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性的困局中大陆佛教运作之出路

试论现代性的困局中大陆佛教运作之出路

　　中山大学哲学系　江泓

　　忽如一夜秋风，近来网络、报纸等各类传媒上面关于大陆佛教的负面声音纷纷扬扬扑面而来，公众舆论也随之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不满。这使得教界与关注佛教事业之智识都深为痛心。

　　综合外界的批评，不论是新闻稿《一位台湾学者眼中的大陆佛教》中所说的“大陆的名僧多是中低僧”也好，新加坡联合早报之“中国大陆九成和尚娶妻生子”的断言也罢，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到底，是不满意大陆佛教的修持状况，认为其没有勤勉于修行之本业，而有转好名利色养之嫌。人们对于佛教形象之想象，从来都是清丽高远的气象。不必追溯两晋、唐宋与明清，单只是在民国年间，各界智识便也对佛学高山仰止，纷纷于佛学中寻觅安身立命之资源。一度，在这些精英思想者心目中，唯佛学才能承载信念、安顿身命。梁启超即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感慨“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可想而知，如果在当前之现实中，世人发觉佛教教团没能提供出他们所渴求的性命资源，间或又遇到几个鱼目混珠的狮子虫，在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下，过激的言论和内心溢涌的悲凉失望自不足怪了。

　　外界的种种指摘是否属实、是否过激、应如何回应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大量反面言论出现的这个事实本身提醒我们有警醒自身、全面反思的必要。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依佛教的教理来讲，周遭这五蕴六尘的世界皆是唯心所现，舆论环境也是众业所感的，要追究现状之原因应追本溯源向内寻找，关节点还在于佛教自身的建设，在于僧众自身的修持。世间的众生，不论甚么身分，必含有许多不易肃清的积习，出家的僧众，既非究竟成就，则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遇逢着这样的境遇，外界的八风无需一一追究，当务之急是教界必先自诊而后自治。自诊即是对事实全面的了解与醒思，对外界批评之种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治则是开药方，一方面要进行制度层面的讨论、调整，另一方面是落实到每位出家人对自己修行实践的省察、自律。

　　时光已然行进到这一步，如今的时代与以往故纸里描绘的景象已经天差地别。世界变小了，但却因而更加嘈杂；人类的思想、行为巨变，连带学术的面貌也变了, 人文精神之败退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如今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好比同处在漩涡中，紧密、喧嚣而瞬息万变。民国以前，上溯整部中国佛教的历史，每每在教团现实的实践处境中出现、存在大问题的时候，僧团中的高僧翘楚也往往会用“大法寝远”、“末法势衰”等等词汇来描述当时的佛门状况，继而有所动作，为狮子除虫，面对和解决实际问题。但与现代以来之新时代所不同的是，以往教界所面临和处理的多是教界乃至信众的问题，而在这崭新的全球化的时代，教界不单要关注自身学人的状况，还要应对来自外界方方面面叫人应接不暇的征询、批评与挑战。世事的一番大震刷，佛教界从太虚大师时代的急切、乐观地迅速拥抱科学，一转而为在现代性的压力下寻求生存的缝隙。佛教如何在这样迥然不同的时代里找到恰实的弘法方便之路是一个大课题。这不单是上述舆论批评所针对的大陆佛教界的，同时也是台湾、日本、欧美等等所有佛教界都在思考与摸索的课题。日本佛教被某些学者誉为“精英佛教”，一直孕育着日本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台湾的教界在佛教教育、文化传播和慈善医疗方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对于佛法的弘扬与推广也居功至伟。但是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二者都只关怀世间的纬度，却不能在出世的纬度上有所作为。生死事大，丢却出世之纬度，佛教便也沦为世间哲学了——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因此，大陆的佛教要想担负起在新时代弘法利生之重任，既不能全体偏安于山林自了，也不能简单尾随日本、台湾的径路，而需以彼为借镜走出一条中道来。

　　虽然如前所述，如何应对现代性，如何使佛法事业的弘扬适应现今的新时代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但是作为一个解脱性的宗教，佛教有自身本分之事业。这一以解脱成佛为旨归的宗教需要对于现代的处境有充分的准备和清醒的认识，但其既不应急于拥抱现代性，也不必负责破斥与回应现代性的诸多问题。现代性的问题不只是佛教一家要作之功课，它是现代以来全体人文精神都在苦思的尴尬，它是人类共同的棘手课题。佛教界耗费力量回应这些“紧张”，只能让教界疲于奔命而疏于本业，跟从了时代的论题却跑了自家的题目。佛教所提供给人们的滋养从不是如何处理世间的一堆乱麻，而是教人超拔出这喧嚣与骚动的人生，将生命有个安顿处。与现代、后现代的繁华绚烂以至荼蘼、急速奔驰以至虚无相对应，佛学在新时代所展现与提供的应是一个愈加正气蓬勃、清丽高瓴的面貌。如何能提供出佛家原本清丽高远的气象，如何能将佛门的现实与世人的期许想象相吻合，这才是当务之急的佛门课题。

　　若想僧中翘楚，交网而现；若要佛门气象峻远，世人心向往之，无有捷径可寻，唯有正途一条：固本以培元。佛教事业，总而言之为两个方面，一是修持上求，一是弘法化度。在新时代，前者一如既往是后者的保障和基石；而后者则成为上求之可行难行的路径：

　　佛教向来是以其强烈的实践性格为特征的。就学人本身来说，要解脱生死，不能只靠意识之揣摩、人事之磨练，而需要念兹在兹、专心致志，时刻将生死大事放在心头，持之以恒地勤恳修持，一层层地剥除执着，才是“本分内事”，才能得真实受用。这就世人来讲，这种修持上求的迫切心愿所产生的力量、这种始终如一的修持所造就的气象，才是叫他们高山仰止、赞叹神往之处。因此学人一方面对教理极力参究，另一方面在在处处努力与所究之教理相应，绵绵密密地痛下功夫，这才是固本之正途，也应是僧团之第一要务。

　　这里大倡僧人之实修，并不是主张其偏安自了。因为一方面依佛教的教理而言，众生有生以来，其心念念流变，都是依着自己向外奔逸放弛的意识而来思索周遭之六尘世界，不能究竟。我、法二执如枷锁在身，起心动念、行住坐卧都是在迷妄中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修持作为保障，不能站在出世法的向度上作入世的事情，所作的事业不论事相如何，都难与世间的名利脱开干系。久之，或身心疲惫而事不能圆融，或则陷泥在事相推进的快乐中而忘却生死事大。另一方面，在现代性之新时代修行，要求教团要拥有“清净居心，慈悲救世”之积极入世的胸怀。所谓积极入世，重点不应在入世之事相，而应在于积极之姿态。有立足的根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才能不为欲望所转、迷真逐妄。以佛法之修持为立足的根本，一心一德地随缘投入弘法利生的事业，并在事相中反观自身、体会妙理，绵绵密密地痛下功夫。如此自身的修持与利生之事业才有最好的结合点。

　　弘法化度，现代路径不离教育、文化、学术、慈善四种。从根本来讲，弘法事相上无所谓对错优劣，关键在于是转事相还是被事相所转。弘扬佛法并非即是轰轰烈烈投入世法、单纯的扩大影响力，而要把精髓和根本传送出去。这又要回到教团自身的修为上了。譬如教师，门庭若市、学人三千自然是好事，但教师本身需有可传授、有所提供才好，否则也只是落得个自顾不暇，一盲引众盲。世谛事相上，台湾教界等已有很好的范例在先，很多我们都可以请益借鉴；但出世的纬度是佛教根本中之根本，万不可与世谛等而化之，为了广泛地弘传而使佛法流入“世俗化”的境地中。

　　如何在现代性的困局中寻找佛教在世间运作的路径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论题，其复杂性不仅在于理论层面，而更在乎实践过程之中尺度的体会与拿捏。但综前所述，要保障佛教不偏离自身实践解脱的性格，出世法上的修持永远是最为根本的保障，也是进行所有事相的前提。《金刚经》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正可借用此处以为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