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

　　爱国·爱教
　　家振
　　赵朴老往生已经四个月了，种种情景随着时光渐渐淡出，惟有两种景象在我脑海中始终清晰难以抹去!一是覆盖着国旗的赵朴老遗体，一是灵堂前为他诵经的四众弟子。
　　遗体上覆盖国旗是国家对他爱国的肯定；四众弟子为他诵经是信众对他爱教的肯定。往生时这两个情景显示了他爱国爱教功德的圆满!
　　人的一生充满起伏跌宕，错综复杂，一个年逾九十三的老人，生命的轨迹更是纵横交错，难以陈述，但纵观赵朴老的生平，我个人感到比较明确，爱国爱教便是他的一生。
　　爱国爱教融合在他生命之中，完全统一无法分割!
　　他常为人手书“知恩报恩”四个字，也常给人说“报四恩”的内容，“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土恩，报三宝恩”是佛祖的教导，是佛教徒必具的理念，它涵盖了爱国爱教的精神。
　　赵朴老不止一次给我们讲过从古至今许多高僧大德爱国爱教的故事，举大慧果的例子让我们编写一本佛教徒爱国故事的书。
　　他说：宗教界从来就是爱国又爱教的，抗战初期有个救国会，救国会中有天主教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基督教的吴耀宗，而其中的沈钧儒老先生正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救国会七君主因为提出抗日主张，被国民党当局关进苏州监狱，作了一个年轻的佛教徒，他把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投入了抗日活动。
　　当时佛教界在爱国爱教的精神指引下，投入了全面抗战的斗争之中，圆瑛法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太虚大师要求各地佛教僧侣“准备奋勇护国”，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应慈师法表示国家一旦有事，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巨赞法师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举办军事训练班，虚云法师集资账济款，并每天礼忏，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
　　赵朴老和众多高僧大德一样，参加以业余文娱活动为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益友社，每个星期和许广平、吴耀宗等一起分析讨论抗日活动，他还参加了文化救亡协会等等抗日团体。这一切都是本着佛陀教导而作的，他告诉我，当年的护国和平会曾制过一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户帽，表示“大愿”之意，而这大愿便是护国和平。
　　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任常委兼收容股主任时正好三十岁，他们收容组织难民、动中青壮年参加抗战活动，当得知江南已有“抗日义务军”(即新四军)的消息时便想方设法将这里面的青壮年送到新四军总部去。
　　这些事实再一次让我明白他所说的：“宗教界从来都是爱国爱教的”。这句话的含意。
　　“报四恩”无法分割、爱国爱教自然统一。
　　在这里我想起了两年事：1947年太虚法师圆寂前，特意给年方40岁的赵朴老打一个电话，请赵朴老去看他。在送他一本《人间佛教》的书时，对他说：“希望你当好护法。”今年，一位中央领导人与人谈话时说：“我佩服赵朴老，他每次说话都那样精确，处处都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这两段话让我回顾起他一生中所作的一些大事来，1937年抗日战争中选送难民中优秀青壮年赵皖南新四军本部；提出中日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在泰戈尔纪念大会上驳斥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这三件影响极大的事之外，可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为爱国爱教呕心沥血。
　　1958年金陵刻经处的徐平轩居士到上海，告诉他刻经处经板唐内野草丛生，一片凋蔽，当时佛协尚未成立他当即与圆瑛法师及佛教界高僧大德一起。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使这一近代佛教重要的弘扬佛法的佛教文化中心得以恢复。“文章”中他又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再度从浩劫中重生。到80年代他更化大力气克服重重障碍，使刻经处得到长足进展，气象一新。
　　他极力提倡佛教文化，倡办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希望通过弘扬佛教文化使人们能从认识佛教入门，达到理解佛教、尊重佛教、从而产生正信的佛教徒。使佛教真正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精神文明的祖国起积极的作用。
　　他要求佛教界关心国家、关心众生疾苦，自己带头在各次救灾活动中捐款捐物。
　　他提出培养人才的重要、关心佛教的自身建设，提出编写有关宗教政治常识、科学常识的书让广大信众学习，他请文物界给他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僧人，居士出外留学，希望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有更多地交流。
　　不仅对各个寺院的落实政策他十分关注。〓〓过问。对佛教界善信中的个人，他也很关心，对失明的唐仲容居士、年老行动不便的桂仑法师，他都给予关怀帮助，他常常问及学术办中研究佛教的学者，要我们多多联系，取得相互支持。他多年来从事人民外交，晚年又提出中、日、韩三国“黄金钮带”的构想，为世界各国佛教界及广大人民的团结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热情地写过大量诗、词、曲作，对祖国河山、各种大事进行讴歌。凡此种种无不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有关，无不体现爱国爱教的统一。
　　可以说爱国爱教对他来说并不是思考、推敲、研究、讨论的结果，而是无需加入概念活动，毫无分别思维，自然而然、果然、必然的现量所为。
　　“佛教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于佛教徒来说出世入世不二是不可能分开的。
　　1959年赵朴老写过一首《让宪法进庙门》的诗，中间写道：
　　“佛陀教信徒们行善止恶
　　要会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要求每个人过正当的生活
　　禁止对别威吓，奴役和掠夺
　　削灭剥削和贫困”
　　这是我们的宪法的庄严使命
　　这才能真正实现“众生平等”
　　这才能真正实现“国土严净”
　　这说出了爱国爱教统一的真谛。
　　生活的现实并不那样笔直、单纯，尽管愿望是那样良好，仍然会遭到挫折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内外佛教界都有人对他有误解，在整个国家的大形势下，他也不可能置身世外的。即使到今天也还有人对他过去写过的有些诗有看法，认为“政治味太浓，不太适合，再出诗集最好删去”的。
　　观世音菩萨在东土寻声救苦，在西方接引众生。我体会到在娑婆世界我们应当为建立“消灭剥削和贫困”众生平等。“国土严净”的合理社会而努力，这才能真正让众生得离苦，但是再合理的社会也有生、老、病、死的苦与困惑。而佛教正是让我们在终结关怀中寻到解脱之路的。佛教徒愿发大愿为社会作贡献，宪法保证人民有正信的宗教信仰的自由。
　　1949年初为迎接上海解放、赵朴老接受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委托，与上海各界人士一起成立了一个“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担任总干事，通过这种种交涉将美国助华救济全部物资，由“临救会”接收。这批物资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军管会指挥下作救济之用。这对解决上海一批游民、乞丐的安置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在“三反”运动中掌握这么大笔物资的单位负责人，不可能不受到审查，赵朴老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对下属提出了三条要求：“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经过上海、华东、中央三级的审查，他们清白地过了关。因为不贪他们无懈可击；因为不嗔他们没有委屈怨愤；因为不痴，他们相信国家、相信自己!
　　“文革”开始了，佛教面临了一场“教难”，赵朴老也被靠边进了“牛棚”，对于这种情景，他一时难以理解。但他相信宗教的“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群众性”，正因为这样复杂他尽管不知内情，还是忍心地静待正确掌握宗教政策的周恩来总理能落实宪法的规定，同时也为周担心着。他在调寄河满子的《东山》中写道：“花事绸缪风又雨，更兼蜂妒莺谗，终信晓珠天上，照他红艳千般。
　　对于当时的种种迹象他满怀忧虑，但离群索尽无可奈何。58年他写了《索居》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写道：“风起花非昨，螺旋古又今(说历史进程)，玄黄龙野战野(《易经》龙战于野)汗雨凤翎(武则天、凤翅)高阁〖FJF〗NE868〖FJ〗书旧(古书索之高阁)，弥天要教新(红海洋、红宝中、到处是像)索居略已久，问难问何人?当时他还为“内战”及许多人受难逝去写了不少诗词，表达了他对这场浩劫的观点。
　　1969年，他写了一首《风云》亲自送到中南海警卫室呈交毛泽东，其中有“渐觉片言能耳顺，偶然得句尚心雄……倘许丝毫长假我，讴歌期，五洲同之句。这时他越发地认识到了这场业，能够承受种种“逆耳之论”，并坚信终有一天能为国为教贡献全力了。
　　1974年他作《拟寒山》二首写道：“作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莫羡忉利天，转眼泥犁掉。指出了某些身作恶业却猖狂一时的人早晚要落入地狱(泥犁，梵语，即地狱。)
　　因果不爽，他可想到的都实现了，这以后他在爱国爱教的路上更加不遗余力地行进着。直至遗体覆盖国旗，信众灵前念诵，他进入到“清风明月，不劳寻觅”的境界之中!
　　国家、信众对他的悼念是令人欣慰的，任这一生的路却充满崎岖坎坷，一个人一生爱国爱教不动摇是多么不易啊!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在一个“信”字。当今社会尤其让我们看到信仰，这是多么重要啊!
　　赵朴老曾说：“信、解、行、证这个信开始并不是信仰，而是信赖是Confidence，而不是believes(他特地用英语说)出于对佛陀的信赖，去理解他的教义、实行他的教导。由此得到证悟，再回到信字，逐渐形成坚定的信仰。”这样的信念才是经得住考验的!
　　他对国家也有这样的信念，这是就世法而言的，尽管是入世法，他也是全心全意、执着经过回首”中心的要求他的朋友对新的前景全心投入不要“一半儿踟蹰一半儿走”：一半儿欢喜一半儿怕”，“一半儿是真一半假。”“不要让旧东西，一半儿拉你一半儿扯你。”
　　全心全意，义无反顾，这样充满信心地走完他爱国爱教的一生，他留下的言行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我又想起他曾跟我说过的两件小事，一件是陈毅副总理常常呼他“善萨”。另一件是毛泽东曾对他开玩笑地指他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前者说他有慈悲，后者说他有智慧，而他曾告诉我“智慧，慈悲是两只轮子，合在一起向前行。”同时他也常为人手书《华严经》中的。”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爱国爱教，毋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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