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帝王和佛教文化的博览室

早期历史上的榆社，曾经是一处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由此而遗存下来的佛教文化在榆社的山川野岭间镌刻下了许多不灭的记忆。
　　说到榆社早期的佛教活动，我们不得不引出榆社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后赵皇帝石勒。石勒应该是榆社、甚至整个北方佛教文化的真正倡导者，所以，石勒的名字是应该和佛教二字连在一起来讲的。
　　石勒生于公元274年，羯族，是土生土长的榆社人。关于这一点，许多史书都有明确记载。《魏书·羯胡石勒传》云：“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又有《魏书·地形志》云：“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领县四，阳城、涅、襄垣、乡。”清光绪《山西通志》载：“乡郡置乡县，即今榆社。在故时尚未置县，故志有榆社城，城在县北三十五里。又郡、县不同城，故志又有武乡城。石勒生于是，非今武乡县。”可见，以上所称武乡，即当今之榆社。
　　综上所述，石勒是古武乡今榆社人无疑，不再赘述，但有一点须再多释几字。石勒生时的武乡，县域包括今榆社全境、武乡大部、和顺和昔阳少部，县治即在今榆社县社城镇社城村。石勒一生，崇尚汉高祖刘邦，闲暇时日常让人为其读《汉书》，研习刘邦，并坦言“若遇高皇，当北面事之”；后荣归故里，又与人言“武乡，吾之丰沛”（见《晋书·石勒载记》），将生养他的家乡看作是成就了刘邦宏基伟业的他的家乡“丰枌榆社”（见《汉书·郊祀志上》）。所以，石勒称帝后，即将当时的乡县县城（今社城）看成是自己的“枌榆社”而名为榆社（枌为一种白皮榆树，故将枌字省去而其义犹存）。公元596年隋置榆社县时，县治仍在此，直至公元1269年的元朝，方将县城迁至现在的榆社县城处，并将原来的榆社城简称为社城。
　　此为榆社地名考证之又一说法。
　　西晋末年，“八王”混战，民不聊生，身为耕奴的石勒毅然投身于反晋大潮，并建赵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从奴隶到皇帝的少数民族领袖。石勒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则是众多的褒贬，但客观地定位，仍应当是褒扬占主导。他在位期间，劝课农桑，轻徭薄赋，重视文化，力倡民族团结，重视弘扬佛法，是一位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有过积极贡献的帝王。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一带，西汉末年传入内地（见《三国志·魏志·东夷》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在佛教初入中国后的两汉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使之从真正的佛教意义上流传开来，“当时的人把佛当作一种祠祀，近于神仙方术。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直到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方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开始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见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而这时候，国境之内已烽烟四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之后，便是三国纷争，天下离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虽然仍会笼络相当一批万念俱焚、心存虚幻的信众，但要谈光大发扬显然已是不可能的。后赵的成立，北方出现的短暂统一和稳定，给佛教的复萌和成长又有了土壤，而石勒则成为温润这块土壤的一场甘霖。羯族本信火祆教，但在石勒率兵征战期间，主要出于称霸中原的政治目的，便起用了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在佛学界，佛图澄是成功规劝皇帝信奉佛法、支持佛教事业、使佛教受到国家保护的第一人。在战时，他不但成为石勒重要的军事高参之一，而且对石勒改变俘虏政策，遏止杀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到“石勒称帝后，奉澄尤笃”（见《高僧传》），并尊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他在寺中扶养，每年四月初八（佛祖释加牟尼的生日，后成为佛教寺院传统的浴佛节），石勒都要去寺中拜佛，以示对佛教的支持。在后赵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佛图澄“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共893所”（见《高僧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北方各地，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信佛者顿增。由此可见，后赵才是佛教在北方真正兴起的开始。
　　返回来说榆社当时的佛事。石勒是一个乡土情结很重的帝王，从理论上讲，他既然可以支持佛图澄在各地大兴佛事，那么也就完全可以在他的家乡“榆社”就弘扬佛法大书一笔了。事实也果真如此，虽然囿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当时那种寺钟常鸣、梵声四播的盛景了，但仅从今日榆社诸多的因当时或嗣后佛事兴盛而留存的石刻、壁画、寺庙、塔楼，便可窥一二，仅与佛寺相关的山名和村子就有数十个：庙岭山、空望佛山、焦红寺、寺上、寺儿、寺阳凹、后寺沟、前寺沟、金（经）藏、梁寺头、庙岭、庙沟……等等；而且，这其中的许多地方，至今仍沿袭着每年四月初八起庙会的习俗。
　　在这众多的佛事遗存中，最为称道的当是原位于今榆社县城大寺圪瘩处的大同寺舍利塔。榆社舍利塔，在唐代的佛学巨著《法苑珠林·敬塔篇》里，被列为“天下第十八塔”，建筑年代为隋；而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则将其建筑年代定为“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前者的定位略晚，不符合榆社当时的历史背景，且与近年在大同寺遗址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石刻佛像相背；而“永平十年”之说，则比我国历史上官方兴建的第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还早一年，这也还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马晓东《大同寺舍利塔试探》，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地认为榆社舍利塔应建于后赵时期，而且，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大同寺的佛舍利还应该深藏在塔下的地宫中，同它瘗埋在一起的还应该有更丰富多彩的佛教文物。”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之榆社，佛舍利一定会有重放光彩的一天。
　　事实上，有着榆社舍利塔旧址的今之榆社城，群山环抱，三水相汇，丘峰之上气象万千，烟云之下生机勃动，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可以断言，这也正是当初石勒遣佛图澄携佛舍利于此建塔和后世于此立县的真正原因。
　　石勒在倡导和推动佛事的同时，开启了家乡榆社佛教兴盛、经久不衰的大幕，并使榆社终成为早期佛教文化的博览室。自后赵之后，榆社佛教事业除过中国历史上共有的几起“灭佛”之事外，在历朝都各有所长。时至今日，榆社仍保存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等各朝早期石佛造像百余尊，佛教建筑二十余处，颇负盛名的有：崇圣寺、福祥寺、响堂寺、清凉寺、金厢寺等等，其中，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到一半之多。
　　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多为历朝统治者用作麻痹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仅此而言，笔者实在无意多作渲染。但另一方面，佛教也带来了异域的绘画、雕塑、音乐艺术和关于医学、音韵学、逻辑学的知识，还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翻译经典等思想资料和大量的艺术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留存于榆社的大量的石佛造像和佛教建筑、壁画、塔楼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片土地上的帝王和佛教遗风，也必将给榆社文化增添更为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