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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雕塑概述(上)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李玉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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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雕塑概述(上)
  李玉珉
  故宫文物月刊
  第14卷第12期(1997.03)
  页4-35
  1997 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组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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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时间:民国八十六年四月八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展出地点:图书文献大楼一楼
  一 引言
  民国十九年我国建筑史权威梁思成先生在东北大学传授「中国雕塑史」课程时,曾
  很感慨地提及: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
  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
  ……干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
  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它部分者;……盖历来社会一
  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注一)
  的确,考之古籍,名见经传的古代雕塑家实在寥寥无几,画录中偶见他们事迹的记载,
  但也多未尽其详,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及制作技法都湮没无闻。历代文人又大多认为雕塑
  「不登大雅之堂」,从未将其列入收藏之列,更遑论系统的整理。直至近代,雕刻一门
  仍末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所以我国的雕刻研究,一直十分沉寂,与丰硕的西方雕塑史
  研究两相对比,实有霄壤之别。
  民国七十二年与七十六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
  的佛教雕刻展,引起了大家对我国雕塑艺术的重视。再加上近年来国人经济能力提升,
  在国外旅游之际,往往被博物馆内陈列有序的我国雕刻作品所震撼,逐渐地注意到它们
  的艺术成就与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性。这几年来,本地收藏家也加入了中国古代雕
  刻收藏的行列,目前正是国内研究中国雕塑的最佳时机。
  雕塑艺术原是生活的自然产物,早在旧石器时代,即已揭开了雕塑的序幕。历经数
  千年的发展,我国的雕塑不但在技巧和取材上有很大的变化,在题材上更是无所不包。
  其中,以宗教雕塑的比例最高,是研究中国雕塑不可忽视的一环。
  我国宗教雕塑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即有宗教雕塑的制作,辽宁凌源牛河梁「女
  神庙」出土的泥塑女神像,即为一例。(注二)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文化
  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带来了新的思潮与造像题材,更是本土宗教─道教─的催生剂
  。不过根据史书,东汉(二五─二二0)的楚王英常「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注三),汉桓帝(一四六─一六七在位)也「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注四),显
  然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黄老与佛陀并无差别;换言之,东汉人视佛教为神仙方术思想的
  一种。早期的佛教便附托于东汉流行的黄老神仙之术,在中国社会中寻求发展。由于汉
  代是佛道二教的萌芽阶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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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有限,所以宗教雕塑在汉代雕塑中仍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二二0─五
  八九),随着佛道二教的流行,宗教活动频繁,佛寺、道观林立,佛道雕塑的数量激增
  ,远远凌驾于俑像之上,成为中国雕塑的主流。本文拟介绍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宗教
  雕塑的发展概况,并讨论其艺术风格的演变,以管窥我国雕塑发展史的全貌。
  二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此时学问渊博的宗教师辈出,
  建立佛道二教的宗教体系,奠定了佛教与道教独立发展的思想基础。在佛教方面,许多
  天竺与西域高僧,如世居敦煌,通达西域三十六种语言的竺法护(约三─四世纪),名
  振西域的鸠摩罗什(三四四─四一三),精于禅定的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三五九─四
  二九)等,来华翻译出许多重要的经论,奠定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基础。除此之外,本土
  的传教师,如道安(三一二─三八五)、慧远(三三四─四四六)、僧肇(三七四─四
  0四)、道生(三五五─四三四)等,他们不但讲经说法、注释经典、阐明经义,更制
  定戒律,身体力行,使佛教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发芽茁壮。
  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多崇奉佛教,上行下效,自然促进了当时佛教的隆盛。赤乌十年
  (二四七),吴大帝孙权即为康僧会在建业建建初寺。(注五)永嘉之祸(三一六)后
  ,晋室南迁,南朝诸帝皆颇崇佛,礼敬沙门。其中,崇佛最笃的当推梁武帝(五0二─
  五四九在位),他不但虔心研究佛教教理,讲经说法,屡办斋会,并四度舍身同泰寺为
  寺奴。南朝佛教在梁武帝的倡导下,达到全盛。
  五胡乱华以后,建国北方的五胡诸国君主,或许因为自己并非汉族,抱着身为外族
  之人,理应礼敬外国之佛的心理(注六),多信佛教。北魏太袓道武帝(三八六─四0
  九在位)好览佛经(注七),任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全国僧徒。法果常说:「太袓
  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注八)自此以后,北魏帝王更加支持佛
  教,佛教俨然成为北魏的国教。后虽有太武帝(四二四─四五二在位)的黜废佛教,可
  是文成帝(四五二─四六五在位)继位之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法。根据〔魏书.释老志
  〕的记载,北魏流通的佛经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略计僧尼二百余万
  ,其寺三万有余。(注九)北魏佛教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永熙三年(五三四),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武定八年(五五0),高洋废东魏主
  ,建立北齐(五五0─五七七)政权。恭帝三年(五五六),宇文护推宇文觉代西魏为
  周天王,北周(五五六─五八一)王朝遂立。这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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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除了北周武帝(五六0─五七八在位)外,东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君主们大多礼敬
  僧人,奖励译经,建立寺塔。据说,在北齐僧官的管辖下,僧尼就有两百余万人,寺院
  即多达四万余所。(注一0)北周建德三年(五七四)武帝虽然废除佛道二教,但武帝
  崩殂(五七八)后,宣帝(五七八─五七九在位)即敕许复兴佛教。总之,在北朝诸君
  的重视和护持下,佛教在北方的发展极为迅速。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以神仙思想为中心,揉合了我国古代道家、阴阳五行等学
  说,卜筮、神仙、符水等方术,内容驳杂。道教的形成可追溯至汉顺帝时(一六八─一
  八九)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西晋以前,道教主要在下层社会中流传。东晋初,葛洪(
  二八四─三六四)创立了金丹派道教,在〔抱朴子.内篇.明本〕中所他提出「道者儒
  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注一一)的儒道结合理论,很快地获得南方士族的欢迎。再
  加上,江东的世家大族多追求长生不死,葛洪所倡的服用成仙之说,也正符合他们的需
  要,所以世家大族竞相崇奉道教,即使皇帝也不例外。史载,晋哀帝(三六一─三六五
  在位)雅好黄老,服食长生之药过量而亡(注一二)。南朝时期,深受宋文帝和宋明帝
  礼敬的陆修静(四0六─四七七),制立道教斋戒和仪范,并着手整理道教典籍,且模
  仿佛经的经、律、论三藏,将〔道藏〕分为洞玄、洞真和洞神三洞,对南朝道教发展影
  响甚钜。梁武帝本信道教,礼聘茅山派的创始人陶弘景(四五六─五三六)。每有吉凶
  征讨大事,无不咨询,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注一三)北朝道教宗师的代表寇
  谦之(三六五─四四八),依佛教的戒律仪轨,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是道教戒律
  的肇端。(注一四)他又整饬道教,建立道观,设置象教,是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北
  魏太武帝对他推崇备至,于公元四四0年,改元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三)太
  武帝还诣道坛,受符箓。(注一五)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之举,固然有政治上的考量,但
  道教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检视历时三百六十九年的魏晋南北朝史,政治纷扰,其先有魏、吴、蜀三国的鼎立
  ,中经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后有南、北朝的对峙。在南朝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先后就
  有四个朝代的更迭。北方虽在北魏拓跋氏的统治下,暂享一百五十年的安定,可是其后
  郄又有东、西魏与北齐、北周的分裂。除此之外,这段期间,外戚争权,豪族争强,民
  生雕敝,人们在哀告无门的时候,只有从信仰宗教上去寻求解脱。佛教的因果循环和生
  死轮回之说,道教的神仙方药与禳邪袪祸之术,都成了民众心灵慰藉的良药。因此,佛
  道二教除了在上流社会中流传之外,在民间也都拥有广大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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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造像
  检视现存文物,两晋与南北朝的石窟雕塑、金铜造像、锤鍱夹纻等,数以万计,它
  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兴盛的最佳见证,不但填补早期宗教雕刻的空白,更清
  楚地记录了古代匠师融印度的佛教造像传统于本土文化的努力,故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雕
  塑实可谓开创了中国雕塑史的新纪元。
  (一)魏晋造像风格
  早期佛教和神仙图像混杂的造像风气,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甚至在西晋的魂瓶上
  ,还见佛像和神仙人物并置的余风。(注一六)但西晋以来,随着宗教思想的日益成熟
  ,佛教造像已成为独立的雕塑题材,信徒礼拜的主体对象。美国哈佛大学褔格博物馆所
  藏的一件三世纪末坐佛(注一七),是我国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遗品。这尊坐佛身着通
  肩袈裟,双手重叠,作襌定印,平放腹前,结跏趺坐于方台之上。其五官轮廓较深,唇
  上有髭,衣纹自双肩垂落,布排自然。袍服质地虽厚,但衣下的身体结构亦交待清楚。
  这些风格特征与印度犍陀罗式的雕刻完全吻合,乍看之下,还以为是西域的作品。但台
  座两侧的供养人像则为汉人,身着宽袍大袖的汉式袍服,此作当为晋人造像无疑。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金铜菩萨立像,亦为一件三世纪末的作品。该像唇上有
  髭,顶有高髻,长发披肩,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肩披天衣。身佩环颈与垂胸二重璎珞
  ,手戴臂钏。其胸肌与腹部微鼓。衣襞隆起,衣纹流畅写实,裙沿呈菱形转折。这些特
  色均受印度犍陀罗雕刻的影响。但与犍陀罗造像仔细比较,我们发现,这件菩萨的肌肉
  不如犍陀罗菩萨像壮实,而且与四川出土东汉陶座上的坐佛(注一八)一般,祂的头手
  比例稍大。日本藤井有邻馆的收藏中,也有一件风格十分近似的鎏金菩萨像。(注一九
  )据传,该像为陕西三原县出土。显示西晋匠师在铸造这些作品时,虽以印度佛教雕刻
  为依归,但也融入了国人造型的观念。
  河北省博物馆藏品中的一尊坐佛,造型与褔格博物馆所藏的坐佛一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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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台之上。此尊坐佛的头手比例稍大,和身躯不太相称,仍保
  存了三世纪造像的遗风。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佛额际宽平,发丝梳理整齐。长目杏眼,
  眉眼疏朗,鼻翼宽,鼻梁低,面形和五官特征均已中国化,衣纹以身体中心为轴,呈U
  字形层层布排,左右对称,整齐规律,躯体结构抽象概括,都与三世纪末西域色彩浓厚
  的造像大异其趣。这尊金铜佛坐像的风格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所藏的后赵金铜坐佛(注
  二0)十分近似,这尊后赵佛像的台座上有建武四年(三三八)的造像题记,是现存中
  国纪年造像中最古的作品。所以河北省博物所藏的这尊坐佛也应是四世纪上半叶的造像
  。该像的制作已脱离印度和中亚美术原型的束缚,将外来的佛教图像和汉民族的艺术传
  统互相结合,孕育出独特的风格面貌。
  据载,东晋时(三一七─四二0)全国有佛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注二一),当时
  佛教艺术的活动一定相当蓬勃,可惜东晋的佛教造像皆未保存下来。究竟东晋造像的风
  格特色为何?很难具体描绘。但是文献中郄难得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位东晋伟大雕刻家的
  名字,那就是戴逵(三二六─三九二)。戴逵字安道,安徽人,宅性居理,游心释教,
  工书画,又长铸佛及离刻,也是夹纻像的创始人。(注二二)〔历代名画记〕载:
  (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
  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
  (注二三)
  这条资料显示,戴逵雕造佛像时,并不只是依据稿本,一成不变地翻刻,而是拜众
  为师,虚心接受观众的批评,修正自己的作品。虽说这件作品目前已经不存,但其一定
  和西方像制迥然不同,而与江东人士的品昧契合,是一尊民族特色鲜明的汉式作品。无
  怪乎初唐时道宣(五九六─六六七)见到此像时,曾赞叹曰:「振代迄今,所未曾有也
  。」(注二四)
  (二)南朝造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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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逵为晋末之人,他的作品在当时即为「百工所范」。(注二五)戴逵的次子戴颙
  ,也继承其父衣钵,为刘宋时期的佛雕大师,所以戴氏所创的汉式佛像风格应是刘宋时
  期造像的主流。宋元嘉十四年(四三七)韩谦造像(注二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南朝造
  像。此尊佛像的坐姿、服饰、与垂竖的襌定印,以及规律布排,左右对称的衣褶,均与
  后赵建武四年的坐佛相似,但是此像的五官娟秀,面容恬雅,双肩窄削,衣纹流畅,制
  作细致,整件作品流露出一份温婉的气韵,推测这可能就是当时流行文士气息浓郁的「
  戴家样」面貌吧!
  现存文物中,仅发现一件萧齐的佛教碑像,该碑出土于四川茂县,并刻具齐永明元
  年(四八三)的题记。该碑的佛像,无论在人物的造型或服装的样式上,均已完全汉化
  。其额际方阔,肉髻较高,形貌温雅。这尊佛像不再穿著印度式的袈裟,而着褒衣博带
  的汉式袍服,胸前尚有一结带,仿佛南朝文人一般。自胸前垂落在方台上的衣纹布排,
  繁复对称,流转波动,线条流畅,在立体的雕刻中,又增添了一分线性的趣味。
  梁代造像在宋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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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益成熟。成都万佛寺出上的数件梁代佛雕(注二七),即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造像均
  为高浮雕,为七尊、九尊或十一尊的龛像,图像结构复杂,布局满而不塞。四川省博物
  馆所藏的梁普通四年(五二二)释迦佛立像龛中,立佛的两颊豊润,双肩削斜,体态修
  长,形象清俊,风度潇洒,与南朝文士的审美观和美学思想相脗合。龛像中的人物皆嘴
  角含笑,神貌亲和。身躯圆浑,肌理的表现更加成熟。佛足下方的浮雕伎乐,或屈膝,
  或摆腰,姿势生动活泼。全作的布局主从分明。在雕刻技法上,释迦佛的高浮雕也是最
  为突出,依次为菩萨等主要胁侍、台座上的伎乐,背光上的故事浮雕则最浅,安排井然
  有序。
  (三)北朝造像风格
  南北朝时,南北不但政治对立,佛学发展也大异其趣。南方玄佛合流,偏重佛教义
  理的探讨,北方则重宗教行为,建寺造像之风盛行,所以遗留下的佛道造像数量远胜于
  南朝。
  1 北魏时期
  北魏立国以后,随着拓跋势力的不断扩张,天兴元年(三九八)迁都平城(今山西
  大同),北魏征服各地所得的财富、人囗、伎巧等均群集此处,平城不但是当时的政治
  经济中心,也是艺术文化中心。天兴元年,道武帝在平城建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
  山殿。太宗(四0九─四二三在位)践位,亦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注二八)废佛期
  间(四四六─四五二),寺塔佛像俱毁,佛教事业摧残严重。文成帝即位后,立刻复兴
  佛事。和平(四六0─四六五)初年,即敕令昙曜在京城西的武州塞开凿云冈石窟(注
  二九),云冈石窟的造像是平城风格的代表。
  云冈石窟的开窟长达五、六十年,依石窟与造像风格,可分为三期。云冈二十窟的
  大佛,主尊高达十四公尺,是云冈一期的代表之作。该坐佛额方颐丰,鼻梁高挺,双目
  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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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炯有神,两耳垂肩,气宇轩昂。两肩宽厚,身躯雄健。该佛唇上有髭,身着袒露右肩的
  印度式袈裟,仍见西域样式的影响。但衣褶处理以凸起的阳刻与阴刻线条并用,独树一
  格。全作以平直刀法作成,棱角分明,明快有力。这种风格为平城造像的典型,是全国
  各地仿效的对象。云冈二期的造像,人物的面形稍短,嘴角含笑,五官线条柔和,嘴角
  含笑。同时,出现了头戴花蔓冠的菩萨像。部分佛像已穿上了褒衣博带的汉式袈裟,菩
  萨身穿半肩帔帛,天衣于腹前交叉,阶梯式的衣褶取代了一期阳刻、阴刻并用的手法,
  身躯的表现趋于概念化。而此次展出的云冈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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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额略窄,脸形略长,呈椭圆状,面形较为清瘦,是属于云冈第三期的作品,应作于
  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以后。
  孝文帝倾慕汉文化,排除众议,于太和十八年迁都中原文化古城洛阳,积极推动汉
  化政策。随着都城的南迁,平城兴寺凿窟的风气亦随之南移。依据〔洛阳伽蓝记〕,北
  魏末年,洛阳城内即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注三0),盛况空前。不少王公贵族亦
  在城南的伊阙(即龙门)营建石窟造像,祈褔禳灾。景明(五00─五0三)初,世宗
  宣武帝诏敕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即大同云冈石窟),于洛南伊阙洛山
  ,为高袓、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五0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
  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注三一)龙门石窟是北魏晚期有史可考,且最重要的一
  个石窟群。
  学者考订,位居龙门山北段的宾阳三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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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释老志〕所载的宣武帝时开凿的三窟。然从这三窟造像的风格观之,仅宾阳中
  洞在北魏时完全完工,是北魏晚期佛教雕刻的代表之作。该窟的佛像(注三二)虽上承
  云冈第二期风格的余绪,仍具浑厚之风,但刀法由方转圆,唇薄眼弯,嘴角上扬,五官
  的线条柔和,在庄严中多了一分亲切。二侧的立佛身着褒衣博带式的袈裟,虽然仍如云
  冈二期的作品,肩宽身短,但肩的厚度稍薄,两肩略斜。作品衣纹繁复,身躯被厚重的
  袈裟掩盖,结构不明。衣襬向外扬起,衣纹线条转折如波,流畅圆转。总之,在这儿,
  取云冈严峻挺拔风格而代之的,是温雅潇洒的气韵,这应是北魏晚期受了洛阳地区和南
  朝汉族文化熏陶的结果。此次展出的北魏立佛风格特征与宾阳中洞的立佛相似,也是北
  魏晚期的作品。
  此次展览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原在龙门古阳洞,是北魏睌期菩萨像的重要典型。
  这尊菩萨面目清癯,五官细秀,颈细肩窄,胸平身扁,身躯修长,身体结构处理概念化
  。顶戴筒形高冠,半肩帔帛在腰际交叉,穿璧而过。衣纹稠叠对称,波动起伏,线条流
  畅。这种清风秀骨式的菩萨像应是南朝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莲花洞为北魏龙门石窟中的一个大窟,正壁为一立佛 ,左右各有一胁侍比丘。可惜
  二腕侍比丘的头部均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年间被凿。(注三三)左胁比丘的头部(注
  三四)今在法国巴黎的居美博物馆,其面颊削瘦,额有绉纹。现存于该窟内的身体则胸
  肋外露,手握锡杖,当是释迦佛的大弟子迦叶无疑。右胁比丘的头部今为国内收藏家购
  得,面圆颊丰,年纪较轻,应是阿难。从窟内仍存的残躯看来,阿难应是手持莲蕾供养
  。这两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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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侧身而立,面向主壁立佛的浮雕大像。洛阳工匠在雕造这两尊胁侍比丘时,考虑到
  祂们与主尊的关系,所以特别采取了八分面的表现角度,因此当我们正面观看此像时,
  反倒觉得祂们五官不正,鼻歪眼斜。孰不知这正是洛阳匠师的技巧高妙之处。
  2 东魏、北齐时期
  北魏分裂后,高欢迁孝静帝入邺,洛阳僧尼也随之东移,邺都遂成为东魏的佛教中
  心,河北、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之风也随之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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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魏的国祚甚短,仅十六年,早期造像仍上承北魏晚期造像的传统。几与北魏晚期
  的作品如出一辙。但到了五世纪的四0年代,东魏的风格特征便日趋明显。此次展出的
  东魏立佛三尊碑像的主尊以及东魏立佛,皆面形条长,长眉杏目,鼻秀唇薄,五官细致
  ,颊颐丰润,表情自然。胸腹略敛,比例亭匀,身躯表现较北魏作品圆润。一般来说,
  东魏作品衣纹简化,或以两条平行阴刻线条来表示,或完全省略。衣裾下襬贴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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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不再向两侧扬起。同时小腿的轮廓隐约可见,表现比北魏作品细腻。类似的手法亦
  见于展览中的菩萨立像,显示东魏的雕刻家对人体的观察更为仔细。此时菩萨像不再载
  筒形高冠,头冠低平。在雕刻刀法方面,虽有部分作品仍运用平刀手法,但大部分作品
  采圆刀法雕刻,所以对肌肤质感的掌握更为妥切。
  北齐取东魏而代之,造像活动仍十分活络,山西、河北和山东均出土了不少北齐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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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刻的精品。这些造像头面变圆,肉髻低平,身躯结实,浑圆如柱,全身的重心平均置
  于两腿,姿势直挺,缺乏动感。人物的造型与北魏睌期流行的秀骨清像,已大异其趣。
  然仔细观察各地的造像风格,在大同之中,亦可发现不少歧异之处。
  此次展出的北齐作品中,山东的造像数目最多,特别令人瞩目。这些佛像多着垂领
  袈裟,与东魏的作品两相对比,发现东魏山东造像的童稚之气,至北齐已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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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无存。这些佛或菩萨像额宽脸圆,两颊丰润,五官起伏处理之细腻,眼光下敛,神情
  静谧,沉潜端严。在衣纹的处理上,这些作品时繁时简,有的甚至于没有衣纹的刻划。
  即使在有衣纹刻划的作品里,又是阴刻、衣襞微隆和阶梯式衣褶三种技法并存,变化多
  端。然而这些作品有一个共通的时代特质,即袈裟质地的柔软,身躯轮廓明晰,小腹微
  突,双腿轮廓隐约可见,体态优美。展品中尚有一件立佛残像,袈裟上尚见贴金与彩绘
  的佛像、菩萨像、飞天、地狱等图案,是一件十分难得石雕彩绘的法界人中像遗物,至
  为珍贵。
  河北出土的佛雕多为白色大理石之作,色泽温润洁白。部份像上尚余彩绘残痕,如
  此次展出的武平四年(五七三)半跏思惟菩萨五尊像,显示这些河北作品原来应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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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斑斓。此外,在题材、结构或雕刻技巧上,河北作品亦有特色。北魏时期,河北即开
  始半跏思惟菩萨像的制作。到了东魏、北齐,这个题材更加流行,甚至影响到邻近的山
  东地区。北齐时,河北又出现了双尊的组合。展品中的双半跏思惟像,主尊两侧双树交
  缠,枝叶交接于上,形成树形背光。飞天手持璎珞,翔回其间,龛顶正中为一宝塔,其
  下又有一组佛三尊像,布局复杂。石雕中装束简朴的菩萨像,与雕凿精美、图像繁缛的
  背光,相映成趣。全作双层镂空透雕,技法卓越。这样的雕刻手法是他处所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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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位于北齐的西境,该地造像额圆脸长,眼平鼻直,五官线条劲直,肌肤质感的
  表现不如河北、山东的细致。腰枝粗壮,颇具量感。身体仍被厚重的衣裙所遮掩,衣纹
  对称布排,轮廓不如东部的造像清晰,其与河北和山东秀雅的作品,大相径庭。
  3 西魏、北周时期
  西魏建都长安,只维持了二十二年,如同东魏一样,造像艺术是在北魏睌期的基础
  上,继续发展而来的。至魏文帝(五三五─五五一在位)执政中期,西魏的造像风格才
  臻成熟。现藏于山西博物馆的大统十四年(五四八)立佛虽然和北魏佛像一般,仍着褒
  衣博带式袈裟,但其身躯浑圆,两肩圆厚饱满,衣褶线条凊晰,流转对称,是一件西魏
  的佳作。
  北周除了武帝之外,皇帝亦多崇佛,但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加以武帝的灭毁佛道
  二教,佛寺、道观摧损无数,所以遗留的作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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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北齐相提并论。此次展中的北周的观音菩萨立像,雕造精美。该像头戴三珠宝冠,
  额方脸短,眉眼细长,璎珞繁复华丽。衣纹自然垂落。姿势直立,缺乏动感,这尊造像
  风格与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原在麦积山第四十七窟的北周菩萨立像(注三五
  )相近,故而推测此像或出自甘肃地区。
  (四)南北朝道教造像
  魏晋南北朝道教发展的过程,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成分,其戒律的制订和三洞的分类
  ,均受佛教的影响。道教雕刻也在佛教以象设教观念的刺激下应运而生。由于道教早期
  并无造像的传统,所以在塑造道教神像之初,大多借鉴佛像的形式,以三尊的组合出现
  ,主尊结跏而坐,左右各有一胁侍。所不同的是,道教的主尊多具须髯,顶戴高冠,身
  着道袍。左右胁侍不穿天衣.不佩璎珞。雕塑史学家王子云曾经指出,道教造像皆「模
  仿佛教,虽有经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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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郄易形成公式化,因而道教造像一般不如佛教造像生动。」(注三六)的确,从现
  存有限的南北朝道教造像来看,其造型板滞,姿势僵直,风格变化还不如佛教丰富。
  根据史书,南北朝著名的造像有:梁普通七年(五二六)所造的玉清像,北魏正光
  二年(五二一)所造的天尊像,北周天和三年(五六八)所造的太清老君像等,可惜现
  在均已不可得见。(注三七)现存文物中,南北朝的道教造像之数量和种类都相当有限
  。目前最古的道像遗物为始光元年(四二四)魏文朗佛道像(注三八),该像现藏于陜
  西耀县碑林中,其风格和北魏佛教造像并无二致。更有趣的是,受了佛教法华图像的影
  响,南北朝的道教像中还有二道并坐像的发现。所不同的是,道教的主尊多具须髯,顶
  戴高冠,身着道袍。北周时期,道教的图像发展日益成熟,出现了一手持羽扇,一手扶
  臂搁的天尊像,在图像上,与佛教有明显的分野。自此,佛道二教的图像才开始分流。
  注
  一、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台北:明文书局,一九八七),「序」。
  二、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一九八六:
  八(一九八六年八月),页一八─二四。
  三、刘宋.范烨,〔后汉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卷七十二「楚王英传」,〔景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一九八六),第二五三册,页一
  七。
  四、同上注,卷七「桓帝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五二册,页一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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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
  〔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八三),第五五册,页九六中。
  六、十六国时,后赵僧侣数目剧增,良莠不齐,当时王度曾向石虎建言,曰:「佛是外
  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但石虎郄回复说:「朕主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
  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梁.慧皎,〔高僧传〕卷九「佛
  图澄传」,〔大正藏〕,第五0册,页三八五下。)当时这种外族之人应当礼敬外国之
  佛的心理,于此一表无遗。
  七、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六二
  册,页八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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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同上注,页八七八。
  九、同上注,页八八七。
  一0、唐.道宣,〔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大正藏〕,第五0册,页四八五中。
  一一、参见晋.葛洪,〔抱朴子〕卷二「内篇.明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一0五九册,页五一。
  一二、唐.房玄龄,〔晋书〕卷八「哀帝本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五五
  册,页一二七。
  一三、唐.李延寿,〔南吏〕卷七十六「陶弘景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六
  五册,页一0八三。
  一四、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安征:黄山书社,一九八九),页三二0。
  一五、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太武帝本纪」,〔景印文渊阁四厍全书),第二六
  一册,页七八。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图五九─七四。
  一六、图见贺云翔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图
  七九、八二、八三等。
  一七、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论〕(东京: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五),图三、四
  。
  一八、图见贺云翔等,前引书,图三二。
  一九、图见松原三郎,前引书,图一、二。
  二0、同上注,图五、六。
  二一、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大正藏〕,第五二册,页五0三上。
  二二、夹纻又称脱活、搏换、干漆等。其制作方法为先以泥塑造出人物大致的形像,然
  后于其上被以麻布,并将漆和灰的混合物涂上好几层以成其形,像完成后,再把内部的
  塑土除掉。有关戴逵为夹纻像创始人的考证,原松本文三郎着.许洋主译,「夹纻的像
  器」,收录于〔佛教史杂考〕(台北中和:华宇出版社,一九八四),页三三二─三三
  六。
  二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收录于〔画史丛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三),第一册,页七八。
  二四、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六,〔大正藏〕,第五三册,页四0六中。
  二五、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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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杨家骆编,〔南朝唐五代人画学论着〕(〔艺术丛编〕第一集第八册〕台北:世界书
  局,一九六二),页七。
  二六、松原三郎,前引书,图一八、一九。
  二七、同上注,图五四、五五、五八、和五九。
  二八、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六
  二册,页八七六。
  二九、同上注,页八八0。
  三0、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大正藏〕,第五一册,页一0二二上。
  三一、〔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
  六二册,页八八四。
  三二、图见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宠门石窟(一)〕(北京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图七─一0,一七─一九。
  三三、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流散雕像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
  三),页一一0。
  三四、同上注,图四一。
  三五、图见东山健吾监修,〔中国麦积山石窟展〕(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一九九二
  ),图三七。
  三六、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页九六─
  九七。
  三七、同上注,页九七。
  三八、图见松原三郎,前引书,图一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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