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宗教意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二

浅析宗教意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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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心在于寄情“须臾”，需要轻松地进入创作意境而不露痕迹地又脱身出来，这种思维可能与人生的轮回转世概念有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繁华的开花结果，“三武灭佛”的政府行为也无法制约它的扩展，更别想将它铲除。它的基本道义思想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发展除了几十个宗派，“四谛”“八正道”宏篇大论不是人人尽知，无疑的是“因果报应轮回”却是个个耳熟能详。
　　现在的藏民极其虔诚的礼顶膜拜，可以说轮回转世的信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达赖、班禅和各个等级的活佛转世制度变成了藏民的精神支柱。他们自己可以用几年的时间去转经、朝圣，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为下一世奠定一个好的起点，现世的任何不顺利都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的“孽”“未果”，这种自觉的毫无动摇的信仰贯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回文学的传作上，其藏民的史诗歌曲《格萨尔王》；热巴艺人的口头民歌；民间的锅庄、旋子等无一不是声情并露的颂祷，热情的夸张，生动的比喻等……，生活的喜怒哀乐尽在期中显示，这里略作一个举例，是一个藏族导游在徒步中告诉我的一小段歌词
　　漂亮的妹妹你要知道
　　我淌过九十九条河，
　　翻过九十九道山，
　　磨破了九十九双鞋
　　才到来你家的围栏，
　　才品到你家的酥油茶，
　　……
　　姑娘你可愿意跟我回去，
　　驯服那彪悍的九十九头野牦牛，
　　打织九十九条洁白的哈达；
　　供奉在布达拉的宝佛前
　　……
　　姑娘的如果有意的话可以这样回歌：
　　……
　　你的诚心比绿松石还宝贵，
　　如果你不嫌弃我笨手笨脚，
　　就把我带回你的帐篷
　　像用座垫一样地来拥有我
　　……
　　任何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自编为歌词套用于固定的曲调中，不免段落重复，一调三唱，但是因为情真意重，直接了断而浓笔重彩，总是可以让芸芸大众感觉到共鸣，享受情感的冲击。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所定义的那样，做到“格”与“不格”？这样的单纯抒情流露就只能被西方人称为娱情小道light verse.
　　汉族的宗教意识在传作中的影响不是像藏族那样浓笔重彩，但也影响颇深，比如说提起王维就想起他的田园诗，他被称之为“诗佛”是因为他的禅休体验。其他许多的诗、书、画家、词人除了寄情于笔墨之间也都出入宗教的感悟之中。早期的《诗经》是从各个国家采风收集的民歌也是直接，朴实，真诚，比如《氓》《关雎》等，而《上邪》更为翘楚代表（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流派意识，有观点说该诗歌是汉代作品，那么更可以推断即使在儒家文化被集权竖立后的数百年内，民众的思维仍然还没有被完全筐束。
　　接踵而来的三国时期又是对儒家经学文化的一种反弹，于是玄学之风大盛，建安七子的风格各异的作品独领风骚，竹林七贤放诞不羁……，宗教意识已经成了传作的指导，正是以文载道，以文明道。
　　纵观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三国、五代、宋、辽、金、元等纷争世之时才可以蕴育出灿烂的文化流派，至于在盛唐、汉代之时的辉煌其意义更重在于对后世的启发和传承。试想在明清之际还可能有类似（上邪）的作品吗？儒家道学会批判它的浅俗风化，会把它归属于轻佻、鄙俗之流；而佛家经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的结合后，也是变得口软心硬，各种杂然的“野狐禅”要么成为遁世的遮掩，或者是招摇撞骗的工具；道家会直接去沉迷它的“房中、辟谷”等要术，诲淫诲盗，而对这种纯真自然的感情表白不屑一顾，所以终明清朝两代代也只有徐文长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狂生，而香艳的《金瓶梅》《玉蒲团》却流行非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