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

秦汉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二千多年来，统一成为主流，认为是正常现象。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秦汉打下了基础。
　　认识古代国情，总要摸清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古代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史学界至少有四种说法——西周封建说(范文澜为代表)，春秋战国封建说(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说(翦伯赞为代表)，魏晋封建说(尚銊为代表)。——，本文不打算从社会分期的角度来判析国情，试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的角度进行初步探索。
　　秦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从结构上看，存在着一对矛盾；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政权不集中，这样广大的领域就无法统一；另一方面广大小生产者要有生产的能力和兴趣，否则政权集中统一无从说起。政治上，中央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经济上是极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极端分散的经济，构成贯穿二千多年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央集权，总希望越集中越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它的本性是分散自主，它不要求政府过多地干预。这两者互相离不开。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要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因时制宜的方案。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天下就太平，号称治世；反之，就是乱世。秦汉以来，二千年间都是在这一对矛盾中发展过来的，这就是中国秦汉建国直到鸦片战争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国情。
　　一、隋唐时期的三大宗教(佛、道、儒)
　　东晋南北朝时，这三教都已有相当势力，三教的名称始于北周，三教名称通用于朝野上下，那是唐朝的事——武则天当政时，明白宣示三教有共同任务，令人撰写《三教珠英》(《唐会要》卷三十六)。唐文宗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沙门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入麟德殿内道场谈论三教(事见《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三教都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三教之间又交互影响。唐宋以来，一千多年间的文化总体结构都与三教有关，当专文详论，这里不及详说。
　　道教、佛教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约在东汉末年。当时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儒教衰落。这为佛教、道教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道教与农民起义有牵连——东方有黄巾起义，西方巴蜀汉中有张陵、张鲁等反对中央的活动。——，起义失败，道教一度遭到限制。佛教利用有利时机，在帝王贵族的支持下，招纳了大量信徒，日益兴旺起来。道教本来与佛教有同样的机会，但起步落后了，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一直没有达到佛教发展的规模。唐朝皇帝力图与老子李姓攀亲，道教受到特殊恩宠，发展较快。即使在它最盛时期，道教的宫观数量和徒众数量也只有佛教的二十分之一。(据唐末道士杜光庭的记载。)
　　隋唐时，三教中势力最大的是佛教：、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一切经》，是佛教所有经典的总称，后来称为《大藏经》，当初称“一切经”或“众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十五)又据道教徒的记载，也认为三教之中，佛教势力最大：、天尊(按：道教教主)化于天上，主宰万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按：佛教教主)化于世上，劝人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于世间，若世人之兄长也。举世人如婴儿焉，但识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体道通鉴后集》卷三：《云笈七签》卷一一六，《王奉仙》条略同，文句稍异)
　　佛教势力盛大，拥有田宅，有众多教众，占有各方面的优势。佛教寺院是宗教传播中心自不待言；寺院有大量藏书，有佛教典籍，也有世俗典籍，它是文化中心；寺院用钱物经营信贷，收取利息，它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寺院把多余房舍租赁出去，提供住宿，由应考士子租住，利用藏书，准备科举考试，它又是一个联系知识分子的场所。(唐人小说，多记书生在寺院与青年女子相遇的故事，故事出于虚构，这种背景则不是虚构。)
　　熟悉唐代历史的都认为唐朝文治、武功、文学、艺术、诗歌、绘画、音乐、舞蹈都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唯独唐代的哲学、哲学家的成就似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很不相称，不免令人感到困惑。人们产生这种疑问，原因在于未把哲学、哲学家和唐代的三教发展联系考察，只在儒家的小圈子里寻找，找来找去，只不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没有把佛教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当时主要的哲学著作和杰出的哲学家都不在儒门而在佛门。(宋人张方平曾说过，“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人才流向佛教。)不把三教放在一起考察，就无法全面理解、正确说明唐代思想的发展。(参阅《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
　　与佛教兴旺发达的形势对比，儒教的势力不免相形见绌。终唐一世，儒教通行的经典是《五经正义》。这是唐初孔颖达等人奉命编纂教育士人、科举取士的教材。这部《五经正义》到宋代还在通用。《五经正义》杂收南北朝时期几家的经疏，有南朝的玄学思想，也有北朝的经学思想，严格讲，这是拼合起来的选本，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反映出唐王朝大一统的宏大开阔的风貌。汉代董仲舒的哲学体系，后人看来，属于比较粗疏的神学体系，但它是专门为汉王朝构建的思想体系，它反映出汉代大一统的宏伟气概。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去说明当时社会、自然伦理、宗教诸多现象，基本上可以解答(不是解决)汉人可能提出的重大问题。《五经正义》却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解答唐代人所遇到的宇宙、人生各种重大问题，不得不由佛、道二教承担，佛教的担子更重一些。儒教直接为政权服务，起了它应起的实际功能，涉及高度抽象思维的造诣，儒教的发言权不多，显得薄弱。
　　二、佛——禅——儒
　　从南北朝以来，佛已成为中国的“圣人”，佛、老子、孔子，并称“三圣”。佛教传入后，不断接受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君臣、父子、纲常名教思想也成为佛教宣讲的内容之一。这一现象早已为广大学术界人士所承认。这里还应当指出，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佛经汉译时，已译进不少中国儒教思想，儒家的伦理观、价值观有的通过译文写进了汉译佛经，成了佛的教导。(参看日本学者中村元的《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晋宋间佛教理论家参加了当时玄学家的论战，与世俗学者共同探讨本体论的问题。(参看《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经学》有关“六家七宗”的论述。第452～46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种辩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界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讨论。涅槃学即哲学的心性论(佛教称为佛性论，即人性论)。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当时思想界又一热门话题。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恰恰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同步开展，当时中国哲学史就是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的。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佛教也受到战乱的影响。对佛教打击最重的一次是唐后期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废佛运动。这次废佛运动除佛教受损失最大以外，还有几种外来的其他宗教(祅教、景教等，寺庙被拆除，信徒被取缔)。会昌废佛，佛教各宗派的物质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难以恢复，寺院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得到比以前更多的传播机会。、心性论是隋唐佛教各宗派共同关心的问题。各宗派用各自的观点、方法分别建立心性论体系。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唯识宗、禅宗都有自己的心性论，《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及《中国佛教史》均有专章。晋宋间竺道生的涅槃学代表早期的心性论，道生有创见，但还要依傍印度佛教的经典，如果北本《涅槃经》未被发现，竺道生将遗恨终生。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孤明先发”，人们认为他缺乏佛典的根据，认为他是邪说，被逐出佛教团体。后来得见北本《涅槃经》，经中有明文规定，竺道生得到僧徒的拥护，恢复了名誉。唐代佛教有更强的创造性，有没有佛教经典文句的根据，看得并不重要。唐代佛教各宗派都借用佛经创建自己的体系，天台宗之于《法华经》、华严宗之于《华严经》，都是用佛经作为凭藉，他们都大胆发挥。连墨守师承的玄奘译经时也有时用编纂或挟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成唯识论》为糅译，译者参以己意。见吕澂：《观所缘缘论会译》，载《内学》第四辑)，更不用说大胆创新的禅宗了。
　　各宗衰落了，而禅宗独盛。时当乱世，唐中央政府对全国完全失去控制，禅宗更加发展了。因为禅宗有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传统，不靠寺院经济放高利贷、收田租过活。禅宗百丈怀海制定《百丈清规》，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用小农经济、小生产的方式共同维持僧团的生活。
　　禅宗内部有不少流派，后人分为南派、北派，七家十室，细分起来不止百家，各流派有各自强调的独特方法，这里不去详说；各派也有共同点——自己解救自己，如果自己没有自悟，佛祖也无能为力。这种自我解缚、自我解脱的思想方法和修养方法，即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反映。
　　本文开始提到，中国国情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与小农经济极端分散的矛盾统一。禅宗自我解脱的口号尤为突出。唐末五代，皇帝形同虚设，集中统一与个体分散的矛盾已失去平衡，失去协调，中央政府政令不行，国家权力四分五裂。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天下无中心，禅宗恰在这时大行其道。
　　要维持大一统的正常秩序，必须使政权集中与经济分散恢复平衡、协调。分散的小农经济与中央统一集中纳入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有儒教可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改变极端分散的状况。
　　儒教在北宋时期，继承了韩愈、李翱的强化集中统一的路线，同时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论，把佛教的心性修养，禅宗的明心见性，改造为主敬、涵养、守一，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心性之学主治内，治国平天下主治外。《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作为必读的经典，号称“四书”。内以治心，外以治国，宋儒称为“内圣外王之道”。“极高明”指强化内心修养，“道中庸”指参与日常社会生活，不脱离生活。禅宗宣称禅学不离开日常生活，“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既然运水搬柴可以见性明心，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由禅到儒只差一小步，宋儒就是按照禅宗的思维方式，宗教修养方式又向前迈进一步，把宗教修养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极高明而道中庸”。唐朝《五经正义》没有完成的任务，宋儒用《四书》代替了《五经》，这是秦汉以后经学的一大变革。
　　用《四书》为指导思想，就可以更好地协调中央高度集中权力与小农经济极端分散的矛盾。君主(集权的象征)是天子又是家长(民之父母)，本来处在对立的地位，经过新经学的解释，说成家人父子的关系。《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思想体系既解释了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绝对性(天理)，又说明了小农自然经济分散的合理性(理一分殊)。“分殊”的“分”应读作“份”，职分、名分，每个人有自己的岗位。君有君的岗位，臣有臣的岗位，父、子、夫妇都有各自的岗位。社会秩序称为人伦，各尽职分，谓之尽伦尽职。对于持续了几千年的一对矛盾(中央与农户)从理论上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儒教建成，意味着佛、道两教势力衰退。韩愈排佛，没有吸取佛教的心性论，所以未能排掉佛道两教的影响。宋儒不是打倒二教，而是吸收了佛道两教的宗教心性修养理论以充实自己，变成佛教体系的一部分，它成功了。
　　宋以后的三教，表面维持着三教(佛、道、儒)的门户，三教都力图以另外二教充实自己。宋以后的三教势力也不平衡，不同于唐代的三教，在于儒教成了主流，佛、道二教处在依附的地位，起着配合儒教的作用。
　　从佛教到儒教，看似不同教义教理的变换，事实上这两家是接着讲的，讨论的问题是衔接的，思想发展的深度是逐步加深的。形式上、文字上有攻击，实质上是一贯的。因为儒教和佛教都是中国哲学，有继承关系，有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