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几个阶段

漫谈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几个阶段
　　水月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到汉明帝时与政治发生了关系，得到政府的承认，直到现在近两千年。在此两千年中佛教进展的大势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就是:输入时期、华化时期、退转时期、衰微时期。
　　第一输入时期，这就是东汉明帝，历三国、两晋、刘宋以至肖齐（公元67－501）；第二华化时期，这就是由肖梁，经陈、隋、唐以至五代（公元502—959）；第三退转时期，这就是宋、元两代（公元960一1367）；第四衰微时期，这就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
　　输入时期的主要情况有三点:第一，当时对于佛教的理论完全以自西域来汉地诸师所传为根据。假如有人博览众经、独行己见，即使符合于佛教的宗旨，然因与西域诸师所传不同，也必被摈为邪说，如晋末竺道生之创佛性、顿悟等说是。第二，当时汉地佛法较之西域是残缺不全，所以天竺诸僧恒鄙视汉地为边地。第三，当时对戒律等一切行事完全遵照西域诸僧所传授，根据西域的习惯而不敢少有改变，如袒服、箕坐、肉食等是。
　　输入时期中又可分为三个阶级，都有它的特征:第一是斋祀特盛，这是后汉三国的时候（公元67—264）。这时佛教理论的传播尚未流畅，信徒所信奉的主要是三世因果之说:原因是自秦始皇废诸侯为郡守，民世其业的基础崩溃，社会上所谓士农工商阶层动荡甚大，两极更显著，被认为贫贱的工农大众不能聊生。儒道各家的人禀父母遗体而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为鬼的两世因果之说不足以维系人心。一般群众在压迫愁苦之中，忽然得到佛教三世因果之说，精神上得到安慰。当时东汉的高僧中最受人信奉的是安世高，而安世高的传中所叙只是他个人的三世因果的事实而已。当时人所信仰的既只是三世因果，所以在行为上也只是斋祀祈福而已。第二是般若学风，这是两晋之世（公元256—400）。佛教的三世因果之说是有它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般若”之说。在知识界中当然不满足于神话式的三世因果的叙事而要求理论的说明，所以在三世因果之死说畅行以后，佛教徒所研究的是以般若为主。当时的翻译，抄写，读诵，讲说，著作都以般若经为重心。第三是三学并传，这是东晋之末以及宋、齐两代（公元401—501）。这时经、律、论的翻译已经很多。佛教徒只可各就一门来研究，于是研究经典义理，阐明慧解的是“法师”，研究戒律、行持谨严的是“律师”，专修禅定、心一行处的是“禅师”。
　　第二华化时期的主要情况也有三点:第一，当时佛教翻译过来的典籍已相当丰富，各宗派先后成立凡是学者必须有独到的见地，方能知名当时，得到群众的崇奉。第二，当时汉地佛法已可与西域比美。唐玄奘法师到印度，曾著论破印度小乘和外道的偏执，并建立“真唯识量”，无人能改易一字。天竺人也说:东方有震旦大国，三宝兴隆。第三，当时佛教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制定适当的制度，如梁武帝断肉食及唐百丈禅师制清规等。
　　华化时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魏、周、齐到隋统一南北的各代（公元502—617），这时佛学的风气是学无常师，各逞胸臆。学者各以一经一论为专长，集各家之异说、持一巳的独见。这时是有师而无宗，如法华师、涅槃师、大论师、三论师、摄论师、毗昙师、成实师、俱舍师等是。第二是初唐、中唐之际（公元618—779），这时由各师异同纷披的现象逐渐集中而成立宗派，就是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禅宗、律宗、密宗。每一派有一定的理论和修持的体系，师资相传，不得擅变。第三盛唐、晚唐之际（公元780—959），这时已不再有新的宗派成立，但是原有的宗派得到发扬和光大。
　　第三退转时期的主要情况也有三点:第一，当时佛教的原有宗派有的失传了，有的分出支派，互相争论而无新的宗派成立。第二，当时佛教与汉地固有的民俗和文化更相结合，如宋儒的援佛入儒等。第三，当时佛教中发生许多附会和讹淆的传说，于是假借佛教的外道会门逐渐发生。
　　第四衰微时期的主要情况有两点；第一是理论的研究更加衰微浅薄，第二是佛教逐渐受到社会上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排斥。
　　总之，佛教是由印度古代社会而移植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而昌明、没落而衰弱。所以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前一千年是由微而盛，后一千年是由盛而衰，在由微而盛的时期中变化是强的，必须再分成若干阶段，方足以说明当时进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