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宗教政策渐宽 轮回中民间佛教复兴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这是3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和2006年在浙江举办的首届论坛不同的是，此届开幕式在无锡召开，闭幕式却选择在对岸的台北召开，是首次以民间形式跨两岸共同举办的大型国际性宗教多边论坛。论坛云集了来自世界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高僧大德、学者、政要和社会各界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出席开幕式并发言。

来自台湾的星云法师说，“在这历史的一刻，不仅是两岸佛教的盛事，也将为未来世界和平起了一个指标作用，因此意义至为重大。”他的弟子——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则在4月1日于台北召开的闭幕式上称，在台湾，每当天灾危难发生时，宗教界扮演重要角色，总是率先抵达灾难现场，慰问灾民，包括慈济、佛光山、中台禅寺、法鼓山、灵鹫山等教团，都帮助了政府不足之处。他们正努力推动，使佛法配合时代，纳入日常生活与言行中。

两岸佛教互动日益密切，台湾佛教的现状为大陆提供了正面的参照。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即被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昭示了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更为开放的姿态。论坛召开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无锡会见佛教代表时说，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

星云法师还记得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的景象，那是1947年，21岁的他离开就读的江苏镇江焦山佛学院，出任无锡宜兴大觉寺当家师，兼白塔小学校长。“正值国共相抗，转为激烈，双方每天都派人携械四处搜寻可疑分子，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每天都有，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一天，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关了10天以后，在往赴刑场的途中……逃过死亡”。

玄奘法师顶骨的争夺

在两岸对峙的情境下，佛教界也不得不介入到一些政治争端中去。

星云法师就读的焦山佛学院，在1948年也因时局不安而停办。佛学院的教务主任茗山法师，在1948年春还曾前往无锡三圣阁，询问法友是否要逃往香港。1949年春，星云法师等人随着“僧侣救护队”渡海到了台湾，而茗山却留了下来。

1949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解放日，也是无锡的解放日。成立于1912年的中国佛教会，下设之无锡市佛教支会，在解放军到来前夕宣告解散。5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分隔两岸的中国佛教也从此开始在不同政权意识形态下，因缘和合成不同的发展路径。

赴台的僧人大抵都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1949年6月，因风传大陆密遣500名僧侣来台从事渗透颠覆工作，包括星云法师在内的20余名外省籍僧众遭到逮捕，后在佛教人士李子宽、孙张清扬（孙立人将军夫人）等人斡旋下获得保释。这起事件促使台湾佛教界开始组建“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并于1952年将这一临时性组织进一步“恢复”为“中国佛教会”，星云法师亦当选为该会的常务理事。

较台湾“中国佛教会”复会稍晚，虚云法师等人亦在中国大陆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据1952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我们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以团结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目标被放在了宗教关怀的前面。半年后，中国佛教协会正式在北京广济寺成立。

在两岸对峙的情境下，佛教界也不得不介入到一些政治争端中去。北京广济寺与广州六榕寺等大陆5处供奉有唐朝玄奘和尚的大部分顶骨，另有小部分在“二战”期间被劫运到了日本，存于日本琦玉县慈云寺内。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两年后，大陆方面即获知存在日本的玄奘法师顶骨拟运至台湾的消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的赵朴初在1955年11月5日给日本佛教界人士的函电中说，“希望先生等以日本佛教界领袖的地位对于此事加以澄清。如果确有其事，这定是某一方面企图破坏中日两国佛教徒友好关系的阴谋。我们相信，努力增进中日两国佛教徒友好合作的日本佛教界的各位先生将会制止这个阴谋的实现。”

但日本佛教会在5日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仍然决定要在11月25日把存于日本的玄奘法师顶骨送往台湾。赵朴初在11月19日与22日又先后致电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新华社当年还特发电讯描述此结果：“中国佛教先哲玄奘法师顶骨的一部分，在25日被蒋贼分子由东京劫往台湾。”

台湾当局亦试图利用宗教，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在1952年秋季，“中国佛教会”就推派代表前往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议”，客观上为台湾的“外交”加了分。蒋介石曾在会议结束后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而“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此后也在官邸邀请佛界高僧会谈，要他们向台湾同胞宣扬佛法，欲使民众大力支持当局。僧侣和佛教的社会地位，因被视为辅政力量而得到提高，在接下来数十年的发展中并未遭受太大挫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佛教团体

搞生产、学政治，是全国佛教界普遍面临的命运。

解放前，无锡市的佛教事业甚为发达。据现任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无相法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7月，仅无锡县登记的寺庙莲社就有470所，宜兴县有394所，江阴县300余所，3县的范围正是目前无锡市的辖区，那时加起来共有1000余个佛教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无锡县分为无锡县、无锡市两部分。寺产开始被相关部门和群众占据，以无锡市为例，据1953年无锡市委统战部《关于佛教道教大体情况的调查报告》：“解放以来，本市寺庙被毁的没有，给部队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6人，僧20多人，有3座寺庙尚保留一部分菩萨，一座全被敲光。学校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4人，僧十多人（有两座是早已没有僧尼了），菩萨全部被敲光的3座，另一座内，尚保留一个宋朝塑的佛像（威震罗汉）。乡政府保健所、水上检查站、消防大队等机关使用的有4座……在土改中，分配给群众的有10座。”

但政府并未把佛教团体取缔，而是依照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予以登记。在中国佛教协会发起成立之前，1951年春季，无锡佛教界还获共产党及政府支持，组织了无锡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市佛教徒参加社会各项政治运动。

搞生产、学政治，是全国佛教界普遍面临的命运。

生于1963年的现任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建丰，儿时的记忆中，还有祖母坚持做佛教早晚课，背诵《金刚经》、《地藏经》和《阿弥陀经》的影像。他的祖母一直吃素，在“文革”时亦不例外，她有一个象牙雕制的观世音菩萨像，藏在老房子门闩的中间，手中亦时或拿着一串金黄色稻草编制的方形念珠。

寺产回归之难

直到1985年，因园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迁让，致使无锡开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顿。

陶建丰的祖父陶颂铭，是无锡佛教界的先驱，在1919年率先发起成立无锡佛学研究会，后又捐基地1亩建楼将研究会改组为无锡县佛学会，即现在的无锡市佛教协会和无锡市佛教居士林的所在地。因陶颂铭1945年即已过世，而陶建丰又出生在“文革”前夕，故直到1984年前后才正式皈依佛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逐步落实宗教政策。1979年，茗山法师复出，担任镇江佛教协会会长，镇江焦山寺住持；1981年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79年10月无锡市佛教协会也开始恢复工作，长期被禁锢的信仰也有了公开的表达。无锡市民族宗教处认识到，对宗教界人士，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是争取团结他们的重要环节。而归还在“文革”期间被霸占的寺产，使之成为佛教活动公开场所，显得尤为重要。

无锡市首先归还并开展佛事活动的寺院是广福寺。“虽经‘文革’但信念没变，那时大家看上去都很兴奋，感觉阴霾终于要过去了，就好像饿了很久的人现在终于有吃的了。”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陶建丰，经常去广福寺参加念佛活动。小小的寺院内挤了60多个人，年龄最高的80余岁，更多的人在60岁上下。

无锡市民族宗教处在1983年5月向市政府递交的报告中说，广福寺原是杨翰西的家庵，地方小，只能容纳20多人活动，离城又远，信佛教的群众多数是老年人，乘车拥挤，往返不便，已几次发生挤伤跌伤事故。因此出现部分信教群众到离城较近的惠山三茅峰、白云洞、石浪庵、青山寺等不开放的庙里去烧香拜佛，甚至有的在私人家里聚会活动，难以管理。因此建议开放离城较近且面积很大的开原寺。

但开原寺的产权归属，仍是一个问题。鉴于“文革”期间占用该寺的园林局不肯归还，民族宗教处与园林部门协商达8次之多，园林局以“开原寺是荣家家庙，荣家已献给市里了”、“开原寺的房地产在土改时已改革掉了”、“梅园扩大时已办理征用了”等理由拒绝交付，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无锡市佛教协会为此准备向法院起诉。

民族宗教处特地进行调查并确认其产权属于宗教团体。但园林局又提出，可以将念佛堂、藏经楼让出来，但要佛教协会补偿搬迁费14万元，大殿已动工修理，发生的费用约7万元，也要佛教协会承担。民宗处在给市政府的另一份报告中说，“佛教（协会）对园林这样提问题很反感，认为，园林长期占用开原寺，只用不维修，又未付一分租金，房屋用得破旧不堪，而且一大半房屋被拆掉，现在修复开放困难很大，需要花相当一笔资金才能修复。因此，佛教提出，园林从占用开原寺之日起要计算房租，约十多万元，拆掉32间房屋要作价偿还，约十多万元。我们认为，园林长期占用了开原寺，大部分房屋被拆除，留下3个殿的房屋也用得破烂不堪，还提出要佛教出搬迁费和大殿维修费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意见：经济上互不算账。园林不应向佛教伸手要钱，佛教也不必向园林算账。如果这个意见可行的话，先在党内统一思想，这样处理，实际上佛教是吃亏的。但意见统一后，佛协的思想工作我们去做。”

但直到1985年，因园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迁让，致使开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顿，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隆贤，还不得不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市政府出面解决。从开原寺的例子可以看出佛协讨要寺产的难度。至于“文革”前就被占用的寺产的归还，就更是难以落实。

不过，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朱宝奎说，相较于其它地方，无锡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对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全国差不多是最早、最好的，得益于解放前的根基，佛事活动恢复得也很快。

陶建丰说，1981年无锡市佛教协会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有人希望他能参加，他因为小时对“文革”批判宗教的记忆尚存，因而颇犹豫，最终没有参加。但在1986年的无锡佛协第四届代表会议上，他出任了市佛协的理事，此时，他已没有任何顾虑，时代给予佛教的空间毕竟已和从前有了不同。

60年的兴衰轮回

2008年末，无锡地区已有佛教活动场所156处，而信佛人数在2004年超过全市总人口的8%。

对于佛经、佛像的需求，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急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郑颂英老居士“私印佛经、佛像事件”，因款项来自海外，故在无锡、上海等地引起宗教部门强烈关注。

1982年3月，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发现，该市外贸印刷厂印制了10万份佛像，而事先宗教处并不知情。得悉印佛像的委托来自上海居士郑颂英后，无锡市宗教处特去函上海市宗教局，声请协助调查。上海市佛教协会与郑颂英谈后得悉，郑颂英是受新加坡比丘尼宏愿法师弟子委托，将他们的30多万港元用来印制《法华经》、《地藏经》和佛像，郑并以私人名义委托无锡道友代为寄发全国佛教徒。而印制经像并未向佛协或宗教局申报，也未曾向出版管理部门办理出版手续。上海市宗教局表示将对其进行教育。

而郑颂英在自己写的情况说明中，强调海外佛教界捐款的愿望和国内教徒的渴望。无锡市民族宗教处请示了江苏省宗教局后，认为在由省级佛协出面接受，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印发。

在此之前，美国佛学研究会会长、纽约市光明禅寺方丈美籍华人寿冶和尚，曾在福建印刷佛教《二时课诵》1000本，并寄给无锡市居士700本，还收了十多名皈依弟子，散发佛像纪念章500个。无锡市宗教处也通过佛协组织对此做了处理。在1982年的民族宗教工作总结中，无锡市民宗处表示，“国外对宗教的渗透，会影响宗教生活的正常化。”但他们也认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教育不够，有些干部中对宗教工作“左”的思想还未肃清。

而在台湾，“中国佛教会”的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已渐式微，佛教界渐次发展出“四大名山”：星云法师的佛光山、证严法师的慈济，圣严法师的法鼓山和惟觉法师的中台禅寺。1989年4月，星云法师曾到焦山访问，与茗山法师共叙师生情。星云法师还去了自己出家的祖庭——无锡宜兴县白塔山大觉寺，因该寺“文革”期间被毁，他兴起易址重建大觉寺的想法。此事已报上江苏省委，但后来因故搁浅。

此后，因台湾佛教界诸长老大多支持两岸统一，进一步促进了交流的频率。虽仍不许海外宗教团体登陆传教，但来自海峡对岸的佛教书籍、讲经光碟与日俱增，占据了大陆佛教出版物的半壁江山。而星云法师出资兴建的宜兴大觉寺，其工程也在2006年启动。去年5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还率团赴大觉寺，参加由星云法师主持的为灾区众生祈福仪式。

1995年10月，重修中的无锡祥符禅寺的大雄宝殿落成，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法师升座方丈。该寺已于1996年全部整修完工，高88米的标志性灵山大佛，也于1997年金身显现。这里，如今就是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地。

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陶建丰说，1992年无锡还只有8个寺庙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教人数剧增，新建的佛事场所也日益多了起来。据无锡市宗教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末，无锡地区已有佛教活动场所156处，而信佛人数在2004年即达到25万人，超过全市总人口的8%。不过，信徒素质整体上仍有待提高。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朱宝奎表示，他们早就有在当地成立佛教学院的计划，现在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师资，因精通佛理且有弘化志愿的法师并不多，“整整断了两代，接不上了，80多岁之下就是40多岁的”，而这微薄的师资力量几乎都被其它佛学院校所聘用。

相较大陆而言，台湾佛教更有人才辈出之势，其“人间佛教”践行，也获得社会极大认可。两岸佛教界的文化及宗教交流正与日俱增。和20世纪50年代形成对比的是，1998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了台湾玄奘顶骨舍利迎请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将把存留在大陆的部分玄奘顶骨迎请到台湾玄奘大学安奉。

近年来，大陆佛教界参与慈善活动及人间化努力，亦有成效。无相法师现任住持的祥符禅寺在2005年即被民政部授予“人间慈善奖”。新中国成立前佛教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受到很大压抑，尤其在“文革”期间，宗教政策出现很大偏离，一度使公开的佛教活动在大陆绝迹，而今民间佛教香火鼎盛、热心公益，已现复兴迹象。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无锡、江苏乃至大陆的佛教命运，与整个时代的脉搏同步，历尽劫波，渐归本色，见证了一个古老的兴衰轮回。

4月1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闭幕会上公布的宣言称，我们应该扩大佛教的传播内容，重视佛教的生活性，推展人间佛教。要让佛教的慈悲精神，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