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辛 岩
　　由四川省峨眉山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10月6日至10日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伏虎寺隆重举行。四川佛教协会会长隆莲法师、峨眉山佛教协会名誉会长遍能、会长宽明、副会长释通孝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江苏、云南、陕西、河北、湖北、山东、甘肃、福建及四川等省、市的学术界专家学者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64篇论文，内容广泛丰富，是一次有关峨眉山与巴蜀佛教的学术研究的检阅，与会学者就以下专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普贤信仰和峨眉山佛教文化
　　大多数学者认为，普贤信仰是佛教中国化最具特色的表现之一，普贤是一个虚构的精神性化身。在大乘佛教中，普贤是法身佛佛法的体现，是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和大乘佛教的保护神。普贤信仰传人峨眉山始于东晋年间，唐代有关普贤菩萨的设供、造像及显灵示化人间的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以后赵宋王朝欲以峨眉山取代被北汉、辽占去的五台山的宗教地位，而大力在峨眉山赐建寺庙，这样峨眉山被最后确立为普贤道场。有的学者从宗教信仰心理的角度把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的原因归结为：普贤的行愿及地位受人尊崇，人们希望把他留在中国，而峨眉山正好幽雅安静，适于僧人避世修行，也适于骚人墨客游览赏玩，再加上传说故事为证，峨眉山则成为普贤道场。也有的学者则认为，东晋慧持创建普贤寺是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的肇基。
　　学者探究了峨眉山从早期道教洞天演变为佛教名山的基本线索，认为峨眉山从道教洞天向佛教名山演化的起因是唐代佛教心性论的兴起和道教保精守气说的衰落。峨眉山在道教中的位置降低的原因是道教内丹派兴起，外丹派衰落。
　　有的学者对普贤信仰和日本佛教的关系首次作了探讨，认为普贤信仰在唐代随《华严经》的传播流人日本，日本空海派和圆仁派所修的普贤延命法是重要的修法之一，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色。
　　上海的学者介绍了峨眉山僧人性空老和尚在民国年间两次来上海龙华寺传法的经过和普贤信仰对上海佛教的影响，肯定了僧人积极的社会作用。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峨眉山佛教文化，他们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不是天下名山僧占多，而是天下名山僧建多，峨眉山自然景观因佛教人文景观而增色，峨眉山寺庙建筑艺术与自然有机结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峨眉山佛寺的楹联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佛教虽追求成佛涅盘，但它仍不舍弃对人生的探索，宗教离不开尘世，离不开人生，峨眉山武术是峨眉山佛教文化的结晶，它始开南宋，其特点介于少林派和武当派特点之间，力求内外并重、刚柔兼备、不多事讲说而重在行持。
　　二、关于巴蜀佛教文化
　　四川佛教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体系，有的代表以四川地域和语言文化为根据把四川佛教文化划为三个区域，即：四川佛教文化圈、川东及川北佛教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三者鼎立构成了四川佛教总体。
　　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汉时蜀地已有佛教的影响，蜀汉时就有外来僧侣在巴蜀传播佛教，佛经亦开始流传。有的学者从《高僧传》中辑录了在四川活动过的僧人的传记，证明几乎从佛教传人汉地开始，四川的佛教也就有了肇端。有的学者介绍了巴蜀佛教从刘宋时重禅法戒律到齐梁时重义学的转变。学者们还用史实论证了峨眉山佛教和成都佛教的密切关系，指出峨眉山佛教和成都佛教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巴蜀佛教的一大特色。
　　与会学者探讨了唐代成都佛教寺院与寺院壁画兴盛繁荣的原因，认为：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等重大战乱都没有波及巴蜀，许多高僧避乱到成都研习佛学，历任成都的地方官吏又大力推崇和提倡佛教，加之成都是唐代中西交通的要冲，这都是唐代成都佛教得以兴盛的原因。学者们对唐代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的分类、作者、内容、寓意、位置和精美程度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证，此外还指出，巴蜀佛教在唐末五代衰颓的原因在于李德裕镇蜀时的禁佛和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这两次禁佛毁坏了大多数成都的寺庙和佛教文物，值得后人引以为诫。有的学者对乐山大佛分段建造的时间作了详尽的考证，并分析了大佛建造时间为何长达90年之久的原因所在，通过乐山大佛的历史变迁说明巴蜀佛教的兴衰。
　　云南学者考察了唐宋间巴蜀佛教文化对云南汉地佛教的影响，认为汉地佛教至少在唐初就已传人云南，在南诏与中原交往的几条主要路线中，通西川道是汉地佛教传人云南的主要路线，云南汉地佛教不论是教派、经典还是僧侣都与四川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其艺术题材和风格都受巴蜀佛教文化的影响，其兴衰一定程度上受巴蜀佛教文化的制约。
　　来自西安的学者论述了秦巴山区佛教的特点，认为自然的寺院与师法自然的寺庙、佛道并立、佛道相摄、佛道转换、亦佛亦道、非佛非道、佛教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教徒信仰的变异性、短期性是秦巴山区佛教的特点，指出：在中国佛教传播的区域里，山区的佛教居于厚实稳定的地位，不仅在“法难”中是佛法复兴的基地，在山民的心里是善良愿望的寄托，就是在中国佛教本身的发展史上，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山区佛教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加强对山区佛教的调查研究，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的学者论述了明清之季破山海明与峨眉地区禅学的关系，认为海明在四川传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巴蜀佛教的发展趋向，佛教僧人从重讲经转向重参禅，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从支持讲经法师转向倾心禅学，这是海明于明清之季振兴巴蜀禅宗的突出成果之一。海明吸收了江南禅宗界比较流行的一些禅学思想，并且依据四川佛教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发挥，他没有接受江南禅宗界带有极端色彩的观点，亦没有把江南禅宗界争论的问题带到巴蜀，这与当地禅学发展状况有关。
　　关于四川佛教教派，学者们认为乃是以禅宗为主，佛教密宗曾一度是川东产生显著，净土宗也曾流及于此。学者们特别考察了四川禅宗的情况，认为四川的禅宗是以成都为中心向蜀川各地辐射，最先人蜀的是南岳怀让一系，继之为青原行思系统。有的学者指出，中唐时期在四川活动的禅宗智诜派是与当时中国禅宗的“南能”“北秀”相并列的又一主要派别，为蜀地禅宗之祖。其禅法为净众—保唐派的“无忆、无念、莫妄”之“顿教法”。有学者通过对本世纪初于敦煌发现的禅宗佚籍《历代法宝记》所载智诜禅师行状的考证，提出了异议，指出《历代法宝记》中的智诜是虚构的，并指出《法宝记》称智诜门人处寂禅师受传达磨祖师法衣之事，亦值得怀疑。
　　三、关于峨眉山志和游记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介绍了清末楼黎然所著《峨眉纪游》一书的学术价值和书中所具有的“儒释一理”的哲学思想，由此得出佛教以一种外来文化融变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之必然的观点，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具有兼容乃大的宽广胸怀。有的学者介绍了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游记名著《游峨眉山记》。还有的学者介绍了近代僧人印光以明末清初胡世安所著《译峨籁》和清人蒋超、曹煦所著《峨眉山志》为基础，重修《峨眉山志》的经过，肯定它保存了许多有关峨眉山佛教的资料，对提高峨眉山佛教地位起了一定作用，学者还就范成大《吴船录》抄录峨眉山牛心寺继业三藏西行求法的文字做笺释，认为继业西行求法，诚与宋初佛教一度复兴有关，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抄录的有关继业西行的文字可补中唐以后中印交通、印度佛教史料方面的缺遗。大多数学者认为，明代以后的《峨眉山志》受峨眉山佛教发展的推进，因而呈现出佛教文化色彩，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佛教色彩愈浓。学者们也指出：以往峨眉山志详古略今，收录高僧的标准不清，材料不齐、叙述不清，附会、神异内容较多，不注明资料来源，难成信史。他们对今后修志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
　　四、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有的学者认为四川在东汉末年就有了确切无疑的佛像，这些佛像混杂于表现世俗生活乃致神仙道术的图像之中，这正由于中国佛教尚处于传播的早期阶段所致。这些佛像可能是当地人所创制。有的学者提出：佛教可能伴随商贸往来，经中印滇缅道传人四川，有的学者则提出：滇缅道上并未留下佛教遗迹，究其原因，实乃由于此道所经地区当时还处于蛮荒状态，难以接受哲理深奥的佛教。四川北道——羌中通西域路上留有大量佛教遗迹，益州北部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有接受佛教的基础，因此这条路更可能是佛教传人四川的主要通路。
　　有的学者观点则不同，他们认为：目前发现于四川地区的东汉至蜀汉的文物中，尚难肯定有真正是佛教信徒供养礼拜的佛像，已知资料多是受到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作品，有的只是作为装饰图案。四川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东汉至蜀汉时期那些受佛教造型艺术影响而产生的文物，并没有任何联系，它们表现了南朝造像风格。川北地区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与成都一带的石刻造像不同，不是受长江下游南朝造像的直接影响，而且受北魏后期中原造像的影响。
　　有的学者研究了中国早期石刻佛经的起因，认为把佛经刻在石上，是为防止“法难”，使佛经长存于世。他们提出早期石刻佛经分为两个阶段，等一阶段为北朝刻经，以山东泰安、河北响堂山的北齐刻经为代表；等二阶段为隋唐刻经，以北京云居寺石经山刻经和四川安岳卧佛院刻经为代表。
　　五、关于苏轼和佛教的关系
　　学者们认为，苏轼早年同时受儒家人世思想和佛家出世思想的影响，中晚年历经坎坷后，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广泛吸收佛老思想的有用成份，使之在其人生道德修养和促进社会教化的工作中，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佛学思想为苏轼在仕宦途中所遇的痛苦提供精神慰藉，使他的思想得以超脱和升华，为其作品注入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切实奉行的，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宋代专制制度空前强化，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科举制度日趋完备，强化了文人对专制政治的依赖，也使文人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就这层意义而言，宗教思想在苏轼的仕途生活中，只起一种工具作用。
　　此外，与会藏族学者论述了峨眉山佛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首次介绍了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的称谓、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与峨眉山的关系、《格萨尔王传》对峨眉山的描写、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明代藏族高僧仲钦喀觉巴·南木坚赞大师在峨眉山的一些佛事活动及其弘化于此山之经过。
　　此次讨论会，是我国自1980年以来召开的第25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且是我国在西南地区举行的首次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也是历届国内佛教学术讨论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收集到的论文数量为历届佛教文化讨论会之首。参加此次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其中有不少是我国近年来自己培养的从事佛学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与会代表中，四川各地的代表占全体代表的1乃强，并向会议提交了一批有特色、有见解、质量较高的论文。此次讨论会主题鲜明、议题广泛，以峨眉山佛教文化为内容的讨论最为集中和突出，有关巴蜀佛教的内容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议得到了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市政府、市委、市政协的关心指导和直接支持，峨眉山市统战部宗教局为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峨眉山佛教协会为会议提供了全部经费，佛教界与学术界为研究佛教传统文化互相提携，为今后继续举办类似会议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会议之成果在于已探索出一条基本的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发展的脉络，这对于今后峨眉山及巴蜀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是大为有益的。然而，此次会议仍显露出我国佛教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仍需加深，特别是明、清、民国佛教应该成为研究重点，再者，藏区的藏传佛教，以及汉、藏佛教间的比较研究亦应进一步深入。但有这次学术会议的经验，今后的学术会议必将以此为鉴，开得更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