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佛教与科学

宋代的佛教与科学
　　周瀚光 史 华 赵美杰
　　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各门学科成果卓著、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高峰时期。而这一科技高峰的形成，又是当时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主要讨论宋代的佛教对当时科技发展的参与和贡献，以及这些参与和贡献的内在教义原因和社会政治原因。
　　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后，立国当年就下诏停止反佛，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佛教的措施。由于皇帝的尊崇，佛教在宋代又重新振兴起来，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如王安石、苏轼、沈括等，也都与佛教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佛教界人士参与科技活动，在当时也非常普遍。
　　宋代佛教界人士参与科技活动的领域，主要涉及到医药学、工程学、博物学、植物学等各个方面。
　　医药学是宋代僧人中参与者最多的一个科技领域，这在《宋史》以及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有着大量的记载。今人对宋代僧人的研究专著中也汇集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仅据李国玲所著《宋僧录》(线装书局2001年版)，其中参与医药学活动并有所成就的宋代僧人就达29人之多。
　　宋代佛教界中有相当多的僧人参与了医药学方面的工作，他们具有很高的医术水平，有的还著有医学专著。例如在《宋史·方技传上》中记载了一个名叫洪蕴的僧人，说他在京师“以医术知名”，“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遣诊疗。”又如李国玲《宋僧录》中记载：僧了彬，“年二十七发明古方书之秘，州里疾疚者皆有所托”，“疗愈危急者不可胜数”；僧海渊，“工针砭”，“中书令张士逊疾，国医拱手，渊一针而愈，由是知名”；僧恩允，“兼妙岐黄之术，凡有疾病告者，无不应期而愈，人皆称其方技之神良”；僧智全，“精究医术，有《五运六气十二经络图》”。
　　由于这些僧人以医术著名于世，因此他们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与当时的士大夫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受到士大夫们的礼遇和尊重。其中有些人还被朝廷授予官职，有的甚至受到皇帝的召见，被赐以紫衣、紫方袍，赐号“某某大师”。例如前面提到的洪蕴就曾受到宋太祖的召见，被赐以紫方袍，赐号广利大师。太宗时又被授予右街首座、左街副僧录的官职。“又有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宋史·方技传上》)又有僧智缘，善医，“士大夫争造之”(《宋史·方技传下》)。又有僧可用，“喜医术，务求济人，而不喻利，士大夫多与之游”；僧可栖，“长于医，故士大夫礼之”；僧者然，“治病无弗愈者”，赐号了空大师；僧道清，“以医名世”，“嘉定间赐号慈济大师”；等等。
　　在当时的佛教界中还存在着“医僧”这一专门从事医术活动的职业群体，他们“以医为业”，一面行医，一面授徒，代代相传。例如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曾两次记载了医僧奉真的事迹(见卷十八技艺和卷二十一异事)。另据李国玲《宋僧录》载：僧宗可，“礼故医僧文范为师”，范死后，“可继其业”；僧神济，“洞明医道，察脉如神，遂以药石名天下”，“志恭、永全者皆俗姓郭氏，能世其业”。这些世代相传的“医僧”，实际上就是宋代佛教界的专业医药学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对于宋代医药学的发展，无疑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丁程建筑也是宋代僧人积极参与的一个科技领域。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鼓励，佛教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殿阁和桥梁，并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僧人建筑工程师。仅据李国玲《宋僧录》记载，涉及工程建筑的宋代僧人就有25人之多。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简略，没有对具体的建造过程和建筑细节作详细的描述，但从这些简略的材料中，我们已经能够窥见宋代僧人建筑工程师们的高超水平和专业素质。例如僧文秀“造石梁于其(庐山)上，其袤六十尺，覆以广厦”。能把“广厦”建在一座六十尺的石桥之上，足可见其建筑水平之高。又如僧思恭在一片废墟上，“辇土增葺为新屋三百十楹，仑奂壮丽如大道场”，又足可见其工程规模之巨。再如僧道询“修造青龙、獭窟等处桥二百余所”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专业的桥梁建筑工程师。
　　《宋僧录》中还提到了一位名叫怀丙的僧人，《宋史·方技传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三件有关工程建筑方面的事迹：第一件事是真定佛塔的修复工程，第二件事是赵州石桥的矫正工程，第三件事是浮桥铁牛的打捞下程。从记载的具体内容来看，怀丙的丁程技术水平确实是非常高超的，堪称为宋代佛教界的优秀建筑工程师。
　　僧人与博物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宋代佛教界最著名的博物学大师是赞宁，他同时也是宋代博物学界最著名的大师。其博物学代表著作为《物类相感志》，今传本有十八卷本和一卷本两种(一卷本也有题苏轼撰)。
　　《物类相感志》是一部类似于晋张华所著《博物志》性质的博物类著作。全书按天、地、人、鬼、鸟、兽、草、木、虫、鱼、宝器分为十一类，共977条，记录了作者认为具有“物类相感”特征的各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某些自然现象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到了唐宋之际，随着人们对磁现象的认识和指南针的发明，更把“物类相感”上升到了某种规律性的高度。正如宋程綮《三柳轩杂记》所说：“磁石磨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故知是物类相感耳。”这种对“物类相感”现象的总结，反映了中国古人认识自然界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博物类著作作为古人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记录和分类，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博物类著作正是中国古代百科知识的载体和结晶。僧赞宁是北宋初年公认的博物学大师，当时的一些文人学士如王禹偶、徐铉、柳开等都喜欢与他交游讨论，相与质疑，杨亿、欧阳修等人也皆知其名。柳开还有诗句“空门今日见张华”(《湘山野录》卷下)称赞他，把赞宁比做晋代的张华。实际上，《物类相感志》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如张华《博物志》、杨泉《物理论》等的博物学传统，并对以后的《格物粗谈》、《物理小识》等博物类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赞宁则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宋代佛教界博物类的科学家。
　　宋代是中国古代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其标志是园艺业的高度发展和植物谱录的大量出现。宋代佛教界有相当多的僧人积极参与了当时园艺业的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僧晓聪，“尝于(洞)山东北手植松万余株，自称栽松比丘”；僧宝昙，“隐居鄞之东湖洲，绕室植橘万珠，因号橘洲老人”；僧师筠，“荷锄披榛，手植梨粟，遍于山田，丛林慕焉”。
　　宋代僧人所著的植物谱录，最著名的有僧赞宁所撰的《笋谱》和僧仲休所撰的《花品》。赞宁即前文所述的著《物类相感志》的博物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学家。仲休一作仲林，号“海慧大师”，所著《花品》又称《花品记》、《越中牡丹花品》。《笋谱》和《花品》这两部植物谱录，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除此之外，宋代佛教界人士还参与了一些地理学和炼金化学等方面的科技活动，但可惜没有在这些领域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
　　佛教之所以能参与科技活动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其内在教义理论上的要求和原因。在中国古代史上，佛教与科学之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处于一种并行不悖、共同发展的状态。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中，内在地具有某种关注科学技术的精神，从而为本门教徒参与科技活动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我们知道，印度佛教在传人中国的时候，就把古印度文化中的“五明”学说带进了中国。所谓“菩萨求法，应向五明中求”，正反映了佛教对“五明”的重视。所谓“五明”，指的是：声明(明了语言和文字等方面的知识)、工巧明(明了工艺、技术、历法、计算等各方面的知识)、医药明(明了医术和制药等方面的知识)、因明(明了因果、真伪、正邪等方面的知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内明(明了佛教本门的教义，如三藏十二部教义等)。“五明”中，与科技有关的就有三项。其中第二项“工巧明”和第三项“医药明”几乎涵盖了科技活动的大部分领域；而第四项“因明”则涉及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逻辑学。
　　佛教特别重视医药学，还因为佛教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宗旨，那就是治病救人。在佛教起源的传说中，就有“释迦见人有生老病死之苦而发愿救之”的说法，故佛家历来视治病救人为己任。另外，佛教讲世间万事万物(一切法)的因果联系(因缘)，也促使佛教徒们关注和探讨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并由此而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
　　宋代佛教界参与科技活动的领域及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当时国家制定的一些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前文的论述，宋代佛教界参与科技活动并取得比较显著成就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医药学、工程学、博物学和植物学等方面。而在天文历法的研究方面，宋代佛教界人士参与极少，自然也就乏善可陈。这种情况的产生，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帝国统治者的支持与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政策的倡导。
　　宋代佛教界积极参与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宋代统治者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有关。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医药学和养生学，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医药学，而且积极鼓励宗教界人士从事医药学和养生学方面的研究。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历代皇帝经常召见高僧或高道进宫，向他们询问治理天下之道和医药养生之道。宋朝廷有时还招募精通医药学的僧人来主持专业的医疗机构“安济坊”的工作，“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宋史·食货志上》)，对卓有成效者给予奖励。遇到灾疫之年，朝廷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宋史·五行志一下》)，用准许出家进入佛门来作为对“能服粥药之劳者”的奖励。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措施，都对当时佛教界参与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研究活动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宋代佛教界在天文历法的研究方面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果，这与宋帝国政府明令禁止僧人和道士学习天文地理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天象的变化常常被占星家们用来预言政治的动荡和王朝的更替，因此历代统治者往往都把天文历法的观测和研究工作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禁止民间私习天文。这一政策在宋代贯彻得尤为彻底。宋朝政府一方面诏令天下百姓不得私习天文，另一方面则令各地官府把已习天文者送至京城，除少数留用于司天台外，其余大多数都流放到海岛服刑。对于僧人和道士，宋朝政府自开国之初就有明令禁止他们学习天文。《宋史·太祖本纪》中明确记载：“癸亥，禁僧道习天文地理。”这个政策一直到宋亡都没有改变。在这样一种禁令的控制下，宋代佛教界很少有人参与天文历法的研究，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成果问世，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唐代佛教界在天文历法的研究方面曾经取得过非常杰出的成就，例如僧一行编制的《太衍历》、瞿昙悉达编撰的《九执历》和《开元占经》等等。宋代佛教界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明显不如唐代，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朝廷禁令带来的后果。
　　国家保护和鼓励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界对植物学的深入研究。在宋代，佛教的寺院经济是受国家保护的独立经济实体，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田产或山林，并且自主经营，自给自足。国家有时还无偿地划拨一些土地和山林赐给寺院，同时对寺院提供减免赋税劳役的政策优惠。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宋代的寺院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大的寺院所拥有的田产或山林，往往相当于一个农场或林场。他们在那里自主经营，精心打理，学习园艺技术，总结种植经验，从而使他们有条件在植物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的成果。
　　国家在宏观上采取的对宗教的宽容和鼓励政策，促使佛教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寺庙，从而培养了一大批佛教界的建筑工程师，为宋代佛教界在工程学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要而言之，宋代的佛教界人士在当时国家有关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下，积极地参与了许多科技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技成就，为宋代科技高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佛教界人士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所建立的功绩，同样是应该受到称颂而不可抹杀的。(作者周瀚光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