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

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和延邀唐朝各类人才到日本传授等多种手段，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在哲学思想、文物制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既涌现出了大批像吉备真备和空海那样以学习唐朝文化为己任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也出现了像鉴真和尚那样终身以传播唐朝文化为使命的唐朝专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空海，俗名真鱼，出生于日本赞岐国一个地方豪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汉语文和《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18岁时，入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中国儒家经典著作。20岁时剃度出家，22岁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之前，他就已撰著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著作，显露出了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了更透彻地索解艰深的佛教密宗教义，空海决定往唐朝求法。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作为学问僧，随第17次遣唐使来到唐朝，几经屈折，于次年到达长安。
　　在长安期间，空海居住在西明寺，历访名僧大德，切磋请益，同时主要师从不空弟子青龙寺惠果和尚修习密教。由于空海在入唐之前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儒学和佛学根基，所以学习进境迅速。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5年）二月，空海始入居西明寺，六月，从惠果修习，被授予胎藏界学法灌顶；七月，受金刚界学法灌顶；八月，受传法阿阇梨灌顶礼，并得到“遍照金刚”名号，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传法后不久，惠果大师在顺宗永贞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806年1月15日)圆寂。元和元年正月十七日（806年2月10日）下葬时，会葬者弟子道俗千余人，推举空海为惠果撰著碑文。空海于一年之内在长安得到了如此崇隆的声望，固然是与他较高深的佛学修为有直接关系，但是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作为一个日本僧人，他的汉文化修养受到了时人的敬重。
　　空海和尚本来准备在唐朝学习20年，但是惠果大师临终嘱托空海，希望他早返日本，传播密教。于是空海在元和元年（806年）八月启程回国。在唐朝期间，诗人马总、胡伯崇等都曾与空海诗歌唱和，以文字定交。马总诗称“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元(玄)机，士人如子稀。”[159]表示了对空海才学的敬佩之情。在空海离唐之际，诗人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清、鸿渐诸人都作诗送别，对大师赞羡有加[160]。朱千乘赞扬空海“解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郑壬则认为空海将青史留名，“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对空海来年的功业寄予了厚望。空海留学唐朝的经历表明，这时日本国内对唐文化的吸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请益僧（或请益生）入唐前就已具备了很深厚的唐文化修养，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最大的学习成效。
　　回国之后，空海开始了传播密教的工作，经过他的长期艰苦努力，日本上自皇室，下至百姓，接受灌顶礼者达数万人之众，建立了区别于中国密教的日本密教真言宗，并使真言宗与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并列，成为平安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从而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并不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带往日本外，空海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像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辞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断限中文学作品的修辞指南。”[161]
　　空海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汉字书法家，入唐之前，他在书法上就有了一定的根基，留唐期间，从韩方明学习书法，又搜集了大批唐朝书法真迹，通过潜心临摹、钻研，成为一代书法宗师，对篆、隶、楷、草、飞白等各种字体都很擅长，尤其精于草书，唐代诗人胡伯崇曾以“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的溢美之辞[162]，称赞空海的书法艺术造诣。此外，空海在制笔、制墨、佛教艺术，甚至日本上流社会饮茶风尚等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显然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代表人物。
　　注：
　　[159]马总“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见《全唐诗逸》卷中，《全唐诗》，第20册，第10191页。
　　[160]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序”、朱少端“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昙靖“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鸿渐“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郑壬“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以上五首原载《全唐诗续拾》卷二二，见《全唐诗补编》，下册，第978-979页。
　　[161]王利器“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第103页。又请参见陈耀南“文镜与文心──刘勰与空海文学理论之比较研究”，《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第39-46页。
　　[162]胡伯崇“赠释空海歌”，《全唐诗逸》卷中，《全唐诗》第20册，第10191页。
　　说明：本文摘自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二）·第三节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原刊于《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标题为本博客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