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佛教徒的楷模——圆瑛法师

爱国爱教佛教徒的楷模——圆瑛法师
　　明旸
　　四十年前的国际反法西斯战期争的胜利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期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的。
　　抗战期间，我们佛教徒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大悲无我之精神，同仇敌忾，奋起战争。其中，先师圆瑛法师为抗战所作的努力，则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一九三一年，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我东北三省很快被日军侵占。当是，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保卫祖国。是年当选为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先师，眼见祖国大好河山被恶魔所肢解，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即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就在此时，先师写下了著名的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一九三六年秋的“绥远抗战”时，先师与上海佛教人士特就觉园(今常德路418号，当时中国佛教会所在地)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恭请佛教学宿印光法师来沪说法，意欲借印光法师德望，再次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
　　一九三七年，先师正在江西庐山般若精舍讲经之际，忽闻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深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于是他立即返沪，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会上一致通过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的决议，并公推先师为团长。随即，先师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僧徒青年二百人，前来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屈文六居士(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负责之一)和先师的戒弟子宏明法师任正副总队长。接着，先师又在上海牛庄路七六四号开办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准备接纳灾区难民的圆明讲堂第九处佛教难民收容所。
　　当僧侣救护队的集训刚刚满月，八?一三战事发生了。上海驻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激励下，奋起抗击日军侵略，僧侣救护队也及时奔赴前线。在临出发前，先师对救护队全体讲话，要求每一个成员都以“大无畏”、“大无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先师说：这个“三大精神”，乃是大乘佛教救世学说的原则。“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出生入死的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又对弟子们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横遭杀戳 ”，“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残”，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以敬百，诫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亡工作，抢救伤员送到后方医治等等，这真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
　　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法师率领开赴战场后，在江湾、闸北、唐家湾等地，行动于救死扶伤之下，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掩埋我牺牲之战士，送负伤者和难民往后方，昼夜奋斗英勇顽强。当时报纸上每天都报道救护出入战场的英勇事迹，深得上海各界的好评。
　　时至一九三七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堆满死尸，为了掩埋中国阵亡士兵及被害民众的遗骸，中国佛教会还曾在上海组织掩埋队两队，推先师任总队长，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长，慧开和尚任第二队长。两队队员都是本地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关帝庙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大家自动踊跃参加，每天大早集合一起出发，抬的抬，埋的埋，一直忙到傍晚才收工回来。掩埋工作，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开始，到五月结束，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先师在函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开山出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三地总商会的介绍信后，即带我乘轮船前往南洋筹集经费。一九三七年十月，我随先师抵新加坡，往见民政务司，请予捐册签允，然后又请总商会定期召集华侨，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所募捐款皆由委员会统收统汇，除汇上海外，还汇汉口，请汉口香山寺的学生海镜和尚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第二汉口僧侣救救护队，开赴前线。后因武汉失守，该队随军转移到河南。
　　先师于新加坡募捐事毕，又先后去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请求各自组织当地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并在这些地区利用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动“一元钱救国运动”，博得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所收捐款一面汇沪，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一面拨款宁波，请施祥寺住持智园和尚为队长，组织僧侣第三救护队，开往浙江富阳县工作。
　　一九三九年夏初，先师带我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后，再赴南洋继续筹款，总计募得十余万元，供医院、收容所支用。那时，宋美龄曾以救济难童，电请华侨捐助，先师即首先拨款汇归，以为华侨倡。
　　是年秋天，先师带我回国抵沪，居住圆明讲堂。不多天，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先师出作“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拒绝。时当农历九月一日，恰逢圆明讲堂莲池佛会成立，先师正在殿堂上供礼佛，突来卡车四辆，载有日本宪兵数十人，一部分包围附近弄口，大部分冲入讲堂，以抗日分子罪名，野蛮地将先师和我逮捕，驰往北四川路桥堍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刑审讯，企图威逼先师和我承认“抗日有罪”。次晨，又将我师徒俩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在那里，日本宪兵又每天深夜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致使他老人家几濒于危。先师除在被审讯时从容陈辩外，余时即专心念佛，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坚持了民族气节。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之后，日本宪兵队长见先师威武不能屈，转而改用软的手段劝诱先师与他们“合作”，当遭先师以老病拒之。先师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德，在日本也有影响，所以日军未敢轻易加害。他们在无隙可乘的情况下，只得在农历九月二十八日释放了我师徒二人。
　　先师在这次魔劫中始终临危不惧，应付自如。这正是他平时修持深入，深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坚持爱国立场的坚定表现。
　　先师出狱返沪后，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的再度纠缠。在此期间，先师对国家大事却未曾一日忘怀，他在给北平中国佛学院师生的题词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旗帜鲜明地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爱国爱教两副重担。
　　以上所述，只是先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点滴事迹。但它表明先师不愧为一个爱国爱教佛教徒的楷模。先师的崇高爱国精神将永远是我们佛教徒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在这个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回忆抗日战争这段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史，使我们更加珍惜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佛教徒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以更大的热忱积极投入到四化 宏伟事业中去。
　　(作者单位：上海龙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