，爱国爱乡，勤育后学的高贵品德，还要学习大师为国宣劳、敬业献身的佛家精神。这才是我们家乡人民对大师的最好纪念！”
　　2000年8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