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佛学研究现况与存在的问题

一、二十世纪佛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自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土到现在，中国佛学已经走过了两千个年头。两千年来，中国佛学研究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若谈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性的佛学研究[2]，大概应该从二十世纪初算起。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学研究逐渐摆脱了以护教、阐教为中心的信仰主义研究形态，开始走上了现代意义的佛学研究之路。回顾一百年来中国佛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大分为几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从1950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第二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现在为第三阶段。[3]在第一阶段中，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佛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造就了二十世纪佛学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这一繁荣局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外部环境来说，西风东渐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面对民族危亡，一些仁人志士试图从佛学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等等。就内部原因来说，可以举出下面几个：一是文献方面，中国亡佚已久的许多佛教典籍从日本传回，激发了业已衰微的佛教义学的复兴，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为佛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坛经》等禅宗文献的发现，使清理传统旧说及回答禅宗史上的一些争论的问题成为可能。二是方法方面，随着西方和日本等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传人，中国佛教研究逐渐摆脱了单纯的信仰主义的“教内言教”的研究状况，开始吸收并采用以文献学和历史学为主的研究方法进行佛学研究，从外部观察和分析、评价佛教的“教外言教”的研究成为佛学研究的主流。三是研究者的职业化和学院化，使他们既能系统地学习掌握新知识与新方法，又能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他们并不需要承担任何宣传或批判的实用性责任[4]。这一时期在佛学研究上卓有成就的，有僧伽界的释太虚、释印顺等，有居士界的欧阳竟无、吕澂、唐大圆、王恩洋等，有学术界的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黄忏华等。这一阶段佛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继承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对佛教史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地研究。1949年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包括佛学研究在内的宗教学研究影响深刻。实际上，在第二个大阶段中，又可以细分为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时期。据统计，文革前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佛学文章1003篇；而文革后，从1967年到1974年，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发表一篇宗教文章[5]，这一阶段的佛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普遍运用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在一些学者那里被延续下来，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表现为佛学研究被放置于哲学的研究中，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成为评价或批判佛教的唯一标准，阶级斗争史观在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评价中居主导地位，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在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一进展是全方位的、迅猛的，很难用较短的时间和篇幅作全面的总结和评判，本文仅对这一阶段的佛学研究，就个人的所见所想，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二、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事业在停滞了数十年之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这种变化的发生，主要归因于整体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改善，端正了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全面理解，克服了佛教研究工作中“左”的干扰和影响，加强了对宗教研究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1979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之后，宗教学成为单列的规划学科，并首次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规划会议，就学科建设问题作出规划，提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宗教研究[6]。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宗教学之下的二级分支学科的佛学，因其研究基础坚实，研究热度高，涉及范围宽，从而取得了较其他宗教分支学科更大的发展，佛学研究的成果甚至超过了宗教其余各分支学科的总和。这一阶段佛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科研队伍扩大，研究人材辈出。目前大陆的佛学研究队伍基本上分属四个系统：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太研究所(前南亚研究所)，上海、陕西、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例，该所成立于1964年8月，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机构。目前该所有高级研究人员约50人。在佛学研究方面，设有佛教研究室和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当代宗教研究室和《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也有部分佛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全所共有佛学科研人员20人，约占全所科研人员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很多地方社科院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对佛学研究的重视，如新疆、甘肃、宁夏、云南、河南、陕西等省的社科院均设立了宗教研究所，在这些宗教研究所中，佛学研究大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老牌大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佛学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力量，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7]，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在1992年即开始设立宗教学专业并面向全国召生，中国人民大学于1991年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设立宗教专业，开始招收宗教学本科生，1999年正式成立宗教学系，并于2000年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高校系统佛学研究的特点是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佛学专业的硕、博士点多，有利于佛学研究后继人材的培养和佛学的普及与传播。以上两个系统成为近年来中国大陆佛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三是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的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主要侧重于中外宗教现状、宗教政策、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
　　四是各级佛教协会及其下属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学院。目前中国大陆有初、中、高各级佛学院约三十八所，著名的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等，还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戒幢佛学研究所、河北禅学研究所等多所教内研究机构。
　　从传统上说，社科院系统的佛学研究力量，无论从人员配备、研究规模，还是成果水平等方面看，都是最强的，被称为“国家队”。但近年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去世或离退，人材断层比较严重，加之社科系统科研体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无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造成人材流失和人材浪费等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伴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的佛学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涌现出大批具有高等学位、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中青年佛学才俊，为佛学研究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科研成果增多，研究范围扩大，学术交流频繁。二十年来，大陆佛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发表了数以万计的佛学著作和文章，范围涉及经典文献，佛教历史、宗派、义理、人物，佛教哲学、区域佛教、佛教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中佛教史的研究尤为突出，有通史、简史、断代史、地方史，又有文化史、思想史、宗派史等。“据不完全统计，近1996—1998年的3年间，大陆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有关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计3300余篇，出版的各类佛教著作近400种，平均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当于建国初至文革前的总和”[8]。在学术交流方面，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举行过佛学讨论会，学术交流渠道不畅。1980年9月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及西北大学在西安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老、中、青学者32人，提交论文26篇。会议期间，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中村元教授率领东洋思想学术交流团一行八人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中国佛学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开拓意义。[9]从此以后，全国每年都要举办多次各种议题的国内或国际佛学研讨会，据不全完统计，从1980年到1995年，全国共召开各种佛学研讨会四十余次，1996年到现在的五年间，共召开佛学会议约五十次。这些佛学会议的举行促进了大陆佛学的繁荣，加强了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研究方法多元化。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佛教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佛教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学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盛极一时，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也渐渐为人们所了解，一些学者已开始采用这些方法从事某一专题的研究。
　　三、阶段性特性
　　二十年来大陆的佛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另一个时期是二三十年代)，回顾这一阶段的佛学研究历程，就我个人的简单理解，我认为至少表现出如下两方面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对佛教(佛学)的评价，经历了从全面的否定到部分的适度的肯定的转变。佛学的复苏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分不开的，八十年代初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摆脱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片面和教条的理解，那种宗教是迷信是反动的极左论调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纠正，学术界逐步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宗教，全面地评价宗教的社会作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佛学研究，逐步得到恢复和开展。但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定位的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九十年代初，政府在充分吸取学术界讨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定位，这一理论也成为评价和衡量现时期大陆宗教各个方面的指针。学术研究虽然具有前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毋庸置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且深刻的。因此，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和讨论，到九十年代后，大陆的佛学研究事业开始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
　　第二，佛学研究呈现出文化研究的特点。受到八十年代遍及全国的“文化热”的影响，以及国外传人的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宗教心理学等新学科的刺激，佛学研究也出现了注重佛教文化研究的倾向，这些研究热心于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佛教礼仪等方面，出版了大批的著作、论文和期刊[10]，并以佛教文化为题召开了许多次学术研讨会[11]，一时间谈佛教必谈文化，佛教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佛教和佛学的文化性特点，还突出表现在佛教界的认同和提倡。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文章中，多次谈到了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关系，认为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宗教是文化”、“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等说法，虽然不是新的创见，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观点突破了以往视宗教为反动迷信的片面僵化的格局，有助于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和评价佛教，对推动佛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对佛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着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一观点还大大拓宽了佛学研究的领域，为佛学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多数是持肯定意见的，但也有人在肯定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深层的反思。葛兆光认为，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史的研究虽然出现过一些很不错的著作，但是那种总是从外缘切人的视角和过分关心中国现实的心情又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这种研究要说明的不是宗教而是文化，关心的焦点不是宗教而是现实。他们探讨的目的性过于强烈，总是试图说明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及其对古代历史与现代社会的影响，因此在资料选择上、评价上都有极其浓烈的主观色彩[12]。何光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撰文指出，宗教虽然从有形方面看构成了文化形式之一，但从无形方面看则构成了文化的内在精神而非文化本身[13]。
　　四、问题与展望
　　今天，我们已经踏入了新世纪的门槛，佛学研究事业呈现着兴旺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大陆的佛学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亟待社会各界包括学者们共同努力。
　　第一，科研体制亟待改革，人才培养仍需加强，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现有的科研体制，由于缺乏内部竞争机制和明确的奖惩制度，难以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人材的成长、培养和合理流动。佛学专业人才短缺，研究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状，青年科研人材严重不足，加上资金的短缺和编制的限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佛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不能(或不愿)得到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职位，造成人材的浪费。
　　第二，弥漫的浮躁心态，严重制约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这种浮躁的心态，反映在研究者个体上，突出的表现为急功近利的功利追求太过迫切，以至于人们难以静下心来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以往倾毕生心血撰写一部专著的情况，在现今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职称、住房以及赖以补贴生计的稿酬都将没有着落，代之而起的是几年出一本书，甚或一年出几本书，这就必然造成每年佛学著作出版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真正有份量、有突破的传世之作越来越少的怪现象。
　　第三，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分配不均衡，造成热的越热、冷的越冷的情况。如持续多年的禅学热、史学热，而对佛教的礼仪、戒律等方面着力较少，对佛教现状的社会调查和现实应用理论研究，更显苍白，形成“厚古薄今”的局面，汉传佛教研究投入较多，而藏传、南传和外国佛教研究则相对薄弱。
　　第四，现行教学体制在对佛学专业这样的特殊学科的课程设置上，缺乏针对性，缺少佛学研究中非常需要的佛教语言训练，如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汉语及现代的日、英、德、法语等(哪怕只精一门)，及佛教文献学等基本知识和语言工具的教学，影响了佛学后备人才的培养。
　　第五，在研究工作中缺少必要的分工合作，信息交流还需加强。佛学博大精深，佛教典籍浩若烟海，古今中外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以每个人有限的精力不可能穷尽，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与志向，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狠下功夫，才可能有所成就。这就需要各有所专、各有所长的研究者合理分工，加强合作，取长补短，互通信息，相互尊重[14]。
　　我们说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但这种说法是相对于前三十年的萧条和停滞而言的。如果就目前大陆佛学研究的真实状况而言，我们的佛学研究仅仅处在恢复和起步阶段；如果同我们的邻国日本和我们的同胞台湾相比，则我们的研究应该说还有不小的差距。承认这种差距，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迎头赶上。有人预言，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佛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显教[15]。不管这一预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只要社会各界特别是佛学界佛教界携手努力，佛学研究事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加明媚的春天。
　　注释：
　　[1]本文系由本人参加的由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的“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研讨会”与会论文改写而成。
　　[2]吴汝钧在《佛教的概念与方法·自序》中说：“现代的佛学研究(包括日本的与欧美的)，不管是文献学的，抑是哲学的，都很强调学术性。这所谓‘学术性’，基本上表现于以下两点中：一、原典的研究……二、参考资料的重视。即是说，要对所研究的主题的有关研究资料，特别是同行的学者所作的，都能涵括，仔细阅读。只有这样，才能估量自身的研究，到达什么阶段，有什么意义，与别人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七年九月初版。或许还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3]关于百年来佛学研究的分期，异说很多，见仁见智。黄夏年在《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一文中将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大分为两个时期：从二十世纪初到40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为第二个阶段。而在每个大阶段内又可分解成若干较小的时期：如在第一个大阶段里可以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二个大阶段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参见《1996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第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的百年回顾》，参见《中国宗教年鉴·1997—1998》，第100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5]参见王雷泉《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6]吴云贵《我国宗教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参见《1996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7]目前已成立宗教系的大学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也在筹备中。
　　[8]参见宣方《中国佛教学研究现状管窥》，“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研讨会”与会论文，2001年11月。
　　[9]参见《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第137—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10]如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杨曾文主编《佛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89年)，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以及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中国佛教文研究所的《佛教文化》期刊等等。
　　[11]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与日本合作召开的历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为例，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日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第二次主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文化”，第三次主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民族化”，第五次主题是“鸠摩罗什与中日两国文化”，第六次主题是“佛教与儒道两教的关系”，第七次主题是“法华经思想和中日两国文化”等。
　　[12]参见《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第106—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3]参见《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4]关于佛学研究中的分工合作，请参阅傅伟勋《关于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迫切课题》，见《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九年七月初版。
　　[15]王雷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见《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