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港佛教文化

广西贵港佛教文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齐名。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它是当时反对嫠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嫠罗门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嫠罗门的种姓制度，因此很快得到流行。它的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四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无论本质和特征、内容和形式，它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最初释迦牟尼自己所说的教义为原始佛教；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承传和见解不同，发生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等部派佛教；公元前一、二世纪间，“大众部”佛教把学多“小乘佛教”汇合起来，产生了“大乘佛教”；最后，“大众部”一部分派别与嫠罗门教相互调和，又产生了“大乘密教”。公元前三世纪顷，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公元二世纪时，在迦腻色迦王的大力扶持下，佛教更加发展。流传于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通称南传佛教，属“小乘”。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中国藏族、蒙族地区的藏语经典系，通称北传佛教，属“大乘”。
　　佛教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益发达，到隋唐遂产生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以上引自《辞源·佛教》）
　　佛教于何时传入贵港市？过去众说纷纭，有说是汉，有说是晋，有说是唐，还有说是宋，莫衷一是。说汉者的依据是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但无实物证明那时佛教已经传至贵港市。说晋者的依据是晋代葛洪曾来南山采药炼丹，有南山葛仙炼丹遗迹为证，但葛洪是著名的药物学家，是道家而不是佛家。说唐者的依据是唐代佛教在全国盛行，且有“唐武后赐经五千卷”给南山寺“建楼贮之”的旧志记载，但因年代久远，楼毁无存，无人见过这些经书而被置疑。说宋者以南山寺建于宋代，并有现存的宋代铁钟和南山寺住持题名碑刻为依据，但这种以钟考寺又以寺考佛的方法不够科学和准确，早已被古人否认，而且南山寺建于何朝何代至今尚无确凿的定论。究竟谁家说法为准？现有不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佛教于汉代已经传入贵港市。
　　据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覃芳的《桂南及桂东南封建文化初探》文中载：“早在三国时期，佛教文化开始传入广西。1966年广西贵县出土一面神兽铜镜，上有‘黄龙元年’即公元229年。早期佛像，神佛不分。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一方面，人们期望今生平安，来生获得幸福，佛教宣传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使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幻想在对佛的信仰中，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因此深受民众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希望通过佛教文化麻痹人民，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彭长林、何安益合作的《佛教南传系统对广西的影响》又载：“1966年在贵县出土过三国东吴黄龙元年（229）铭文的神兽纹铜镜，镜背内区主纹有高浮雕的佛像，则应是佛教已在民间扎根的明证。”“1955年贵县（东湖）新村3号东汉墓出土的黑俑陶灯，俑体为裸形无服，体形肥胖，浑身深灰黑色，大眼高鼻，颧微突，嘴及两颊腮帮均刻有络腮胡，额上顶一钵形灯盘，胸部两小乳稍突，双脚并拢，屈膝而坐。1980年清理的贵县风流岭31号西汉墓出土的铜俑1件，为络须老者，高鼻深目，双腿跪坐。”“贵县新村、兴安石马坪的裸体黑灰胡俑，则具有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的特征，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孟加拉湾东北沿岸地区。从其装束来看，具有婆罗尼斯（今印度北部）的习俗特征，古时那里人多信耆那教，‘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这些胡人来自印度的恒河流域，他们大多托钵或头顶乞食的钵，这与僧人云游各地，化缘乞食的形象一致。
　　因此，这部分胡俑有可能是古印度僧人，他们随商船从印度来到中国南方，在当地传播佛教。而当地也有部分人开始信奉佛教，所以死后随葬僧人形象的陶俑。”这些佛像铜镜、佛像陶俑、佛像铜镜，分别在贵县的东汉墓和西汉墓出土，可以断定西汉已有佛教传入贵港市，不迟于东汉三国东吴黄龙元年。有关专家考证，贵港市是佛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比史书记载的时间约早100多年。
　　祠庙是佛教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民众信奉佛教并开展佛事活动才建造。据清光绪及民国《贵县志·祠庙》记载：“潮水庙，在潮水乡，汉封为澄澜公。万安寺，在柳塘村，创自南汉（公元689－971年）。”这些寺庙证明，贵港市早于汉代已有佛教传播。同时，这些乡村寺庙反过来还可证明，南山寺位于秦汉时代桂林郡和郁林郡的郡治脚下，建寺的时间不会落后于这些小小乡村的寺庙，只是早于建造或同一时代建造，更不会是宋代才建。
　　佛教于汉末在贵港市传播开来，大概还与当时的郁林郡太守陆绩有关。东汉末年，关中、洛阳战乱不止，许多人因战乱而南迁吴国，支谦等居士把佛教带到吴国。加上水路交通发达，佛教从海上经林邑扶南等传到广州、高州（今梧州一带），南下和北上的佛教僧人汇集在吴国，吴国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遂发展成为佛教重镇和江南佛教流行的中心。三国郁林郡太守陆绩是吴人（今江苏苏州），带来一点佛教的信息是很有可能的事。相传，陆绩六岁的时候，随父到九江拜访袁术，袁术拿出橘子相待，陆绩不舍得吃，把三只放进怀里，拜辞时橘子掉落到地上。袁术问：“陆郎作宾客，为何而怀橘？”陆绩跪答：“我想拿回去给母亲吃。”袁术大为惊奇，从此陆绩怀橘孝母的故事在世上流传至今。陆绩博学多才，懂兵法，通天文、历算，制《浑天图》，注《易》，撰《太玄经注》，还有军事著述。公元222至252年，东吴大帝孙权任用陆绩为郁林郡太守，加封偏将军，给兵二千。在任期间，陆绩勤政廉政，深受民众拥戴。任满归家空无一物，因舟轻不可越海，取江边巨石压船，人称其廉，号“郁林石”、“廉石”。（引自《贵县志·宦绩》）此外，陆绩“为太守时，每登显庙冈，制《浑天图》。”《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论，主张天地的关系好像鸟卵壳包着卵黄那样，天的形体圆如弹丸，所以叫“浑天”。天和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绕地球南、北两极不停地转动，北极在正北出地36°，南极在正南入地36°。《易经》和《太玄经》，内容是儒、道、阴阳三家的浑合体，通过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辨证法的观点，都是为着占卦而用。陆绩注《易经》，释《太玄经》，制《浑天图》，而且“每登显庙冈，制《浑天图》”，可见他受到佛教思想一定的影响。他从吴国带来一些佛教的信息，应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情况还证明，贵港市在陆绩任期中建有显庙，进一步证实佛教在汉代已经传入贵港市。
　　唐代，贵港市的佛教进入了兴盛的时期。《贵县志·佛教》载：“慧能崛起大阐禅宗，贵县密迩，曹溪早沾法雨夷。”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早在唐代慧能法师于曹溪创立大乘佛教禅宗的时候，佛教在贵县的传播已经相当普遍了。其中，有记载的庙观如：在城厢有唐开元观；在城北龙山口有石大夫庙，唐开元（公元713至741年）间封清源、惠泽二侯，宋淳熙（公元1174至1189年）间加封石大夫，原为石牛庙。（引自《贵县志·祠庙》）关于“慧能”、“曹溪”，《辞源》有这样的记述：“慧能（公元638－713年），唐高僧，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也是禅宗的第六祖，本姓卢，世居北京城西南，生于广东南海新兴，投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得弘忍秘传佛法，继承衣钵（按：辞典成语”继承衣钵“就是由此而来），后在广东韶关曹溪大倡顿悟法门，宣传‘键性成佛’，称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的正系。”这段文字，可印证《贵县志》上述的记载不虚。慧能（公元638－713年）的生卒时间与武则天（公元624－705年）的生卒时间相差不大，而且两人都是著名的佛家，可证南山寺得“唐武后赐经五千卷，建楼贮之”的记载是可信的，上溯南山寺建于唐代乃至汉代也是极有可能的。《贵县志·佛教》又载：“曹洞先至，临济继传。”关于“曹洞”和“临济”的来历，《辞海》有着样的记述：“曹洞宗是禅宗五家之一，唐良价创立”。“良价（公元807－869年），唐高僧，俗姓俞，会稽诸暨人，出自慧能门下，因住江西高安洞山而创洞宗，晚年得其弟子本寂在江西宜黄曹山发扬而盛大，故名曹洞宗。”“临济宗也是我国佛教五家之一，属南宗南岳一系，唐义玄创立，因他住在河北正定的临济院而名。”这些记述证明，慧能、良价、本寂、义玄都是涉及佛教在贵港市传播的唐代高僧，这种争先恐后的现象表明唐代是贵港市佛教的兴盛时期，而不是开始时期，更不是始于宋代。
　　曹洞宗禅风以回互细密著称，公元十三世纪中叶，有日僧道之来华学法后传入日本。临济宗痛快峻烈，禅风以“棒喝”著称，公元十二、三世纪间，由日僧荣西、辨圆等人相继传入日本，现在仍然很流行。贵港市的佛教既有曹洞宗又有临济宗，二宗禅风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佛教有许多共通的关系和自己的特色，非常利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民间外交和友好往来，促进佛教文化、旅游文化及其他文化艺术的繁荣，带动政治、经济的发展。
　　宋元至明代，是贵港市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真宗以太宗墨迹“天下名山”赐给南山寺，次年（公元998年）又赐太宗御书224轴，建御书阁安奉；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在下令“毁天下无额赐寺院”的同时，又亲书“景祐禅寺”匾额赐给南山寺，故南山寺又名景祐禅寺；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图铁睦尔亲王被流放海南，路经贵县游南山，1323年奉召回京时重游南山，亲书“南山寺”三字赐寺僧作门额，公元1328年登上帝位号文宗，今南山寺门额就是元文宗的手迹，并有《御书碑》立于石佛洞北壁下保存；据传，明建文帝朱允炆于公元1402年下野出家为僧，来南山寺住了40年，正统庚申年（公元1440年）离南山寺返京前有感而发作诗一首：“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末央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引自《贵县志·古迹祠庙》）南山寺得到这样多朝代的封建帝王看重和封赐，在国内的佛教寺庙中还不多见。这个时期，特别时宋代，慕名而来游览的高官名士达27人之多，他们是朝廷顾问官陈待制（1041年），尚书章惇（1103年），抗金名臣、宰相李纲（1126年），御史中丞、观文大学士王安中（1132年），左藏李时亭、曾文清，巡粮官魏瀚，还有郡守、州官、县令陈谠、江邦佐、林采、俞括、石安民、赵约之、陈昭嗣、唐弼、赵 、梁竦、赵焕等人。由于这样，布山文化又出现了另一个分支，即摩崖石刻文化，仅南山寺的摩崖石刻就多达180多幅，其中北宋就有陈待制的《南山一首》，王安中、赵寄等题额，李时亭的《题南山寺御书楼》，曾文清的《题贵州景祐禅寺》，李纲的《次贵州》，赵公甫、梁竦的题名，唐弼的《书石安民诗并跋》，马少平的《南山寺题名记》，陈谠的《题额南山》、《南山诗》，陈正仲等北洞题名，江邦佐的《南山七古》，林采的《劝耕南山登览》等等。因此，南山不仅是佛教圣地、游览名山，而且还是诗词联额、楷行草隶篆等书法艺术荟萃之古刹。与此同时，桂平西山建有唐御史李公寺和龙华寺，龙华寺现为广西佛教驻地。
　　南山位于贵港市城区郁江南岸，周围共有二十四峰，山形各异，似人似物，似禽似兽，古有“二十四峰称小桂，山明水秀本从来”的诗句赞之，以“山美、石怪、洞奇、物古、御赐”驰名天下。山中有大小山洞11个，分别取名流云洞、流米洞、石佛洞、石鱼洞、宜仙洞、通天洞、飞来钟洞、葛仙炼丹洞、振衣岩、北极洞、无名洞等。洞内冬暖夏凉，一派道骨仙风。相传，古时流米洞常有白米流出供养寺僧，寺中几人，流米几许，后来有一个贪心的和尚把洞口凿大，就没有白米流出来了。飞来钟从广州光寿寺飞来的时候，风势把南山分成十四座，钟飞入大洞在洞壁上撞开一个小洞在里面旋转，不打自鸣，响了七天七夜。南山寺依洞而建，主洞可容千人，建有大殿通堂，专供佛事，有“天生石佛三尊，地产石钟一座”，其中最大的弥勒佛立像高的约八尺，还有古人雕刻的美石佛30多尊。洞门崖壁上原长有一株不老松，数百年才长尺许，据说“福如东海长流水，寿如南山不老松”的天下名向就出自这里。寺门西侧甘液池边长有一棵菩提树，树高16米，主干直径1—1米，叶大如掌，四季常青，浸溶叶脉可当纸，晒干可作防虫书签。这是象征佛教的圣树，原产印度，我国稀有，几百年来只有南山寺和广州光寿寺各有一棵，所以极其名贵。1686年，清人曾绍箕作诗云：“行看池边菩提树，灵鸟枝头学梵音。”据此推测，这棵树至少已有300多年历史，现在仍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寺背后山脚下有“舍利宝塔”一座，高6米，宽2、5米，建于1936年，塔内藏有普仁法师圆寂后留下的珍稀佛珠一颗 。寺内有南山住持题名碑记一块，刻有自宋端拱二年起共23代住持的名字和住持的起止时间，虽不算十分准确，甚至有一部分疑是后人补刻，但不失为是南山寺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还有宋代铁钟（称“飞来钟”）一座，高1。8米，口径1、2米，重约1000公斤，公元1025年造，钟身上铸有“皇宋天圣三年乙丑岁正月”及“匠人曾宋敬铸金”等字。1963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南山石刻、宋代铁钟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7月，贵县人民政府公布整个南山寺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南山寺恢复佛教活动，香火旺盛，香客盈门。
　　从西汉至今，佛教在贵港市已经流传了2200多年，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从地理位置上看，汉郁林郡 （今贵港市）疆至安南（今越南）河内，与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为邻，水陆交通便捷，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佛教传入贵港市轻而易举，比内地快得多和早得多，合乎常理。从政治上看，贵港市当时是秦汉郡治所在地，是岭南的军事要塞 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传播佛教的各种因素较多，条件比较充足。千百年来，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及“普济众生”、“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扬善除恶”等主张，在贵港市流传广泛，可说是根深蒂固，家喻户晓。民国二十三年，贵县还有古寺44座，祠庙23座，已毁掉的不计其数。过去佛教兴盛时期，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寺庙和社公，供奉佛像，许多家庭还供奉观音菩萨、天官、土地神、灶神、关公等。现在有不少乡村，家庭不改初衷，仍然如此。
　　贵港市的佛教传播地主要是南山寺和桂平西山龙华寺，还有大圩的龙岩等地。民国初期，贵县城区四厢有唐开元观、宝胜寺、元妙观、梓童寺、报恩寺、甘露祠、石牛庙、林公祠、程公祠、容太君祠、真武庙、三界祖祠、万寿寺、城隍庙、孔庙、龙母庙、天后宫等，实为一邑佛教中心。
　　佛教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一定的影响，对贵港市也不例外。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圣佛》有这样的著述：“人有慢轻，必降祸也；人有所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于前，必报验焉；凡相争者，必相要质于圣佛前，曲者不敢往也。”由此可见，宋代岭南的民众对圣佛是何等敬畏。贵港民间流传有“真佛面前不说假话”、“不看僧面看佛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等格言、警言，对人以佛进行教育。村头的大树视为“神树”，无人敢去砍伐，枯枝落叶也无人捡来做柴火，这对保护树木和自然生态环境极有作用。若是人与人相争不休，只要有人说大家到佛前对质说明白，总有一方自知理亏而不敢见佛，争吵即止。这种民间解决纠纷的方法比官司方处理的办法还要简便有效，胜似大人吓唬哭闹的小孩，只要喊一声“老鼠来了”、或“鬼来了”就行了。在文化艺术方面，布山文化有各种古代建筑和宗教绘画雕刻，以及许多与宗教有关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如《思湾夜渡》、《南山米洞》、《东井渔歌》、《北岭仙棋》、《西山方竹》、《飞来钟》、《安澜塔》、《七里桥》、《石牛庙》、《石山的传说》、《刘三姐》等，对人们很有教益。当然，有一些佛教活动夹杂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欺骗性，有的是为了吸收群众故造神秘，有的是借机敛财，因而曾被无神论者或地方政府制止过。但是，佛教的思想和教义无可厚非，犹如火种，有较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辐射力，这一点不可否认。
　　对待佛教和佛教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是因势利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地团结爱国爱民的佛教信徒，加强与友好国家佛教组织的联系，使佛教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沿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健康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