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佛教之展望
21世纪中国佛教之展望
几经厄难的20世纪中国佛教,在乱石横陈、荆棘丛生中辟开了生路,重振了生机,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佛教的兴盛和大陆佛教的稳步恢复发展,及其所赶上的历史机遇,为其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动荡混乱,以对抗、战争、科技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不同,21世纪,将是一个以和平、发展、生态为主调的崭新世纪。
经过20世纪后半期人类对片面发展物质文明所导致的战争、动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仰丧失、道德沦落等弊病的反省,和平发展、和平竞赛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期愿。对抗和冲突趋于缓和,战争的威胁大大减小,民主化成为普遍趋势,极权和专制的市场越来越小,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引起全人类的普遍重视,人类文明将沿着“信息高速公路”飞速前进,迈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境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将会发生大的变化。物质生活将更为丰富、方便,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将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终将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将在深层统合,从而使人类的智慧大飞跃,文明大转型,出现思想文化空前繁荣。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反省,对情感意志生命、人之存在与自我之关注,宗教被重新认识,肯定宗教的超越精神和伦理教化价值,认为宗教宜与科学并行互补,成为西方世界对宗教的普遍看法,随之出现了回归宗教的思潮。中国在80年代以后,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宗教政策之落实,从知识界到政府、民众,逐步重识宗教。宗教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佛教、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继承其精华,成为很多社会人士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关注宗教者、信仰宗教者越来越多,各宗教都在稳步发展中,jdj、佛教发展速度尤快,反映出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在不断增长。
随着21世纪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精神问题必然会凸现,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越来越受重视。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病将引起人们对文化的普遍反省,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所面临的激烈竞争、风云莫测,及贪污腐败、走私贩毒、伪劣产品、人际关系商品化等丑恶现象,使很多人心理失去平衡,孳生宗教需求。智力竞争、生存竞争的高度紧张,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使人们普遍向往放松身心、轻安自在、归真返朴。人体科学等研究人自身之科学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深层交融和信息传递的发达,及假日和老年退休生活的延长,将使下一世纪的人们对精神田园、世界伦理、自我与自性、生存价值、生活质量、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文明与球外文明的关系等问题普遍关注,从而对以解答此类问题为职事的宗教予以普遍关注乃至投入。在诸宗教中最为资深年久、库藏丰富,极擅长于自知其心、自净其心之道,具很大心理治疗、心理安慰、心理开发功能的佛教,特别是囊括三大语系佛学、具应时契机变革自身传统,已经初步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国佛教,很可能会在中国文化乃至全人类文化的重建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随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港澳的回归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已经相当兴旺发达的港台佛教必将进一步推动大陆佛教,中国大陆佛教不断稳步发展,或许会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主角之一,并走向世界,推广全球。
具有诸多传统优势、家底殷实的中国佛教,在21世纪虽然必将赶上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但也必将面临新世纪的诸多挑战。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面前,一切传统文化和20世纪尚为时新的思想学说,都会随飞速前进的历史而日显陈旧过时。科学的迅猛发展,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使更多受惠于科技、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们更为理性化,更普遍地用理性、科学的尺度去衡量一切,包括衡量宗教。佛学虽包含许多前科学、潜科学的因素,在诸宗教中最易与科学协调,但它毕竟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在封建社会长期流传,尚未能实现近代理性化,与科学相比,在方法上无疑要显出其古旧、落后,在理论上也将会面临深入发展的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的挑战。至于民俗佛教、寺院佛教的那些拘泥仪式、以多神崇祀为实质的低层次信仰,恐怕会随着人们的日益理性化而逐渐缩小其市场。随着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物质生活的越来越方便、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间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痛苦大大减轻,使世人普遍趋向充分享受人生幸福的人生观、价值观,较难体会作为佛法建立基础的“苦圣谛”而发起急迫的“出离心”。在21世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中,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将日益加快,宗教市场上的竞争将激化,各宗教都将面临多种新老宗教和多家世俗文化的挑战。与古代中国佛教的竞争对手只有儒、道二家不同,21世纪的中国佛教,竞争对手中增添了tzj、jdj、伊斯兰教、印度教及为数更多的新兴宗教。方兴未艾的气功、瑜伽,既吸收了佛、道等宗教的核心内容,又脱卸了宗教的形式,挂着科学的招牌,传布自由无多限制,适应多数现代人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对形式化的、古旧保守的佛教等也形成了挑战。
具有全新生活方式的21世纪人类,即便有较20世纪人类更大的宗教需要,其宗教需要的内涵也不会与以往时代人类的宗教需要相同。诸宗教包括佛教的现行模式,恐怕都不足以适应新世纪尤21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的需要,皆须应时契机,调整改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对人类文明史作了审视后,预言未来社会的生机源泉仍将来自宗教,但这个宗教必须能满足人类的新需要——满足人们的科学精神、哲学精神,既能挽救西方的危机,又能拯救东方的困境,能赋予人们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以贪欲为首的各种罪恶的力量,有利于把全人类组结为一体,去解决从现在到将来的一切问题。“这个未来的宗教不一定是个全新的宗教,也可以设想是一个采取新形式的旧宗教,但是这样的旧宗教即或采取了能够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新形式而复兴起来,恐怕也要彻底改变形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博士虽然认为东方大乘佛教最有希望成为能满足未来社会人类需要的旧宗教,但从上面这段话看,他并不认为东方大乘佛教的现行模式便能适应未来社会,而认为东方大乘佛教亦需“彻底改变形态”。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日本佛教学者阿部正雄认为,佛教和jdj都还带有东西方文化的地域性质,未能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其现存形态并非它们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现行的教义和教团组织都显得缺乏生机和过时,若要使它们在其故土重具活力,需改变过时的陈旧框架,重建成真正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性宗教。(《禅与西方思想》。)汤因比和阿部正雄的看法,大概已成为当今佛教内外许多学者大德们的共识。
中国佛教虽经百年变革转型,但与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相比,仍显陈旧、滞后,未能彻底实现现代转型,不能满足社会人心对佛教的需要。尤其是劫后重辉的当代中国大陆佛教,存在的问题更多。虽然几经改革,但其样态,基本上还是明清以来国家限制、寺院中心、僧尼主导的陈旧模式,以经忏佛事为内容的民俗佛教,仍为当代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可称作佛教的主体。“人间佛教”虽为中国佛教协会所提倡,但未能被大多数佛教徒所实践,整个佛教,还未能以自身的精神和行为在社会民众中树立起人间佛教的鲜明形象,社会人士和许多佛教徒对佛教的基本精神尚多误会、曲解。据有关调查报告,各地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教理水平普遍偏低。负住持佛法重任的僧尼队伍人数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因把关不严,其中不具信仰、非为修行而出家者为数甚多,为谋生、求学、发财而剃度者亦非少数,整体素质偏低,思想滞后,精神萎靡,一些担任住持、监院、知客的僧尼生活腐化、不守戒规,导致寺院道风不振,大大影响了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多数僧尼,实际上成了寺庙管理者甚或旅游景点的服务者,整天忙于寺务,没有多少时间修学定慧,具巨大影响力、堪作人格楷模的高僧为数太少。僧主俗从、僧尊俗卑仍被强调,居士团体较50年代以前大大减少,居士在弘法中难以发挥较大作用。总之,明清以来使佛教衰微的致命内伤未能得到根治,甚而有益发严重之势。
这些问题,固然与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但主要应归咎于明清传统佛教的包袱过重,传统积淀的毒素未能泄清,使佛教之机体难以重振生机。教界、学界对中国佛教传统之积弊,批判尚嫌不足。中国佛教若要获得大的发展,充分发挥它在文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体现佛法的固有价值,除了继承发扬本佛尊经重行、超迈不俗、灵活发挥、注重慈善事业、农禅并举、善于交流吸收等优良传统外,关键在于发扬唐宋佛教大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探本溯源于原始佛教及大乘思想,适应未来社会之机,在教团、教义、社会功能三大方面彻底改革,彻底实现现代转型。
教团尤出家僧团,作为弘扬实践佛法的主体,始终是决定佛教命运的关键。佛经中早就预言:佛教在未来终将毁败于释迦的不肖出家弟子手里,就像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此言一直鞭策佛弟子们注重僧团建设。从杨仁山之办学育僧,太虚拟订整理僧伽制度之周详方案,到当今赵朴初之再三强调培养僧才为佛教头等大事,都是抓住这攸关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力图予以解决。当今海峡两岸为数众多的佛学院尽管正在培养着成千上万的僧尼,但按现行佛学院教育体制能否培养出具戒定慧和现代意识的合格僧才,尤其是能否培养出堪作民众人格楷模的高僧;即便能培养得出,寺僧中心的传统体制是否能适应未来社会,是否能永保僧伽的真正质量,大概是当事者们较少考虑的问题。7到12世纪印度那烂陀寺、超戒寺等的规模和教学体制之严谨,盖非今日中国的任何佛学院可比,但除了经院佛学的发达之外,它们并未能保证佛教战胜外道,未能挽回佛教在印度绝迹的命运。而从多数短期出家男子中筛选出为数并不太多的常住僧众之南传上座部佛教制度,却较好地延续了佛教在东南亚的传续并保持了原始佛教教团的纯朴。中国佛教之发达,恐怕不决定于僧尼人数之多寡,而在于由教界、政府、民众共同认定的制度保证,经过合理的培养、筛选,建立起一支精悍、合格的出家僧团,提供一批有修有证的高僧、法师、禅师、瑜伽师住持佛法。这支僧伽队伍人数不一定要很多,即如太虚、欧阳渐所设想,全国有二三万人,即使数百人,也不嫌少,关键在质量,保证有一批当得起真正皈依处的圣贤僧众。大量不合格的名义僧、哑羊僧住持寺庙,靠佛吃饭敛财,难免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的后果,龙蛇混杂,当蛇大大多于龙,并以蛇充龙之时,恐怕少数几条龙也会被蛇所掩,世人终会将龙看作一种神话的虚构。未来社会的寺庙,应主要发挥佛学院、佛学讲习所、禅定中心等功能,而不是神祠、僧尼之家和社会失意人士的避难所。
佛教界应将投资的重心从目前的建寺造像转向培养人才,为合格佛教人才的成长设计方案,创造条件。人才应不仅限于僧尼,在家居士、佛教研究者也同样重要。按大乘教义,实践菩萨道的主体,应该是广大身处社会民众之中,投入世俗生活建设的在家众。近代以来印度、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便由达摩波罗、杨仁山、安培多格尔等在家居士所发动,居士们纷纷组团结社、著书办刊、讲经传禅、投入慈善救济事业,在佛教弘传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已与僧尼共同担负着住持佛法的担子。居士运动勃兴,居士在佛教弘传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成为近现代佛教发展的一大趋势。21世纪的中国佛教,无疑将以在家居士为实践、弘扬佛法的主体。据印顺法师的研究,在家众应属“七僧伽”所摄,出家在家在证道上完全平等,大乘运动本由在家众发起,佛教教团,应由僧、俗二众和合构成,僧俗二众应相辅相成,寺僧中心的结构应当改变。未来的中国佛教,应注重在家,发展在家居士的团体,提高在家众在教团中的地位。王雷泉教授说得好:“人间佛教的理念,如果不能在组织上落实到居士佛教,是无法在20世纪立足的。”(《闻思?将终极托付给历史》,第49页。)应该说,21世纪更是如此,如果在教团建设方面不能实现从寺僧中心向真正贤圣僧住持、僧俗和合、居士主体的教团结构之转型,中国佛教在21世纪起码难得有大的振兴。
在教团建设方面,台湾佛光山的一系列做法,很值得大陆佛教界借鉴。该山以“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为原则,针对传统佛教教团积弊,宗依原始佛教僧团制度,吸取现代管理思想,建立完善制度统理僧俗四众和合的教团。住持由宗务委员会公开选举产生,任期6年,建立分层负责的行政管理体系,严格按法规办事。出家徒众按年资及德行、贡献,分清净士、学士、修士、开士、大师凡19级,按标准逐年审核晋升,设立净行(终身不婚嫁)居士,称教士、师姑,其职称分清净士、学士、修士凡12级,允许具格居士布教弘法,其职称为“檀教师”、“檀讲师”。为本山出家徒众订立12条门规:“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不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山开山30周年纪念特刊》第18页。)这些门规,多本之僧尼戒律,其精神在避免名闻利养之污染,革除中国传统僧界之弊端。佛光山还设立多所佛学院、佛教研究所培育僧才,选派优秀人才留学深造,不仅学佛学,而且广学传统文化、现代知识技能,本山出家僧众中,有大专及佛教学院以上学历者已占总人数的95%以上。
在教义方面,21世纪的中国佛教应进一步实现教义学说的现代转型,使佛学充分地人间化、现代化。人间佛教的旗帜虽早已打出,历经论证,但其理论的深度、厚度及弘扬的力度均嫌不足,尚未能被绝大多数佛教徒真实履践,应依据“生死涅槃不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中道义,从更深层次论证佛法与现代生活之不二,具体指示即人而趋向成佛之道,解决出世间的理想与飞速发展的世俗生活的矛盾,解决清净不染之菩提与日益泛滥的人欲之矛盾。要紧扣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用通俗晓畅的现代语言讲经说法,用现代思维方式阐释古老佛学,应采用科学的归纳演绎及观测实验统计等方法,对佛教的大量遗产进行研究整理,将浩瀚的经论浓缩而又浓缩,脱去古代经院佛学烦琐玄奥的外衣,提取三藏教典中的精华,归纳成理路清晰、简明易晓的理论和修证体系,恢复释迦教法简洁明朗的本来面目。应正视科学新成果尤其是人体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吸收借鉴,进一步深化佛学的理论。
在社会功能方面,21世纪的中国佛教,应更加注重社会慈善救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扶贫济困,资助希望工程,帮助教育青少年、失足者、堕落者和罪犯,以实际行动体现出菩萨道无私奉献、利乐众生、庄严国土的精神,激励和带动佛教徒积极投入社会生活的建设,关心社会生活的改善和生存环境的保护,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激励民众、心理治疗、心理安慰等功能。更应积极发挥文化参与的功能,起到净化人们心灵和革除社会、文化弊病的作用,关怀社会问题、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心灵问题,揭露和批判世俗文化的弊端和偏失,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意见,在促进世界和平、环境保护、友好团结及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统合、东西方文化的融会方面,发挥作用。这大概是佛教对未来社会的人类所应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所应发挥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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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在下一世纪能否在以上三大方面彻底实现现代转型,关键就看佛教界能否主动顺应历史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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