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佛教智慧 , 促进科学发展

学诚 : 发掘佛教智慧 , 促进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既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又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既根植于古老辉煌的华夏文明智慧，又吸纳了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既一脉相承地把握了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又与时俱进地将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既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又追求世界人类的和平、安宁和幸福，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世界人类发展的高度，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抱负和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超凡智慧，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及时指明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方向、目的、路径和领导力量，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巨大、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强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的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人心，鼓舞了我们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干劲。我作为一名佛教界的政协委员谈谈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应如何行动才能契合佛陀本怀，不辱时代使命。
　　一、充分发掘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所蕴含的文明智慧，因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予以阐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资源，使其契合佛教慈悲济世的伦理本怀。
　　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秉承大慈大悲的伦理精髓，不断融会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形成了关怀人间、关切民生、关心社会和关注民族兴衰的独特品格和大乘气象，积累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丰富精神资源。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使其泽被当代、利益众生。
　　从善去恶、劝善止恶是佛教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引导。中国佛教以佛教经论为依归，深度契入中国社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化导众生从善去恶，经历代高僧薪火相传、一以贯之的理论营造和四众弟子长期不懈的践行努力，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对净化人心、止恶向善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化导众生从善去恶 , 中国佛教甚至主张融会儒道，不囿门户之见、形迹之辨，只求兴善去恶。如南北朝刘宋时期宗炳在《明佛论》中认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途而习善共辙也” 唐朝宗密在《原人论》中认为：“天竺、世教，仪式虽殊，惩恶劝善无别，亦不离仁义等五常。”北宋契嵩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中国佛教不但以兴善去恶为旨归而融摄儒道诸家，更从“自净其意”的佛教根本出发，力求“无漏善”。在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时要求四众弟子做到无住相布施，三轮体空——没有施者、受者与所施之物三轮相，更不用说追求回报、谋求私利了。这充分体现中国佛教利益天下苍生的宽广胸襟和无私坦荡的宗教情怀。
　　慈悲平等是中国佛教处理人际关系和人类与其他有情众生生命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佛教的慈悲是指给予众生喜乐、解除众生痛苦的动机及行为，即“与乐拔苦”。“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中国佛教紧紧把握佛教的这一根本，并在不同时空因缘下，契合本民族本时代特色予以阐扬和发展。如中国佛教把印度佛教的不杀生演绎扩展为放生和素食。唐朝道世指出：“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把慈悲视为佛教存在的前提和根本。自利利他是中印大乘佛教对印度小乘佛教的理论发展，中国大乘佛教认为“自他不二”，冈波巴大师说：“对众生缺少悲心，所以不立志去行利他之事，这就是小乘的作风”，因而中国佛教认为损人必损己，因为损人造恶因必将给自己带来无穷恶报；反而利他必利己，因为利他种善因必将给自己带来无量善报。同时中国佛教认为行善积德、积集福德资粮是成圣成佛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而以清净之心利他，不求回报，无怨无悔为众生奉献，构成中国佛教的本质特征。它成功地把自利与利他统一起来，以利他作为自利的先决条件，自利必先利他，不利他无以自利，因而利他就是自利。只有利他（利益众生）才能自利（实现自我的解脱和觉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佛教劝善止恶、慈悲济世、利益众生的伦理基础是建立在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的理念之上。这是一种普遍而无差别、根本而彻底的平等观。它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和怜悯，决不是一种自居优越的同情和布施，而是把所有众生视为与己同体的“同体大悲”，是不带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的“无缘大慈”。中国佛教从缘起性空、诸法无我的理论高度和修行实践，阐明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及自利利他的本质依据和必然要求。
　　中国佛教的伦理原则典型地反映了人本情怀和人道本位，明朝憨山大师直言：“舍人道无以立佛法”、“佛法以人道为 镃 基” , 这种注重人文关怀和现实人生的理论品格孕育了近代以来影响深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等独特的宗教形态。太虚大师说：“佛法的根本在于——教人应该养成怎样的思想和善的行为方算是人生社会合乎理性的道德” ,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宗教形态既是中国佛教人本情怀和人道本位的必然发展，又开启了中国佛教进一步融入社会、关怀现实的新篇章。今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无论是从善去恶、慈悲平等还是自利利他，都是以宗教形式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智慧观照和经验总结，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二、充分发掘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关爱生命、敬重自然的思想资源，为保护大自然、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贡献中国佛教的独特智慧。
　　佛教处理众生与环境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依正不二观念。正报指有情众生生命主体，依报指有情众生赖以生存的国土世界即环境。依正不二是指众生与环境构成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中国佛教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丰富、拓展和深化，使之成为关爱生命、敬重自然、节制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宝库。
　　中国佛教从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的理念出发，主张爱护动物、严禁杀生，同时提倡放生和素食，以求尽量减少社会大众对动物的滥杀。在众多珍稀动物已经灭绝、更多的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的今天，其对人类行为的补偏救弊之功、警省反思之用可谓大矣。中国佛教还认为山河大地、花草树木等虽无情识，但也有佛性，既可成佛，亦可说法，人类也要以一体同仁之心加以呵护。中国佛教以缘起性空视万物为一体，从而彻底超越了西方以理性至上观念把世界对象化、客观化进而对大自然肆意掠夺、横加宰割所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天台宗从“十界互具”的视角阐释缘起论，认为众生之间相互依存、人与环境因缘和合。天台宗认为无情有性，一切法皆有佛性，因而一切法皆具平等价值。华严宗从一多相容的视角阐释佛教缘起论，认为世间万物相互含摄、相互渗透，还以“因陀罗网”来喻指整个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宇宙系统的整体性。禅宗牛头宗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认为一切有情和无情皆有佛性，皆能体道，皆能成佛。其后慧能弟子南阳慧忠更主张不仅无情有性，而且无情也在说法。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度佛教的缘起论，并从一切法皆有佛性的角度得出了“万物一如”、“万物一体”的结论。《古尊宿语录》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可谓殊途同归。遇缘无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中国佛教的本质追求之一。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过历代高僧大德和四众弟子的共同努力，深度契合中国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并与之相互融合、相互激荡，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佛教。有情无情皆具佛性，而佛性又圆融周遍，万法相即相入，相摄相容，相资相待。这种宇宙整体主义的思想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已经注意到了佛教对于建构现代环境伦理学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他说 : “禅宗在尊重生命方面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它并不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标定界限。在西方人看来 , 自然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 , 它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力量 , 才逐渐有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自然界不过是一种有待开发的资源。而禅学并不是人类中心论 , 并不倾向于利用自然 , 相反 , 佛教许诺要惩戒和遏制人类的愿望和欲望 , 使人类与他们的资源和他们周围的世界相适应。禅宗懂得如何使万物广泛协调 , 而不使每一物失去其自身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禅宗知道怎样使生命科学与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相结合。”
　　三、充分发掘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独特的文化资源，为提高中国优秀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从而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国佛教的文化智慧
　　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理解与欣赏，必须具有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必须具有超越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己私利的世界视野，应该说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的价值和视野，也只有具备这样的价值和视野，文化资源才能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从而有利于世界的永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久远深广的中国佛教，与儒家和道家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并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使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更加凸显，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佛教的伟大智慧深深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华夏文明血脉心髓的一个重要部分，影响着二千年来的炎黄子孙。它不是“霸权思维”下的软实力，它不谋求一己私利，它谋求的是世界人类的共同利益。它决不损人利己，而是以自他不二的精神，谋求共同发展，甚而以利他作为利己的先决条件。它决不停留在口头道义、表面文字上，而主张以实际行动令众生离苦得乐，给众生实际利益。这样的“软实力”超越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局限，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不朽智慧。比“霸权思维”下的软实力，更“软”，更有力量！
　　当然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软实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软实力大国。五千多年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明底蕴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挖掘和切实有力的弘扬。其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尚需艰巨的努力。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固守持存，还是融入当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深怀中国佛教众善奉行、同体大悲、自利利他的广大悲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理解，增进友情，消除误解，打开隔阂，把中国佛教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绍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明认识、认同、理解、欣赏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使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的企图消弭于泱泱大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光辉之下，消弭于中国佛教文化悲智愿行的法雨甘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