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调和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调和
　　佛教文化的移植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是第一次大规模移植的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传统包括信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等不同层次的理念与实际行为。任何文化都有其整体性与个别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接触之后，必然会经过冲突与调和的过程，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从冲突到调和的发展历程，就是文化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经验。
　　社会经济方面
　　佛教来华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布普及，寺庙林立。但在这段时期，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也开始表面化。而以社会方面的冲突较为显著。
　　佛教主张剃度出家，与中国的家族伦理颇有扞格之处。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攻击佛法的人士就站在传统孝道的立场，认为出家遗弃父母，断发毁伤身体，有违孝道的原则。他们也指出，佛法不事生产，使国空民穷。
　　佛门中人及支持佛法的人士则以佛经作为依据，引用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佛经，说明佛教也注重孝道。例如：刘勰就指出，佛门人士与中土人士的行为虽有不同，但孝道之目的则属一致。他们更据史实说明佛法流行无妨于国家经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类的辩论，对于增益双方人士的相互了解颇有帮助。
　　政治方面
　　君臣之义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部分，佛教沙门不礼拜君王，争论遂不可避免。晋成帝幼年即位，辅政的庚冰要求沙门礼拜君王，引起争议。安帝时，论难更趋激烈。
　　佛门人士则指出，沙门出家，不必拘泥于世间礼法；沙门不敬王者，原系印度佛教规仪，在中国行此法并非抵抗王权；而且，沙门不敬王者亦早已约定俗成，不必更改。慧远所撰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更为佛教人士的看法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这项争论一直绵延到明代，而有父母与出家儿子互拜的调和论出现、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
　　思想方面
　　佛教与中国方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激荡，最著名的是南北朝时代范缜所提出的神灭论。
　　范缜博通经术，是当时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认为人间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存在于期间。他也认为：人的肉体与灵魂合一，所以，人的形体一旦死亡，灵魂也随之散佚，范缜提出这种『神灭论』来攻击佛教。
　　这个问题激起当时思想界的争辩，梁武帝及许多朝臣所主张的『神不灭论』终获胜利，使佛教更易于为中国文化人士所接纳。
　　民族文化方面
　　佛教源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自然会引起华人是否应该信仰外来宗教的问题。南北朝时期，顾欢的『夷夏论』可以作为这项争论的代表。
　　顾欢认为道、佛同源，但因中国与印度社会不同，所以，应取中国之道而弃外夷之佛。这种理论引起佛门人士的反驳，他们指出儒、道二家以治世为本，佛教以出家为宗，两者本不同源；他们又倡贵夷贱华之论，认为汉末社会风气浇薄，学术不彰，佛教却可以拯救中国。
　　调和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信仰广为流布之后，虽然在以上所说的各个层面中，都和中国文化传统有所冲突，因而激起双方人士的辩论；但是，在不断的论难辨疑之中，双方人士相互谅解，佛教与中国文化也走向调和与融合。佛教接受中国文化的洗礼，而成为中国化的信仰；而中国文化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展了思想的新领域。
　　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调和的过程中，早期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牟子。牟子生于东汉末年，着有理惑论，推尊佛法，但也兼研道家。他的书兼取佛老思想，已开玄学与佛学交融之先河。宋代理学家虽然常批评佛教人士以性为空，但是佛教对理学思想影响很大。例如唐代李翱所撰的复性书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许多宋代理学家更是有取于佛教。明末有些高僧提倡『三教调和论』，认为儒、释、道三者本质相同，理论互通。这种『三教调和论』的形成与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次上更加融为一体。佛教传到中国，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调融，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研究与讨论】
　　一、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民族文化各方面有何争论？试申论之。
　　二、牟子、慧远、范缜、顾欢对于佛教各提出何种主张？试析论之。
　　三、何谓『三教调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