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云南佛教的发展与云南文化的精神

　　内容摘要：《明季滇黔佛教考》是陈垣先生的佛教史名著，叙述了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的发展情况。此书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关怀，它明确地揭示了西南地区汉传佛教与内地佛教在历史沿革和文化血脉上的内在关系。云南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的自由精神，在特殊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此书通过佛教的历史变迁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当代中国人应发挥这种力量创造以新的文化。
　　关键词：明季、佛教、云南佛教
　　一
　　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宗教学著作。中华书局编者为此书所写的《内容提要》中说：
　　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内容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发展情况，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作者将从未被利用过的嘉兴藏和续藏阅读一过，专注意其中遗民逃禅的语录，此外并收集许多藏经未收的散本、写本语录，在纷杂的材料中，钩稽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其实，对此书的政治性关怀，陈寅恪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早已言及：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为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和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撰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陈寅恪先生的这番言语，准确地表达了陈垣先生作此书的政治追求。所谓“政治性”、所谓“政治追求”，不仅是指对天下政治秩序变迁的关怀，更是对随着政治变迁而发生的文化正朔的关怀。往往政治秩序的变化既可能压抑文化的创造，也可能激发起更大的文化创造活力。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四次“南渡”既是中国政治社会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中国文化的四个紧要关头。陈垣先生是书正作于第四次“南渡”之时，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陈垣先生序中说：
　　右六卷，十八篇，凡十五万言，专论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一、佛教复兴之波动也。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其波动。二、僧徒开辟之能力也。滇黔省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此节近始发觉，益显宗教与文化之关系。三、中原丧乱之影响也。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故佛教亦显热闹。
　　陈寅恪先生的话可以和陈垣先生的话相互发明，他们明确地揭示了西南地区汉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沿革关系，而是文化血脉的相连。事实上，云南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的自由精神，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于边地不绝。通读全书，其中自然流露出的家国之痛，至今仍然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在我看来，此书把山河破碎、生死抉择之际的宗教心态、佛教精神深沉地揭示了出来，这使得这部表面上似乎是寻章摘句之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是中华佛教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力量，这力量是西南汉传佛教的魂魄所在。
　　二
　　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唐代时云南佛法极盛史有明证则是不争的事实。元、明以来，佛法亦极盛，而在明清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佛教的发展尤其兴盛。根据陈垣先生的著作，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高僧辈出。明以前云南高僧有雄辩、玄坚、普瑞、玄鑑等。明代滇南高僧，首推法天无极、古庭善坚、大巍静伦、本帖等。明中叶以后佛教衰微，直至万历后高僧涌现。滇僧中驰驱中原者，首推朗目本智大师，与其同时者有儒全，后有释禅、彻庸、苍雪、读体、见月、寂忍、知空学蕴等，皆一时之宗匠。
　　第二，宗派流传。唐代云南佛法已盛，但不知汉地佛教在云南传习的情况。据现有资料，禅宗在元初传入云南，此后渐盛，主要为临济一宗法脉，曹洞宗亦有传布。除禅宗外，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在滇皆有传承。明季滇南高僧中，除见月为中兴南山宗的律学大师，苍雪为华严巨匠外，余大致皆为禅宗传人。这些禅宗大师的悟法经历及造诣深浅，史传所载不多，今录密行寂忍行状于下：
　　宜良谷氏，年十四，礼竹子山竹林寺顺语老师剃度，十七住云台山，有僧自鸡足来，示以无字话头，参究五载，无入处。后遇济凡禅师，谓之曰：“参禅到无可奈何处，便是得力处，譬如战士失却宝刀，虽则赤手空拳，奋不顾身，直前夺取敌人手中器械，便杀入去也。”即于言下有省，当时阐化滇黔，尊宿以其力量过人，皆欲致之座下，燕居申邀之尤力，后往参破山。一日砌下遇见蜈蚣，以石断之，两头齐动，山问曰：“他性命在那头？”答曰：“一举两得。”山曰：“否否。”即呈偈曰：“者个蜈蚣太煞奇，战场不怕断头皮，拦腰一击重开眼，正是当场种毒时。”山肯之，乃付以源流曰：“文字喁喁上铁牛，无容下嘴处难酬，纷纷一夏归山去，遇虎逢龙且出头。”后驻锡衡州南云寺，更弘法于云南会城妙音、慈云诸刹，有语录三卷在藏，尝自题慈云常住请象赞云：“宜良不幸，出者妖怪。性急人遗，心平人戴。君王不事，父母不拜，忠孝两忘，阎罗倒卖。一条白棒没人情，魔佛直教心胆碎，慈云禅子切莫言，临济第三十二代。”又《知空蕴语录》下，有本师密老和尚赞云：“此老无状，走在纸上，漏豆不少，好与痛棒。吐舌低声曰吁，者是开峰密和尚的模样。狮象丛中出一头，龙蛇阵上谁敢撞，佛祖见而含羞，天魔闻之胆丧。穿人鼻孔不用绳，倒岳倾湫一条棒，今日遇着灭眼之逆儿，明月清风为供养。”
　　第三，藏经传布与著述。陈垣先生曰：
　　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然前此藏经，率皆梵筴，印造不易，请施尤难，宇内丛林，有藏经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终年莫覩一经矣。迨运会既开，流风遂扇，宫廷既有全藏之颁，林下复有方册之刻，赍经之使，不绝于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备。今可考见者，鸡山一隅，即有藏经十部，各建专室，特设知藏，所贮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则当时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除鸡足山以外，昆明、大理等地的名刹皆有请藏之事。同时，云南僧徒的著述也日渐增多。陈垣书中所列举的滇僧撰述达十五种之多：
　　普瑞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
　　读体毘尼止持会集十六卷
　　毘尼作持续释十五卷
　　传戒正笵四卷
　　大乘玄义一卷
　　药师忏法一卷
　　剃度正笵一卷
　　僧行轨则一卷
　　三归五戒正笵一卷
　　教诫尼正笵一卷
　　黑白布萨一卷
　　幽冥戒正笵一卷
　　毘尼日用切要一卷
　　沙弥尼律仪要略一卷
　　一梦漫言而卷
　　第四，寺院和静室众多。大错和尚撰《鸡足山指掌图记》，言鸡山大寺八，小寺三十四，菴寺六十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鸡山之有静室始于万历，由宜良人儒施所创。静室为苦行者隐修之所，如此之多的静室，说明了当时隐居山间林下之修道者之众多。
　　第五，士大夫逃禅者众多。在国破家亡之际，逃禅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宗教和道德选择。逃禅既可以避免屈服于占领者而带来的道德压力，又具有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感和愉悦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士大夫逃遁于禅的原因。陈垣书中以“遗民之逃禅”部分篇幅最大，占两卷62页。在“遗民之逃禅”一节中，陈垣描述了27位遗民的生平事迹，其中最典型者也许当数大错和尚。大错，俗姓钱，名邦芑，字开少，为明季著名的抗清志士和一代禅僧。关于大错的生平事业，此处不必述之，仅引大错禅师诗三首，以见其平生志向：
　　才说求生便害仁，一声常啸出红尘。
　　精忠大节千秋在，桎梏原来是幻身。
　　杻机萦缠是夙因，千磨百折为天伦。
　　虚空四大终须坏，忠孝原来是法身。
　　前劫曾为忍辱仙，百般磨练是奇缘。
　　红炉火里点春雪，弱水洋中泛铁船。
　　三
　　明季佛教在云南的发展，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在山河破碎之际，佛教的保存和发展对民族文化生命的维持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内涵。尤其是禅宗佛教在千磨万击、出生入死中的心性锻炼，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内涵，在西南的天地间闪耀着华彩。
　　第二，佛教在云南边疆的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古云南的开发有三中方式：一是屯垦戍边；二是商贾贸易；三即是僧人之弘法。史载明初开发云南，有两件大事，一是移殖中原江南人民，启发地利，二是导化土著人民，同于内地。而佛教僧人在滇的弘法兼有垦殖和教化二事，他们一方面开辟山川，在蛮荒僻壤之地建起一个个寺院，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同时教化世人，使之归于文明。“危绝之崖有寺”，“行必以僧为伴”，“游必以僧为导”，“幽险之处逢僧”，“无人到处惟僧到”，“无人识路惟僧识”。僧人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向导，还是人们地理上的向导。前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名山之所以为名山，只是因为僧占的缘故。
　　陈垣先生指出：
　　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尚有一特别原因，即僧徒拓殖之本领是也。僧徒何独有此本领？则以刻苦习劳冒险等习惯，为僧徒所恒有，往往一瓢一笠，即可遍行天下。故凡政治势力未到之地，宗教势力恒先达之。
　　他引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等资料，列举了僧人们为开法滇中所做的卓绝努力，如永平宝台、腾越打鹰山、固栋尖山、楚雄九台山等荒山的开辟，皆是出于僧人所为。僧人们搬砖运石，扛水扛土，经历无数辛劳，成就度化众生的功德。正是：
　　天精凿破，地髓击开，点点滴滴，从心性来。山窍辟破，水缝辟开，点点滴滴，从汗血来。
　　第三，佛教僧人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功绩。明季僧人中的代表人物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于诗、文、书法、绘画乃至诸子百家之学多具有高深的造诣，很多寺院的读书风气也很浓厚，对当时文化的贡献很大。如苍雪之诗，担当之诗、书、画等均有高深造诣，名重一时。他们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自觉的实践者，他们留下的遗产至今仍在云南乃至全国发挥着文化作用。
　　四
　　陈垣先生说：
　　人生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
　　陈垣先生对宗教精神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但未免过分偏重于文化在乱世的作用。其实，宗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解决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只是在乱世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而已。在和平的时代，生死依然是头等大事，佛教提供的解脱法门仍然有用。而且佛教在乱世创造的文化遗产，在今日仍然在激励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对云南来说，当我们关注云南文化的时候，不可以忘记云南文化遗产中的佛教内容。这不仅包括有形的作品，更包括无形的精神。云南文化的广阔与包容，不仅来自于其壮美多样的山川，更来自其宗教文化的陶冶，云南人的淡泊、乐天和在历史紧要关头的敢于挺身而出都与佛教的精神相合。我们有责任深入研究前人留下的佛教文化遗产，使之对今日云南文化的建设和云南精神的塑造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