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余秉颐/文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当时印度人分别属于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执掌宗教大权的僧侣贵族，刹帝利是执掌行政大权的世俗贵族，吠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首陀罗则是“贱民”，从事当时社会上最艰苦、低贱的行业.他们与高等种姓的人不仅不能通婚，甚至行不能同路、饮不能同泉。社会上充满了不平等现象，人世间充满了种种苦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由于佛教是在反对不平等的婆罗门种姓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大力宣扬平等思想，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正如宋代高僧清远（公元1067—1120年）所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惟佛法最平等。” 汉语中的“平等”一词，也正是来源于佛教。汉明帝永平年间，洛阳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传人中国。此后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提倡万物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为什么说“进一步”？因为平等是和谐的必要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和谐；和谐则是平等的进一步提升，是比平等更高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天人合一”，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深受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和谐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典型的是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六项圆融”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处于“圆融无碍”的和谐境界。我们知道，中国佛教从来不进行宗教战争，也没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迫害异教徒的机构，这与它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深厚的和谐精神密切相关。
　　上述表明，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
　　最早在九华山从事宗教活动的是道教。２０００多年前，九华山就有道家驻足，《福地考》称九华为“三十九福地”， 至今留有道教人物活动遗迹和道观遗址２０余处。东晋隆安五年（公元４０１年），天竺(古印度)僧人杯渡在九华山创建茅庵，传播佛教。而九华山佛教的真正繁荣是从金乔觉在此传道开始的。公元七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国与唐王朝交往密切，每年都派人来华求学，其中也含括僧侣。唐玄宗开元年间，二十四岁的金乔觉作为青年僧人来到中国。据史籍记载，他是新罗国王族的近亲，原籍新罗国鸡林州（今韩国庆州市），早年出家，法号地藏（宋《高僧传》、明《神僧传》和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对此有记载）。据说他貌恶而心善，“顶耸奇骨，躯长七尺，而力倍万夫。” 他舍弃舒适安逸的王室生活，落发出家。来华后，他云游各地，为学习和宣传佛法而历尽艰险。他曾去过几处佛寺，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长久修行之地。在安徽，他先后云游了宣城、池州、南陵、庐江等地，并曾在芜湖赭山广济寺挂单 。来到青阳九华山后，他被这里的山川灵气和淳朴民风深深吸引，从此定居九华山，艰苦修行数十载。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金乔觉年届九十九岁。农历七月三十日，他召集僧众，与弟子们道别之后，便安然圆寂。弟子们按佛教习俗，将金乔觉遗体跏趺而坐，置于缸中封存。三年之后，僧众建造石塔，欲将金乔觉遗骸安葬塔中。不料开缸一看，金乔觉不仅肉身不烂，而且容颜如生，抬动其关节时，“如撼金锁”，发出如同摇动金锁的声音。佛经中说：“菩萨钩锁，百骸鸣矣，知其为圣人降世也。”骨骸发生金锁般的声音，乃是菩萨降世。弟子们联想到佛经中所描绘的地藏菩萨形象与金乔觉面貌相似，金乔觉的法号又恰巧是“地藏”，更加重要的是，在当地信众的心目中，金乔觉是“地藏大愿”最忠实、卓绝的实行者。因此人们便将金乔觉毕生的德行与《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 所说的地藏菩萨“广利众生”的“大悲大愿”联系起来，认为金乔觉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他来九华山正是依照地藏菩萨的誓愿弘法传道。因其俗姓金，便称其为“金地藏”。金乔觉的圆寂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也就被认定为地藏菩萨的涅槃日。九华山由此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地藏”是梵文的意译，按照《地藏十轮经》的说法，意思是“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地藏是印度佛教的大乘菩萨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另三大菩萨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佛经中说，地藏乃是在释迦牟尼佛寂灭之后、弥勒佛降生之前的无佛时代，受释迦牟尼嘱托来超度众生的菩萨。
　　上述表明，金地藏是真实历史人物金乔觉与印度佛经所记载的地藏菩萨 “合二而一”的结果。金乔觉被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对于九华山佛教文化及其和谐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谓九华山佛教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以地藏信仰为精神核心、以九华山地区为依托的地域性宗教文化。
　　一、从“地藏大愿”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地藏信仰是九华山佛教的精神核心，“地藏大愿”是九华山佛教的根本理念。因此从总体上说，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首先是通过这个根本理念表现出来的。
　　佛教的四大菩萨，名号上都有一个赞词：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大愿”是什么呢?那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记载的“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他发誓度尽“六道”（人道、天道、阿修罗、畜生道、鬼道、地狱道）众生，然后成佛。正如地藏菩萨宝座前那副十六字的扁额所说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他要超度“苦海”中的芸芸众生，即便是对于作恶多端、已经坠入地狱的“恶鬼”，也要将其从“罪苦”中超度出来，否则自己决不成佛。大乘佛教认为“一阐提人（指善根丧尽的恶人）皆得成佛”，“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而“地藏大愿”则更加突出地表明了一种宽容和包容的精神。试想：对于地狱中的“恶鬼”尚且要超度，尚且要包容和接纳，那么对于其他的人和事，还有什么不能包容和接纳的？这种理念对于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九华山佛教文化必然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文化。“地藏大愿”虽然寥寥一十六字即可概括，它却是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的根源所在。正是在“地藏大愿”的指引下，九华山佛教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表现出深沉博大的包容性，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和谐精神。
　　二、从儒、道、释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从佛家与儒家、道家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表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佛家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会通和融合上。
　　1、这种会通和融合，一是反映在理论上。
　　在此我们以宗杲禅师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为例予以说明。佛教自传入中国，为求得立足和发展，便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靠拢和吸纳，在这一过程中，宋代中国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而这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宗杲（1089—1163），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宋孝宗赐号“大慧禅师”，人称“大慧宗杲”，被视为“锭光佛”再现。他曾住九华山化城寺开坛讲经。圆寂后，九华山僧众铸其铁像供奉于化城寺藏经楼（此像已毁于“文革”期间）。宗杲和来自新罗国的金地藏二人，被历代九华山僧人视为仅有的两位出自世界东方的“佛”，并引为自豪。正如旧《九华山志》所云：“释氏佛、菩萨皆出西方。惟地藏菩萨为东方新罗国人，惟锭光佛为中华宁国县人。”宗杲所说的“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按照来自印度的早期佛家教义， “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活动便不曾停止。他们批评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不敬君”、“不奉亲”、“无君无父”、“泯灭人伦”。这反映了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间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间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提出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的观念，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但这些说法都还比较抽象，宗杲则明确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当时，由于金人大举南侵，使得“忠君”和“爱国”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必须提倡的行为准则。宗杲正是适应了当时的世俗生活的这一需要，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认为佛家的“菩提心”与世俗社会的忠君爱国之心，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在这方面，佛门弟子与世俗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出世”与“入世”的区别。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世间”的事或“出世”的事，都是佛门弟子所应当尽力之事。宗杲还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这表明了他如下的观念：就忠君爱国而论，佛门弟子与士大夫一样责无旁贷。地藏信仰特别注重“孝道”，与这种观念有关。
　　不但要忠于君，而且要孝于亲，“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宗杲却让它成了佛门教义：“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他主张“于忠于孝，……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他强调“忠”与“孝”的一致性，将提倡忠孝仁义的儒家圣人之言，也视为佛门弟子的行为准则，认为只要一切遵照圣人所要求的去做，身体力行地去忠君孝亲，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
　　2、九华山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会通和融合，更多地表现在寺院设施、历史遗存和各种传说中。
　　例如，在九华山半霄亭旁的土地祠内供奉的土地神是韩愈。我们知道，韩愈是唐代十分激烈地反对佛教、坚持儒家思想的文学家。他主张对于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曾因撰写《谏迎佛骨表》而险遭唐宪宗斩首。他居然在佛教圣地九华山受到供奉，这充分说明了九华山佛教对于儒家的包容态度。同时，九华山佛教也通过对儒家学者的思想影响，形成与儒教的交流、互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王阳明曾居住在九华山的化城寺、无相寺等处，与僧人朝夕相处，谈佛论儒，参禅打坐，深受佛家思想影响。九华山东崖石壁上刻有王阳明手书的《赠周金和尚偈》，他由于没有见到到初访九华时结识的周金和尚而留下这首偈。偈中的“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等句，充满了禅学意味。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思想，就吸取了他在九华山所领悟的禅学精神，以至阳明心学被称为“阳明禅”。后人（清代赵国麟）作《读阳明先生赠周金和尚偈》，云：“谁道阳明不是禅，周金一偈已居然。” 王阳明的弟子们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化城寺西边建立了“阳明书院”。此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儒家文人来过九华山。他们筑室读书，开馆讲学，南宋至清，九华山一直有儒家书院存在（如“甘泉书院”、“阳明书院”、“天柱书堂”等）。
　　九华山道教历史悠久，西汉时窦伯玉辞去县令之职，在此修道。东晋时葛洪在九华山炼丹，“葛仙洞”和“炼丹井”是其遗迹。唐代赵知微与弟子在沙弥峰开坛修炼，“碧桃岩”、“浮桃涧”是他们的遗迹。九华山道教鼎盛时期，道观曾达二十余所。到了宋代，随着佛教的发展，道教在九华山便退居次要位置，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但是九华山佛教对道教一直采取相当包容的态度，以致出现了“道僧洞”，僧人和道士共居一洞，这在佛教名山中是很有特色的。在九华山，道家的神仙和佛家的菩萨可以供奉于同一殿堂。九华山正天门内地藏菩萨的护法神不是佛门的韦驮，而是道教的灵官，传说是因为金地藏尊重九华山素为道教福地而请来的。而在大愿庵的大雄宝殿里，玉皇大帝也占据一席，与殿中莲花宝座上的三尊大佛（如来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同受供奉。时至今日，九华山仍然保存有不少道教遗迹，向游人显示出仙风飘渺的道家气息。此外，九华山地区还流传着不少与道家有关的传说，例如“张果老拾宝岩观花”、“窦子明乘龙成仙”、“孝子宁成遇仙”等，这些传说也反映了九华山佛教与道教的交融。
　　三、从佛教不同宗派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佛教内部有不同的宗派，九华山佛教却没有不同宗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同宗派在修行方法上有区别，九华山僧人则能对这些修行方法兼采并用。史籍表明，唐代以后的九华山佛教以禅宗为盛，净土宗、华严宗等宗派次之。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最大的流派。“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意思是“静虑”——静中思虑，所以又叫“禅定”。白居易《在家出家》诗云：“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主张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禅定为修行之道，通过静坐思维的方法，达到彻悟自心的目的，比较符合知识阶层的情趣。净土宗的教义比较简单明了，它主要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净土为修行方法，俗称“念佛法门”，认为只要一生诚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行、住、坐卧时均可称念），始终不怠，临命终时就能往生西方净土。 该宗由于修行方法简便，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律宗的基本修行方法，则是学习和研究佛家的各种戒律（如声闻戒、菩萨戒）。华严宗因奉持《华严经》而得名，教义比较深奥，研读经典是其重要的修行方法。九华山的“拜经台”、“华严洞”、“华严井”等遗迹，据说就是当年金地藏等人研读《华严经》之处。金地藏信奉《华严经》，但他已经超越了佛教某一宗派的界限而兼收并蓄。他的修行方法中就包含着禅学的方法，仁德大师曾有专文对此作出论述。明末高僧智旭（公元1599—1655），是一位精通禅、净土、华严等宗的佛学大师，他特别尊崇地藏菩萨，自称为“地藏之孤臣”，中年后曾久居九华山。智旭致力于佛教诸宗的交融、会通，倡导数宗兼修，特别是“禅净双修”，因为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留传最广的宗派。他明确地提出了“非禅非净，即禅即净”的口号。在金地藏、智旭等人的言传身教之下，绝大多数九华山僧侣的修行之道是既坐禅入定，也念佛名号，既研究戒律，也讲授经论。总之，在九华山，佛教各派长期和睦共存，在修行方法上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呈现出交融互动、安宁和谐的局面。
　　四、从“出世间”与“世间”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佛教是“出世”的，但佛教其实又必然是存在于人世间的，因而它又总是面临着与“世间”的关系问题。从“出世间”与“世间”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表现在僧俗融洽以及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上。
　　关于闵公施地、诸葛建寺、俞荡献经、黄粒稻、金地茶等的传说，充分表明了九华山地区僧俗和睦、融洽的情形。九华山地区有寺庙百余座，它们散落于九华山周边乡村乃至青阳县外。在寺庙集中的九华街，有很多山民居住。僧俗共居，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寺院常和民间共同举办集佛事活动与集市贸易于一地的庙会。山民时常请寺僧念经、做佛事，朝山拜佛、求签问卦。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九华山地区的民俗风情一直保持着浓郁的地藏崇拜氛围，很多民间习俗——例如拜地藏，向地藏菩萨许愿、还愿，盖“地藏利生宝印”等习俗——都与地藏信仰有关。当地民间过春节的习俗也深受佛家影响，山民腊月二十八日提前过年，晚上全家食荤，叫做过“荤年”；腊月三十日（月小则为二十九日）晚上全家食素，叫做过“斋年”。当地的民间文艺同样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青阳地方戏傩戏中就有《九更天》、《目莲救母》等宣扬佛教思想的剧目。
　　另一方面，九华山地区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也对九华山佛教的日常课诵、丛林清规和寺院建筑等产生了影响。例如从金地藏开始，九华山僧众除了拜佛、修行之外，还像当地山民一样参加各种农业劳动。九华山因僧俗共居之故，寺院突破了佛教“过午不食”的惯例，僧尼多进晚餐。佛事活动中，九华山的阴骘大会就是由寺院和民间共同举办的。寺院举行的一些大型庙会和佛事活动中也常有民间文艺表演。寺院建筑方面，九华山的寺院外观多为江南民居的形式，而寺内摆设的供桌、纱灯等礼佛器具，也呈现当地民间的风格、样式。这些都反映了九华山地区僧俗融洽、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情形。
　　五、从金地藏的形象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还通过金地藏的形象表现出来。
　　这里的“形象”指的是人格形象。金乔觉在九华山应化为地藏菩萨，“新罗金乔觉”成了“中国地藏王”。但是金地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非威严冷酷的，而是和蔼可亲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九华老爷”，信众不把他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而把他看成真切、亲近的忠厚长者。事实上，金地藏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格感召力、富于爱心的高僧大德。他的两位舅舅受新罗国皇室的委派，专程来九华山劝金地藏还俗回国，结果不但没有劝走金地藏，两位舅舅也留在九华山出家了。这固然表明了金地藏献身佛门的坚贞之心，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金地藏的人格中所具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金地藏的徒弟耐不住深山修炼的清苦和寂寞，要求还俗下山。金地藏尊重徒弟的选择，还写下了富于浓郁感情色彩的《送童子下山》一诗送行。诗的后两句是“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充分展示了善解人意、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胸怀。金地藏在人们心目中的的形象 ，是一种仁厚、宽宏、富于和谐精神的形象，可以说他是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的“形象大使”。
　　总的说来，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现了以“地藏大愿”为根本理念的和谐精神，体现了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和谐，佛家不同宗派之间的和谐，“世间”与“出世间”的和谐，树立了富于和谐精神的金地藏形象。这种和谐精神，既是宗教文明的硕果，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硕果，同时还是我们安徽人文传统中的硕果。因此，它是安徽宗教界的骄傲，安徽人民的骄傲。
　　更加重要的是，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既是一种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是一种现实的精神资源。宗教本身就是多层面的文化统一体，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宗教以其特有的途径在现实社会发挥着作用，通过理论（宗教教义）和实践（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直接地影响着信徒，间接地影响着广大社会成员。正因为这样，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在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借鉴和发扬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但我觉得，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中最突出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的，是待人接物、处理问题时的包容态度。作为个体的人我们虽然很渺小，但可以从“地藏大愿”中获得启示，努力培养包容天地万物的胸襟，培养“心忧天下”的情怀。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大事、做大人物，而是说每个人都要具备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人服务的精神。如果我们大家都具有这种精神，和谐社会的构建何愁不能成功？我们还可以从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多元共存”中获得启示，以宽厚、平和的心态待人接物、处理问题，更好地理解别人、接纳别人、善待别人，这对于实现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说现当代人类社会是“多元化” 的社会，“多元”就意味着包容，就要求在包容中实现和谐，因此九华山佛教文化的深沉博大的包容性是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