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佛道辨证思想比较” 无用之用

前言
　　本文通过对佛道二家“无用之用”辨证思想的梳理和简要剖析，发现在二家思想中，他们对语言文字、肉身存在的态度并非如一般人所误解那样，被完全否定。而两家在思考问题时所持的充满灵性的立场、角度和标准也是值得关注的。因此认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佛道二家的“无用之用”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日用乃至更高级的精神生活，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本文的论述较为粗浅，此论题或有继续深入探讨之必要。
　　导入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的影响，实用功利主义在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历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以类似于“人生在世，吃穿二事”这样一种纯动物性需求为标准，对周围的存在妄下有用或无用的判断，并且在行动中青睐所谓的有用而鄙弃所谓的无用。这种线性的、缺乏辨证意识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存境界历来都显得比较低。像这种缺乏哲学思考的浅层次的生存状态到如今依然无多大改观，也是事实。正如庄子在《南华经·人间世》中所感叹的：“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种“可食”、“可用”的“有用之用”与人们关系直接，特征明显，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缺乏思辨层面的意义。
　　“ 无用之用”则不一样，这种“用”在缺乏辨证思维的俗众那里是难以梦见的。一般人认为，事物以无用的表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无用”又何以言“用”呢？然而，稍微懂得“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高下相倾”（老子语录）道理的人则应该明白，事物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有黑必有白，有雌必有雄，是故，有“有用”就必然存在“无用”。但这儿的“用”应该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看待。
　　明白“无用”的存在也是有价值这样深刻的道理，同时把“无用之用”所体现出来的辨证思想阐述得精辟入里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诸派别中，当属佛、道二家。
　　基于对“无用之用”所包含的辨证思想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对佛、道二家的“无用之用”思想作出比较。在行文过程中，着重观照佛家对语言文字和肉身存在所持的态度；对于道家，则主要从思考问题的立场、角度、标准的灵活性加以分析。
　　一 关于语言文字
　　在谈论佛家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一下语言文字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人类创造了语言文字。但语言文字产生后，却逐渐摆脱人类的控制，无法和人类的思想一一对应。本来，人类的初衷是思想和语言所指应该完全合拍，这也是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工具所体现出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的进步，随着人类思想的无限拓展和语言文字的相对有限，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言为心声成为人类童年的记忆，代之的是言不尽意或言不及意的情况的愈演愈烈。于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随之，“言外之意”、“言尽而意无穷”、“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语言现象便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人类的噩梦，它使人类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和把握别人，由此制造的心灵隔阂无法消除，种种虚伪的、非人性的东西因语言而诞生并且泛滥。但是，人类又是那么的离不开语言文字！
　　如此，对于语言文字，我们能以有用还是无用作出判断吗？难。可以肯定，自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起，历代的佛学传承者都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过。稍懂佛理的人大概都知道《金刚经》在修持佛法中的地位，若理佛则不可不诵《金刚经》，甚至在佛家那里，有用恒河沙数的七宝布施都不及诵持一部《金刚经》的说法，而《金刚经》是以世尊和须菩提的对话形式写就的，这证明用语言文字表述的三十二品佛理是非常有用的。但《金刚经》的核心内容却只有一点：凡所有相，皆属虚妄。也即佛法本无，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的，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禅宗，就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似乎在强调，语言文字是无用的。在禅宗的历史上，也确有过歪解惠能的这种“心印”修行观的事，一些人要么静坐，要么棒喝，却单单忽略了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佛法在修行中的作用。
　　其实，佛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这种“无用之用”观是可以理解的。佛法本不可言说，但要传承，就必须强自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是客观存在。这里事实上存在死法和活法之别，死法即众多的佛典所记载的属于道理和技巧层面的东西，活法即佛的境界。在已彻悟的佛徒那里，醍醐灌顶之后意识活动已跃居第一位，已达到“心印”的境界，语言文字可言“无用”；但在初学者那里，参习佛典聆听教诲却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语言文字显得非常有用。
　　理解这种“无用之用”的思想，在佛典《中阿含经》卷五十五《筏喻经》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讲述了正统佛家对语言文字的态度，即在未了悟佛理之前，用语言文字所讲述的佛法是不能没有的，但通过学习，了悟真性后，这些“法”就该舍弃了。这好比渡河，在此岸时，我们不能没有船筏，但渡河到达彼岸后，就不再需要船筏了。佛家的这种过河拆桥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无用之用，亦即所有的外物于佛来说，本质是无用的，但佛家经典作为“船筏”在佛家的思想传承中却永远扮演着“有用”的角色。
　　在佛家那里，“有用”和“无用”都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境地，二者是互相转化的。而对于“无用之用”的语言文字，每一个理佛者都应该意识到它在修行中的地位，万不可误解“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字面意义，而误以为语言文字是无用的。
　　我们再来看看道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态度。老子说，语言文字对他的“道”来说是无用的，但除了用“道”字来强自命名他大脑中那个美妙想法以外，委实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同时老子还强调“道可道，非常道”，说出之后，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那个想法了。但我们看到，三千言《道德经》还是把老子的思想展露殆尽了。其实，老子在著述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于“道”看似无用的语言文字其实是很有用的。语言文字的这种无用而又不得不用的特点，就是老子的“无用之用”。庄子在《南华经》中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在《外篇·天道》中，庄子借轮扁之言指出，文字典籍不过是“古人之糟粕”，真正的“道”不可言说，是“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在老庄这儿，他们像佛家一样强调，道，非言语能传承，只能悟。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语言文字无用。必须意识到，悟的前提，应以了解掌握必要的用语言文字记载的“死法”为基础。语言文字的这种“无用之用”的特点，佛道二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这个道理，庄子进一步作了非常形象的比喻，《杂篇·外物》中如是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把语言文字当成一种如同捕猎的工具，目的达到即可弃用的提法，和佛家的“筏喻”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对语言“无用之用”特性的最好注解。历史上，魏晋玄学盛行时期，一些只得佛道二家理法皮相的人，一味“玄之又玄”，完全忽视语言文字的“无用之用”，使得虚无主义一时盛行。这种虚无风气在今天的思想领域中似乎也还有一些影子。
　　以上是佛、道二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无用之用”的态度，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把这种思想引用到我们的为学过程中，就会克服一些浮躁的想法，让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地先学习，等到工夫到家，才可像尼采一样自信地说，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和载体，只有领悟精神才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二 关于肉身存在
　　很多人都知道，佛家称人的肉身为“臭皮囊”，似乎对于佛法来说，这个肉身存在是无用的。于是，佛家进一步指出，佛的法身、化身、报身都是假的，佛的三十二相也并不是真的。这似乎在向世人布道：精神从一开始就可以脱离肉身而单独存在。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传说中佛主以身饲虎、割肉喂鹰的施舍行为都是通过肉身实现的，在作践自己的肉身以验证佛家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精神的时候，正是“臭皮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佛家精神又何以向世人展示呢？事实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囊的存在虽然让人在酒色财气中受煎熬，但正是通过佛法控制皮囊，让皮囊在欲望的克制中使精神获得永生。没有这个接受修炼的肉身存在，也就无所谓佛法修行了。这又证明了“臭皮囊”的存在是有用的，这种无用而又有用，就是佛家对肉身存在所持的“无用之用”的态度。
　　再来看看道家对肉身存在的态度。庄子在他的著作中对肉身存在的看法也煞是有意思。庄子曾借髑髅的口说过，活着就要承受“人间之劳”的苦楚，而死却能享受“南面王乐”的幸福。庄子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他的妻子死后被发挥到极至，庄子告诉自己的朋友惠施，人死后就以天地为衾褥，那是一种自由之极的状态。从这些思想来看，庄子似乎非常鄙夷肉身存在，认为肉身是无用的。但这样理解庄子就有失偏颇，因为庄子承认躯体是精神的寓所，精神的展露必须以肉体存在为载体，这在庄子所虚构的一系列高人、至人、神人身上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像王骀、哀台驼等形象，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奇丑无比，但正是通过这样惊世骇俗的外在形象表达出美妙绝伦不可言说的精神。庄子要说的是，人不存在美丑，自然的赋予自有其道理，人只要掌握了“大道”，就会进入逍遥的境界。在这儿，肉身存在以精神载体的面目出现。这是庄子对肉身存在所持的“无用之用”态度。这和佛家的“臭皮囊”观点有类似之处。但佛家通过皮囊的受苦达到精神的提升的思想却和道家大有径庭，两种“无用之用”的思想相映成趣。
　　三 关于标准、立场、角度
　　在“关于语言文字”一节中已论述过，佛家在看待语言文字的有用与否时，站在佛的立场时，可言无用，站在众生的角度，则不可言佛法佛典无用，这种“无用之用”完全因时因地因人而论，不可能有单一的标准，并且因主体的立场和所处角度的变换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质变。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道家妙趣横生的“无用之用”。
　　在《南华经·杂篇·外物》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客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至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庄子的这种看法的确令人叹服。我们暂且不深究庄子在这儿是否用了诡辩之术，单究惠施的自讨没趣，其主要原因是，惠施像普通俗众一样，犯了极端功利主义的错误。只知目前，只识当下，只看事物一时的显性功能，并没有用全局的，辨证的眼光去考察事物的存在，而妄下有用或无用的判断，这样被庄子纠住辫子便成为必然。惠施只看到我们人所立足的方寸之地的作用，但庄子却问，如果只留下人的脚所踩踏的地方，把其余部分全部挖掉，那块立足之地对于人还有用吗？回答当然是“无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有很多东西（包括思想）总是以无用的表象存在，但如果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抽掉，那么，平时于人们生存显得非常有用的事物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无用之物。所以，以“无用之用”的特征存在的东西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样的辨证思想几近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值得人们关注。
　　这种以隐性特征存在的“无用之用”思想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只是一个支系。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还有另外于人们实际生活更有启迪意义的版本，如果用一个成语作出较为通俗的概括，即“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辨证观。庄子在他的寓言中刻画了一棵“神社之树”，此树因其材质于人们无用，年代久远而无人砍伐，使得这棵怪异的参天大树最后被当成了神灵的象征而享受供奉和祭祀。这种因材质“无用”而得以“全天年”的结果，正是庄子所大加赞赏并认可的生存方式，因为正是于人无用而成就了自己最大的用处。这种“无用之用”的思想一直以来遭积极入世的人们所诟病，被看成是利己主义的表现。但在处世策略的选择上，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暗地里对庄子的观点却无不称是。在庄子的另一则寓言中，有一个对社会毫无作用的被看成是不吉祥的人物叫“支离疏”，庄子认为他的这种不吉祥正是最大的吉祥——的确，在别人因健全的存在而被社会驱役的时候，支离疏活得非常自在。此正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道理。当然，这种“祸中有福”的“无用之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有很多消极的悲观的色彩存焉其间。
　　庄子还有一种“无用之用”的思想则完全是以与众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得以体现。惠施曾用一个比喻来讥讽庄子的言行“大而无用”，反被庄子大大奚落了一番。惠施说，他曾从魏王那儿获得一颗“大瓠之种”，种出来的葫芦有“五石”之重，但葫芦太大了，用来装东西则无法控制，剖开做瓢用来舀水又抬不动，这种“大”就如同庄子那不着边际的“大言”一样，同属“无用”之列！听了惠施的话，庄子回答说，那你为什么偏要用它来装东西或舀水呢？何不把它剖开当成船，自己躺在里边逍遥自在地在大海上漂泊！庄子还专门针对惠施的“有用主义”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商人，看到在本国卖草帽能赚大钱，便一相情愿地认为草帽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用，就运了很多草帽到越国出售，到了越国才傻了眼——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这儿，庄子一再强调，有用可以变为无用，无用亦可变为有用，有用和无用都只是相对的，关键就看当事人的立场、角度和标准的灵活性。
　　这种改变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视角后，便别是一番洞天的伟大思想，是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样的思想放到今天已被冠以“创造论”的美名，属于一种“变废为宝”的科学思想。应该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庄子的这种“无用之用”的思想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它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说从圆心出发到圆周的半径有无数条的话，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应该有如此之多！
　　结束语
　　本文在佛道哲学思想体系中，拈出“无用之用”思想言事，一来觉得“有用之用”人人皆知，亦无多少思想上的深度，而更多的“无用之用”却遭世人忽略，我们的生活因此被打上功利主义的烙印，这种局面确有撩拔一下的必要；二来，在传统文化中，佛道思想被世人所扣的帽子多有不妥之处，撮其精华以正视听亦不无益处。基于这些一己考虑，作出梳理，所图无非在面对主客观世界时，能拥有全面的整体的视野和思维方法，让自己的生存状态体现出足够的哲学情致，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多一些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