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互参,超凡脱俗好精神(1)

儒释互参,超凡脱俗好精神(1)
　　◆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医学上对其心理上的慰藉、有助精神健康等作用早已有所定论。尤其对心理负荷很大、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和心血管病患者，宗教的精神疗效是非常显著的。
　　◆ “第一要有信心，无所畏惧。第二要有愿心，有自己志愿要尽力之事，念念不忘。如此自然从容静定，精神宁敛不散，而身体气血得其养矣。”
　　◆“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呼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作肝劳神，有损健康，所以说气平清淡，自长自消，算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
　　命运往往充满戏剧性。有的人吃尽各种稀奇古怪的补药，想长寿却不能；而梁老“不求长生，不虚此生”却偏偏享有高寿。其实梁老生性瘠弱，多罹灾病。天气还没寒冷，手脚却经常是凉的，后来练习气功后才好点。五六岁时，患有头晕目眩症，只要一发病天地旋转坐立不稳，一定得安静地躺在床上才算好；到了七八岁，虽然也能蹦跳玩耍但还是不如别家孩子活泼可爱。有一次，他学别的孩子那样盘杠子，一不小心跌了下来，服了药后才渐渐苏醒，从此后不敢轻易参加比较剧烈的运动。父母亲长都怕他不会长命所以非常疼爱。当时可能谁也没想到，梁老能享受95岁的高龄，而且老来无病痛之苦。秘诀在哪里呢？这就是梁老一贯就有的好精神。1972年在给梁培昭（梁老长兄的次女）的信中，梁老说：
　　我现在身体这样好，全从精神而来。我思想通畅，丝毫没有什么窒碍迷闷之处。同时精神振作，有用力的方向，有充分信心地在写《人心和人生》一书。饮食起居有节制、有规律（饮食要少不要多，完全素食），同时身体每日有一定的活动，不偏于用脑。心气很壮，便把身体带着健康起来。我非要昭学我，此非昭侄所能学。但要以心（即精神）带动身体则是一条不易之理。你终日忙忙碌碌于琐碎事务，心要超出来，不要埋头去干活。此须于人生有较深较高的认识，而后心境才得超脱旷远。
　　可见有节制的饮食、有规律的运动和长期的好精神，这是梁老健康长寿人生的三大秘诀，其中好精神尤为重要，因为饮食和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养好精神。而梁老的好精神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最根源的还是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坚定的生活信念；淡泊的处世精神以及超脱的哲人性情。所以在跨越两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人生命运跌宕起伏之中，梁老始终是那么精神抖擞、那么平和洒脱。
　　1．宗教信念长寿支柱
　　随着工业社会的纵深和宗教政策的稳定，人们都在普遍关注宗教的内在价值。而且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医学上对其心理上的慰藉、有助于精神健康等作用早已有所定论。尤其对心理负荷很大、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和心血管病患者，宗教的精神疗效是非常显著的。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土后便被改造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所以它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从古至今，不论是为了长生不死的皇帝贵族，或是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摆脱仕途困扰的文人，还是只求无灾无病的黎民百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佛教。佛教本身的宽容、劝人为善和仁慈等精神与儒家精神容易契合，因此在中国的魅力千年不减。加上佛门传奇的气功、武术功夫，佛教历来就为养生者青睐。儒家虽算不上严格的宗教，但它近三千年在中国牢固的礼教统治，其精神支撑作用并不逊于宗教。而且儒释两家在梁老身上得到了辩证地有机统一：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信念，此乃入世；佛门却要看透悟空一切，超脱红尘此乃出世；梁老却用出世之法行入世之道，不能不说是别具一格的人生。于是儒释的有机结合就成为梁老的生活理念和精神支柱。
　　梁老多次跟别人谈及，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名佛门弟子；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自幼年（无人引导）时辄有出家为僧之想，一生倾心佛法，从小乘进入大乘，大乘菩萨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是出世法而不出世，似我前生便是一禅师也。”
　　在做人和生活中，梁老严守佛门戒律。据其故友回忆，梁老的一生行谊完全合乎佛家的六度五戒。六波罗蜜说的六度即戒、施、精进、忍、定、慧；五戒即杀、盗、淫、妄、酒。梁老一生淡泊名利，诚恳正直，五戒守得十分实在，红葡萄酒虽喝一点，却是为养生健康之故，而且从未贪杯；乐善好施，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此乃施；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我，此乃精进；自我克制，将苦痛当作磨难，此乃忍；从容乐观，泰山崩于前而神色自若，此乃定；素有慧根，做大学问大智大勇之人，此乃慧。
　　这种良好的生活态度之于梁老的长寿乃是一种催化剂。世界卫生组织曾宣布：个体的健康与寿命，60%取决于个人本身的生活态度和健康行为。经过医学家的长期调查研究，具有以下美德的人大部分能健康长寿。
　　首先，仁善的人长寿。据心理学家和医学家证明：由于人体中存在着精神—神经—内分泌系统之间的联系，一个人如果经常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之中，如长存仁爱之心、胸怀坦荡、乐于助人、与人为善，能兴奋并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促进机体分泌有益健康的酶激素和一些神经递质，并使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调整到最佳平衡状态，有效地抵制各种致病因素，进而促进健康，延缓衰老。
　　其次，从容乐观的人长寿。从容者心境才能平静如水，凡事多半顺其自然，很少受到心理压力干扰，于是精力始终旺盛。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健康老人十条标准”的第一条就是：“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担负日常繁重工作。”乐观者想得开、吃得好、睡得香，生活才充实快乐。梁老觉得养生的第一要旨是养身先需养心，即首先需在整体上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就是人们常说的“想得开”。在梁老这里，想得开是哲学化、体系化的一种人生见解，掺和了儒释思想的。在他看来，“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生活中须有反省才是理性的人生，才能生活出滋味。这种乐观开朗会给人的精神和躯体带来双重的调节作用，有利于调节脑细胞的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促进长寿。所以古今中外长寿者，几乎都是性格开朗、乐观豁达的人。
　　如果出生在太平盛世，素有慧根的梁老可能早已成为佛门景仰的高僧名师。然而梁老虽有入佛之愿，可是战乱连年，众生多灾多难之时，一向欲济世救人的梁老毅然投入救国救民的社会斗争。这也是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从此梁老的一生都与国之安宁、民族之振兴、百姓之幸福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迷惘时，梁老就到文化上探究。他一生授道解惑、比较东西方哲学文化、意欲为中华民族寻找正确的新文化方向；所以学术界评价梁老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也是合情合理的。
　　值得重视的是，梁老将完成儒家的学术研究当成他人生的最大心愿和目的，从某种程度说，这是他生存的信念支柱。1973年梁老在历经50年代的大批斗和“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折磨后，他依旧对朋友说：“第一要有信心，无所畏惧。第二要有愿心，有自己志愿要尽力之事，念念不忘。如此自然从容静定，精神宁敛不散，而身体气血得其养矣。”可见自信信念是一个人顽强的生命力所在。在给田慕周先生的信中，梁老再次提到1941年，他和朋友冒险从香港折回大陆的生死经历。他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盖其时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也。当时不可能死，今天事情大致完了，则其悠然而去是理所当然”。当他和朋友坐小船偷渡去澳门时，同行的朋友神色危惧，只有梁老泰然自若：“此无他，只是我自信坚强，夷然不动心耳。”正如他自己的题字：“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样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花费十几年的心血撰写有名的《人心与人生》，而且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环境里，即使他储备的资料和参考书都因为抄家而全部丢失，他都能旁若无人，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他的创作；并且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儒佛异同论》。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缘自梁老安平乐道、并不怨天尤人的生活信念。他在1966年那个风雨飘摇之时写信给朋友说：“我自信从来不为一身一家之谋，所关心而致力者不是国家危难，即是人类文化问题。我的遭际自有天命在焉，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古人说：‘不怨天，不尤人’，颇觉自己衷怀亦能如此。”梁老自知这样说话容易使人反感他的自大，但是他对自己的外甥说：“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完的事（非我做不可的事）。”所以不论在什么困难下，对生命的自信都给梁老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勇气。
　　但是梁老在对待个人生死的问题上是相当超脱的，这与佛教的生死观息息相关。1976年梁老跟朋友谈到生死之事，他说身边的老友大多都已故去，人的寿命毕竟有限，“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各重要著作先后写成，所余零星文债一年两年似不难清偿，则吾可以去矣”。“我虽身体精神俱佳……然是再活几年一任自然，只估量不远耳。其主要点即在我使命完毕，可以去矣”。“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可见梁老确实是过了生死关的人，这种对待生命的豁达反而使人心无杂念，清心寡欲，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