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宗教概况

河南宗教概况
　　佛经学兴于洛阳，佛教传于洛阳，理学渊源于洛阳。中国文化史上之三大学术主流，无一不发源于洛阳，流传于四方，垂传于后世。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见于史籍的最早为三国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文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这时还没有宗教活动，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
　　东汉时期，洛阳是帝国之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客云集，为佛教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回到洛阳，次年于雍门外建白马寺。一般认为以白马寺的创建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东汉时期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该寺是最重要的佛经译馆。此后，西域僧人不断来到洛阳，参与佛经翻译。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献帝延康元年（220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译经的同时，也开始讲经。如安世高，善汉语，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佛经翻译，讲经活动，最早佛寺的创建都集中在河南洛阳地区，河南洛阳地区就成了中国佛教的发祥地，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佛寺最多的城市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九朝古都，在一千多年的时期内，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兴盛，历代的高僧大都云集洛阳、嵩山一带。由于历代帝王、群臣信仰佛教，大力提倡和扶植，修建佛寺之风大兴，佛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一时竟达到缁服接踵，刹庙林立。西晋时洛阳已有佛寺42所，特别是北魏皇室大力提倡，奉佛之举，朝野风从。"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土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恣，竟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仅皇室造寺就达４７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宣武帝（499～515在位）时，京城洛阳建寺500余所。北魏末期，洛阳被称作"佛国"，魏境内有佛教寺庙30000余所，仅京都洛阳就有佛教寺庙1367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可算中国城内佛寺之最。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
　　在嵩山梵刹中，最闻名中外的是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少林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县城西少室山阴的五乳峰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时有西域僧人跋陀曾长期跟随孝文帝，颇受敬重。迁都洛阳后，跋陀不喜欢京师的繁华，常来往于嵩洛之间。孝文帝为它修建了这座寺院，因在少室山阴的丛林之中，故名为"少林"。跋陀在此传授"小乘宗"，弟于数百人，其中有的成为后世北方旧禅法的代表。跋陀晚年移居它处，弟子分散各自传教。教十年后，少林寺成分"大乘宗"的传法道场。在少林寺首传"大乘宗"的是印度南天竺人达摩。据传达摩为南天竺国香至王之子，姓刹帝利，原名菩提多罗。其师般若多罗，为古印度禅宗二十七祖。梁普通八年（527年）泛海达到广州，梁武帝遣使请至金陵（今南京），因晤谈不契合，于同年渡江北行至北魏，在嵩、洛间传授禅教。后入少林寺，隐居于寺后五乳峰上的石洞之中，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世称"壁观婆罗门"，所传安心禅法，深受魏明帝推崇，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在北魏传授的是以《楞伽经》为依据的独特大乘禅法,他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理入属宗教理论，行入属于宗教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也就是菩提达摩的简易禅法。经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几代禅师的阐发，到惠能时正式形成禅宗。惠能法嗣神会，坚持南宗为禅宗正统，认定自菩提达摩至惠能六代系一脉相承。从此菩提达摩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少林寺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
　　河南有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第一个受戒出家的汉僧
　　朱士行（约三世纪），三国魏僧人。原籍颍川（治在今河南禹县）人。少年出家，嘉平（249-253年）中，县柯迦罗弘传《僧祗戒本》，并创行依羯磨法授戒朱士行依法受戒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因此后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经》，他常在洛阳讲此经。但《道行般若经》的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文句艰涩，难于理解。他感叹大乘里这样的要点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达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今新疆和田一带）。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40章，60余万字。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２年）才遣弟子弗如檀（汉译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惠帝元康元（291年）由竺叔兰、无叉罗等人在陈留水南寺译为汉文《放光殷若经》，计20卷。朱士行终身未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其所得经典虽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仍不完整，但对当时影响很大。一时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因朱士行求法故事动人，后人有托名《朱士行汉录》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
　　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
　　佛教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佛教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中国佛教经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译出的。洛阳、安阳、开封、许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经译场。而洛阳白马寺则是中国第一个佛经译场。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已成为西域、印度佛教学者、高僧来中国后翻译佛经的中心，中国早期佛经绝大多数是在这里译出来的。相传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蔡谙秦景同来洛阳后，明帝命二高僧将所带来的佛经原本--梵文"见叶经"在白马寺译成汉文，其名为《四十二章经》，此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4卷、《法海藏经》1卷、《佛本生经》1卷、《佛本行经》5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在东汉后期桓、灵帝时期，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三年（170年）的20多年内，他在洛阳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大十二门经〉等共95部,115卷。后又有月支人支娄迦歼，来后不久，即到洛阳，通晓汉语，他先后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若三味叶〉等23合,67卷，所译最主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开了中国般若学之先声。安世高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这就成为东汉后期佛学的二大系统。相传,两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居住白马寺里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10多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东汉延康元年（220年）的150多年间，译经者有12人，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洛阳以及白马寺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道场，也是我国译经最多的译经场所。
　　河南有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
　　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佛教传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以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娑，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时，昙摩（柯）迦罗来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就在白马寺译出《僧祗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245-255年）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昱元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受具足戒即在此时始。到了东晋时（317-420年），出家僧尼渐多，道安（312-385年）始提倡严肃戒律。他制定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祗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４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和尚为大僧，尼为二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种为船上受戒，净检等４人是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