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序

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序 方广锠

　　本书是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之序引跋记的汇集。收集时限上自后汉，下至清末，共计二千五百篇左右。

　　佛教于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深相互动，其结果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使得原为域外宗教的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儒道两教一起，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

　　佛教的传播，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需要载体，典籍就是佛教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正因为有了典籍，我们今天才能追索佛教传播与演化的过程。

　　中国佛教的典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域外传入的翻译典籍、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中华佛教撰著。翻译典籍纪录的原本是域外的思想，但从这些典籍被翻译成中文之时起，它们所承载的思想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变容。思想文化因翻译而发生变容转型，这可以说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一种规律。那么，由佛经翻译而发生的佛教思想的变容转型，究竟是怎样展开的？这就需要具体地考察每一部典籍的翻译过程，包括它的翻译时间、地点、译主、译场的其他翻译者、参与翻译的人员对该典籍的理解等等。而关于这些典籍翻译情况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就记载在相关的翻译记以及序引跋中。除了翻译时的变容外，其后的中国人在学习这些典籍的过程中，到底是如何看待与接受域外的这些佛教思想的呢？这就要考察中国人阅读这些典籍之后所写的著作与文章，这里主要包括中国人为这些典籍专门撰写的各种章疏，以及他们为这些典籍所写的序跋。至于中华佛教撰著，则更加明确地纪录了中国人如何吸收、消化外来佛教，以营养自己的全过程。所以，中华佛教撰著的序引跋记，自然也是我们研究这些撰著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典籍是我们研究佛教的基本资料，而序引跋记浓缩了关于典籍的大量信息，所以序引跋记在佛教研究及佛教文献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印度古代虽然编撰出大量的佛教经典，但除了个别例外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有如同中国那样的序引跋记。我认为这与汉民族的民族特性有关。汉民族是一个有著高度历史观念的民族。自古以来，便采用各种方式，记录自己民族各个方面的发展史，包括利用序引跋记，记录自己在佛教典籍方面的活动。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记载很多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从现有材料看，在中国佛教文献学史上，第一个注意利用序引跋记来研究佛典的是东晋十六国著名高僧释道安。释道安不但在钻研与注疏佛典的过程中撰写了不少序跋，而且在自己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中，充分利用了前人撰写的序引跋记。只是道安没有能够把他所见到的序引跋记全部汇总收集。这一工作是由南朝梁著名高僧僧祐承担起来的。僧祐认识到“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即根据经序，可以考察到各佛教典籍翻译的情况，于是在他的名著《出三藏记集》中特意设立了一个部分以总列经序。在这一部分中，僧祐汇总了他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序引跋记共计一百一十篇[①]，其中只有三十三篇为后代大藏经所收录，另外的七十七篇则赖有僧祐的汇总，才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序引跋记，是我们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例如，释道安的著作绝大部分都已经亡佚，只有少数经序留存，而这些经序，绝大部分保存在《出三藏记集》中。以至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出三藏记集》保留的这些经序，应该怎样从事释道安的研究。

　　遗憾的是，僧祐以后，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外，再也没有人注目于此。收集汇总佛典序引跋记的工作似乎要成为绝响，这将是我国佛教文献学的一个巨大的损失。鉴于此，几年前我就有重新编纂佛教典籍序跋集的设想，并著手收集了若干资料。但是，由于另外一些更加紧迫与重要的工作压手，收集工作断断续续，虽未中止，但完成无时。

　　今年春天，许明同志抱著篇幅长达二千六百页的《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前来找我，说他用两年多的时间，编纂了这部大书，希望我帮助他审阅一下，还希望我写一篇序。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吃惊的是年轻的许明同志能够有这个眼光，认识到佛典序引跋记的重要价值；也对他竟然下这么大的工夫把这件事情做成感到吃惊。高兴的是自僧祐以来断绝了一千多年的这一工作终于赓续有人，僧祐有知，亦当颔首；也为这件事已经有人在做，我可以给自己卸载而感到高兴。尤其当我得知许明同志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却不顾一切地花费几年的时间，从事这一非常有学术价值，却未必有什么经济效益的事情，真是非常感动。在社会普遍浮躁，学术正在腐败的今天，这实在是一股清新的空气。面对许明及他的工作，许多人应当羞愧。人之所以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本书共收入佛典的序引跋记约二千五百篇，是《出三藏记集》的二十多倍。仅这一数字的对照，就说明本书资料价值之高。本书的诸多序引跋记虽然大多集录自《大正藏》、《卍字续藏》、《全唐文》等大丛书，但编者不是简单地照录原文，而是作了一番艰苦的考订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考订上。有些篇章传统无作者名，但编者将其考出；有些篇章原注作者有误，编者作了订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这样一部大书，又是重新移录标点，其鱼鲁之讹、误标之处，在所难免。为了对读者负责，编者特意在篇名索引中注明每篇文章的出处。这样，读者可以根据需要，覆按原文。这说明编者对人、对事的态度是诚恳的，对自己从事的这项工作是老实的、认真的。说起来，标明出处，实际只是对文献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然而，就是这一基本要求，有些专业的文献工作者还没有做到。比较之下，业余的文献工作者——许明同志的努力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许明同志已经作了很好的工作，但佛典的序引跋记数量甚大，没有被本书收入的还有不少，希望许明同志或其他有意于此的朋友们共同努力，彻底完成这项工作。

　　二○○二年六月二日夜于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