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中的作用

宗教在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中的作用
　　刘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来看，宗教在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家的诞生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在以往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们比较强调经济和阶级方面的因素，认为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生产物→形成私有制、贫富分化→出现阶级→阶级矛盾激化这样一条线索是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对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即按地域划分国民和产生公共权力）的理解中，也较多强调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暴力工具的性质。这样就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对国家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引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考古和历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仅强调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及阶级矛盾激化等现象，很难客观地、科学地说明这一历史过程，同时也很难对新材料做出充分、完善的解释。在我们认识文明时代来临前夕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的形态、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问题的过程中，一些考古新发现，如大汶口墓地、陶寺墓地、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良渚文化墓地，显示出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了社会分层，形成专门的宗教、手工业等人群。二是促进了居于社会上层的权贵阶层的形成。三是促进了管理公共事务机构的完善和发展。可以说，当社会内部分工、权贵阶层掌握的权力、公共事务机构的成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雏形就产生了，人类也就步入了文明时代。
　　经常被学者用来衡量文明起源的几项物质性标志，即文字、青铜器（还应加上玉礼器）、城，实际上都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宗教人员，如巫史星历，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应地，早期文字也普遍应用于宗教事务中，这可举出很多例子（山东大汶口陶尊上的刻划符号、良渚和龙山玉器上鸟的图案、殷墟卜辞）；青铜器和玉礼器也主要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城的建立则与设立宗庙和其他宗教性建筑有关，宗教中心也很容易发展为城。
　　在我国早期文明中，宗教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夏代的史料较为缺乏，这里所谈的情况主要是援引自商和西周的历史。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中国早期文明中，并未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可与王权相抗衡的宗教集团。二是王掌握着最高宗教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王管理着公共事务、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一个表现。三是宗教组织内部的，或者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教，主要是祖先崇拜，在构成和维系当时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有比较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供讨论的商代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殷墟的结构反映了宗教对国家的巨大影响力，如宗庙宫殿、墓葬区和大面积的祭祀坑，仅用阶级斗争和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等理论是不能充分解释这些现象的。从卜辞反映的情况来看，商王和他下面作为家族长的商人贵族是占卜主体，掌握着国家和家族的最高宗教权力。商王举行宗教占卜、祭祀等活动，他所关心的并非仅是自身和妇、子的利益，而是扩展到亲近贵族、国家农业生产和战争等许多方面。从成汤祈雨的传说中，也可体会到商王的宗教活动包含着对公共利益的责任和关心。而宗教活动的重点在对祖先的频繁祭祀，这对商王和商人贵族（即家族长）来说都是相同的。总之，商代后期的宗教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完善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及其运转的机制，巩固了国家结构的等级性，并相应带动了社会资源的流动，这不但对于早期国家的完善和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塑造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
　　周人比商人较具理性且关心现实，西周国家结构也主要是在对如何确立统治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即使如此，宗教在西周国家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巩固方面也起到不小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周人提出天命观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支持。二是周人崇拜天和上帝，而天与上帝的祭祀权属于周王，确立了周王高高在上的地位（先王其严在帝左右）。三是周人祭祖维护了宗法制，巩固了宗子的地位，明确了大小宗关系，这对西周政治格局有很大影响（君统和宗统）。
　　综上所述，宗教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中国早期国家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在中国文明时代的早期，宗教依然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早期文明面貌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商王、周王掌握最高宗教权力，也反映了早期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进一步讨论宗教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及在早期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将有益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道路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