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的建寺文化（1）

汉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中国的佛寺
○胡人很努力并有目的至中土弘扬佛法
早期到中土努力宏扬佛教的都是西域的胡人，所以佛教还曾被称为“胡教”、
“浮图教——胡图教”。西元二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有大批大月支人逃回
中土，而源出月支的“羯”族石越政权﹙西元319-351年﹚虽“兼从本俗”，亦
以“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更因听佛图澄之言兼崇佛教，故佛教开始盛行于北
方各族之间。三国时代，五胡﹙匈奴、氐、羯、鲜卑、羌﹚内迁以后，胡汉通婚
日久，后来胡人大部分融入“华夏族”，再也分不清楚其混血血缘的关系。
如大弘佛法的前秦符坚是“氐”人，隋唐王室至少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
唐太宗李世民之母、妻、媳均为“鲜卑”人，武则天亦有胡人血统。尤其因民情
互异，加上如前秦符坚（“氐”族，西元357-385年在位）、后凉吕光（“氐”族，
西元386-399年在位）等等北方少数民族之胡人帝王的特殊考量，佛教的弘传难
免有其适应性的调整。
中国对西域佛法的引入，首先还只是帝王的“御用宗教”﹙Court
Buddhism﹚，慢慢才为宫廷王族和贵族所供奉的佛教﹙Gentry Buddhism﹚。后来
为了适应风土、民情、国情，常做有选择性的特意改写、编造佛经，最后成为民
众膜拜的宗教﹙Popular Buddhism﹚。所以“汉传佛教”并非原始佛教，先是依
附道术，与固有道术并重，才能被汉人接受，而且后来经杂有帝王“牧民”用意
的选择与篡改，可知“印度佛教”传汉以后，部分得不到忠实的翻译，就有很大
程度上的异离了，使得后来同一部经有不少译本。
中国于西元第二世纪中、末期之后，随著贵霜译经僧与中亚及印度译经僧之
来华，在各时代，尢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采用“佛教政治”治国之
现象。如北魏﹙Tuoba Wei拓跋魏，鲜卑族，西元386-534年﹚的“永宁寺”，隋
文帝建各地的“大兴善寺”，武则天的“万象神宫”或“明堂”及各州的“大云
寺”，北魏与北凉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袭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
或犍陀罗的“大乘佛教政治传统”与护法信仰。
在浓厚的“儒教治国”的系统下，佛教文化能够涵盖其上，让帝王相信，进
而推崇、护教，最后让“一个伟大的宗教征服了一个伟大的﹙中国﹚文化”而且
渗透成为中印文化融合的现象，又能够保存至今，的确值得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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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师在《综理众经目录凉土异经录》中提到，河西一带有多部经典是中
土所没有的，表示经典的翻译及流布，有其教化之选择性。因此，大陆学者季献
林教授也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
国以后，先是依附黄老之学，再译经传教，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
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浸溶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早期是王室﹙court﹚成员与中国的知识份子首先皈依佛教，此种“上层阶
级”的佛教形成，总是由“士大夫僧人”﹙Gentleman-monks﹚在领导著。后来
才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才有“民众佛教”﹙Popular Buddhism﹚
的兴起与发展。
因为任何一种宗教诞生、成长、落定于另一种族的土地上，必然要改头换面，
才能适应新环境。“中亚佛教”在不断被逼质变，已呈现多样化，辗转移植到中
国以后，“汉传佛教”信徒并不采用历史的资料去考证据称是佛陀教导的学说。
常为了无数的矛盾无法解释，“汉传佛教”不得不编出一套独特的“解释学”，
如“五时分教”、“八相成道”等说法，以免自相矛盾。而且也将中国固有的文化
融入，形成特殊的“汉传佛教”文化。
后来许多大师为了解释各种“中国式”佛教与佛经，而十分苦闷，苦闷更加
深了“汉传佛教”的思索性，而造就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哲学，后来发展出
各大门派，各订不同的戒律与宗法，或创造新佛经如《佛说三世因果经》、《天地
八阳神咒经》等等。但是许多产生在中国的后造经，又总是标榜在印度就已经有
了，并且冠上“如是我闻”，以免丧失了权威和真理性。
○中土建寺的目的
从汉代到唐代有两种营造寺庙的途径，最多的是“施主”﹙Danapati，陀那
钵底、檀那、檀越﹚营建后献出，其他的才是僧人自建的。世俗的建寺施主可分
为官方和私家两类。“官方”营寺或为朝廷诏建，或是地方请建；“私家”营寺
则是皇族、贵宦、官众，或地方上的耆望、商贾、处士、富农。其中皇家造寺是
属于皇家的功德寺，以东晋、萧梁、隋、唐为盛，是由皇族与外戚发愿营建，常
是为了立寺追福。“官方”营寺通常是皇帝以进行“弘教容僧”而下诏，由国家
或地方官府出资营建。
不过，在北朝时，皇族以国寺为家寺，很少是捐施自营。士族家寺如西晋乌
程的无为古寺，相传是“王衍舍宅”所建，可能是古时士族置功德寺的先声。曾
有梁侍中何敬容﹙齐武帝长城公主驸马﹚被讥“又舍宅东为伽蓝，趋势者因助财
构造，敬容并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饰，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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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拥有丰富钱财的王公贵族，便以为通过建造佛寺、布施财物、持斋供养等等
途径，可以为自己祈福禳灾。
汉代至唐之间的“檀越”对“施愿建寺”、“功得转让”的信仰，大概有五种
类型的心态：辟厄涤罪、福祚固宗、护产保业、憩隐放佚、皈依寄终。居于“辟
厄涤罪”是为自己或亲人祈祐平安，为故世的长辈先人追福的，大多是皇亲、国
戚和功臣阶层，以东晋、萧梁、杨隋、李唐最盛；对“福祚固宗”是祈求福祐皇
朝、维固宗族的诉求，也宣示著对佛的感激和期盼。
如北魏文成帝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尊，以敬佛与享先合一；“护
产保业”的原因是为了要保护田产家园不失，并且能够安全地传继给子孙，这是
地主们最大的祈盼；“憩隐放佚”者，是标榜挥尘谈空的人生，发散高蹈出世的
意绪，通常应该是隐士的理想；到了“皈依寄终”时，已经是一心供养三宝，把
佛国当作心灵的最终寄托，也是精神最后的家园。
官方和私家营寺的主要目的，不出护国、护教、护法、护僧、护众、护境。
当然平时或特定的日子会诵唱《仁王护国经》、《孔雀明王法》、《华严经》、《弥陀
法门》、《药师法门》、《观世音菩萨法门》、《瑜珈焰口》、《梁皇宝忏》等等，以求冥阳共
沾法益。传到韩国、日本、越南、台湾等地以后，也都是如此。
晋唐佛寺大都位处优越地区，而且院落宽阔，房舍众多，生活设施便利。因
此朝廷、官府、客旅每以佛寺为客居之所。有时作为战时顿兵之所，有时皇室在
大寺安置宫眷，让将废皇后或先帝后妃、宫女入寺为尼。想上京考试的书生也借
佛寺读书，或作为经商、停客之用，也无法避免。许多朝士更兼学坐禅，以为退
身之计。如此多元之利用，想必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气象，佛寺于是变成为很重
要的文化、经济、军事等利用的场所。
汉魏时代“只许胡僧立寺”，对佛寺曾加以禁限，后越中书著作郎王度之奏
文提到：“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
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汉魏只许为西域僧立寺，当时的佛寺只为西域僧侣居住和宗教生活所使用，
似有限制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也禁止汉人出家。而百官私自发愿造寺成风，后来
又随著西域僧人的行止设寺，于是成为早期汉地佛寺发展的方式。北魏兴安元年
﹙西元452 年﹚，文成帝下诏“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浮图一所”，这是
中土依行政区普遍建佛寺的先声。
○中土古佛教建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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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在宫中所修筑的观台阁榭，大多与神仙有关。故汉代宫
观建筑与园林景观，多半杂有神仙思想，对佛寺影响极深《洛阳伽蓝记》另记载
之“景林寺”、“大统寺”、“正始寺”、“河间寺”常有蓬莱仙馆之建筑。即写景林
寺所谓：“海内作蓬莱山，山中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倪阁，乘虚往来”。
皇兴二年﹙西元468 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在平城建永宁寺，“构七级浮
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高峻﹚，为天下第一”，为木构架的楼塔。约撰写
于北朝东魏武定五年﹙西元547 年﹚左右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作者杨炫之于
卷一云：“（西元516 年，熙平元年，灵太后新造之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屠一所，
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三百多公尺，史上最高
之塔﹚。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
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浮图（塔）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
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
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拂檐；丛
竹香草，布护阶墀。
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外国所献经像，
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
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型制似今之端明。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锁，
辉赫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装严焕炳，世所未闻。
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
树以青槐，亘以绿水。”
北魏太和元年﹙西元477 年﹚，国都平城﹙今之大同﹚已有佛寺近百所，魏
境佛寺达6478 所。孝文帝元宏迁都以后，欲改变前期滥建之风，立《都城制》
规定，洛阳城内建一﹙新﹚永宁寺，郭内建一尼寺，余寺悉建城郭之外。高三百
余尺的永宁寺塔是在“减食禄官十分之一”下营造的。又下令外州造寺须“本州
表列，昭玄量审，奏听所立”，让汉地佛寺在国家的干预下，有秩序地兴建。在
佛教信仰的鼎盛时期，僧尼信众达到两百万之多。而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的
河南嵩山少林寺，是孝文帝为了安顿天竺来的高僧跋陀，于太和十九年下令建造
的。但北魏后期却未能遏止滥建之风，北魏延昌初期﹙西元512-515 年﹚全境佛
寺有13727 所；魏末增至三万余所；北齐增至四万余所。
“建中寺，普泰元年（西元531 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
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
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建义元年（西元528 年），尚书令乐平
王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题以为寺。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以前厅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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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满其中。”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阊阖城门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千秋
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
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州；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
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
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
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
有飞阁向灵芝往来。三伏之月，皇帝在灵台以避暑。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
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
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角之草，亦悉备焉。”
隋代终结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一改北周武帝废佛之政策，开皇﹙西
元581 年﹚初，一度奉行“有僧行处，皆为立寺”的政策，“听认出家，……营
造佛像”、“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原是北周大兴郡公的隋文帝杨坚，十三
岁前，曾被比丘尼智仙抚养于今陕西大荔的冯翊般若尼寺，又被某高僧托说他是
月光童子降生的，与佛教因缘深厚。登基时宣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
人尊，受佛咐嘱。”即位后下令修复北周废寺，在“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
寺”。
鉴于历代帝王崇佛与废佛的历史教训，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
助”调和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隋文帝在所经行四十五州建立“大兴国
寺”，又在四十州各造宝塔供养舍利。仁寿元年﹙西元601 年﹚以后，取法北魏，
改行“按州立寺”的方针，计先后五十多州起舍利塔。道宣说隋文帝“道化天
下，三分其二”，即指隋文帝时有三分之二的州建有佛寺。并以沙门彦琮为翻经
馆大学士，后即命僧为官。展现了隋朝一统天下，以君权弘教的威德。至炀帝时，
也曾大造佛寺，广度僧众，自称“菩萨弟子、皇帝总持”。但为时不久，即下令
以僧定寺，强令无德僧尼还俗，而因僧废寺。
唐﹙Tang dynasty﹚初高祖李渊诏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墓；
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并没有出现如魏、齐、隋
那样滥建佛寺的情形。唐太宗在原战场﹙交兵之处﹚建有七寺以立纪功业，如汜
水的等慈寺，以灵塔、层阁为主体，辅以僧坊，绕以修廊，旁开禁苑、莲池，清
幽宜人，是园林式的“祭寺”。贞观二十二年﹙西元648 年﹚，“海内寺三千七百
一十六所”，其时全国有5358 州。高宗干封元年，封禅泰山，诏“天下诸州，
各营一寺”，以示“推功大圣”，全国佛寺增至四千余所。
唐代载初元年﹙西元689 年﹚七月，武则天应伪造的《大云经》所写“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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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的假预言，“颁制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以示感戴，采取“举佛抑道”
的措施；唐代中期佛教特别发达，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官方对佛寺设赐有定额，
恪守“州别一寺”，故计应有5358 座寺院，实际则建有僧寺3225 座、尼寺2122
座。
非额定之私寺，则称为“招提”或“兰若”，是不被政府认可较小的寺庙。
开元二十六年﹙西元738 年﹚，唐玄宗自纪功德，敕“天下诸郡立开元寺”；会
昌年间﹙西元841-846 年﹚，唐武宗禁佛，史称废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兰若”
四万，检括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以唐代人口约五千万人，供养五千余寺，二十余
万僧尼，为经济能力之临界值，所以唐代设佛寺的定额，用以控制全国的佛寺规
模，以免生产失衡，导致社会动荡。
《华严经》以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 Buddha﹚为“法身佛”，“法身佛”
本没有形象可见，中土则以卢舍那佛﹙Rocana Buddha﹚为其“报身佛”。《华严
经》演化出千﹙叶﹚如来的思想，所谓“一叶一如来，一沙一世界”的观念，推
及之皇帝象征如毗卢遮那佛，各州是千叶如来，百姓是百亿释迦。
建造大佛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武则天与高宗则在龙门建奉先寺八十五
公尺的毗卢遮那佛像，用以纪念唐太宗，可是却将自己的脸庞刻为佛面。后来大
半数的韩、日两国的君王也效法起来，但都必须决定于君王对佛教的好恶与否。
大周垂拱元年﹙西元685 年﹚，武则天用薛怀义为“佛教政治”立国的要臣，
如宋朝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写到：“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
义为使，凡役数万人，……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
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节
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
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
则俯视明堂矣。”
道宣斥隋寺失度，是为“末世造寺”。道宣主张依循天竺舍卫城祇洹精舍的
图样为范式，推出一幅标准多院式寺样──《戒坛图经》，足以显示当时京师大
寺的构想，不难想像这种布局规制，很像在建造一座“大佛城”。此图显示为一
所横连四院式佛寺，是以后殿为中轴线之中心，向前、左、右开展出来的建筑群。
中为主院，由三条横廊将中院分隔为纵联四院式。在通过中院的中轴线上，依次
建前佛殿、七重塔、后佛殿、三重楼、三重阁，形成主体组群。在三条横廊上和
中院后廊内，依次有左右三重楼、左右五重楼和东西佛库，皆对称而立。中院左
侧横联两院，右侧横联一院，三旁院内有各被廊墙分隔的五十余个小院，每小院
中央各建一殿或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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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时，曾命僧道义依其所述在五台山之“幻见”，建造了金阁寺，
此寺布局为纵列三院式：中院之山门是“楼阁式”，中院主体是三层佛阁，后有
大食堂。与中院两廊连通的东院和西院，又各为“横联六院”。
唐文宗开成五年﹙西元840 年﹚，日僧圆仁到五台山，见山旁竹林寺有六院：
律院、库院、花岩院、法花院、阁院、佛殿院，其布局应是以佛殿院、阁院前后
纵列为中院，另四院两两纵列为东院和西院，合成为一座横联六院。五台山这两
座寺，同为《戒坛图经》所主张的范式。而后世盛行之寺院布局，以中轴线对称
之结构便已然形成。佛寺中院中轴线上的建筑群，有佛殿、重阁、讲堂、天厨，
天厨之后，仓、库对称。中院周侧，则为僧伽院、臧获院、佣保舍、牛马舍等。
晚唐诗人杜牧﹙803-852﹚曾写〈江南春〉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北魏六朝时，王公贵人常捐舍
王侯宅第改为佛寺，而园林景观，殿堂廊庑，大多沿承未改，中土之佛寺更将神
仙思想融合于建筑中。隋唐之后，亦多承六朝﹙Six Dynastries﹚，少有变革。
至于今日，若未广览旅游等之其他资料，将会误认“汉传佛教”的建筑即是当时
印度传来之建筑。甚至以为佛寺与氏宅、宫殿的一般布局视为“同构”，尤其各
种经变图所显示的建筑，就是描绘汉魏隋唐时代的中国建筑样式，让人以为天上
的宫殿就是如此。
五代十国时，北方佛教因政权更换频繁，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南方各国
相安，社会安定，帝王都热心佛教，所以南方佛教较为发展。历史上都将后周世
宗归为灭佛的恶王，他在显德二年﹙西元955 年﹚诏令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
一律废除，出家须经过严格的读经试验。严厉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俗
惑世、割残肢体的行为，故史学家普遍认为他是在整顿颓废的佛教，而不是毁灭
佛教。
宋代立国后，宋太宗曾自称“朕曩世尝亲佛座”，即给予佛教适当的保护，
并设立“译经院”﹙后来改为“传法院”﹚，又附设“印经院”。请来印度僧人法天、
天息灾、施护等人翻译经典。从太宗太平七年到仁宗景佑二年的五十四年间，共
译出梵本1428 夹564 卷，可见宋初朝廷对佛教的贡献极大。
可惜到宋徽宗时，改宗道教，强令佛号、僧尼之名号等都道教化，对佛教的
打击甚重。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宋徽宗受道士林灵素所惑，以“不废佛教，
则为中国礼义之害”，乃改佛刹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使服天尊之服，
连带也使宋之“译经院”消失。并改称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和尚为
“德士”、尼师为“女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致使后来造成佛、道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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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成为民俗信仰，变得华丽而庸俗。
北宋时汉地的佛教是以禅、教两家，加律宗后则为三类，禅宗仍为主流。而
宋、元、明、清大部分的帝王，采取严格管理佛教的措施，其大概情形归纳如下：
一.不准随意私建佛寺；二.不准随意剃度僧尼；三.施行度牒考试制度；四.限制
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此些措施虽对佛教的快速发展有了限制，但仍有保护佛教
的作用。
辽代之“耶律王朝”原是崇奉“萨满教”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改幽
州为燕京，佛教受到契丹贵族的重视，南京也成了整个辽代佛教发展的基地之
一。辽代刻有的《契丹经》可能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曾东
传至高丽、日本。
金代与辽代之“耶律王朝”狂热崇佛有截然不同，金世宗对寺庙建筑屡作严
格的限制，严禁民间建寺。大定十四年﹙西元1174 年﹚诏谕：“闻愚民祈福，多
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但经皇帝敕建，
官府允许，仍可建寺，还可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朝廷的照顾与扶持。所以金代所
建的大多是“官办寺院”，还兼作金朝皇帝的“行宫”。
○禅宗寺院与丛林制度
唐代禅宗﹙Chan、Zen school﹚兴盛，禅宗是中国的土产，但是并没有脱离
“印度佛教”的脐带。禅僧起初本无定居处，大多穴居山林野外，有“山岩空谷
间，坐禅而龛定”的需求。而后先是在律院中设“别院”习禅，南宗初兴则开辟
丛林自立禅居，再发展而为“廊院式”的禅宗寺院。为了解中古以后的佛寺兴建
情形，从禅寺的兴衰可看出现存诸古寺的特色，不如先由禅宗的“丛林制度”研
究起。
禅僧穴居山林野地与天竺印僧苦行的生活相符，却难以适应中国不同之文
化、环境。禅宗的自由意识与勇于改革的特性，即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但并未
忽视原始的佛律，而是以比较合适于中国的制度来安处徒众。如元代黄谱写的《天
下师表阁记》说：“盖佛之道以达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备。他师所昌，殊宗
异旨。虽各名其家，至于安处徒众，未有不取法于﹙百丈﹚禅师者。”
百丈?怀海禅师﹙亦称大智禅师，生平年为西元720-814 年﹚立《禅门规式》，
叙说禅寺发展的历程：“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系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
合规定。……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
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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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
次安排。﹙僧堂﹚设长连床、椸施架、挂褡、道具。”
从上可知禅宗初期的禅居仅设方丈室、法堂、僧堂，其唯树法堂不设佛殿及
佛像，正是禅宗的本色。逝于西元866 年的临济宗创始人曾说：“你若求佛，即
被佛慑”，到了唐昭宗天复三年﹙西元906 年﹚，福州永泰县北山禅寺建成：亦无
佛殿，但计方丈、法堂、禅房、客厅、香积、餐室，不下百数十楹，寺僧百余众，
全永泰一大丛林也。
南宋开庆元年至景定三年间﹙西元1259-1262 年﹚，日本留学僧彻通义介其
“遍游径山、天童诸禅刹，谒此间名纳，见闻图写丛林礼乐”，手绘有“五山十
刹图”可看出当时禅寺兴建的制式：杭州灵隐寺寺前有溪涧，从山门依序沿中轴
线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禅堂，而“山门”之左为钟楼，之右为轮藏；宁波
天童寺寺前有大池，从“三门”依序沿中轴线布置三世如来殿、法堂、掌光堂、
大光明殿、方丈室，三门之左为钟楼，之右为观音阁。山或刹至此均指为佛寺之
意。
这里所谓“轮藏殿”，就是转大经轮处，建有回转书架以收藏经文。《佛祖
统记》记载：“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诵经及不识字，乃于双林道场，创
“转轮藏”以奉经卷，其誓有曰：有登吾藏门者，生生不失身，有能信心推之一
匝，则与读诵一大藏经，正等无异。”而今西藏人手转之小经轮，或许源自此典
故。不过，有学者认为转轮藏是伪托由傅大士所创，但自从转藏轮发明之后，经
教的神圣性于焉产生，少有人深入经藏，智慧之海已然人渺。
宋代朝廷注重“五山十刹”的设置，是根据卫王史弥远的奏议。宋宁宗时代
﹙西元1195-1224 年间﹚，在嘉定元年﹙西元1208 年﹚由朝廷赐立南宋所辖十五
座著名禅寺称“五山十刹”，逐渐建立起一种经济依赖关系，并凭借佛殿所塑立
的佛像，来威慑禅僧的信仰，其作用也达到控制禅僧的目的。《金陵梵刹志》有
关〈重修瓦官寺厘记〉说：“百丈瓶立道场，不立佛像以为卓识。及见宋元之季，
宗师上讲堂必先拈香而颂佛祝圣，心窃以为疑。”
浙江临安径山寺是南宋时期禅宗“五山十刹”之首，其平面比较简单，被当
作中期禅宗寺院的范本，日本后来以径山寺为建寺制度，目前日本仍保存仿径山
寺的寺院。如建于西元1249 年的建长寺，以大片围墙围绕寺院，围墙开有寺门，
进入寺门就可见到山门，从山门依序沿中轴线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山门与
佛殿间左右均以回廊连通，梁思成曾说：“…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围绕回
廊…”，即是当时的特色。寺门与山门间之两侧，右为厕所﹙西净﹚，左是浴室﹙龙
边﹚，此与“虎边不怕臭”的民俗相符。《摩诃僧祇律》中也记有：“厕屋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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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北，应在南、在西”之规定。
禅宗寺院自唐、宋以来亦如各宗有“伽蓝七堂”之称的布置方式，其殿堂名
称为佛殿、法堂、禅堂、食堂、寝室、山门、厕屋或佛殿、法堂、僧堂、厨库、
山门、西净、浴室。七堂的制度，在各宗稍有差异，则视地域、环境而互有增减，
大寺除塔、佛殿、讲堂外，还有钟楼、鼓楼、戒堂等，配合教义需要各有不同。
宋代以后净土宗对一般信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虽与禅寺原始精神相斥，但禅宗
也不得不把信仰调整为“禅净双修”，重点转移到一心念佛上，因此拜佛的佛殿
才成为禅寺的主要殿堂。明代时禅寺内就有了“念佛堂”，是延续了南宋“禅净
合一”的结果。
“山门”是寺院的正门，本来是牌楼形的大门，为四柱三门的形式，门顶采
用楼阁的形状，就成为三楼四柱，也仍然有三门，应该是将正门称为“三门”，
但是习惯视为某某山之正门，后来便称为“山门”。但另有一说，即唐代三门实
取“三解脱门”之意，有“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含意，寺院中多设外﹙南﹚
门、中门与内门三座门殿，“山门”却是讹传之说。
中国佛寺演进到后来山门内有天王殿，天王殿也有兼作三门或作寺院的二
门，称为“山门殿”，具有护卫之意，即将尘俗秽土隔绝在外，山门之内为修行
之净土。现在基隆市的十方大觉寺就是如此，而“藏传佛教”的大昭寺也设有四
大天王﹙Guardians of the four Directions﹚殿。
所谓“左晨钟、右暮鼓”或许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语辞。钟、鼓楼通常是为
寺院报时、集众敲钟鼓而设的。钟楼原设在寺院的东北角﹙艮方﹚，宋以后逐渐
往前推到天王殿的东侧，但是到了明末才有与鼓楼相对的型制出现。唐段成式所
写《寺塔记》也提到“寺之制度钟楼在东”，不过，元末以前与钟楼相对的是轮
藏楼，不是鼓楼。明代却是轮藏殿与观音阁对峙于佛殿两侧之间，后来鼓楼的出
现并非为了取代轮藏殿，但最终是因为轮藏楼与观音阁建筑的消失，在清初即不
再见有“左观音、右轮藏”的建筑出现。
“法堂”就是讲堂，为宣讲佛法、皈戒、集会的场所。《六祖坛经》中慧能
说：“我今说法，犹如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种子，迂兹沾洽，悉能发生。”
《百丈清规》制：“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法堂即
是提供“慧”的最佳场所，也是禅寺的中心，设有师子座，供演说佛法之用。东
晋时寺院内就设有法堂，隋唐以后各宗都将法堂视为仅次于大雄宝殿的主要场
所。可是宋明以后，禅、教、讲寺制度融合，逐渐忽视了法堂，而专视佛殿为唯
一重要场所。可惜，辉煌的佛殿逐渐出现，禅道生命则逐渐凋零枯竭。而佛殿职
能的活动，更因法堂职能的减弱而增强，禅宗也不得不示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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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禅堂”是禅僧坐禅、休息用的场所，禅堂还兼作“斋堂”，却容易混
淆，违背了“空”的禅环境观念。丛林制度发达以后，斋堂分离出禅堂，形成专
供静虑的禅堂在西、饮食的斋堂在东的定制，而睡眠则另提供了“僧堂”。禅寺
有“左﹙东﹚厨库、右﹙西﹚僧堂”的约定安排。
禅宗以心传心的教法重视嫡传，对祖师塔与祖堂非常的重视，对于“付法、
传法”的方式，从禅宗出分五支以后，自然有其神秘感，尊师的伦理也如儒家般
沿袭下来。宋白云守端说：“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力也。祖堂当设达摩初祖
之像于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
略其祖宗尔。”而天竺佛教绝无称呼师叔、师伯之事，但有了祖师堂后，已无法
避免如此俗世之称谓。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
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中土“左社右祖” 的信仰相同。可是祖
师堂与伽蓝堂在明清时则分列于佛殿之旁，显然法堂的地位已不如佛殿。
元代的帝王虽然奉佛，但是却特别地崇“教”抑“禅”，是特别热衷于修功
德、做佛事。举凡法会，念经、祈祷、印经、斋僧、修建佛寺，所有费用大多由
国库支付。忽必烈的太子出生后，就由海云“摩顶而立”，用以显示王权的正统
性；太子登基前，都受有“沙门戒”；累朝皇帝均“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
而元文宗帝图帖睦尔时﹙西元1328-1333 年在位﹚，因《禅门规式》已经历代增
删损益，出现不少杂本，僧尼无所适从，即敕命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重
新修定，定名为《百丈清规》，对寺院僧团的上下组织体制、宗教活动、日常生
活等，都有所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深知僧事，即位后采行严格管理、恩威并重，
曾亲定僧人必修之经为：《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部。更直接干预佛教，
“洪武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礼部照得佛寺之设立化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
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
消一切见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本月二十一日本部官钦奉”、“洪
武二十四年，……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
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
寺……。”
同年又颁布《申明佛教榜册》言：“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
善果；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年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
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如此三令五申，显见禅寺型制已有定案。
洪武十六年﹙西元1383 年﹚，杭州府学授徐一夔“奉敕撰灵谷寺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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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东为大悲﹙殿﹚，殿之西为经藏﹙殿﹚。食
堂在东，库院附焉，禅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后则为“演法堂”……。而
其为制以佛之当独尊也，故于正殿则奉去、现、未来之像，其他侍卫神不与焉。
以禅与食不可混于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以师不可远其徒也，故方丈近于禅堂。
以联坐观心或涵于笑语而弗专做故异其龛，以单寮息力或流于宴安而弗检故同台
室……，此皆皇上万机之暇虑思所及……。赐额灵谷禅寺，又赐田若干亩以饭其
众。”可惜禅宗到明代已成末式。
明代寺院之兴建亦盛，曾多次刊印《大藏经》颁赠天下寺院，是希望通过经
教能提高僧众的水准。明永乐二十二年﹙西元1389 年﹚，僧人姚广孝撰《天界寺
毗卢阁碑》道：“毗卢阁，…上供法报化三佛及设万佛之像。左右度以大藏诸经，
法匦后延观音大士…。”又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 年，岁次乙丑﹚，《重
修天界寺记略》言：“其毗卢阁永乐中所建，迨今弘治甲子，久而将颓……，大
藏经置于其中，既将大雄、三圣、观音、轮藏、伽蓝、祖师等殿缀葺球珠，规制
悉易观焉。”
记略指出虽有轮藏殿，却将《大藏经》藏放在毗卢阁内，而毗卢阁亦位于中
轴线上，并与佛像同位，其于天界禅寺尊经之意甚明，也显示寺方对皇帝所赐与
经藏的重视。明代从世宗废佛之后，佛教盛况大减，佛教开始脱离对朝廷的依附，
而有独力发展的驱势，到明末终于高僧辈出，呈现短暂复兴的现象。当然这里指
的是佛法的兴旺，而不是佛教建筑的兴旺。
清王朝亦曾刊刻佛藏而企图引导、控制佛教，雍正还亲自编辑禅学语录与《当
今法会》诸书，以控制佛学。而寺院已将藏经阁置于中轴线的最末位，而不是在
旁侧，此与轮藏楼消失不再建，以及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系。少
林寺内亦有明弘治年间所建的毗卢阁，于乾隆八年﹙西元1743 年﹚曾奉旨颁《大
藏经》贮藏在内，并定名为“藏经阁”。而《净慈寺志》记载：“毗卢阁，康熙
二十八年﹙西元1689 年﹚住持方孝建，乾隆五年改为藏经阁，上供钦赐龙藏。”
康熙年间重建灵隐寺时，在大殿前之左右分建东、西戒堂，有碑文记言：“殿
之东为东戒堂，之西为西戒堂，法堂之东为东禅堂，之西为西禅堂。……古无戒
堂而今有戒堂，……栖者众戒为禅本…”，此由戒导向禅的意义，在当时影响很
大。
清代禅寺与诸宗合一，太虚禅师在《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一文中说：“清
中叶以后，各寺不以禅法反以寺庙产业为主。故其开戒说法的目的，反而成了继
承寺产的接待人了。……禅寺混合成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齐焰，即禅讲净律
以究真，经忏齐焰以应俗。天童寺齐备之。”本来寺前设放生池是天台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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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则因诸宗合一的结果，连禅寺前也设有放生池。后来如北平智化寺，虽直属
临济禅宗，在近代调查出寺中已无禅堂存在。连苏州的开元禅寺亦无禅堂之设。
明清两代净土宗的念佛法门独兴，有著强烈的世俗需求，禅寺仿佛已经不存，未
能再现“唐宋之风”。
如今的禅寺与百丈禅师所制定以禅堂为主并重法堂的情形，相去甚远。如嵩
山少林寺，寺内尚存初祖庵与达摩洞。寺院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
宝殿、法堂、方丈室与毗卢殿，这种布局是依明代禅院布置的；福建广化寺是清
代依旧制兴建的。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并
对称设置钟楼、鼓楼、禅房、方丈室、客房、膳室等；宁波天童寺是禅宗大寺，
沿中轴线设置天王殿、佛殿、法堂，法堂之上为藏经楼，法堂之后的西侧设罗汉
堂，佛殿内供奉三世佛与十八罗汉；湖北黄梅五祖寺是弘忍禅师所制，沿中轴线
设置天王殿、大佛殿、毗卢殿﹙麻城殿﹚、真身殿等，毗卢殿前所设配殿分别为
圣母殿、干佛殿，另有方丈室、禅堂、寮房、客堂、戒堂等，另曾有天王殿但已
毁；北京房山的云居寺也是大型禅院，沿中轴线设置山门、天王殿、毗卢殿、大
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等六进殿宇，另配有之钟楼、鼓楼、僧寮多已
毁。
中国古代的宫殿、衙署、佛寺、住宅均采“四合院式”的布局，是一种封闭
性最强的建筑空间，不过有了宽大的庭院，则变化灵活，提供了不少适应性。中
古遗留下来的寺址、碑记、文志，都可提供后代的我们，明白中国佛寺兴建的历
史与文化。以象征佛教宇宙观所建立的佛塔寺，曾出现在天竺或藏地﹙如桑耶
寺﹚。
虽然中国古代对“天极”的象征，建造有“极庙”、“明堂——合宫”等建
筑“以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将建筑物同宇宙的原型结合在一起。但是
在“汉传佛教”尽是模仿诸天净土，极力铺陈寺庙的华丽，鼓吹方便简易的佛国
净土修行，并未于其建筑上表现出宇宙的象征。禅宗诃祖骂佛后，更无暇顾及宇
宙的象征。如今台湾信众的“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信念，也是战后的特色。
原来民间对佛教信仰的需求一直在转变，寺院的布置也随著在变。有帝王的干
预，也有乱世的渴求，这就是“汉传佛教”文化的特色。
附录：禅宗之五山十刹
禅宗五山：
1.杭州﹙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寺﹙径山寺﹚，创于唐天宝初年﹙西元7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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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临安府﹚北山景德灵隐寺﹙云林寺﹚，东晋咸和元年﹙西元326 年﹚
建，宋景德四年﹙西元1007 年﹚改称景德灵隐禅寺。
3.杭州﹙临安府武林县﹚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净慈寺﹚，五代后周显德元
年﹙西元954 年﹚建，南宋绍兴九年﹙西元1139 年﹚改称净慈报恩光孝
禅寺。
4.宁波﹙明州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天童寺﹚，原创于晋永康十年﹙西元
300 年﹚于义兴，唐至德二年﹙西元757 年﹚移至今址，明洪武十五年﹙西
元1382 年﹚重定等级时，改列为禅宗五山之第二。
5.宁波﹙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寺﹙育王寺﹚，创于南朝宋元嘉二年﹙西元
425 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 年﹚改为禅寺。
后元文宗﹙西元年1328-1332 年在位﹚时，建金陵之天界大龙翔集庆寺独为
五山之冠，明朝依之。
禅宗十刹﹙十院﹚：
1.杭州﹙临安府﹚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法净寺﹚。
2.浙江吴兴﹙湖州府乌程县﹚道场山护圣万寿寺。
3.南京﹙建康上元府﹚蒋山太平兴国寺﹙灵谷寺﹚。
4.苏州﹙平江府﹚万寿山报恩光孝寺﹙万孝寺﹚。
5.浙江﹙庆元府﹚奉化雪窦山资圣寺﹙雪窦寺﹚。
6.浙江﹙温州﹚永嘉江心山龙翔寺﹙江心寺﹚。
7.福建﹙福州府侯官县﹚闽侯雪峰山崇圣寺。
8.浙江金华义乌云黄山宝林寺。﹙双林寺﹚
9.苏州﹙平江府﹚虎丘山云岩寺。
10.浙江天台山国清教忠寺﹙国清寺﹚。
○佛寺建筑的材料
中国古代的建筑材料以砖材、木料为多，通常木材作为主要结构材，再砌以
砖墙，上盖屋瓦，即可遮避风雨。而基础、墙基、柱头处也有石材为之，纯以石
材建造的，只有少数的小佛塔或祖塔。
建于辽统和二年（西元984 年），位于今天津市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是现
存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也是建于西元1056 年，辽道宗清宁年代，在
今山西应县的佛宫寺仍有纯木造的木塔，总高67.13 公尺，其八角形平面底层直
径30 公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最高大的木结构式建筑。
现知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五台山﹙Mt. Wutai﹚的南禅寺大殿，建于
唐德宗建中三年（西元782 年），因系为禅寺，朴素无华，没有天花板的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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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壁画，直接出现眼前的就是柱、梁、桁、椽；同样位于五台山的佛光寺大
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857 年），是中国现存第二早的木建筑。
纯以砖瓦建造的佛殿，有五台山显通寺的无梁殿及峨嵋山万年寺无柱无梁的
砖殿；五台山显通寺内另有以纯铜铸造的铜殿。
○悬空寺──在危崖建筑的空中佛寺
中国现存有三座悬空寺，即河北沧岩山悬空寺、云南西山悬空寺、山西恒﹙衡﹚
山悬空寺。其中以山西恒山悬空寺规模最大、最壮观。其奇妙处以“三步一廊，
五步一楼，七步一龛，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悬崖，勾心斗角”
来形容最为贴切。
恒山悬空寺位于山西浑源县城南三．五公里的恒山金龙口西崖翠屏山之峭壁
上。此寺始建于北魏后期﹙西元471-532 年﹚，以后历代均为重建，是中国地区
罕见的高空木构造建筑群。架筑在半山腰的悬空寺，因河床淤积，位置最低的殿
堂约距水面26 公尺，最高的三教殿距谷底58 公尺，形成一组错落有秩的建筑群。
寺内有四十余间楼阁，安排大殿、经阁、配殿与僧舍等建筑，其中的大殿、经阁、
钟楼、鼓楼、碑亭都是重楼，配殿又建在经阁之上。
明代王湛初有诗赞称：“谁凿高山石，凌虚构梵宫，蜃楼疑海上，鸟道设云
中。”当地民谣曰：“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不难想像此寺“险
中求稳”的险峻之美。
悬空寺整座建筑群面对恒山，背西向东，上载危崖，下临深渊，背崖凿龛，
穿洞插梁，完全依照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为一体，
廊栏左右紧连，错落有秩，迂回相连，形成特殊的框架结构，增强了抗震的能力。
悬空寺半藏于绝壁之中，突出的岩石减缓了山风的吹袭。恒山的主峰阻挡了阳
光，使得每日的日照年平均时数仅有二小时。日照、雨水、风侵对其无损，所以
能保存一千四百多年。
悬空寺原是纯佛教寺庙，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至十八年﹙西元1176-1178
年﹚的维修之后，成为“三教合一”的殿堂，现存建筑四十多间，有朝殿、会仙
府、碧辖宫、纯阳宫、楼台亭、寝宫、梳妆楼、御碑亭等，分散在山腰、崖边与
坡道上。明代御史郑洛作〈过悬空寺〉诗云：
“石壁何年结梵宫，悬崖细路小溪通。
山川缭绕苍冥外，殿宇参差碧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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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月淡烟窥色相，疏风幽籁动空禅。
停车欲向山僧问，安得山僧是远公。
＊＊＊
昨过招提故不登，重寻兰若问山僧。
峰顶青鸟来还否，洞口白云去未曾。
谁结丹梯高万丈，我闻佛法演三乘。
恁虚顿悟心无住，好步禅关最上层。”
○福州鼓山涌泉寺──台湾佛教的祖庭
台湾人的原乡可说是福建、广东一带，而台湾佛教的祖庭就是鼓山涌泉寺。
本世纪初叶，台僧的传承绝大部分传至自鼓山涌泉寺，此寺与台湾佛教的因缘浓
厚，所以有特别介绍的必要。
鼓山位于福州的东南郊区， 鼓山是大顶峰、白云峰、狮子峰、钵盂峰、卓
锡峰、石伞峰的总称，诸峰共有一百六十多景，山中奇石竞秀林立，层峦耸立风
光秀丽。涌泉寺就座落在如此风景绝佳的游览胜地，初建于唐建中四年﹙西元
783 年﹚有华严寺，宋时曾赐下禅院匾额，近千年来历经唐代会昌法难、明代祝
融之灾与飓风吹损，清顺治初年﹙西元1644-1646 年﹚由僧元贤重修，康熙敕赐
有亲书之“涌泉寺”匾额，乾隆及光绪年间曾重修。
涌泉寺是福建五大丛林之一，傍倚白云峰，前临香炉峰，占地二十五亩，主
体建筑是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两旁偏殿三十余座，依山形而上，气势
磅礴。天王殿前有二座“千佛陶塔”，是北宋神宗元丰五年﹙西元1082 年﹚的
文物，东为“庄严劫千佛宝塔”、西为“贤劫千佛宝塔”，双塔均是八角九层，
高七公尺，塔基为石砌平台，塔身为仿木构造楼阁，上贴佛像一千又三十八尊，
八角塔檐另有塑有僧人、武士像七十二尊，并悬挂陶钟七十二个，塔座上塑莲瓣、
舞狮、侏儒，并有铭文刻记塑造年月。
建于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 年﹚的藏经殿，又于康熙年间重修保存至今，
殿内藏有《大藏经》二万多册及血书。藏经殿后有念佛堂、客堂、大悲楼、大寮、
库房、斋堂、祖堂、印经楼、禅堂、学戒堂、方丈室。文革期间寺中元、明版的
善本书有二千多册被烧毁，明代的佛经刻版也多遭焚毁，损失惨重。
西元1988 年由妙湛法师晋山以后，涌泉寺已步入正轨。山中胜迹无数，泉
水潺潺，岩壁题记甚多，值得一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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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中国的佛寺太多，无法在本章一一述明。近两千年来，为了佛教建筑，已投
入无以算计的人力、财力。不管真正的目地是否已达到了拯救人心、启发佛性的
效果，佛教建筑毕竟是延续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的场所，应该值得珍惜。可是，如
今中国大陆的佛寺大多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民旅游观光的景点，
并且发售门票，收入或许能维护建筑物不让继续老旧破损，却不足于“维修复
旧”。
在中国接近城市的佛寺，自古就形成参观、旅游的景点，甚至是聚餐饮酒、
闲话品茶、观灯赏月、避暑纳凉、观戏购物的好去处。佛法已变得不很重要，修
行沦为一种形式而已。
如今开放后被列为观光的佛寺，在其寺内或附近亦开设有餐厅及饭店，供应
荤食酒菜，成为一处处生意场所，看不到僧众与佛法传教。饭店的招客传单就写
道：“夜幕低垂时，清风当空舞，明月松前照，邀三五知己把酒宴欢，人生夫复
何求。还犹豫什么？快来吧，千年古寺正在张开它的双臂热情地拥抱来自远方的
客人！”，不禁令人叹息，仿佛是“末法”的景象。希望有识之士看完本书后，
对“汉传佛教”的未来应有所思考、有所助益。
中国的石窟群
位于中国的“四大石窟”是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甘肃天水麦积
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已在上一章提及，下面提到的是中国境
内主要的石窟群：
大同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Yungang caves﹚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已于2001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岗石窟为中原地区大规模的开凿石窟，以山
西大同市﹙Datung﹚之西、武州山之南的云冈石窟为最早。其中以北魏文成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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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元年﹙西元460 年﹚开始，五年间所建立的“昙曜五窟”为最著名。拓跋鲜卑
族帝王所下令开凿的石窟，虽然是犍陀罗的“粉本”，但是仍带有希腊、波斯的
影响。以过去帝对释迦佛，现在帝对弥勒如来，面像采“以帝为师”、“皇帝即如
来”、“帝身为佛身”的雕塑。
由此可知在文成帝时，弥勒信仰已被帝王利用来抬高地位、维护统治的工
具。它没有明清时代的俗丽，仍呈现著原始的粗犷魅力，令人激赏。孝文帝于太
和十年﹙西元494 年﹚迁都洛阳，开始服制的改革，群臣亦改易汉服，此种南朝
士大夫褒衣博带的常服，也让后来所雕的佛像服装汉化了。
蒙古地区的传说，是北魏俘虏了一百多万汉人，带到新都平城﹙大同附近﹚，
令俘虏们把崎岖的山区脊变成了奇异的石窟和雕塑的画廊，这是否真实不去管
它，但是显示云岗石窟的工程浩大，是可以理解的。
云岗石窟临十里河，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大大小小的窟龛约252
个，现存主要洞窟有53 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与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
国的三大佛窟艺术。北魏太和时，郦道元在《水经注》灅水条：“其水又东北流，
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渔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
水又东转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
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流出山。”可见当时该地有山有水，景色壮
观。进年来又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和建设，环境变得更加优雅。
云岗20 号窟是露天的大佛，高13.7 公尺，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显得
雄伟肃穆。该窟原有前壁，辽代以前已经崩塌，造像完全露天。它的前面一片平
川，视野开阔，在阳光下很远就可见到它雄伟的影像。其凿刻的手法仍带有犍陀
罗的艺术风格，佛像神态庄严静穆，让人肃然起敬。
像身的贴体袈裟衣纹是采用直平阶梯式的刻法，细部刻以阴线纹，头光与身
光的外缘为火焰状，络腋上的连珠纹，则是波斯萨珊王朝时常用的装饰纹。这尊
是汉传佛教最早的佛像作品之一，而有学者认为“武州﹙云岗﹚造像，必源出凉
州”，非直接接受犍陀罗的艺术风格。
云岗16 号主尊立佛高13.5 公尺，高肉髻，旋涡波浪状的发型，广颡大耳。
身著厚重毯披，右手上举胸前，左手作手印；云岗17 号是弥勒菩萨交脚坐像，
高15.6 公尺。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右袒披肩，交脚约有4 公尺；云岗18 号为高
15.5 公尺的立佛，左右有二菩萨。
天水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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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45 公里的麦
积山，是西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有如一座状似巨大“麦垛”的孤
山，周围山林奇郁，野花幽香，松溪映带，环境宜人，为“秦地林泉之冠”。石
窟就开凿在山体的西南、南和东南三侧的垂直峭壁上。
石窟于八十公尺高的悬崖峭壁上，上下有十余层的栈道相通，层层相叠，上
下错落，密如蜂窝，为中国仅见的一座洞窟悬空的石窟寺。史籍称：“青云之半，
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虽自人力，疑是神功。”此奇绝之境可想而知。
山顶有一座隋代的古塔，高9.4 公尺。麦积山石窟始建于西元402 年，东晋
元兴元年﹙另说是在公元380 年，后秦时期就开始开凿﹚，北魏天兴五年，历北
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余个朝代，经过一千五百多
年的修增，其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融，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胜地。约在公
元734 年，唐开元二十二年，天水一代受到强烈地震，而使窟群分为东、西崖两
部分。
麦积山石窟是世界上唯一以泥塑和石胎泥塑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石窟，采用
“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的手法，展现高超的中外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麦
积山石窟现存大小窟龛一百九十四个，东崖五十四个，西崖一百四十个，保留有
各种艺术造像七千八百余尊，古代璧画一千三百多平方公尺，有“东方雕塑馆”
之称。
另外，石窟还藏有青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玉器、古雕版、古文书、书
画等二千多件文物。其中北魏的造像有一部分是薄衣透体的佛像和菩萨像的塑
造，呈现偏袒右肩、衣裙贴体、凹线衣褶的工法，可以见到健美的体魄；鲜卑族
北周的佛陀造像多作低平肉髻，薄发无纹，圆脸短颈，衣著贴身，是“曹衣出水”
的工法。有高仅60 公分的小坐佛像，双手抚于胸前，面露微笑，甚为传神，表
现高度的艺术妙境。
在高七十多公尺的散花楼上七佛阁上端，有北周时代的七幅飞天壁画，每幅
有四尊伎乐飞天，衣服、飘带、乐器等都是彩绘，唯有脸与手足是薄薄的浮雕，
呈现雕绘混合的整体美。最别致的是雕出多层变化的佛龛像，其雕工之精美不可
多见。
如有一龛，其中心雕出释迦牟尼佛和弥勒并坐的造像碑，楣上层雕有七佛小
龛，龛下布满璎珞，下垂锦绣天幕。竟然是由坚硬的石料刻出轻盈柔软的织品，
像绸缎又似丝绒，居然还有织品的光泽。另外更显得夸张的巧思，是将长裙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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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下垂簇集成美丽的弧线，使整个造像形成雕刻、绘画与图案的混合物，是不
输于欧洲的。
其他如东崖摩崖大像，是麦积山石窟的标志，有十六公尺高的释迦牟尼佛
像，还有千佛廊、踏牛天王等值得一览的洞窟。中国大陆有关部门正加紧进行申
报为自然文化双重“世界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将详尽收集麦积山周围地形、
地貌、地质状况、水文状况及温度、湿度状况的测绘资料和科研报告，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申请。
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Longmen caves﹚也有北魏时代的风格，也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
一。位在洛阳市﹙Luoyang﹚之南12 公里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山崖上，南北
长一公里。现有洞窟1352 个，佛龛785 个，佛塔39 座，造像97,306 尊，题记
和碑碣3,680 块。北朝与唐代所凿的窟龛占百分之九十。石窟大多利用天然溶洞
稍加扩展而成，窟形简单，平面多呈马蹄形，个别的呈方形，窟顶也是略加雕饰
的平顶，一反敦煌、云岗石窟的中心柱窟、覆斗式天花和洞口柱廊的建法。
龙门石窟主要有古阳洞﹙Guyang cave﹚、宾阳洞﹙Binyang cave﹚、莲花洞、
火烧洞、石窟寺等。宾阳洞是开凿时间最早、最精心富丽的石窟，其中第三层有
两幅大型的历史画卷式浮雕〈帝后礼佛图〉，在30 年代被盗走，现藏于美国纽约
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
唐代所开凿的奉先寺﹙Fengxian-si﹚卢舍那大佛，为唐代雄踞峰顶的代表
作，完成于上元二年﹙西元675 年﹚。此尊大佛高17.4 公尺，头部高4 公尺，耳
朵就长1.9 公尺，虽然双手及腿部有损，但仍具磅礴雄伟的气势。两侧为天王、
力士、弟子及菩萨。
可是，佛像的面容秀丽丰满圆润，一双秀目微微凝视，高直的鼻下是女性慈
祥的微笑。据说是武则天的脸部翻版，武则天以薛怀义等著《大云经疏》中之“女
子承正，威服天下”的记载，她自视为佛，俨然以大日如来的报身君临天下，所
以就开凿此像。
在龙门石窟的造像已逐渐脱离西域的风格，而独自发展出中国的特色，此特
色后来影响及韩、日两国，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个系统。佛像的温雅敦厚，其气质
已无胡人的粗犷，是东方民族的代表性创作。
天龙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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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在太原市西南40 公里处，原名方山因汉族北齐
﹙Northern Qi dynastry﹚在此建有天龙寺，所以改称天龙山。现有二十一个洞
窟及其它小窟，分布于东西两峰，其中东峰有8 窟，西峰有13 窟。从东魏、北
齐以来仍有龙门石窟的余绪，直到唐朝才因“曹衣出水”的流行，而显出其特色。
石窟其中于北齐天保年间﹙西元550-559 年﹚开凿的石刻，都有十分写实的
建筑形式表现出来。第一、十、十六窟窟前皆有三间窟檐，柱子为八角形，比例
瘦长，柱根是覆莲柱基，柱上托大斗，斗上横施阑额，斗拱为一斗三升式，拱身
卷杀，补间是人字拱，都是北朝的建筑特色。
天龙山的唐雕身躯裸露、体格丰腴，筋肉表现柔软富有弹性，体态优美，也
给人艳丽的印象。有所谓“曹衣出水”的画法，系北齐画家曹仲达创造的一种人
物线描法。《图画见闻集》记说：“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指出衣服贴身，似被
水湿过一般，固称为曹衣出水。天龙山石窟有不少刻画精美的菩萨头部像流落在
国外，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盛唐时代菩萨头部像，其发髻高束，面部
丰腴柔和，弯眉细眼，樱桃小口，肌肤细腻富有弹性，是极为精美杰作。
炳灵寺石窟
甘肃炳灵寺石窟位于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永靖县城西南35 公里处，开凿
在积石山黄河右岸的大寺沟内。炳灵寺是取藏语“仙巴炳灵”之“炳灵”两音，
原意为“十万﹙弥勒﹚佛洲”，是明清时此地建有喇嘛庙后的命名，所以藏族同
胞一直视此地是自己的寺院，有那样的亲切感。为唐代叫龙兴寺，当时所开凿的
石窟，其塑像也是强调健康丰腴的美感，但也有其特点：脸形较长，颐丰唇厚，
颈腰胯往往作明显的转折，动态比较夸张。雕刻刀法不像天龙山、龙门那般细腻，
显得有点粗犷劲力。菩萨的造型则是十分的世俗化，超过其他石窟。
炳灵寺石窟现有窟龛183 个，石刻造像694 尊，泥塑像82 尊，壁画900 平
方公尺，大型摩崖石刻4 座。以第169 窟西秦时的作品最古朴、敦厚。该窟北壁
是其精粹所在，主要造像完成于永康、建弘年间﹙西元412-428 年﹚。佛造像身
后背光，绘有各种伎乐天，身上飘带、披巾萦绕，有种飘飞之美。伎乐天形象与
外缘的联珠纹及火焰纹，构成了和谐的图案。如此佛雕像与周围壁画结合的表现
方法，是中国石窟雕像的一大特点，也呈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西北地区的社会风
貌，舞蹈、音乐与装饰艺术，给今人最佳的参考价值。
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时期有很大的区别，人物相貌不再是“秀骨清像”，有地
方淳厚拙朴的特点，面型丰润，下颔嘴角深陷，双唇丰厚，神情自然写实。而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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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之造型具女性化，体态一波三折，优美妩媚。
○韩国﹙南韩与朝鲜﹚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韩国﹙Korea，高丽，Koryo 的转音﹚处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半岛”，西
元1953 年因战争而分为两个国家，一是“北韩”﹙North Korea﹚，领土面积有
120,538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2,334.8 万人；一是“南韩”﹙South Korea﹚，
领土面积有99,274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4,610.9 万人。
据传说在尧帝时，帝释桓因的儿子下凡，与熊女生下檀君王，开始治理朝鲜，
为“檀君朝鲜”时代，但因属上古时代，故不足为信。可是北韩的国家主席金日
成，居然在西元1993 年，宣称在平壤附近发现檀君的遗骨，为了只是对南韩显
示优越些；商朝时代朝鲜的北方就有远夷肃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
﹙Chosen，由“朝日鲜明之地”之意而来；或认为朝是东方，鲜是鲜卑族人之意。﹚，
始有君王；秦始皇统一天下，降服自称是箕子后代的箕否，亦属服于“秦朝”。
西元前五至二世纪，朝鲜半岛上散布著许多部落，北部是被中国统治的。汉
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 年﹚，燕人卫满率兵千余名流亡朝鲜，消灭当时的“箕
氏王朝”，成立“卫氏王朝”。汉武帝即位后，扩充疆土，出兵灭了卫满的孙子右
渠，将今日北韩地区的朝鲜部分纳入汉朝版图，分置“乐浪”、“玄菟”、“临
屯”、“真番”四郡。汉人流行的阴阳、五行、图忏、术数、风水、卜筮、神仙
等信仰也开始流行于朝鲜半岛。
古朝鲜大率为汉江以北之地称之，汉江以南古称“辰国”。西元前37 年，
汉元帝建昭二年，“弁韩”建立的“高句丽王朝”﹙Koguryo Empire﹚诞生，四
世纪初叶，曾将北方的中国入侵者赶出朝鲜半岛。在同一时期，西南部的“马韩”
建立百济和东南部的“辰韩”建立新罗势力增强，后来成为韩国的三国﹙Sanguk﹚
时代，历史上称为“三韩”。
东晋义熙九年﹙西元413 年﹚，高句丽第二十长寿王阴谋百济﹙Paekche﹚，
以求间谍。时有沙门道淋，应募入百济，以棋见盖卤王，甚为亲匿。道淋劝王大
兴土木，以致仓廪虚竭，人民穷困，国运日危。齐永明八年﹙西元490 年﹚，仁
圣天皇三年，道淋还告之长寿王，王乃以兵三万攻百济，围主都汉城，纵火焚城
门。盖卤王出宫西走，为高丽人所杀，时为长寿王六十三年。
新罗国名之确定时，是在梁武帝天监二年﹙西元503 年﹚，智证王四年，因
群臣奏曰：“始祖以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言“新罗”，
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夷。”由是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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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Silla﹚，时当梁天监二年，武烈天皇五年，可见当时韩国仍以中文为
官方文字。
在隋朝以前，高丽句国的领地还达辽东半岛以及长春一带，到了七世纪中
叶，新罗和唐朝联袂征服了“百济”﹙于西元660 年﹚和“高句丽”﹙于西元
668 年﹚，终于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初﹙西元672 年﹚，新罗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
因为从唐朝传入了许多文化，统一的新罗时代曾发出闪亮的光芒。为了巩固王权
的策略，新罗也大举佛事，完成了纪念统一大业的四天王寺、感恩寺、甘山寺、
望德寺等等佛教建筑。可惜八世纪之后，又再度成三分局面，称为后三国时代。
后来由高句丽统一，于梁末帝贞明四年﹙西元918 年﹚时，建立“高丽王朝”，
此后高丽维持了475 年的安定。
佛教建寺弘传的开始
佛教初传高句丽王朝和百济王朝，均顺利获得王室的支持。晋简文帝咸安二
年﹙西元 372 年﹚，氐族人称帝于关中的前秦符坚派特使及沙门顺道，持经卷、
佛像赠送给北边的高句丽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是佛教传入韩国﹙Korea﹚
之始。越二年，东晋僧阿道又去高句丽，高句丽王在首都辑安附近的丸都城建了
省门寺﹙肖门寺﹚由顺道住持，同时也建了伊弗兰寺由阿道住持，这是朝鲜半岛
佛寺建筑之始。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稍晚于高句丽。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
384 年﹚，枕流王元年，梵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渡海到百济的汉山城，受到百济王
的热诚接待，诸王“以土木为神像，率百官祭之”，且“穿金以建珥堂，凿玉以
立宝塔”，翌年创佛寺于汉山，并度僧十人。此后“僧尼寺塔甚多”佛教在百济
泰安丰岛的瑞山和唐津西海岸建有泰安摩崖伽蓝、云山摩崖伽蓝、百济金刚佛伽
蓝和修德寺等等。
四世纪时的百济和日本的“飞鸟王朝”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的
文化受到百济的首都“扶余文化” ﹙Buyeo﹚影响很深。而百济圣明王迁都泗城
后的“扶余时期”﹙西元538-660 年﹚是百济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虽然“飞鸟文
化”的母体就是由百济发展成长的，可是日本的佛教是在西元552 年，梁元帝承
圣元年，当时佛教已经在百济生根了一百六十八年后，才因百济的圣明王劝进，
而“公传”入日本，后来也移民七千零五十三户人口进入日本。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的新罗，是在纳只王时﹙西元417-418
年﹚由高句丽传入的，这指的是“新罗王朝”正式支持佛教的开始，其实新罗佛
教早先想由民间扩展，却一再受到原始萨满教﹙Shamanic﹚习俗的排斥，因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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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次的殉教后，才获得王室的承认。法兴王十五年﹙西元528 年﹚，佛教经由
官方同意传入新罗自梁朝正式认可佛教。梁武帝太清三年﹙西元549 年﹚，梁武
帝遣使沈瑚并新罗学僧觉德送佛之舍利至新罗，新罗真兴王奉迎于京城之兴轮
寺。兴轮寺是一座九层高的塔寺，从此新罗佛教便趋向旺盛。
南朝时陈文帝陈茜热心佛教的传播，于天嘉六年﹙西元565 年﹚，遣使刘思
及留学僧明观送佛教经论2700 余卷，让新罗的经籍臻于完备。我们发现南北朝
时期约一百五十年间，新罗有很多著名的高僧到中国和印度求法，有玄光、明观、
无相、圆光、智明、安含、慈藏等人。圆光在陈末隋初来华求法，回国后大事宣
传佛教的“三皈五戒”，居然为了当时的争战国情需要，将五戒改为：“一、事
君以忠：二、事亲以孝；三、交友有信；四、临战无退；五、杀生有择。”完全
迎合君王的需要，居于护国主义故意做与中、印佛教不同的解释。
而当时被称为韩国“八宗之祖”的元晓，为了调和百家之争，提倡“皈一心
源说”以图调和争异，并对中国的各种教理进行科判，甚至讥笑天台智者大师的
“五时八教”说是以“以螺酌海，用管窥天”。
韩国历代帝王都相信弘传佛教，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能够庇护众生，远离
灾祸、瘟疫、疾病，使“北传佛教”在朝鲜半岛得到很好的沃土，但是以走入为
“祈福佛教”。十世纪初，原是新罗王朝弓裔王﹙自称为弥勒佛、Miruk-bosal﹚
的摩下大臣王建被拥戴为王，建立“高丽王朝”，四百余年历代诸王都是笃信佛
教，热衷于佛事。高丽太祖以“护法者”自居，即位后即大兴佛寺，后来在《宋
史．高丽传》有所谓“王城有佛寺七十区也”，可见当时佛寺之盛观。太祖更礼
待僧侣，开办法会，使佛教隆盛异常，临终时遗言强调要护持佛法。后来王室成
员竞相出家，甚至朝廷规定多子家庭必须送一子出家，推动了崇佛的高潮。
“高丽时代”则从宋朝吸取中国文化和制度，努力于改革。可惜，后来因为
外有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倭寇的骚扰，内有官吏和僧侣的腐败，源自“高丽王朝”
长久奉佛，大兴寺塔和名目众多的佛事活动，却只徒具形式，耗费国库定也劳民
伤财，加重人民的负担，儒生因之起而反对。终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西元
1392 年﹚，供让王被其武臣李成桂所灭，“李朝”太祖统一全国，并改国名为朝
鲜，开始了五百多年的李氏“朝鲜王朝”，历史上通称为“李朝”。
李朝历代君王大都不支持佛教，甚至限制佛教、排斥佛教。朝鲜时代特定儒
教为国教，太宗继位后实行尊儒抑佛的措施，进行淘汰僧侣，限制寺院奴婢的数
量，并且削减寺刹的总数等。佛教因此式微，但是佛教仍旧是当时平民的精神信
仰。世宗时废除僧录司制度，强将诸宗并为禅、教两宗。文宗时禁止百姓出家，
规定僧尼不得进入都城，僧侣只能栖隐在山林中，这也就是韩国佛教学者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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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僧时代的佛教”时期。
十九世纪倭寇入侵，僧侣曾组义僧军反抗，大量以身殉国，爱国的表现使得
朝廷改变对僧人的看法，在光武元年(公元1897 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同
时也解除僧尼不得进城的禁令，佛教终于有了新兴的机会。可惜西元年1910 年
朝鲜被并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次年日本总督颁布寺刹令，将朝鲜佛教分为30
个本山，凡是住持、文物、字画等等的处理，都要经过总督的批准，对朝鲜佛教
做完全的控制，直到公元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是紧接著却爆发历时
三年的韩战，而朝鲜分裂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国家。
韩国佛教以华严宗为最大宗派
新罗统一时代到高丽时代，正是中国盛世，唐朝的建筑、文学、美术、雕刻
等文化直接移入，新罗是融合了高句丽和百济文化，并积极接受大唐文化的传
递，所以唐韩的佛教是相互呼应的，当时也是韩国佛教最兴盛的时代，许多佛寺
和佛像都是在此时兴建的。韩国的“五教九山”也形成于当时，它们是：
一、“涅槃宗”：主要依据《涅槃经》经义所建立的。由新罗武烈王时期﹙西
元654-660 年，时当唐高宗永徽、景庆年间﹚的普德和尚开创的。“涅槃宗”有
八大伽蓝，根本道场是景福寺。对《涅槃经》研究有成就的是元晓、义湘、憬兴、
义寂、大贤，还有普德和尚高足无上、金趣等人。
二、“律宗”：由善淂女王时代﹙西元632-646 年在位，时当唐太宗贞观年
间﹚的慈藏创建于梁州通度寺﹙在庆尚南道梁山郡灵鹫山﹚，曾设“金刚戒坛”
施戒。慈藏于西元636 年率弟子僧实等入唐，在终南山云际寺学南山律，回国后
任大僧统，在芬皇寺﹙其址并塔现存庆州﹚开讲《菩萨戒本》，修订并整顿了朝
鲜的僧尼戒律。
三、“华严宗”：以传承中国华严宗系统的义湘大师属“浮石宗”，在此时
期开始有组织地发扬“新罗华严宗”，在他领导影响所及的寺院，以浮石寺、毗
摩罗寺、海印寺、普愿寺、玉泉寺、美理寺、梵鱼寺、华严寺最有名。此系统的
寺院，其大部分都没有塔，或有塔也建在与主殿﹙金堂—无量寿殿﹚无关的位置。
既然是弘传华严宗，应该以毗卢遮那佛为主尊，但是义湘大师却在浮石寺的金堂
以阿弥陀佛替代毗卢遮那佛，而奉为主尊。“华严宗”另一派是元晓独自创立的
“海东宗”，以阐扬元晓的《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为宗旨，以《十门和诤
论》调和百家的争论。
四、“法相宗”：由真表律师于八世纪中叶在金山寺创建。承玄奘—圆测—
道证—憬兴—大贤的法统，传印度唯识宗安慧系的学说。憬兴作有《成唯识论易
记》、《瑜伽论疏》，顺憬作《成唯识论易料简》等，使新罗“法相宗”奠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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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五、“法性宗”：以弘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宗旨，阐述诸法
实性之义。此三论思想始自晋朝入高句丽的顺道、阿道及高句丽僧昙始传播的。
另外有明朗建立的“神印宗”传杂部密法；惠通建立的“总持宗”传唐朝善
无畏的印诀，以后更有明晓、惠日、慧超等人传金刚智、不空的密法。
直至八世纪末，创建海印寺﹙西元802 年创建﹚的顺应大师与利贞大师到唐
朝，跟随神琳大师的弟子学到唐本新的《八十华严》与贞元本《四十华严》，返
国后的新学僧，便将主尊改回为毗卢遮那佛像﹙中土称卢舍那，卢遮那，流舍那，
是法身佛毗卢遮那Vairocana 的报身﹚当然也与唐朝密宗尊重毗卢遮那佛有关。
早期新罗的佛教是具有思辨，为贵族所信的“教学佛教”。
到九世纪初，重实践的禅宗在新罗兴起，后来成为各朝佛教的主要力量。但
是民间也开始流行称念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观音﹙Guanyin﹚菩萨、地藏菩
萨和弥勒如来的净土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新罗王族金乔觉，于出家后在唐玄宗时渡海至安徽九华山，苦
行修练，募化建寺，广弘教法，使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显灵的著名道场。新罗还
有一类“祈福佛教”是结合佛教的功德报应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的思
想，使佛教深入一般民间，也增加了神秘性。﹙很像今天的台湾民间佛教信仰﹚
高丽时代佛教最大的宗派仍以“华严宗”为主。在均如大师﹙西元923-937
年﹚、义天大师﹙西元1055-1101 年﹚主导下，高丽华严宗不但继承了新罗华严
宗系的寺院，并在开京创建本山兴王寺以及法王寺、开泰寺等寺院。高丽佛教多
以讲究顿悟修行，效法高僧举止为主，并不重视佛像的膜拜。
高丽高宗十九年，蒙古士兵侵入，虽然焚毁几十年才刻成的《高丽大藏经》
的雕板。但在四年后的西元1236 年，又倾尽国力重新雕刻，经十五年才再次刻
成，雕板至今仍存在海印寺内。蒙古入侵时，又曾带入密教，佛像的制作有过短
暂的复苏现象，大多以塑造、木刻及金铜铸造为主。后来因为铸造技术的退化与
材料的短缺，佛像呈现衰退的图像化。
朝鲜时代的“李氏王朝”太祖李成桂曾受到高丽王朝崇佛的影响，对佛教采
取扶植的政策，封僧人为国师，在宫中斋僧，举办法事，雕刻经板，并兴建佛寺。
可是继位的太宗采以强烈的“兴儒排佛”，并制定佛教宗团的统废合法。此时原
是华严宗系的浮石寺、海印寺、梵鱼寺、华严寺等，骨子里还是维持华严宗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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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但金堂已改成大寂光殿或觉皇殿。
如早期的海印寺、华严寺等寺院，供奉三身佛像﹙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
舍那佛，化身释迦牟尼佛﹚，若金堂太小则仅供奉毗卢遮那佛一尊。但在朝鲜时
代的大寺院则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安排，将大寂光殿和毗卢殿建在一起，所以有
时候在大寂光殿里也供奉三身佛像。
汉城﹙Seoul、Soul﹚唯一的佛寺是曹溪寺﹙Jogesa，刹、寺同音，其寺名
发音均同闽南音﹚，建于西元1935 年，内有大韩佛教的“曹溪宗”总务处，成为
现代韩国佛教的大本营。据说寺内有中国的梵钟，此梵钟本来放置在日本东本愿
寺别院，后来才搬到此地，惜今未能再见。韩国国内只有几棵白松，曹溪寺内曾
有一棵树龄超过五百年的白松，因此十分珍贵，但也未再见。
雪岳山﹙Seolaksan﹚国家公园的雪岳洞附近有一座新罗时期的古刹神兴寺
﹙Sinheungsa﹚，由慈藏法师于西元653 年﹙新罗第二十八代真德女王时期﹚所
建，原名香城寺，文武王时改名为禅定寺，但毁于朝鲜时代的战火，直到西元
1644 年再度重建，并命名为神兴寺。当时有一座奉祀佛陀舍利的九层石塔，目
前因破损只剩下五层。寺中普济楼内有距今1400 年的大梵钟，和一千多年前慈
藏法师亲刻的佛像。
从神兴寺往北走约三公里的继祖庵﹙Gejoem﹚是同时代所建的寺院。过去有
东山、觉知、凤顶三位祖师在此修道，之后为义湘、元晓继承，由于其后更有杰
出僧侣辈出，而得到继祖庵之美名。
位于忠清南道修德车站以西15 公里，有一座百济末期所建的古刹修德寺
﹙Sudeoksa﹚。寺中的大雄宝殿则建于高丽末期﹙西元1308 年，元武宗至大元
年﹚，是韩国最古老最好的木造建筑。修德寺是模仿典型的高丽寺院样式而建，
架构非常卓越，殿内的壁画亦十分完美。
忠清南道首府大田市附近，有一座建于百济时代﹙西元724 年，唐玄宗开元
十二年﹚的东鹤寺，这座古寺现在是韩国最大的尼僧学院。
东鹤寺以西鸡龙山西麓的老松和山毛榉森林中，有一座1500 年历史的古刹
甲寺﹙Kapsa﹚。寺内有大雄宝殿、千佛殿、佛塔等十余处建筑，并且保存有铁幢
竿、月印释谱版木佛经等珍贵的遗产。
忠清南道有七十多座寺院，而新罗时代所建的巨大古刹麻谷寺﹙Magoksa﹚，
是这些寺院的总寺庙。麻谷寺位于公州西北方26 公里的茂盛山溪谷中，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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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谷秋甲寺”的美誉。麻谷寺曾受到喇嘛教的影响，寺中于高丽末期所建的五层
石塔，形式就比较特异，十分珍贵。灵山殿安奉著千佛像，也常令旅客诧异。
佛教传到新罗后24 年﹙西元533 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义信祖师从天竺携
回佛教经典，而建立了著名的法住寺﹙Beobjusa﹚。法住寺是韩国五大寺院之一，
但是在壬辰之乱时几乎全被焚毁，现在所见的是仿原形新建的，是听来历史久
远，建筑物看来却颇新的缘故。法住寺的大雄宝殿与无量寺﹙Muryangsa﹚、华严
寺﹙Whaeomsa﹚的大殿并称为韩国的三大佛殿。殿内的三尊佛像高6 公尺，周围
6.6 公尺，是韩国最大的佛像。
汉城南方250 公里的全罗北道道厅所在地全州﹙Jeonju﹚西南30 公里的母
岳山西麓，有一座新罗时代﹙西元766 年，唐代宗永泰二年﹚兴建的名刹金山寺
﹙Keumsansa﹚。寺中弥勒殿内的弥勒未来佛﹙Maitreya Bodhisattva﹚立像，高
11.8 公尺，是韩国最高大的塑像，弥勒殿因此也并列为国宝。
庆州﹙Kyeongju﹚是新罗国时代的千年古都，也是南韩最古老的都市。位在
庆尚北道的南端，距釜山市﹙Pusan﹚以北65 公里处，现在是韩国中东部的名胜
地。庆州更是韩国人的心灵故乡，每一个韩国人一生中未到庆州，会觉得很遗憾，
所以有句话说：“不到庆州，不知新罗，等于没有到韩国。”
庆州的历史悠久，是韩国古迹文物遗留最丰富的地方，韩国人称庆州是“没
有围墙的文化博物馆”。庆州周边区域有密集的王陵古墓外，还有海印寺通度寺
﹙佛宝寺﹚、﹙法宝寺﹚、松广寺﹙僧宝寺﹚、佛国寺、皇福寺、石窟庵、断石山神
仙寺，以及南山一带的摩崖佛像等等，有著无数的佛教文化遗迹，还保存著许多
文化财产，可想像庆州一带更是新罗时期的佛国净土。
位在庆州市东南的佛国寺﹙Bulkuksa﹚座落在吐含山上，建于新罗二十三代
法兴王的时代﹙西元535 年，梁大同元年﹚，是为了母后的发愿而建的﹙另说是
宰相金大成为今生父母所建﹚，并附建了人工挖掘出来的石窟庵。千余年来经过
数度修建，可惜在上世纪的韩战期间不幸毁于战火，战后才又重建，如今共拥有
七座僧堂，据说规模仅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仍然号称是全韩国第一大且最精致的
建筑。因此，佛国寺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及文化遗产。
佛国寺最先彻底的被破坏是于“壬辰之乱”﹙西元1592 年﹚时期，日本丰
臣秀吉入侵时，烧毁大部分建筑，除石造物之外，全被焚毁。而在“李朝”正祖
﹙西元1725-1776 年，时当清雍正、乾隆年间﹚时代再度重建，目前留存者计有
无说殿、观音殿、毗卢殿以及多宝塔和释迦塔。佛国寺的多宝塔高10.4 公尺，
是纯白花岗岩石塔，于新罗景德王时代建造。多宝塔外观好似木造的，其优雅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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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程度少见，是新罗艺术的代表，属于国宝级的文化财产；释迦塔有三层，高
8.2 公尺，为韩国典型的三层石塔，没有任何装饰和雕刻，又名无影塔
﹙Muyeongtap﹚，也是国宝级的文化财产；大雄殿左旁的极乐殿和毗卢殿，安置
了国宝级的阿弥陀如来﹙高1.66 公尺﹚和毗卢遮那佛﹙高1.77 公尺﹚的座像，
两座都是以金铜制成，手法洗练，造形优美，是统一新罗时代留存至今的国宝。
在佛国寺里仿佛将法华世界、极乐世界、莲华藏世界共组成一个新罗的佛国净土。
距佛国寺约3 公里的吐含山东侧山腰，有号称“东亚三大石窟”的石窟庵
﹙Seokkulam﹚，据说是宰相金大成为追念前生父母而建的。它本是石佛寺的附属
设施，由人工开凿，窟内分为前室、通道、窟室。窟室圆形天花板下安置了高
3.43 公尺的释迦牟尼佛降魔坐像，莲花座是圆形的座台，以纯白花岗岩雕刻而
成。佛像的手印、坐向、大小等，与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所详述的释迦
佛成道处菩提迦耶大觉寺的佛像一模一样。佛像庄重肃穆，有唐朝的风范，是韩
国雕刻艺术中的杰作，更是韩国的国宝。石窟两侧有金刚力士及八部神将，孔武
有力，威武雄猛。整座石窟地形险峻，朝东面海，是新罗人“依佛力攘敌”的镇
国寺院，有抵挡倭寇侵袭，并具有保卫疆土的用意。
韩国第三大城大邱市﹙Daegu﹚在釜山以北117 公里处，而伽耶山国家公园
就在大邱附近。伽耶山南麓的海印寺﹙Haeinsa﹚创建于“新罗时代”哀庄王三
年﹙西元802 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由顺应和利贞所兴建。它与通度寺
﹙Tongdosa﹚、松广寺﹙Songkwangsa﹚并称为韩国三大名﹙主﹚寺。但是也有据
说是高丽王朝高宗时代，想用佛力防犯蒙古的侵袭，以拯救高丽，因而建造海印
寺。
雕刻印行佛经，通常被认为有消灾、祈福的妙处。韩国在高丽显宗时
﹙1010-1031 年﹚为击退契丹的入侵，曾刻成《高丽旧藏经》，安奉于八公山符
仁寺，后因蒙古入侵被全部烧毁。高宗时又在江华岛重刻，历经十六年完成，就
是目前珍藏在海印寺的八万《高丽大藏经》经版；另建于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元
1042 年﹚的普贤寺，位于妙香山，风景秀丽，是朝鲜建筑的艺术代表作，内亦
藏有《大藏经》八万册。
海印寺寺内现藏有的八万卷《高丽大藏经》，是宋理宗端平元年﹙西元1236
年﹚，高丽国王高宗因蒙古入侵，为祈求国泰民安，在江华岛禅原寺开始制作大
藏经版，总共花了十六年的时间，将经文刻在81,258 枚的白桦版木上，以此功
德祈求收复国土。这批“八万高丽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经、律、论的重要文献，
日本也以此为底本，制作了《神守大藏经》，并且在七年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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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到新罗之后不久，约在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 年﹚，创建的直
指寺，是南韩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据说阿道和尚指著黄岳山﹙Whangaksan﹚
说，总有一天，这个山麓一定会有寺院建立，而因此命名为直指寺。
韩国唯一的禅寺梵鱼寺﹙Beomeosa﹚和三大名寺之一的通度寺都位于韩国第
二大城市釜山的附近。
梵鱼寺位于金井山山腰，是“新罗文武王时代”﹙西元678 年，唐高宗仪凤
三年﹚建立的，但于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焚毁，重建于西元1613 年，明万历四
十一年。梵鱼寺有五百万平方公尺，原有360 多座的佛殿、僧院和庵，所以曾为
韩国四大寺院之一。
通度寺在釜山以北三十公里处，是为了“通达万法，普渡众生”的理念建寺
而命名。唐贞观十九年﹙西元645 年﹚，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代，慈藏法
师从唐朝携回佛陀舍利拿到此地，因而建寺供奉。通度寺在明万历二十九年﹙西
元1601 年﹚，毁于壬辰之乱，如今的规模是重建于西元1941 年。通度寺有全国
最大的T 字型大雄宝殿及大小僧舍35 座，规模宏伟。此外，寺中尚保存有1300
多年前慈藏法师的袈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