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心与治国——读《林文忠公写经》说人格修养

治心与治国——读《林文忠公写经》说人格修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刘仲宇
　　《林文忠公写经》，系林则徐抄录的佛经小册子，民国年间由其曾孙持出，刻于民国22年。据当时人记载，其册藏于匣中，匣面题《行舆日课》，而册面题《净土资粮》，足见为备日常诵读之需。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上海龙华寺重印。友人赠予此册，信手翻过几次，似有所得，但未能深究。近又翻阅一过，稍有收获，写出来，供同行批评。
　　这里说的收获，倒不是我自己从林则徐所抄录的佛经中悟出了什么。自认根基浅，难涉佛法精义，故不敢言悟字。所得的收获，是由林则徐手书佛经，恍然见到佛教在近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所起过和作用，也由此联想到佛教思想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可能提供的资源。
　　一、一位爱国者的精神殿堂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者，人所共知。在思想史上，他被誉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政治史上，他所主持的禁烟运动影响之巨，足以为近代史的开端。他又是一位极具才干的人物，不仅在禁烟与御敌筹策上雄才大略素为人知，即使在办理河工，处理盐政、平定地方，都有卓越贡献，乃至于在被处分遣戍伊犁后在新疆兴修水利，现存坎儿井便记录着他的劬劳。他的这些历史功绩，皆为人们所称道，甚至于当年与他周旋的英国人，也对他敬礼有加，将他的塑像置于蜡像馆中。在清末官宦中，像林则徐这样的人物可谓绝无仅有。《清史稿》本传称他：“则徐才识过人，而待下虚衷，人乐为用，所范治绩皆卓越。”然而，人们在看到他的历史贡献时，很少有人去追问：这位伟大人物的伟大人格，是由什么造就的呢?是什么精神食粮滋养了他呢?
　　人们也许会说，是时代造就了他。这说法笼统地看是不错。然而他那一时代，正是清朝衰朽之年，朝廷上下，保守、糊涂、眼界狭隘、萎靡不振，几乎是流行病。能见到社会危机的，已经是凤毛麟角，而眼见积弊深重更能筹之以策践之以行者，恐怕林氏一人而已。社会的危机，时代的沉重问题无疑激发了林则徐和他同时代的先进的人们，但是，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引领潮流，仅仅用时代的呼唤还是无法完全解释的。能任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心，必有超越同时代的伟大人格。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在清代官场中任职多年的人物，他首先必须有功名，而功名的取得，必先儒学有成。所以不可否认的是，林则徐精神生活的第一要素，是儒门学术。
　　然而，这本写经呈现给我们的则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至少，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一条门缝，可以由之窥得他的精神殿堂的一个侧面，在那里，端坐着的是佛祖和西方净土的阿弥陀。 ，
　　林则徐所抄经书，既称《净土资粮》，足见其倾向。其中包含《佛说阿弥陀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等，弥陀经放于卷首，显其宗旨，而心经、金刚经占着重要地位，又显示其诵读要在清除障碍，得清净心。据后来者述，此抄本只长四寸，宽三寸，系携于身边随时可以翻阅诵读的日用之书，所以称为“行舆日诵”。当年圆瑛法师赞其“书法端整秀润，一笔不懈，叹为希有”[1]，足见抄时之心存敬礼，绝不懈怠，毫无外骛。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林则徐在日常的精神生活中，实在经常获得佛教的涵养，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是主动地追求着，向佛法的乳海汲取精神营养。
　　二、同时代的先行者的共同倾向
　　林则徐的这本随身携带的佛经抄本，向我们展示的这位伟大爱国者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进一步的考察，我们看到，当时，他周围的一些朋友，其中不乏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人物，对于佛教也有与他类似的态度，有的甚至于公开宣布要以佛教补裨儒学思想。其中最为显眼的是魏源和龚自珍。
　　龚自珍，是当时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进步思想家。据有人说，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评论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2]自珍字定龛，定故称定公，足见在当时和稍后一点时间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他在当时是一个深知于天下大势的少有的明白人，早在鸦片点争前夕，就深感社会危机的深重，而在林则徐奉命禁烟时，曾撰文相送，既抒相送之情，更呈应对之策，期望林则徐此行能使“十八行省银价平”。[3]对于这位思想家，在当时那种沉闷的社会环境下所发出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当代人仍会被激发出强烈的共鸣。然而正是这位高声呐喊的人，却是十分心仪于佛教，其好友魏源《定龛文录叙》称：“(龚)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这里所谓“西方之书”即是佛书。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中，佛学占有重要地位。其全集中有一辑即专论佛学，计四十九篇，另在其他诗文中也尚有一些涉及佛教的内容。从这些文章看，他所崇尚的系天台宗，但也重净土，主张“以天台宗修净土”，有《偈》专申其意。佛教的思想在其晚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林则徐的另一位好友，曾受其托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也对佛学深有所涉。他曾说：“夫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其同。”[4]他对于如何修净土，也有自己的主张。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代表了中国先进人物学习西方、转变思想的一个阶段，但其思想中的佛学因素，却仍不可小估。
　　同时代人龚自珍、魏源，与林则徐都是坚决的禁烟派，对中国的社会危机都有清醒的认识，也都积极地为社会改革提供思想和实践的路数，而他们又都于佛学深有所涉，足见，学佛，是当时先进者中的一种风气。， 当时学佛的，不一定都是先进者，但数得出的几位先进，确实都曾学佛，而且企求将之铸人时代的精神武器之中，为救国救民，也为自身的人格完善服务。
　　对于龚、魏二人的佛学思想，尽管评价不一，后人还有过深入讨论，因为实在无法绕过他们自己言论中的佛学主张。而林则徐当时为什么那么用心于诵读佛典，深入讨论却不多。
　　民国22年印行《林文忠公写经》时曾附有释印光的《林文忠公行舆日诵发隐》，称：“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世儒不知道本，只见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心，致其本隐而不显，潜而不彰，以拘儒忌佛故，多主于潜修密证，不自暴露，若详审其行迹，必有不可掩者。”按印光为释子，难免过于强调信仰的一面，然而以之论林则徐，则仍有恰当之处。如其后文所说的那样：“林文忠公则徐学问智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林则徐学佛与其一生行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其忠节见识间的关系，还可下功夫去具体讨论，但从种种迹象看来，学佛于其精神世界影响匪浅，则毫无疑问。
　　按，清代末期，儒学已衰。这种衰，不是从其政治地位上说，也不是从其学习的人数多寡说，而是因为当时的儒学成为官学已久，早巳失其生机，学儒者多为功名、当官作吏计，而根本不知道汲取儒家的伟大先辈们的思想精粹，虽有少数忧国忧民的人士，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可谓曲高和寡，甚至根本上是对牛弹琴，朝廷上下谁能聆听?所以当时进步的人们，都必须从我们民族的老祖宗那儿寻找精神资源，以涵养自己不被同流合污，然后再进一步铸造精神武器。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这些人，也学儒，但不限于当时腐儒所学的专攻科举的八股，而是向五经、语孟讨精华，且多讨论经世之学。魏源有诗句曰：“儒墨甫息争，儒复岐汉宋。汉学今古文，宋学朱陆閧。出入各主奴，鸿沟虞芮讼。试登洙泗堂，几见殊体用?”[5]他所想向之求体用合一的学问的是“洙泗堂”，即当年夫子与其门人所讲之学。同时，他们也求助于佛学，像魏源也曾涉足于道家，但在向传统文化中的道、释两家寻求精神食粮时，相比而言，汲取于释家的，要多得多。这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中国化的佛教，其中凝聚、积淀着先辈人们体悟到的经验和智慧，信之者取之不竭，泳之者望无际涯，则是基本的内在的原因。
　　三、爱国、治国者可以接纳的资源
　　林则徐的写经向我们启开一条门缝，而当时的先进者对佛教的态度是那么一致，而且历维新派的中坚康、梁、谭，革命派的章太炎，直到“五四”前夕，仍有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主张从佛教中汲取营养，其中的缘由是什么?佛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一部分，当时的人们那样尊崇，可以说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重铸精神支撑的努力。然而我们进一步要追问一句：在向传统汲取力量时，为什么要走进佛教的殿堂?想来其间必有内在的根源。从佛教本身说，确有给予人们精神安顿的依据，或者说给一部分人精神安顿的依据。这种依据是内在于佛教的精神的，通过其经典，为世人所学，所用。
　　林则徐的抄录经书，或受其上级张兰渚的影响。盖当张任福建巡抚时，中了乡试的林则徐曾人其幕。张好佛，曾编成《径中径、又径》一书，劝人专修净业。所以林的抄本称《净土资粮》，缘于此。不过，这些影响，只能说是环境因素，而其内在的因素如何，仍值得探讨。
　　联系林则徐的社会实践与学佛、诵经的纽带是什么呢?是对心的关注。而这正是佛法所擅场。“儒学治国，佛法治心，道家治身”，说虽过简，大略却无差。《清史稿》卷369林则徐本传称：“考覈属吏，疏言：‘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诏嘉之，勉以力行。”这里的“尽心”从语源上说或可推至孟子之书。然而，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则是林则徐将自心的作用提升到做好政事的首要的地位。
　　恰恰是这一“心”，治之十分困难。盖心猿意马，系缚不定，则向外追寻无穷之欲，内里则煎熬着不尽之情，必定丧失自我，找不到方向。净土之业，对于当事者来说，不失为修心净心的坦途。对于心的重视，使他主动地将涵养其心，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净土资粮”的随身携带，则表现了他涵养其心的多重方法中，佛教经典所占的地位。
　　这一点，也可以在龚自珍等人的论述与诗文中见其端倪。龚有著名的《己亥杂诗》，系南行途中所作，也是他生命最后一年中的诗束。其中因有著名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一首为毛泽东所引，故知之者甚多，[6]而这束杂诗结束，则是一首皈依天台之作：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语一灯青。
　　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大声呼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心用世的诗人，却在卷末以重礼天台为归宿，有些论者十分不能理解，只以“消极面”视之，实在欠公允。其实，佛教思想在龚的人格涵养和思想重铸中，都起着巨大的不可或缺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格，那么，佛教的精神已经渗透在内，将其中的佛教因素划出戴上“消极”的帽子，未免过于简单。其实，龚氏己亥杂诗虽是途中之作，随事抒情，遇物感怀，却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只是如灰蛇伏线，不易发现罢了。其诗起首便唱道：
　　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
　　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他著书百卷，却认为不如观心之贤。观心者，即修止观法门，为台宗人手，也是养心之途。己亥杂诗从倡观心始，以礼天台终，罗络终始，便是天台法门。从语气上看，此诗应是在杂诗已成之后编集时所作，置于卷首，实有深意焉。表达了诗人对当年所作诗的一种整合标准，或曰综贯的内在条理。将合于今人口味大声呐喊的称为积极，而修佛的内容便称之为消极，就象将他的灵魂一一进行肢解，实在浅薄之至。其实，佛教的思想，在当时的进步人士那儿，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种净化自我不被流俗所引的方法。论者说“消极”，安知不是这种“消极”的佛法使龚氏定心于中，而关注民膜国是于外，复使关怀民膜国是之情，动之于中，再形于外，成诗，成论?安知非礼天台使之有坚毅之志，能排俗儒之议出非凡之思?所以此中所起的作用，积极呼，消极呼?还大有商量的余地。
　　人心所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一个完整的人格，总要以坚定明确的信仰为根基，以高尚为人的仁爱之情为中心，无论是儒学的精粹，佛法的精华，道家的真性，都为后人汲取精神养分奠定了基础。如何取精用宏，或是仅弄糟粕，玩形似，取其皮相炒成现货，取在后人。当今之人于佛教思想取什么，取之当否，不在佛法，在乎其取耳。
　　无论如何，当年林则徐汲取过营养的佛法，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涵养人格汲取智慧的宝库，在今天仍然存在，仍然可以在当代信众的精神生活中扮演接引的角色。
　　注释：
　　[1] 参看《林文忠公写经》后附圆瑛跋。
　　[2] 转引自《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4] 魏源：《净土四经总叙》。
　　[5] 《家塾示儿耆》，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653页。
　　[6] 顺便说一句，此诗在引用时被称为“祭神诗”实不确，而后之者更有将之称为青词，误之更甚。盖其诗为道士索青词，有感而发，并非青词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