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邺下高僧对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贡献与影响

马爱民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体育系，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从对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的记载分析，看北魏以来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的交流以及对少林寺僧人形成尚武活动传统的影响，通过论证邺都地区历史上的佛教寺院武僧与少林寺的相互发展关系，对于弥补我国古代体育史在这一方面的史料缺失和完善中国体育史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邺下寺院 武僧 少林寺 少林武术 贡献
　　基金项目:河南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文号：95CTY02003，）
　　作者简介：马爱民（1958—），男，河南安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史学与武术教学训练方法。
　　Discuss monks of Yexia Temple'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olin Temple and Shaolin Wushu
　　MA Ai-min
　　(The department of PE of Anyang Teachers University. Henan Anyang 455000 China )
　　Abstract: Analys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exia Temple and Shaolin Temple and the influence of forming a military tradition consul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spot investigation.According to expound and prove the ralation between Buddist military monks and Shaolin Temple,it is valuable to perfect the theory system of China Physical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 Yexia Temple monk Shaolin Temple Shaolin Wushu contribution
　　1 前言
　　北朝时期，邺下大寺林立，高僧云集，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有武僧习武活动的寺院是邺下寺院，少林寺建寺后最早出现有武僧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北方邺下寺院拳捷骁武的著名武僧稠禅师，并继初祖跋陀之后成为少林寺二祖，开创了少林寺僧人习武之先河。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在历史上常有高僧往来，几乎在元代之前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邺下高僧在嵩山少林寺活动。同时，少林寺高僧也不断来往于邺下，并对邺中寺院的僧人活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历史上的邺下寺院僧人对少林寺及少林武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北魏时期的邺下寺院武僧稠禅师担任少林寺第二任住持，到东魏、北齐、北周、隋唐及元代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的往来高僧。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文有关的文献资料，为选题和研究做准备。
　　2、2、2 调查访问法
　　对历史上邺下寺院僧人与少林寺之间的活动进行了实地访问调查，现存有与本文相关的北齐、唐代及元明时期碑记实物史料可资参考。
　　2、2、3 逻辑分析法
　　对搜集的历史文献与调查的碑记史料进行逻辑分析。
　　3 北朝少林武僧稠禅师出自邺下寺院
　　3、1稠禅师的武功与博通经法的佛学高僧跋陀无关
　　邺下佛教活动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在佛教漫延流传的同时，邺下民间习武之风也非常盛行，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就是既信奉佛教，又喜尚与佛教戒规不相容的习武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甚至邺下寺院的出家僧人中，也经常在闲暇之余习练武艺，强健筋骨，搏击格斗。张鷟《朝野佥载》所记武僧习武之事，就反映了北朝时期邺下寺院里僧人习武活动的一个侧面。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为其赏识的印度高僧跋陀传播佛学而修建的寺庙。跋陀来中国后，先到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备受孝文帝礼遇，为他在平城附近“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国家资供”。北魏孝文帝迁都为民族大融合带来繁荣局面，据《后魏书》载：“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请都之，孝文帝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遂止。”后孝文帝定都洛阳，这时跋陀也随之来到洛阳禅修，于公元495年在嵩山五乳峰下建造少林寺。从此跋陀主持了少林寺，自然成为少林寺的初祖。跋陀“性爱幽栖，林谷是托。”[1]在史料文献中跋陀没有会武功的记载，但他“博通经法”，精于禅修。据考，少林寺建寺后最早以武僧闻名始于二祖稠禅师。稠禅师幼年习武于邺下寺院，该寺“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张鷟《朝野佥载》卷2）他郡望昌黎，又称巨鹿，生长在邺[2],俗家姓孙，取法名为稠（稠者愁也，取“诸行皆苦”之意），后到少林寺为第二代住持。
　　3、2 稠禅师幼年在邺下习武后到嵩山为少林寺二祖
　　据张鷟《朝野佥载》载：稠禅师“邺人”，幼为沙弥。稠禅师刚出家时，常受到师兄弟的戏弄，后来发奋练武以自强，“这些会武术的僧人，每休暇，常角力，腾越为戏，应该说，他们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3]。稠禅师文武双修，苦练数载，武功出众，据邺下后唐《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载：“稠禅是敬，悟法情所，深山守道，古寺求真。”公元513年（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之际，时年最少33岁的稠禅师到达少室山下的少林寺随跋陀习禅，跋陀称稠禅师“禅学之最汝其人也……即住嵩岳寺。”所谓“嵩岳寺”即为少林寺。登封历史上除少林寺名“嵩岳寺”外，另有两处寺院也曾为嵩岳寺之名，一是位于登封城西北6Km太室山南麓的会善寺，在隋开皇5年（公元585年）始改为“嵩岳寺”；另外是与现在的法王寺一岭之隔的嵩岳寺，据《登封县志》记载：此寺为“隋仁寿一载（公元601年）改嵩岳寺”之名，可证上述两处寺院是在南北朝以后的隋代才始称为嵩岳寺。显然，稠禅师所居“嵩岳寺”就是指现在的嵩岳少林之寺，并非现在少林寺以东的嵩岳寺。著名武僧稠禅师到少林寺以后，跋陀这时年届已高，不久便“躬移寺外，另处零房”[4]。于是将衣钵传给了稠禅师，在拳捷骁武的二祖稠禅师禅学武功影响下，少林寺又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条件下逐渐形成了精湛的少林武功，邺下武僧稠禅师是最早开创少林寺僧人习武风气之先者。
　　稠禅师晚年回到邺下，主持龙山云门寺和宝山石窟大寺，后以81岁卒于云门寺。邺下寺院的弟子们北齐时期为其在今安阳西南25Km处“小南海石窟”前壁上刊刻了纪念题记；“大齐天保元年（公元 550 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暨乾明元年（公元 560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安阳北齐“小南海石窟”题记中的“国师大德稠禅师”即为唐代裴漼《嵩岳少林寺碑》记中“主持（少林寺）塔庙”者的二祖稠禅师。安阳西部宝山《唐故灵泉寺玄林禅师神道碑并序》又载：“腾声落下，独步邺中，齐达睿之大名继稠融之遐躅”，所谓“邺中”就是安阳，碑称“稠”即指稠禅师，可见稠禅师在当时声名远扬。
　　4 邺下寺院与嵩山少林寺的关系由来已久
　　4、1 东魏及北齐时期邺下僧人与少林寺名僧惠光
　　邺下寺院僧人与嵩山少林寺的关系十分久远，南北寺院之间常有高僧来往，少林寺名僧惠光，后来在邺为国统，曾活动于洛阳、嵩岳、邺下等地，北齐天平4年（公元537年）卒干邺下大觉寺。唐初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2《齐邺下大觉寺释惠光传》：“佛陀异其（惠光）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居于少林寺。以后惠光又离开少林寺，长期居于邺下寺院。“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奄化于邺城大觉寺，年七十。”惠光当时从少林寺来到邺下后，引起极大的关注。据道宣《续高僧传。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闻惠光律师英猷邺下，既往归禀。”惠光在少年时期就是一位身手矫健的小沙弥，“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蹀 ， 一连五百，众人喧竟，异而观之……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也应无昧。”“蹀 ”似应为用金属薄片包裹的“秤锤”之物，而非毽子，但在我们没有获取新的证明材料前，对此还不能过早的下定结论，尚待进一步考证。安阳西部的灵泉寺，东魏时曾为宝山寺，因寺建于宝山而得名，有“河溯第一古刹”之称。著名的宝山寺高僧释道凭曾在青年时代南到嵩山少林寺，为少林寺高僧惠光的著名弟子，据《续高僧传》卷8《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道凭“诚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偏讨嘉猷，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惠）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拜少林寺名僧惠光为师，“经修十载，声闻渐高”，在少林寺学习十年后又返回邺下寺院，高僧灵裕为其著名弟子，后于“北齐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有二。”现安阳西部宝山灵泉寺有北齐河清2年（公元563年）道凭法师墓塔尚存，记载了道凭不平凡的人生。邺下林虑山洪谷寺著名高僧僧达，曾在北魏孝文帝时期从师于少林寺建寺之初的高僧勒那摩提及惠光。道宣《续高僧传.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僧达“为魏孝文所邀延寺庙……振锡洛都因遇勒拿（那）三藏，奉其新诲……后聪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遂从受菩萨戒。”昙隐为嵩岳少林寺“（惠光）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邺，北悟燕赵，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 又于邺东为造大衍寺，重引处之。”（道宣《续高僧传。昙隐传》）曾为北齐“僧统”的邺下合水寺高僧法上也来往于邺都与少林寺之间，据《续高僧传.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邺都时属大荒，投寄无惜，听法心猛，而南旋夏听少林（寺），秋还漳岸（邺）。”法上是邺下朝歌（今淇县）人，曾“五岁入学，七日通章，六岁随叔寺中观戏，情歌鼓舞”，道宣《续高僧传》载他是“一粗之米加之以菜，一衣为服兼之以草，练形将尽，而精神日进，乃投光师（少林寺名僧惠光）而受具焉”。后又“选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邺之西山今所谓修定寺是也”[6]。修定寺位于今安阳西北部清凉山，现遗址尚存。僧达、昙隐和法上都是少林寺著名高僧，享誉当时。裴漼《嵩岳少林寺碑》：“僧达、昙隐、法上法师等十大德亦号十英”。北齐时，法上还让稠禅师知名弟子昙显与著名道士陆修静“角法”。据道宣《续高僧传》卷24载：“元魏季序（昙显）游止邺中”， “天保年中，释李二门交竟优劣”。道士陆修静以术咒僧衣钵及宫殿梁柱皆震动，“沙门不曾学方术，默无一对……（陆修静）曰：神通权设，抑挫强侮，沙门现一，我当现二，今薄示微术，并辞屈退，事也可见。（文宣）帝命上统令（法上）与修静角试，（法）上曰：方术小技，俗儒耻之……可令最下座僧对之。”时昙显居下座，“即于座上翅足而立曰：吾已现一矣……命取稠禅师衣钵咒之，皆无动摇，帝敕十人举之不动如故……诸道士等相顾无颜。”显然，《续高僧传》对稠禅师弟子昙显所为有扩大神化的成份在内，不可全信。
　　4、2 初祖跋陀和禅祖达摩于邺下活动与北周慧远和洪遵大师在嵩岳少林
　　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关系异常密切。关于少林寺初祖佛陀（即跋陀）与另一“北天竺僧”地论师佛陀扇多是同为一人，还是为两个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但著名佛学家汤用彤认为“夫与勒那摩提共译《十地》者，为佛陀扇多，据此则少林寺主之佛陀禅师，固亦地论师佛陀扇多也。《续高僧传》无《扇多传》，仅附在《菩提流支传》中，而别为佛陀禅师立传，误认一人为二也。”按汤用彤先生的观点，佛陀扇多就是少林寺初祖佛陀，我们仅从道宣《续高僧传》没有专列《佛陀扇多传》而只有《佛陀传》来看，汤用彤等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佛陀扇多也曾来往于邺下寺院之间，并在邺下寺院译经说法，《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传》载：“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元年到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昧》等经十部。”北齐年间稠禅师从少林寺返邺后，曾兼任邺西石窟大寺主，即今之宝山灵泉寺。隋代该寺西由少林寺名僧慧光再传弟子灵裕开凿的“大住圣窟”，洞窟内南壁东侧刻有浅浮雕24尊高僧像共为上下6层并均有僧像刻名，在第3层东侧右方的高僧像傍刻有“第九佛陀（？）多”的高僧名。“佛陀”后的一字已剥蚀难辨，可能此像就是曾在“邺都金华寺”译经的“佛陀扇多”。又据发现的安阳西部宝山《唐故灵泉寺玄林禅师神道碑并序》中有对少林寺初祖“天竺跋陀（佛陀）之妙”的记载。佛陀是否为来到邺都寺院活动的佛陀扇多，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佛陀确有译经的经历，曾在少林寺西“造舍利塔，塔后造翻经堂。”（见裴漼《嵩岳少林寺碑》）
　　禅祖达摩也曾活动在邺下，道宣《续高僧传》即以《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为名，邺下元符寺现遗存有历史上记载达摩最早的石刻碑记《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背阴有唐元和12年（公元817年）昭义军监军使李朝正所刻碑记为“重修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碑并叙”，碑载：“云梁武崩后，菩提达摩犹行化人间，盖或者自惑耳。”达摩在中国武术史上长期争论不休，此碑是研究达摩事迹的第一手资料。
　　少林寺在不同的时期与邺下寺院僧人都有密切的往来和云游驻锡与说法活动，邺，洛两地都是兴盛的佛教中心之地，少林寺高僧“普雪”，就曾在邺下寺院活动，北魏孝庄帝永安3年（公元530年）“普雪随师道房赴邺城助威慧光道场”。道房，也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跋陀“又令弟子道房度得僧稠”的少林寺高僧道房[7]。北魏时期来自于少林寺的高僧“资云”法师，曾游历邺中寺院，为少林寺与邺下寺院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少林寺高僧慧远青少年时拜邺西合水寺法上为师，长期在邺下活动，周武灭法后，与洪遵同心协力，使嵩山少林寺（即陟岵寺）得以重新恢复往日的兴盛景象。据《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55.）载：慧远“年十六，随阇梨湛师入邺，年满具戒，依法上为和尚……大象二年（580年），佛禁微开，转入少林寺。”慧远青年时期在邺下精修武学内功，并得到著名武僧稠禅师的传授和指教。据《续高僧传》载：慧远“气上心痛，状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将欲绝。忆惜林虑（今安阳西部境内林虑山）巡历名山，见诸禅府，修蒙传法，遂学数息，止心干境，克意寻绎，经于半月……苦得静乐，身心怡悦，即以己证，用问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调摄，堪为观行。”由此可证，来自邺下的早期少林寺僧人在武功上是内外兼修，身心并练，稠禅师是当之无愧的少林功夫开创者。邺下洪遵，少年时期就在少林寺生活，后来成为一位著名高僧，北周时期为重建少林寺（陟岵寺）起到重要作用。据道宣《续高僧传·释洪遵传》载：“释洪遵，姓时氏，相州（安阳）人也，八岁出家，从师请业，屡高声驾……初住嵩岳少林寺，依资云（为师）”。洪遵（公元533年—641年），俗家姓时、名忠，相州郝寨人，少林寺“古今寺僧都称洪遵为长命活佛”，这说明少林寺在创建之后常有邺下之人入寺出家。洪遵是与“慧远”相齐名的一代少林高僧。裴漼《嵩岳少林寺碑》载，“周大象中，寺初复选沙门中德业灼然者,置菩萨僧一百二十人,慧远法师洪遵律师即其数也。”许多人对稠禅师以后与隋唐之前的少林寺没有僧人武术活动的踪迹表示惊奇，除东魏迁邺外，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北周武帝灭佛,给少林寺带来的灾难,此事见于唐代《嵩岳少林寺碑》：“周武帝建德中，纳元嵩之说，断释老之教，率土伽蓝，（少林寺）以咸从毁废。”自然就见不到这一时期少林寺僧人有关习武的史料记载。在周武帝死后的第二年，即周静帝大象年间（公元579年-581年）少林寺重建后改为陟岵寺，直到隋开皇年中（公元 591年）才重新恢复少林寺原名。邺下高僧慧远和洪遵是北周武帝灭佛以来重新修建少林寺为陟岵寺后最早的两位著名高僧，慧远与洪遵大师为少林寺的重振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5 隋唐少林名僧同邺下寺院的往来
　　5、1 志操法师率众拒伪师与灵宪参与助唐征战
　　少林寺与邺下地区关系十分密切，到了隋唐之际这种关系仍然联系紧密，我们熟知的被少林寺引为自豪的隋末唐初“十三和尚救唐王”之事，其中就有邺下僧人参与和指挥这次著名的助唐征战活动。唐高祖李渊称帝后，派其子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率兵进攻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这就是著名的李世民与王世充战于“柏谷庄”一战。因久攻不下，写信邀请少林寺僧下山助战，结果，以少林寺主志操、昙宗为首的13名和尚率领少林寺僧众下山，解救了被王世充围困的李世民，并一举生擒王世充之侄王仁则，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了李世民的嘉奖。《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太宗文皇帝御书）对此早有记载：“秦王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及军民首领士庶等：比者，天下丧乱，万方乏主，世界倾沦……王世充叨窃非据，敢逆天常，窥觎法境，肆行悖业。……法师（志操）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廊兹净土……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李世民此书发出后，少林寺主志操等“率僧兵”与王世充拒战，生擒王仁则大获全胜。唐代开元16年，裴漼《嵩岳少林寺碑》载：“僧志操，慧 、昙宗等审灵眷之所往，辨讴歌之有属。率众以拒伪师，抗表以明大顺，执充侄仁则以归本朝。太宗嘉其义烈，频降玺书，宣慰既奉，优教兼承。”隋末唐初少林寺发生的这一重要事件，往往被现代研究者看作是少林寺僧人以武扬名的开始，我们认为，这一事件不管能否认为少林寺僧人中出现有习武活动，它对少林寺的发展和少林武术在明清时期的勃起都产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深刻长久的影响，或者说，这一事件对以后少林武术的形成以及对推动促进少林武术在明清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事件中起着关健主要指挥领导作用的少林寺主志操法师曾在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600年）于“邺城东南角的清云寺”为僧[8]。志操法师，俗姓李，名大成，字冬雪，邺郡（治所在今安阳）人。志操生卒年代，据《历代高僧生卒年表》载：他出生在北齐隆化元年（公元571年），即北周建德元年，唐贞观15年（公元641年）卒。志操于隋开皇年间在邺城清云寺为僧时的年纪最大不会超过30岁。
　　载于《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13位和尚中，除少林寺主志操曾是来自于邺下寺院外，还有邺下僧人“灵宪”，也是这次助战中的主要人物，为唐初拒贼立功13僧之一。灵宪系“邺城南和尚桥人”[9]，后出家嵩山少林寺为僧。在这著名的所谓世传“十三和尚救唐王”事件中（实际是“率众拒伪师”，可能有上百人参加）邺下僧人占其二，可谓声名显赫，战功卓著。从此一事例中表明，嵩山少林寺自北魏时期以来，与邺下寺院僧人来往频繁，而且少林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都有邺下僧人参与寺院的主要活动，并在寺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5、2 嵩山圆寂寻访邺下与滑台慧安辞归少林
　　隋唐时期少林寺和嵩山一带与邺下寺院之间，还有其它高僧往来活动。少林寺洪觉法师在“邺城长春寺”讲经说法，听众三千有余。少林寺二祖稠禅师在邺下和嵩山的影响极大，唐代高僧释圆寂由嵩山来邺下，寻访著名武僧稠禅师的遗迹。释圆寂“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禅师，请史心疑，一皆明烦，（圆）寂化行相部（指安阳相州），依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禅师往迹无不遍寻……（圆寂）享寿一百五十五岁，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己已岁生，世号无生和尚。”[10]张鷟《朝野佥载》：稠禅师“乃引重千均，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稠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稠禅师“天平山寺”即位于安阳西部林虑山的碧霄峰下，今遗址尚存。圆寂由嵩山来邺下寻访著名武僧少林寺二祖稠禅师的遗迹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圆寂就是少林寺高僧慧安的著名弟子，慧安（公元582年-709年）为隋、唐间僧人，影响一时，享大寿，世称“老安”、“大安”、“道安”等 [11]。《宋高僧传》说圆寂活到155岁，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如不加以养生健体的长期实践是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寿，反映出唐代邺下寺院和少林寺僧人中也有健身壮体的习练活动。唐高宗永淳年间（公元682—683年）滑台（今安阳市滑县）招提寺高僧释慧安，即“老安”禅师，他先在滑台，后赴嵩岳居于少林寺，为唐代少林寺著名高僧。据《宋高僧传.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载：释慧安于“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至滑台草亭居止，中坐绳，四方坦露，敕造寺以处之，号招提（寺）是也。”在唐中宗神龙2年（公元706年）以后“便辞归少林寺，至景龙三年三月三日……闭户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许岁，起开皇二年至景龙三年故也，火焚尸毕，收舍利八十粒，内五粒红紫色。”[12]《宋高僧传》所记虽无其它材料可以佐证，但慧安为唐代少林寺一位善于养练的高僧则是可信的。隋唐时期少林寺与邺下地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相互间交流与发展。
　　6 来自邺下寺院的少林寺住持菊庵高僧
　　6、1 在少林寺之前的邺西觉仁寺高僧菊庵
　　邺西黄华山觉仁寺院（即黄华寺）元代著名高僧菊庵禅师曾任少林寺方丈，主持少林寺院，声名卓著，为众僧所服。黄华寺位于安阳林州的黄华山，据《黄华山碑记》：“环林皆山也，邑西二十余里，太行称最，望之蔚然而深秀，黄华也。”《林县志》载：“每岁晚秋，黄华满谷，故名。”黄华寺历史悠久，据元代天历2年（公元1329年）邺西黄华山《菊庵和尚道行碑》记载：“汝（菊庵）善护持其师，聪明博达，意气高耶，德学品昂，似不可近，体自儒雅，书史吟乐，熟得其妙，至元二十六年，彰德路（今安阳）林州黄华山觉仁禅寺方丈虚席，请师主之。道风振，学者集，禅宇一兴。”菊庵禅师在黄华寺之事，嵩山少林寺塔林现存的至元5年（公元1339年）“元代塔记”载“（菊庵）决志游方，远访明师……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彰德府林州黄华山觉仁禅寺众知事，参疏而来请师，至秋九月开堂，入院之后，官员敬仰，懦道钦依……共立施状与师，为衣钵之院，师乃领之，一住之后，百废具举。”该塔记刻立时间比邺下黄华山《菊庵和尚道行碑》迟晚10年。唐升京师和陪都所在地的州为府。安阳古为相州，金置彰德军，之后升府级建制名为彰德府，以军名命府，而到元代时“改彰德府为彰德路”[13]，清又为彰德府，直到清末，彰德府共领有安阳、汤阴、林州、临漳、武安、陟县、内黄7县。可见林州黄华寺《菊庵和尚道行碑》所称“彰德路”黄华山觉仁禅寺是准确的，其时“彰德府”应为“彰德路”。在菊庵禅师主持黄华觉仁寺期间，寺院兴盛，受到弟子们的崇敬。据地方文献记载：“元朝时期，这一寺院僧侣众多，诵经习武，与中原少林齐名，第三代主持菊庵禅师（俗称照公和尚），武艺超群。”[14]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元代黄华山寺出现僧人习武的记载，这段话未知引以何处。
　　6、2 少林祖庭无主法者请师住持
　　据安阳西部黄华山《菊庵和尚道行碑》载：邺下高僧菊庵禅师于“延佑二年，嵩山少林祖庭无主法者，时监本寺僧祝香卜曰：愿乞得有道者，故炷香再卜三次应之，故不远千里而命师入院，经营法道，欲格新之……挂锡少林，灯传祖代。”据笔者实地考察少林寺塔林元代菊庵“塔铭”记载：“至治二年，嵩之少林虚席，不远千里，请师住持，衲子奔凑，如百川之赴巨壑也，祖庭业林，为之兴盛”，菊庵禅师“播扬大教，能为佛法作主，革故鼎新，亦能为修造竭力，可谓本色住持之榜样也。”菊庵师接受少林寺僧邀请，从邺下来到嵩山少林主持寺院活动。菊庵禅师由邺下到少林，其时间两地记载不一。邺下黄华山觉仁寺石刻“碑记”为“延佑二年”即公元1315年，而嵩山少林寺“塔铭”是“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两者相差7年之久，未详何种说法确切。安阳邺西黄华山《菊庵和尚道行碑》又载：菊庵禅师在少林寺圆寂后“分灵骨于四分之一，谨葬于少林祖茔塔焉，其次黄华、墨灶、中王各一塔，树之而已。此乃小师，子文等，念报师恩厚……。”少林寺塔铭中称菊庵禅师“宗匠逝矣，哀哉痛哉，五乳峰下，浮图崔巍”至元5年立《觉仁寺施地四至记》碑载有“皇帝圣旨里，宜授诸路神禅教都总统少林长老”将寺院附近“地土山林竹木等，一并施与都总统少林长老永远为主。”可见菊庵禅师对后世之影响之大。他圆寂后，其灵骨分葬于少林与黄华等处。现嵩岳少林寺塔林和安阳林州黄华山塔群中均存有菊庵禅师的塔铭和碑记，元代日本僧人邵元同菊庵禅师交往密切并为他撰写书丹了“显教园通大师照公和尚（菊庵禅师）塔铭并序，”著称于世。该塔铭记载：“师讳法照，菊庵自其号也……为人俊拔，天姿雅朗。”又载其“研金刚园觉之枢要，究玄赞华严之秘奥，实谈肆方义虎也。”邵元于元泰4年（公元1327年）由日本先到达中国的福州，后赴嵩岳少林寺，曾为寺中文书，后任少林寺首座僧，据有关资料称：邵元曾向菊庵学习少林武功，菊庵“亲自教他练武。”[15]历史文献中还未见到这方面材料，然而，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嵩山少林寺和安阳黄华山寺，都大量流传有菊庵禅师的尚武之事，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辨证明。邵元在中国居住生活21年，[16]于元至正7年（公元1347年）离开中国。菊庵与邵元的交往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传颂的一段佳话，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题诗称赞：“邵元撰写照公塔，仿佛唐僧留印年”，菊庵禅师为少林寺的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精力。
　　7 结束语
　　邺都不仅是各代政治家，军事家纵横捭阖的大舞台，更是各族人民尚武风习传播交流的荟萃之地。两晋南北朝之际，建都邺城的五个政权中，其中有四个是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影响，造就出粗犷和勇武剽悍、能征善战的性格，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生活中，形成了邺下之地的尚武之风。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也急速发展和兴盛起来，后赵石虎迁都邺城后，大兴佛教，允许汉人出家，邺城当时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南北朝时期崇佛之风遍及邺下各地，由于受民间尚武风习的影响和僧人护寺自卫与健身的需要，邺下寺院出现了僧人习武活动，南北朝以来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常有高僧往来，相互交流与学习，嵩山与邺下南北两地寺院共同铸造了寺院武术活动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道宣．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31.
　　[2]马爱民．论我国武术史上的稠禅师与嵩山少林寺［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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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道宣．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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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道宣.续高僧传（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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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93.
　　[12]赞宁，智轮．宋高僧传（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991.496．
　　[13]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安阳县志［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117-120．
　　[14]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林虑山［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991.7-10.．
　　[15]少室山人.少林寺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京华出版社，１995.166.．
　　[16]张国臣．中国少林文化学［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