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佛教比较研究

《蒙藏佛教比较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00年度立项，2003年结项，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苏鲁格主持完成。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蒙古地区的佛教最早是十三世纪由西藏传入的。并且认为，蒙古地区的佛教就是藏传佛教，蒙文《大藏经》即为藏文 《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任何宗教在异质文化区城中传播，必然导致两种文化在深层次上的冲突与交融，异族文化区的人会抵制同它的民族宗教或传统文化相抵触的宗教。为了克服对方的抵制，传教者总是寻找文化上的认同及宗教观念上的相似点，加以比附，使对方易于接受外来的宗教，这样就由吸取异质文化导致宗教的变异。
　　况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中的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皆为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蒙古初期蒙吉汗廷的周围笼罩着很浓的景教气氛。信仰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不仅容忍景教的存在，而且对其他宗教同样给以礼遇，直到1368年元亡为止。蒙古汗庭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景教)大师同样享受兔除赋役的特权。因此，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融合，构成了蒙古宗教的多元化奇观。所有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蒙古宗教的难度，再加上元代各种宗教的资料大多散记于史册、蒙、藏文文献和外国人的游记之中，头绪纷繁，查阅费时，致使无人对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的各种宗教作全面的梳理和综合研究。
　　本课题在综合运用汉文、蒙文和藏文文献以及国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佛教等各种宗教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和评析。通过对蒙藏宗教历史的考察，澄清史实，纠正讹谬，提出了如下新见解:
　　一、蒙古人最早是通过回鹊人的媒介接纳佛教的，蒙文《大藏经》亦非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直译本蒙古与突厥的关系源远流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仅有相同的图腾传说和相同的风俗习惯，而且蒙古萨满教与突厥萨满教的天神、地神、火神、雷神等主要神灵的功能也完全相同。正是基干这样的共同基础和密切关系，琐罗亚斯德教及佛教亦是通过突厥人的媒介传入蒙古的。诸史学家对于“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语借词，蒙古人中的浓厚的突厥影响，突厥语地名的保留”等等一系列问题皆大惑不解，却始终无人去彻底追究他们的渊源。
　　现在蒙古学界和藏学界大多认为，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于1247年与驻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会见之后，蒙古人才开始接触佛教。其实，贡噶坚赞与阔端相见之前，阔端的身边己有许多回鹊僧人，故藏文古籍《萨迦世系谱》中说:“贡噶坚赞在原先回鹘诸善知识大德给阔端讲解佛法的基础上，使阔端圆满地领悟了佛教教义。”情况还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鹘僧人一直在蒙古宫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还认为，蒙文《大藏经》即为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其实并非期此。
　　据蒙、藏文史料记载，第十一饶迥土龙年（1628牢)，察哈尔林丹汗降旨，召集蒙古右翼三万户33位译师，仅用半年的时间把藏文 《甘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这样的翻译速度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从现存的蒙文《甘珠尔》来看，是历经元、明、清三个时代才得以完成的，而且蒙文《甘珠尔》也并非全部译自藏文。例如，现存的蒙文《甘珠尔》中之《北斗七星经》即由元代回鹊僧人必兰纳识里自汉文译为蒙文，此后由阿邻帖木儿翻译为回鹊文，由通事在寺庙中将此经编译为藏文经卷。
　　9世纪中叶，突厥人建立的回鹘汗国西迁后，采用一种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文字，即“回鹊文”，逐渐取代了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亦称鄂尔浑文）。一代接一代的回鹘僧人、学者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蒙古乃蛮部与回鹘交界，受回鹘文化的影响最强烈。所以，在蒙古诸部中乃蛮最先使用了回鹘文。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后，开始使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故语言学界称其为:“回鹘式蒙古文”，即沿用至今的蒙古文。由于回鹘文的广泛使用，蒙古人最初是通过回鹘的媒介接纳佛教的。现存蒙译佛经部分经卷的诸佛名号、佛教术语的翻译及蒙译规范与后来从藏文《大藏经》蒙译的佛经明显有别。也就是说，这些蒙译佛经是蒙古人早期接纳回鹘佛教时期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鹘文佛经和蒙文佛经中都将“帝释天”译作“霍尔穆兹达”。
　　帝释天，梵文In-dra，音译“因陀罗”，原为印度神话中的最高天神。传说他统治一切，既是战神，又是雷神。佛教产生后，吸收他为护法神，佛经上说，释尊下生时，他化现七宝金阶，让释尊从忉利天一级一级地下来。下来时，帝释天在释尊的左前方，手执宝盖，和右前方的大梵天，一起侍候着释尊，为释尊引路。他还曾请诸佛在自己的宫殿里多次讲经说法。佛陀解除瘟疫时。他由最高天神改变为护法神，仍能尽职尽责，始终不逾地保护着佛、法、僧。
　　回鹘文佛经和蒙文佛经中的“霍尔穆兹达”(帝释天)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界最高神、光明世界的主宰。“霍尔穆兹达”还被纳入了蒙古萨满教的万神殿，在蒙占萨满教的祈祷词中有“以霍尔穆兹达为首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和“由霍尔穆兹达所主宰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之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回鹘、蒙古的文化交流和佛教、琐罗亚斯德教、萨满教的融合。
　　二、蒙古人接触到汉地佛教亦早于藏传佛教。蒙古人最初接触到汉地佛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当时，成吉思汗肱股之臣木华黎率军征金，在乱军中遇到临济宗中兴名憎海云印简，不仅给以礼遇，还把他的情况上奏可汗，并由可汗赐予"告天人"的称号。其后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并曾为元世祖忽必烈传戒说法。忽必烈之太子降世，亦诏海云摩顶立名，奏云:“世间最珍贵，无越于真金”。于是太子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
　　海云印简的两个弟子亦颇得蒙古朝廷重视。其一为西云安，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武宗赐以“临济正宗之印”，封为荣禄大夫、司空。其二为刘秉忠。秉忠原为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海云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径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至元元年（1264年），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常山王。
　　成吉思汗的得力辅弼、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开国元勋耶律楚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仕于金，金贞佑二年(1214年)，仕为员外郎。元兵围燕京，楚材绝粒六十天。后从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参禅三年，得到印号，号湛然居士。太祖成吉思汗“重其言，处之左右”。成吉思汗卒后，楚材又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统治者不无影响。
　　三、十六世纪后期，几乎被蒙古人所遗忘的藏传佛教能够再度传入蒙古，阿勒坦汗的鼎力支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他制定了一部保护佛教，禁阻萨满教的法典，即著名的《阿勒坦汗法典》，从而使藏传佛教的传播得到了法律的强制力保证。
　　四、自元世诅忽必烈伊始，藏传佛教得到蒙古皇室的特殊崇尚，但并没有排斥蒙古萨满教的统治地位。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皆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人生大事皆询萨满，信之甚切。
　　蒙古历代可汗的令旨开篇必说:“长生天气力里”。“长生天”是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蒙古人每行事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于“长生天”。
　　从蒙古历代可汗的令旨中还可以看出，蒙古人对其他宗教的理解也是萨满教化的，蒙古人将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伊斯兰教“答失蛮”都看做同“萨满”一样的“引头儿拜天底人”。他们的职责仅是向“长生天”祷告，为皇帝求福祝寿。而蒙古历代可汗降旨令他们所祷告的“长生天”则是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
　　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为了顺应蒙古的传统思想文化氛围，以佛教的教义巧妙地统驭萨满的轨仪，以佛教的护法神身像代替萨满教的“翁贡”，以佛教的观念附丽萨满教的祝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一代的蒙古族僧人和译师逐渐给蒙古佛教增添上了一些萨满教的东西，更为童要的是蒙古萨满教的"腾格里天神"被纳入佛教万神殿中，而且把蒙古历史上的汗王、王妃也变成了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帝释天、转轮王、绿度母等等诸神。
　　佛教原本主张“诸法皆空”，宇宙间既无创造者，也无主宰者，刀物万事皆由因缘和合而生。佛说，“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只主张自己努力修行，靠自己悟道。
　　可见，佛教虽能在蒙古一直延续至今，但却早已失去了释迎牟尼原有的本意，而变成了神佛不分的蒙古佛教。
　　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思想未能被广大蒙古民众领会和接收的主要原因是藏传佛教没有用蒙古民族的语言传播佛教！尽管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已陆续将《大藏经》全部翻译为蒙古文，但在整个蒙古地区除了乌拉特的墨尔根庙和科尔沁地区的几个寺庙用蒙语诵经，其他蒙古寺院皆用藏语诵经。因此，除了少数精通藏文的蒙古高僧之外，一般蒙古僧人只会念经，不解其义。这些僧人只是在祭敖包或婚丧嫁娶的仪式上背诵几段藏文经，根本无能力胜任传播佛法的重任。
　　六、清朝统治蒙古之后，为了推行其"以黄教柔顺蒙古"的国策，在蒙古族地区极力扶植和推广藏传佛教。清代蒙古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僧侣贵族的形成。新兴的憎侣贵族拥有土地、人民，受到朝廷的册封，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世俗王公贵族。只要是权力者，他们必然被权势欲所腐化，把自己与帝王将相官场臣僚栓在一起，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在清朝"权钱互补"的体制中，以钱换权是最有效的手段。于是，为了尽快地获取巨额利润，寺庙还出租土地、放“苏鲁克”、开设商行和银号、投资矿业等，甚至向旗下属民勒索贡品。进入寺院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多，但他们并不全是为了修行悟道，许多人是想通过寺庙实现对蒙古平民来说根本无法实现的愿望。
　　蒙古佛教虽在清朝皇帝规定的轨道之中发展，却也有皇帝始料未及的恶性膨胀。至清朝中期，仅内蒙古就有寺庙1800多座僧侣15万余人。表面上佛教的发展似乎达到了鼎盛，内里却已腐败至深，衰败的征兆已彰明较著。到清代末年，清政府已无力扶持喇嘛教，庞大的憎侣队伍随之迅速解体。
　　蒙古佛教从鼎盛到衰落如此迅速，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因素，还有蒙古佛教的萨满教化和世俗化的原因，但更确切也更重要的倒不如说是靠清政府扶植而恶性膨胀起来的蒙古佛教腐败至深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