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文化的鼎盛与传播

碑刻从产生到唐代，经历了先秦的萌芽、汉代的成形、北朝的发展阶段，至唐代达到鼎盛，而宋元以降则呈现出缓慢发展和衰落的态势。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碑的形制和内容不断得以完善，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碑文化（这里指广义碑的概念，即泛指各种类别、形制的有文字或图画的石刻）。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社会繁荣昌盛，文化空前发达，传播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碑，在前代基础上日臻完善。唐代帝王倡碑，太宗李世民酷好书法，发布诏令，并身体力行，因而成为有实物为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碑文的皇帝。太宗让子孙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之后的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均酷爱书法，也极为重视撰碑书丹。因此，碑在唐代不仅形制上趋于完美和制式化，各种字体的书法艺术与创新达到高峰，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镌碑名家高手云集，名碑新品层出不穷，在数量、形制、艺术上都得到空前发展，从而使碑文化在唐代达到了鼎盛。
　　一、形制成熟精美
　　碑在发展过程中，其形制与雕刻工艺日趋成熟，于唐代达到极致。就形制而言，狭义上的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首方面，南北朝时期螭首极少，尚留有汉碑遗迹，而源于汉代的碑穿与碑晕在唐代已经消失，螭首碑成为较普遍的形态。螭首雕刻刀法精确、纯熟细致，形象生动。碑身用长方形巨石雕刻而成，一般碑阳刻有文字，碑阴及碑侧镌刻精美生动的图案和花纹。唐碑图案花纹雕刻方面远比汉碑精致华丽，更加完美，如《大智禅师碑》。碑座即碑趺，汉代一般使用长方形巨石，南北朝时期有为数极少的龟趺碑，唐代则普遍采用了龟趺，即赑屃，又称霸下，一般认为是龙生九子之一，因其善于负重而用作碑座。龟趺造型优美，有的龟趺两侧还雕刻有精美的图画，如《道因法师碑》。碑发展至唐代，雕刻工艺精湛，花纹图案富于表现力，在碑文化传播长河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传播主体众多
　　唐代帝王倡碑，朝野著名文人雅士热衷于撰碑，众多优秀的文学家、书法家、镌刻家等都是碑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初唐著名的书碑名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其他成就可观者多达30余位。如欧阳询传世名碑《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伊阙佛龛碑》，薛稷《信行禅师碑》，还有颜师古《等慈寺碑》、卢藏用《苏碑》等。中唐最著名的书碑名家有李邕、颜真卿、李阳冰等，还有20余位颇有成就者。李邕书有《李思训碑》《法华寺碑》等；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碑》等，其所书传世名碑是最多的一个。李阳冰篆书传世名碑有《缙云县城隍庙记碑》等，张旭有楷书《郎官厅壁记》、草书《断千字文》等。晚唐书碑名家有柳公权，如《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等，其兄柳公绰工于楷书，有《诸葛武侯祠堂碑》等。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等均热衷于写碑书丹，如柳宗元书《龙城刻石》、韩愈撰文《柳子厚墓志铭》白居易书《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刘禹锡书《乘广禅师碑》等。另外，唐代还有一大批镌刻高手，如万文韶，刻有欧阳询书《姚思辩墓志铭》、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黄仙鹤，刻有李邕书《麓山寺碑》；李叔齐，刻有韩愈撰文的《南海广利王庙碑》。其他还有安祚、范素、朱静藏等，数不胜数（金其桢《中国碑文化》）。
　　三、传播内容丰富
　　唐代的碑志相当繁荣，“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唐国史补》卷中）碑刻反映了唐代的书法、政治、经济、宗教、文学、历史等文化内容，包罗万象。比如《美原神泉诗碑》，刻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碑文由尹元凯篆书、韦元旦撰文“美原神泉诗诗序”及贾言淑与无名氏两首诗；碑阴尹元凯篆书，由徐彦伯撰序文，尹元凯、温翁念、李鹏诗各一首。宗教经典如西安碑林藏有刻于唐代草书书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偲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儒家经典。另外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世界文化的交融十分广泛。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早期典范，融合了多国文字和文化。碑额上方刻有十字架，碑文用楷书，碑两侧几处用古叙利亚文书写。碑文记载了唐代中国与叙利亚、伊朗及阿拉伯半岛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情况，大秦的地理、环境、物产以及景教进入中国的经过和传播情况等，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宗教史和古代欧亚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四、特色碑数量多
　　唐代有历史上声名最大、颇费心思的武则天乾陵《无字碑》。有实物见证的第一位撰写碑文的帝王是唐太宗李世民，其《晋祠之铭并序》首开以行书写碑文、飞白书写碑额之先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立于晋祠。僧怀仁《怀仁摹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首创集字碑，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武则天草书《升仙太子碑》，刻立于圣历二年（699年），首开妇女书碑、草书入碑之先河。迄今为止最大的墓志是长、宽均195厘米，厚130厘米，有3000余字的《唐代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大名县。特大化石碑是高宗李治撰文、唐初著名书法家高正臣书丹现存南京的《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刻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上有动物海百合茎化石、中国孔珊瑚化石。唐宋两代是中国历史上三绝碑最多的朝代。唐代最早最佳的三绝碑不止一个，在江苏省南京市钟山东麓的灵谷寺有《宝志法师画像碑》，宝志法师是南朝著名高僧，唐代画圣吴道子崇敬宝志法师，并画其像，诗仙李白撰文曰：“水中之月，了不可取。灵空其心，寥廓无主。锦幪乌爪，独行绝侣。刀齐尺量，扇迷陈语。丹青圣客，何住何所。”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将之题书上碑，此后该碑被誉为画、诗、书三绝碑，融唐代著名的画家、诗人、书法家的作品于一体。在碑石的发展长河中，唐代的碑刻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不仅具有精湛完美的书法艺术，而且碑本身就是一座文化与艺术的宝库。
　　五、传播空间广阔
　　碑石的传播范围十分广泛，空间的扩展性较强。这种拓展性远在碑石的萌芽时期已经表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作为测量日影计时、拴牲口、牵绳下棺三种无字竖石，可以看出萌芽时期碑石应用于地面。先秦刻石在纵向空间上已拓向了摩崖、高山，如相传为先秦的《坛山刻石》《锦山摩崖》等。唐代的碑石进一步发展，从横向地域来看，唐代碑刻遍及中华大地，云南大理市城南南诏国首都太和城遗址发现有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所刻的《南诏德化碑》；西藏拉萨大昭寺前有《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刻立，是藏汉人民友好团结的实物见证。在此后碑的传播历程中，这种空间的拓展性不断得以延伸与发展，而且传播到了域外，如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石碑大厅保存有《郑和碑》。另外，拓片的便利也使碑石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比如唐碑拓片在日本传播数量多而广泛。在碑的发展历程中，从北方的黑龙江至南方的海南岛，从东部的碣石山到西边的天山，乃至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世界范围内均有中国碑文化的足迹。
　　总之，碑石等重型材料属于“偏向时间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与意义，使碑文化的传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因而传播本身也具有了创造性。唐代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也是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而且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碑石的拓展性使得碑文化进一步广泛传播，使中华文明与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乃至扩大到海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