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科学的三大交涉点（二）

从心理学层面看，佛学可以说就是一门最古老的“心学”，佛陀即以疗治众生心病的大医王为己任。以“如实知见”的智慧来“自知其心、自净其意”是佛教极为殊胜之处。此点在佛教“唯识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佛陀细致入微地解析了心识的生起、形态、结构与功能，并提出了一系列“转识成智”以及获得心灵净化与解脱的方便法门与操作技术，树立了由人成佛的超越型人格的典范。现代人由于不能善治其心，故染上了浮躁不安、紧张焦虑等种种心病。而佛陀的所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其实都是对治心病之法。如果我们能善用佛陀“心”的智慧，以静心对治动心、以好心对治坏心、以信心对治疑心、以真心对治妄心、以包容心对治狭隘心、以无心对治有心、以永恒心对治无常心、以平常心对治执著心，那么我们就能释放出心的不可思议的妙用。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世界平。现代西方心理学诸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对人类潜意识的描述、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揭示以及弗罗姆、叔本华、胡塞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子。西方心理学家能在实验与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格的发展过程以及行为的潜在因素，但却在人格改造上暴露出明显的局限。佛教心理学在这方面的统一性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伦理学层面看，佛教基于三世因果的业力论所提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七佛通戒偈”，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科学从事物普遍联系中揭示出因果关系的法则，而佛教则将这种因果法则运用于社会伦理与人格塑造之中，具有高度理性化的特质。佛陀理性化的业力因果论既消解了神意伦理的迷信色彩，也在强化“自作自受”中避免了宿命论、机运论等伦理学说的弊端。佛教伦理学特别强调业由心造、人心有自主其业的自由意志，从而对于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力行众善、自塑良善人格、净化生存环境、提升生命境界、共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具有切实的道德实践效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太原白云禅寺自觉实施了“日行一善、善行一日”的日常道德机制，呼唤更多的人从每一天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把对善良的理论认知、价值诉求转化为最真诚、最具体的行动，并将其养成为一种最为内在的信念、情怀、境界、习惯与人格。我们深知，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样，自然而然，无处不在，而且不但能够自善，还可善人，并能随时随地以自己的人格与行为带动和影响他人共同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以形成社会互动和社会风尚。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如果每个人能够“日行一善”，那么日积月累，积行成习，积习成德，积德成贤，就会成就全社会的大善与至善。佛教在科技时代的独特价值，也可以在我们具体的伦理体认与道德实践中体现出来。

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但同时也遭遇到了许多现代性问题。在出现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心态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人类进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发达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这种通过向外逐物、向自然掠夺来满足欲望的文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人类逐物不返，将欲望变质为永无休止的“贪欲”，走向一种“深度迷失”。现代文明急需在重构中调整自己的价值航向，进而能够真正寻求到一条走出异化怪圈、以人为本、多维和谐的新的发展之路。如果我们能够从佛家智慧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取之不竭的价值资源。

正如爱因斯坦、罗素等著名科学家所呼吁的那样：在科学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人性的觉悟，并且认为探索真理应该是两条路互补：一条是器证与推理，一条是悟觉与体证，甚至认为道德标准与道德价值应该置于科学真理之上。我们相信，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不但是一个富有内涵的研讨会命题，而且会导致思想的突破与实践的超越。这无论对佛法，对科学，都是值得欢喜赞叹的世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