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儒释道与三教茶道

武夷山儒释道与三教茶道
　　武夷山自商周以来，就有许多文化遗址,久经数千年儒释道文化的洗礼,形成三教（儒释道）同山；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崛起的三花峰，三花并蒂；似三仰峰之仰，“仰之弥高”。自然遗产文化与茶文化，相互辉映。形成“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认为是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式的内涵。
　　武夷茶“臻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的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
　　武夷山茶文化源于传统文化，武夷茶道就是三教之产物。道宗老子说：“艺者，道之形也”，茶艺是茶道的表现形式，茶道是整个茶艺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追求的道德风尚。一些茶道大师对此以精辟的语言加以概括，提出茶艺的基本精神。早在唐代，曾是佛门弟子的茶圣陆羽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朴的美德。唐末儒家名人刘贞亮在《茶十德》中说：“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当代茶圣吴觉农指出：“饮茶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认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应该是德。”《周礼》云：“在心是德，施之为行。”提出中国茶礼“俭、清、和、静。”庄晚芳先生归纳总结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怡、静、洁”。台湾中华茶艺协会通过了茶艺精神是“清、敬、恬、真”。茶文化专家丁文在《茶乘》上说：“中国茶道负载着儒道释三教文化的内涵，儒家士子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茶道，并以茶道为心灵的宗教。”众师家之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百家争鸣，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有着3000多年饮茶史的中国，茶文化积淀深厚，茶道的基本精神，历经唐、宋、元、明2000多年不断演变，已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宗教思想，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儒家以茶论道
　　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人和谐、平衡以及友好精神的认识和追求。中国茶道多方面体现儒家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的精神。以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人与茶中之“和”，好象天成。儒家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就像茶；清醒、理智、平和。茶虽然能给人以一定的刺激，令人兴奋，但它对人总体的效果则是亲而不乱，嗜而敬之。茗饮最终能使人沉静，使人能冷静地面对现实，这是与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相吻合。
　　因此，儒家便以茶的这种亲和力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来沟通人际关系，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一种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理想社会环境。
　　儒家继承者、闽学的创始人,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爱武夷山，更爱武夷茶，并且精于茶道。淳熙十年（1181）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兴建武夷精舍，隐居讲学，著书立说，倡道东南，为儒家道统继往开来，四方学者云集，盛极一时。
　　教学之余，常与朋友、门人一起品茶设宴，或宴于泉边，或宴于竹林，或宴于九曲溪畔。一只炉子，两把壶子，几只茶盏，舀几飘九曲清溪水，徐徐烹来，芳香四溢，飘飘然而觉物我合一。咏茶宴诗云：“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顿觉尘虑空，飘然悦心目。”（朱熹《朱子文集》）
　　宋代文人好斗茶，是一种“盛世之清尚”。北宋前期，海内晏然，统治者重文轻武，使士大夫沐浴膏泽，精神心理也优越自胜，故而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闲暇心情来从事茗事。再者，宋代理学盛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斗茶亦可喻理，茶汤“咬盏”，可喻敬守诚实之一；而茶色尚白，可喻志气清白。斗茶，既是一种雅玩文艺也是一种穷理。
　　宋代品茶之风极盛，武夷茶区风行“斗茶”之风，当时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皆纷纷效行，引为乐事。武夷山精舍、书院学人士子，常以茶代酒宴请宾客，以茶会聚友朋，茶宴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武夷精舍前五曲溪北岸，有“矶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屹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凹自然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在巨石上开设茶宴，煮茗品饮，吟诗斗茶，名之曰“茶灶石”。他的《武夷精舍杂咏》之《茶灶》诗云：“仙翁遗灶石，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此诗一出，就炙脍人口，流传于世，一时和作连翩飞来。辛弃疾、袁枢、韩元吉、留元纲、项安世等一班文人，纷纷咏唱追和。他的弟子、同道直至象陈俊卿这样的名相巨公也作诗酬和，大大地提高了“武夷山水茶”的声誉。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杂咏十首最为引人注目。他以精细入微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武夷山中的道学夫子半圣、半儒、半仙的隐居生活。其九《茶灶》诗：“摘茗蜕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瓯中雪。清风已生腋，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由江西筠州径入武夷山与朱熹相会。后于次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对朱子武夷办学、讲学，著述、立说的生活作了最好的总结。其十一《茶灶》酬唱道：“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
　　在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两处，植茶数十株，朱子讲学之余暇，行吟于茶丛，枝头嫩叶，频频点头摇动，似知先生之意。在《建茶志》里首载了《朱熹遇茶姑》的美丽传说，留传颇广。据《崇安县志》载：“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九曲溪之五曲溪畔，清康熙时，春间置茶焙于此。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日文公茶，又名臭叶香茶，香逾他树，旧列为武夷名丛之一。”
　　宋时流行“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礼法。《南窗纪闻》“以茶表敬，以茶交友”，都是为了使人际关系的“和”。“和”使朱熹深知茶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用茶可以明伦理、博谦虚、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穷理、深入浅出地品茗论道，颇发人深省。
　　朱熹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朱子语类.杂类》138条，虁孙记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知？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这理实际上也是论述“礼”与“和”的关系。朱子认为“理而后和”，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而礼行之“各得其分”，便能得到“至和”之理。是朱子对茶的“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提高了中国人生活的文化品质。礼和人际关系，无疑起过而且至今仍在起着重要作用。朱子是理学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学之道。他认为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庆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和论》）他又提到“礼本于天下之至严。礼成，则黎民各得其份，则至和”。所以“国治而后平天下。”这和饮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同时，借论茶喻学之机，引《易经·家人》“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来告诫门人，礼治应以中庸之说。“家人”是一家之主形象：“嗃嗃”是冷酷的意思；家主过于严厉，以至冷冰冰的。谓治家过于严厉，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如果治家不严，妇道及子女行为不端正（嘻嘻），终会带来耻辱和不幸。所以治家宁可严厉，不可松懈，也就是说酽茶尝到韵味；淡茶则味如嚼腊，也就是说“中庸之道”和品茶中的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
　　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之为德赋予建茶，亦即世界闻名的武夷茶。朱子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张南轩（理学东南三贤之一，即吕东莱、张南轩和朱熹）张栻字南轩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子语录·杂类》139条道夫记）建茶是腊茶，江茶是草茶。欧阳修《归田录》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两种茶的品质特性是不一样的。“岕茶为名士，武夷（茶）为高士，六安（茶）为野士”（清蒋伯超《南溽楛语·品茶》。这种类比法，境界不很高，而朱子作为大理学家，他的思想境界就不一样，同样是建茶、江茶之比，却将其升华到“中庸之为德”，这种儒家论理的高度。他认为建茶乃中庸之道，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外观漂亮而未必品高，草茶则颇有气节、自然本色，这种巧喻当然比张轼高明。这表明嗜茶的朱熹不仅学识广博，而且有其谈吐机敏，喻物诚谐的性格特征。
　　朱熹以茶喻学，认为学问要专主一门。对理学皓首穷经，钻深研透，不被当时流行的其他学派所迷乱。犹如宋代煎茶，仍有唐代遗风，在茶叶掺杂姜葱桂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烩而妨茶味。朱子对学生说：“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底滋味，便是有物夹杂了”。（《朱子语类》卷15）这种比喻暨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
　　朱熹在向学生讲学时，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中的茶作妙喻。朱子答学生问关于如何评价《左传》作者识见，曰：“左氏仍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二隐地，而不识道理，于大论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如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盖也’。正如佃客论主，责其不请吃茶！”（《朱子语类》卷123）他只说左氏论事不得要领。远不如孔子《大学》论君臣父子关系精当。以此佃客座主，不请饮茶，这样责之细苛的巧喻，把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谈笑间说清楚了。
　　朱子将儒家最高之道德－－中庸之为德，赋之于建茶，是对武夷茶的极大提高。通过品饮武夷山茶，可以体会中庸，从而砥砺茶，努力攀登中庸之道，而做仁人君子，这正是“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
　　佛教以茶助禅
　　茶与佛，因缘深长；自古就有“茶佛一味”的说法。查有史以来，寺院僧家，禅多茗饮，有释门必有佛茶。佛茶作为一种物质精神，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禅宗，而且从佛茶的产地、茶名、培育、采制、药用、品饮、传说、吟咏及社交等方面，无不带有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
　　佛教从印度输入中国，初于东汉，恰好是中国茶在国内广为栽培的时期相吻合；同时，佛教滥觞于唐朝，被推崇为“国教”，正好和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茶被誉为“国饮”的时代同步。有禅风之兴，方有茶风之盛；有禅茶之需，才有佛茶之产。说明了佛教与饮茶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兴行，互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以茶供佛祖的风俗，越来越盛，凡有寺庙都有“供佛茶”、“济世茶”。饮茶成为适宜佛教坐禅、斋戒、礼佛、仪规、疗疾、结缘的必需品。
　　“天下名山僧占遍，从来僧侣多爱茶。”据《福建史稿》记载：“吴晋之际，佛教传入闽中，于是佛教寺院相继兴建。”当时闽中（福建）只有晋安郡（福州）和建安郡（建州），在名山上建许多佛寺。宋人沙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又记“建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有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有佛寺一百五十七，浦城有佛寺一百七十八，崇安有佛寺一百八十八，（其中武夷全山有一百零八寺，恰合‘茶寿’之数）......”总共可以千数。故而建州素有“佛国僧乡”之称。沙氏所统计寺数，可能是宋代数字；但南唐时建州佛寺僧院确实很多，而且是佛教禅宗最发达的地方。在建州大凡是山峦起伏，翠峰叠嶂，佳木葱郁，云海缥缈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刹大多都产茶。于是，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武夷一百零八寺就兴建在三十六峰，七十二岩的峰麓岩巅。
　　“茶之为饮，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在那峰峦起伏，溪河纵横，林木葱郁，云雾多，湿度大，构成茶树生长特殊需要的“小气候”风景名胜区。寺僧利用立地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着手栽培茶树，采叶制茶。茶质优佳，在全国同类茶品中，实属上乘。寺院所产之茶叫“寺院茶”或“供佛茶”，亦称“佛茶”。
　　唐宋之季，建州茶叶处于发展时期，特别寺院中，实行戒酒，提倡饮茶，坐禅饮茶，提神消滞，清心修行，僧侣们认为“品茶如参禅”，将品茶转化为禅道。曾经为僧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可以疗疾，茶味至寒，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后唐天成三年（928）吴屯瑞岩禅师藻光，成为闽王延钧的“王者之师”，圆寂后被尊为扣冰古佛。少年出家，参悟佛法。以茶论玄，深得真谛。在瑞岩开席授徒，常设茶宴，普施佛茶，声名远播。到了宋朝，著名茶区径山寺开山祖师宗杲大师的佛徒道谦来到武夷山，传来径山法派玄旨，也带了径山寺以茶开宴之风。后居五夫开善寺，传播禅风，推崇禅理，推崇禅茶。到了清朝，武夷山出了个铁华上人，与陆廷灿，王草堂共编校《续茶经》和《茶说》，被茶学界认为是乌龙茶类最早的制作技术。释超全《武夷茶歌》茶学界视为传递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乌龙茶源于武夷的基础。
　　唐宋时代，茶叶为一种社交上非常合适的饮料，因此，饮茶之风，流传极广，饮茶从寺院逐步扩大到人民生活中去。封演《封氏闻见录》记载：“开元中，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武夷山有的僧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地步，终日端养小茶壶，口唸经文，手不释“壶”。
　　“智者悟禅，清茶一杯。迷者悟禅，佛经万卷。欲问禅，想想茶。”昔时，有一位悟禅者，到武夷山悟禅访白云庵禅师，慈觉和尚为他沏了一杯供佛茶，悟禅的人，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下茶杯。禅师问：“茶味如何？”悟禅者稽首，说声阿弥陀佛，含笑凝视禅师。慈觉禅师抚掌大笑，拍着悟禅者的肩说：“你可以走了。”悟禅的人走了，他已经知晓禅是什么了。为所求而来，得所求而去。
　　当代佛学家赵朴初《茶禅》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万偈，不如吃茶去”。其“吃茶去”偈语典出自这样一个佛禅的故事，唐代赵州（河北赵县）观音院有个从谂禅师，尊称“赵州古佛”。他每说话之前，总要说一声“吃茶去”。天心禅寺茶堂（天心茶室）的石阶旁有赵朴初大师书写的碑刻云：“千言与万语，不如吃茶去”。典出《广群芳谱.茶》引《指月录》记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曰：‘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一僧来赵州，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院主应诺。’师曰‘吃茶去’。从谂禅师认为只要吃茶，就能达到“悟道”。自此以后，“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著名书法家启功诗云：“今古形殊义不差，古称荼苦近称茶。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并加注释：“吃茶去”为赵州从谂禅师机锋语。吃茶去是佛禅的法语，以其独特的手法展示高僧的睿智，这就是茶禅的真谛。因为茶能清心，在那“人我同心，心我同体”的氛围中，易于证入茶禅的真实境界，见到自己本来面目，明心见性。正如诗僧皎然所说：“一饮涤昏寐，情见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佛教对世界的基本解释是：认为现实人生“无常”、“无我”和“苦”。而“苦”的原因来源于每个人自身的“感”。要解决“感”给人带来的痛苦，方法就是持戒修行，从而彻底转变自己。世俗认识和欲望，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涅槃”的境界，这就是佛教解脱。
　　佛教的修行内容，不外乎戒、定、慧三种。佛戒是修行和首要律条，佛戒要求僧侣将酒肉、性欲予以戒除。要遵守不饮酒，非时不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定律是修行具体办法，简单说来，定、慧就是要僧人坐禅修行，息心静坐，无息无虑，集中思想，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心态。要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昏沉入梦或临床睡眠。这样长时间坐禅后，势必产生疲劳、困倦，要清心提神。因此，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清除疲劳等效益的茶，便成了佛教僧侣所必需的，而又符合佛教教义，戒规的最理想的饮料。
　　坐禅饮茶，是最早见于《晋书.艺术传》：“敦煌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邢台市）昭德寺修行时，‘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茶苏’来防止睡眠。”说明佛教徒饮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坐禅修行。据《碧水丹山粟粒芽》一书中记载了一则灵岩洞（今称极乐国）坐禅而发现名茶的故事：宋乾道年间，顺德府（河北邢台）禅僧慈觉，慕建茶之声名，千里迢迢身背佛龛，供奉一尊金佛，访寻天下名茶。其佛龛香火缭绕，佛茶不竭，行脚来到武夷山，挂牒山心寺（今永乐禅寺），坐禅灵岩洞，发现奇特茶树，摘叶制茶，以茶参禅，以茶济世，信士们尊称“金佛和尚”坐禅之地称金佛寺。其“金佛茶”曾一度为宋代龙凤贡茶中的“金饼”龙团茶；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实例。宋朝以来，禅僧饮茶、施茶已经十分普通，仅释道源所著《景德传灯》中说到禅僧饮茶就有六十多处，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禅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建州禅宗的僧侣，不但喜欢饮茶，而且对饮茶甚为讲究。寺中普遍置有专门的“茶堂”或“茶寮”，即主持行礼之处，也叫方丈。方丈是供寺僧讨论佛法义理，招待施主，品饮香茗的地方。在寺院演说佛法皈戒堂西北角，设有一只“茶鼓”，一种用木头雕成鱼状，体内凿空，击敲有声的木鼓，召集僧人饮“普茶”之用。诗人林逋有诗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
　　武夷山禅寺仪规：殿主晨起时必须在佛祖前敬供茶汤，禅僧每日盥洗之后，先饮茶，再礼佛，然后坐香习禅，习禅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一支香毕开静，僧人要饮茶以提神益思，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早已成为寺院的定规。明代诗僧陆容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诗人把僧侣爱饮茶描写得淋漓尽致。寺院仪规中还有专门的“茶汤”一项。每当新任主持大和尚晋山升座时，有特定的点茶、点汤的礼节。有的寺院在佛圣诞日盛典，专人以茶汤沐浴金佛叫“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较大的寺院的茶汤开筵，俗称茶会，也有谓之“茶宴”。这种茶汤会的举办到后来范围更广泛，既有寺院用以招待施主与香客，也有檀越信众用来与众僧结缘。宋理学家朱熹在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常赴开善寺圆悟和尚茶宴；白云寺慈觉和尚曾以茶宴招待东南三贤之一吕东莱，当时吕在灵峰下灵岩讲学（有“东莱先生讲学处”遗迹）品饮过金佛茶。吕诗云：“灵岩讲席到武夷，佛茶相饷等琼枝。茶味清香留齿颊，绝胜龙团作饼时”。据《都城纪胜》记载：“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被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正是这种情况，寺院在茶汤会中举行茶礼、汤礼，以及每逢佛祖忌日献茶汤时，都要鸣鼓集众，以示佛法庄严。僧人通过种茶、采茶、制茶、饮茶、斗茶，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完整而又讲究的茶礼，演化成今日寺院茶道三昧。寺庙僧众中有“种茶僧”、“制茶僧”专司茶丛管理和制茶。庙内设有“茶头”，专负责烧汤；门前配有“施茶僧”为香客、施主，游人惠施茶水。
　　道教以茶炼丹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茶在道教未正式形成之前，便已和神仙结了缘。如茶的发现，相传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遇荼而解之”。道家发现武夷茶：“武夷真是神仙地，又产灵芝又产茶”。昔时有武夷君、皇太姥及十三真人在幔亭设茶宴，告别乡人的故事。茶被视为仙人所发现的神物仙品，他们称茶为“灵茶”或“仙草”。
　　《云笈七签.洞天福地》列武夷为道教第十六真升元化玄之洞。据《神仙传》载：“昔有神仙降此曰：予武夷君也，统录地仙，爱绾于此”。《武夷茶歌》开宗明义地指出：“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这位神人便是“飘然自号武夷君”的山神。
　　《武夷真君仙茶道秘笈》④云：“伟哉宗师（指武夷君），其父彭祖。真君大法，实出乃家。走避秦政，其先两湖。止于建南，其境仙遐。养气延年，其功在茶。啜饮枕浴，其理太和。石泉瀹茗，其为除魔。修仙炼丹，其门最夸......。”传说仙祖钱铿是夏商周三代重臣，受封于彭。入道之后，以茶驯气，以茶养生；喝岩泉，契山花，食野果，活了八百岁，世称彭祖，中国人尊称为长寿的象征。彭祖有一儿子（另一传为二子，曰武曰夷，误矣。），自号武夷君，不愿为秦始皇渡仙入道，率领族人1000多人，来到武夷山，开荒种稻种菜。栽种茶荈。避秦遁隐南蛮，栖止武夷山。教化百姓，栽种五谷，采制仙药济世救民，隐居武夷一百八十余年。飞升之日，在修炼地架起布幔为亭。会同皇太姥、魏王子骞十三真人等，以茶开设仙宴，宴请乡人，告别“曾孙”而去。百姓尊称武夷君，立庙祀之，这就是武夷之得名和幔亭宴之由来。
　　对于神话的传说，我们不能一概斥之为虚妄不经的东西。事实上，神话传说的背后，有历史的影子。正如保尔.拉法格所指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朴素和自发的思维形式⑤。
　　道教，乃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形成于东汉。道教传入福建时间很早。据《后汉书.徐登传》载：泉州道士徐登，精医善巫，贵尚清俭。曾以茶济世，据传曾在莲花山摩崖石刻“莲花荼襟”，提出保护这一片的茶园。吴晋时，道士介琰曾住建安方山（今闽候县境），从白羊公杜泌学“玄一无为”之道，遗种“方山露芽”。《福建通志》“有芳茗源，今瓯冶山。唐宪宗元和间（806-820）诏方山僧怀恽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恽奏曰：‘此茶不及方山茶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⑥。秦时，祀武夷君以乾鱼（一说干鱼，误矣），祭物中已有祭祀的茶，这是福建最早以茶作为敬神之用。凡道教宫观多建于名山胜境，并且与茶叶产地有密切相连。因此，在我国江南丘陵山地，凡道教宫观林立之处，也多为栽种茶叶之地，名茶的产区。所以栽茶、制茶、品茗自然成为道士们平日之乐事。同时，宫观道士不但自己以饮茶为乐，以茶药治病为善；而且提倡以茶待客，进而以茶作为祈祷，祭献，斋戒直至成为“驱鬼捉妖”的供品。我国古老的一些名茶，不少是道教徒最先种植发展起来。汉初，有甘露祖师吴理真云游至武夷山，带去七株茶苗，植于蒙山上清峰。据《名山志》记载了孙惭《智矩寺留题》（古碑记）云：“倚栏眺茶圃，昔有汉道人，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至今满蒙顶，品倍毛家谱⑦。”汉时建茶经过道人传播至道教圣地，成为唐代至今的名茶。
　　“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⑧”唐代吕纯阳云游至武夷山，留有七言古诗一首，并种植茶树于天游观。“观前有棵老茶树，盘根虬结，旋饶于水石之间。每年，老茶树发十数枝芽，道观主持采制成茶，仅得二三两，供神之用”。观中供着吕洞宾，因此将此茶称“洞宾茶”。据说洞宾茶，“香而冽，粗叶盘曲如干蚕状，色青翠如松萝。新者但闻其清香，稍为咀味，多则不宜。过一年后，于醉饱中烹尝之，则清凉剂也⑨”。武夷山九曲星村，盛产武夷茶，有五株茶树，却与众不同，叶都是成对而生的。五株茶树从上到下，大小一模一样，茶质远胜他树，村里人都说是天游观里的吕洞宾大仙所栽，里人十分重视。每当春茶抽芽时，全村人集合起来抓阄，选“头首”（即主持茶事者），采茶之事，独任其劳，采制成茶，先送官府十分之一，然后分给各家各户，由于产量很少，每户仅得半两一两而已。因此，家家珍藏之。留待遇病以茶医治，或遇贵客拿来招待，这种茶被众人称“吕仙茶”或“吕岩茶”。民初，茶树老死，纯阳祠圯废了。
　　“建溪有灵芽，能蜕仙人骨”。武夷山的道教真人，羽士如是说，连苏东坡也说：“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去”。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也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卢仝也有“七碗吃不得，顿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们咏饮茶效果，总是离不开羽化成仙。“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说明道教对茶文化的影响，贯穿今古，功不可磨灭。
　　栖止于止止庵的南宗五祖白玉蟾，他重视吸收儒学和禅宗的精华，创以修炼精、气、神为核心的“玉蟾功”，不以“金丹”来修炼场所。他的词云：“千年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露，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和朱熹棹歌》云：“仙掌峰前仙子家，客来活火煮新茶。主人遥指青烟里，瀑布悬崖剪雪花。”他爱茶，用茶，自己种茶、制茶，讲究品茶学问，“客来寂寞盘子穗，饭后从容瀹茗花”，他在止止庵培育的一株白叶茶名曰“白鸡冠”，宋代已誉为“建茶第一枝”。避名与宋徽宗钦定“北苑白茶为第一”。明清以来，“白鸡冠”列为武夷山五大名丛之一。他的《水调歌头.咏茶》一词，正是以茶养生和茶事写照。茶词云：“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云堆，碾破香无限，飞绿尘埃。汲新泉，烹活水，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液清风起，我欲上蓬莱⑩”，道人把在武夷山止止庵内，烹茶品茗的怡然自得的欢畅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道家在“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效，以茶来助长道行内力。道教“全真”派掌门人马钰《西江月.茶》写道：“江畔溪边雪里，阴阳造化希奇。黄芽瑞草（茶）出幽微，别是一番香美，用玉轻轻研细，烹煎神水相宜。仙洞啜罢赴瑶池，不让卢仝知味。”武夷十六洞天有茶洞，名曰“碧玉幽微洞”那里生长的瑞草，是天赐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更能体悟，增添功力和道行。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将道家“九丹金液”分为两类：金石类的金丹称做“大药”，将草木类的仙液称为“小药”，他主张：“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将服小药以延年命”。宫观道士对“金丹成仙法”望而生畏，茶对道家修炼方法有利，因其教义无非是精静无为，重视养生，所以道士们皆乐于用之。道士们不但以饮茶作为修行之药，而且提倡以茶待客，进而还以茶作为祈祷、祭献、斋戒、供品或济世疗疾。
　　在唐代以前，就有许多关于茶与仙药的传说，但茶之仙药化，是在唐代陆羽《茶经》中才得以实现的。神农的《食经》说：“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在汉代名医华佗的《食论》说：“苦荼久食益意思”。仙人壶居士的《食忌》里：“苦荼久食羽化”，喝了茶就能羽化升天了。六朝道教理论家陶弘景的《杂录》里说：“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白玉蟾《茶歌》：“未如甘露胜醍醐，服之顿觉沉疴苏。身轻便欲登天衢，不知天上有茶无。”能使求仙者喝了茶就能轻身换骨。由此可见，随着神仙金丹说的兴起，茶的药效被逐步夸大，作为一种植物的茶的形象也就随之升格，变成了仙药，这正是武夷真君，“养气延年，其功在茶”的秘诀。
　　“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去”。道家不独饮茶，而且在武夷山道院无不植茶、造茶。清代诗人查慎行游武夷时写下《瑞鹤仙.武夷山下看道院制茶》：
　　“浅濑纹如谷，把轻篙撑入，澜沧九曲。花宫绕林麓。也不耕瑶草，不载黄竹，一声秸鞠，催隔坞，人家布谷。又谁知，茶灶开时，三月石田蚤熟。
　　两足。旗枪初展，院院提筐，搞将嫩绿，浓蒸缓焙，看火候，才经宿，引微，吹出，白云深处，香遍山南山北，尽清凉，满载筠笼，何妨无肉。”
　　注：（1）范仲淹《咏茶》
　　（2）林锡翁《咏武夷茶》（载《武夷山志》）
　　（3）《武夷山志》
　　（4）《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辑（17）》又④同上。
　　（5）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见《历史知识》2001年8月号
　　（6）《福建通志》卷四《物产.茶》
　　（7）毛家谱指毛文锡《茶谱》
　　（8）白玉蟾《送陆阳赴扶照之任》
　　（9）刘靖《片刻余闻集》
　　（10）（见《建茶志》注：有人误为苏东坡所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