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弘扬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务

重视和弘扬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务

　　中国宗教杂志社 胡绍皆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部署。《决定》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一年来，论者关于后一句话的理解、论述和阐释，是比较充分的。但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却所见不多。我认为，虽然这两句话不是在《决定》的同一章节中提出来的，但却有着深刻的关联，如果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会带给我们新的启发，这就是：“在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中，宗教能够发挥哪些积极作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准备就这一命题给出全面的回答，仅就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建构，提出若干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公民慈善意识，

　　需要有深厚的慈善文化作为支撑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之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在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富人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8日发表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已经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现实影响，而且也将给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威胁。

　　按照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缩小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就应当有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讲的是效率。即各种经济主体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生产效率高者胜出，生产效率低者失败或者被淘汰。第二次分配是税收分配，讲的是公平。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平的税收政策，让部分社会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使社会机器正常运转，同时调整和缩小第一次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分配，讲的是社会责任。所谓“慈善分配”，就是富人将自己的部分财富自愿捐赠给穷人，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从而最直接地缩小贫富差距，形成与社会互动双赢的良性循环。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慈善分配”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机制，对弥补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保障不足，缩小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USAFoundation)2007年6月25日公布的年度报告说，2006年，美国人的慈善捐款近3000亿美元，扣除通胀因素后，比上年度增加了1％。如果不考虑灾害救济捐助，总增长率为3．2％。另据美国慈善基金会(CharitiesAidFoundation)2006年11月所做的一项比较，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热心慈善的国家，按照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的善款占1．67％，排名第一；英国为0．73％，排名第二；加拿大为0．72％，排第三。亚洲的新加坡为0．29％，名列第八。而在慈善捐款的使用方面，宗教组织得到的捐励最多，为968亿2000万美元(相当于善款总数的32．8％)；另外一大笔(为409亿8000万美元)捐给了教育，包括赠给学院、大学和图书馆等，这个数目占了捐款总额的13．9％。”

　　美国施惠基金会的报告还显示，慈善捐款的高速增长都来自个人捐款者，而且每年如此。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从2001—2004年的4年里，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 2006年6月，世界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把自己85％的身家，即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赠给了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在美国，像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热心公益事业的富豪并不少见，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不仅美国富豪热心慈善，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美国普通家庭中，也有65％热心慈善。

　　那么，在经济高速成长、贫富差距又不断扩大的中国，究竟有多少富人拿出自己的财富，参与“第三次分配”了呢?中国公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又如何呢?

　　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而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不仅中美两国富人慈善捐款数有着天壤之别，就是普通公众的慈善捐款，中美两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据统计：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我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每年约40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3％，而美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却达到了44％。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的富人和普通公众会如此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富人们的行善之举?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公众的爱心善念久违了呢?

　　答案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比较一致的答案有那么几条：一是中国有关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滞后，至今为止，还没有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导致了行善渠道不畅；二是中国慈善机构较少而且官办色彩浓厚，绩效不彰，影响了人们慈善捐助的积极性；三是中国的富人还刚刚走出原始积累阶段，他们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慈善事业；四是目前社会上“仇富”心态盛行，对富豪来说，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钱不是好事；五是有人欺骗利用人们的善心，善款未尽善用，挫伤了人们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等等。对于上述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除了需要解决上述种种主客观矛盾之外，更需要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富人和普通公众，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慈善事业，是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这种慈善文化建基于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从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种族，也超越了贫富。美国是当今世界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对于信仰虔诚的美国教徒(不论是富豪还是普通公众)来说，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乐善好施，帮助别人，不仅是爱心的具体体现，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要求。19世纪美国长老会布道家查尔斯·芬尼就曾经说：“上帝恩宠的证据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乐善好施。”这种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慈善理念，对于美国社会慈善事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的赵晓博士，曾经在《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中，对教堂给予美国慈善事业的影响有过深入分析。他说，教堂对于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人们看到，有钱的人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友、分享；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赵晓指出，这一切，如果没有了上帝的约束，都将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我们并不是说，要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就必须在中国发展基督教。我们只想指出的是，慈善作为一种体现人类高尚品行的事业，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慈善文化和慈善价值理念作依托。就像美国有其独特的慈善文化和慈善传统一样，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同情弱者的优良传统，从村落家族的义庄、义田、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善行，从政府的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中华民族的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也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积淀，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佛家讲慈悲为怀，道家讲齐同慈爱，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我国民间悠久的慈善传统一度中断。而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里的多次政治运动，把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包括与之相连系的慈善理念)摧残得七零八落；改革开放后，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以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思潮，又进一步瓦解了社会上仅存的善意。这就是当前我国富人和公众较少行善的深层文化原因。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我们就必须同时着手重建我们的慈善理念，建构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只有这样，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够获得持久的成长动力与坚实的发展基础。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我认为，路径之一，就是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儒、释、道)之中，去寻找返本开新的慈善思想资源。

　　二、热心社会慈善事业，既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

　　正如上文所说，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慈善文化的积淀是比较深厚的。以佛教来说，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佛教道德中，有许多内容，如“五戒”、“十善”、“四摄”、“六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为个人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上报四众恩，下济三途苦”、“广种福田”，等等，其中就包含了深刻的慈善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即：慈悲情怀、布施理念、福田思想和报恩精神。尤其是佛教的“布施”理念，是“四摄”、“六度”中特别重要的一条，包括法施、财施和无畏施三个方面。法施即对众生随机说法，使之消解精神上的痛苦；财施，就是以自己的净财分布于他人，特别是社会上生活无保障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解决其生活困难；无畏施，即救度众生，为其祛除种种忧愁、恐惧，获得轻安与法乐。用今天的话说，“法施”、“无畏施”，可以称之为“心灵慈善”，“财施”，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慈善”。无论是心灵慈善，还是物质慈善，都是利乐众生的善举，是个人求得解脱的途径，是佛教慈悲喜舍、报恩度苦精神的体现。

　　佛教传人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进一步光大了佛教原本就有的慈善思想，倡导‘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形成了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到禅宗六祖慧能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和后来怀海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后，更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思想。早在隋唐时期，佛寺为救济贫病，就设立了悲田院、养病房、施药房等带慈善性质的设施。自此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中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等社会慈善事业者，代不乏人。 ．

　　近代以来，寇深祸亟，神州陆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运衰，教运亦衰，在中国传播发展近两千年的佛教，此时也进入到一个严重的衰颓时期，形成了畸重出世间的流弊，“教在大乘，行在小乘”。20世纪20年代初，为纠正佛教畸重出世间的流弊，适应时代发展，将佛教从死本、鬼本、神本转向人本、生本，太虚大师首次喊出了“人生佛教”的口号，呼唤佛法之弘化应以人类为基点，以发达人生为根本。后来，他还提倡以佛法改善人间社会为宗旨的“人间佛教”，并建构起了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太虚之后，经过印顺、赵朴初等的大力倡导、实践与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已经获得佛教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当今中国佛教共同的主张与旗帜。

　　“人间佛教”高扬佛教的人间性，以即人而趋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以出世间的精神人世间为宗旨，以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理想，因而，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地位与作用，并且把从事慈善事业作为弘扬佛陀精神，实现人间佛教理想的重要法门与途径，呈现出“以人间为依止，以慈济为方便”的佛教发展新模式与新特征。佛教的慈善事业由此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并日益走向现代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

　　太虚大师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太虚大师全书》29册)一文中，提出了在思想上建设人间佛教的九条途径，其中，第四条就是：懂得依佛法行慈善和事业，功德更为圆满。太虚大师说，搞慈善事业，表明人已经有了向善之心。若能信佛、学佛，明了佛法而行慈善事业，并以所行善举回向菩提，则如一滴水放人大海，便同大海一味，“有限的福德”顿成“无量功德”。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有影响的佛教慈善机构蔚然兴起，如北京香山慈幼院、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教公墓、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化医院、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佛光疗养院，等等。这些佛教慈善机构的出现及其活动，体现了人间佛教关怀人间社会的本怀与宗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赞扬，也彰显了人间佛教的时代活力与社会价值。

　　印顺法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提出了人间佛教修持的六个环节，其中，特别强调要“普人世间，广行佛事”，包括推行救济贫穷、疾病、伤残、孤老、急难等社会慈善事业，以超然的立场关切人们因家庭、工作不和及社会的冲突、混乱等导致的痛苦，使大家在和谐欢乐中进步。由印顺所继承和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台湾佛教的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人间佛教已成为台湾佛教的主．流，而慈善事业则成为台湾佛教共同的特征。如：星云法师和其开创的佛光山事业，提出“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朝圣净化人心”。在慈善事业方面，先后开办了医院、老人公寓、慈幼院、儿童村、慈善监院室，等等，成效显著。证严法师和她的慈济功德会基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佛教理念，把践行人间佛教的重心置于慈善与环保两个方面，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原则服务人间，在慈济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圣严法师和其开创的法鼓山事业在着力兴办佛教高等教育和推动佛教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立足于服务社会、利益群生，广泛兴办了各种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其践行人间佛教最具特色之处，是提出了“心灵环保”等概念，在丰富人间佛教思想理论的同时，也拓展了慈善事业的外延。

　　赵朴初是人间佛教在内地最有力的倡导者、研究者、推进者和实践者。1981年，赵朴初在其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对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予以变通继承。1983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明确提出应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并将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在赵朴初等人的努力下，这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内地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人间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与实践。

　　赵朴初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赵朴初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带领全国佛教界，大力继承佛教“关怀社会、回报社会”的优良传统和人间佛教的积极人世情怀，广兴慈济事业，在救灾济贫、扶困助学、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救灾赈灾方面，1991年和1998年，我国两次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灾区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在赵朴初会长推动下，中国佛教界紧急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救济灾民。1991年，仅上海市佛教协会就捐款100余万元，受到赵朴初的高度称赞。1998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佛教界为洪灾捐助了400多万元人民币，70多万元港币和大量食品、药品与衣物。1995年，全国部分省市先后发生地震、水、旱灾害后，赵朴初不但自己带头捐款，还让中国佛协通知各地佛协开展赈灾活动。

　　在扶残助困方面，赵朴初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发起人和积极支持者。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中国佛协捐赠5万元予以支持。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进一步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与我国各宗教界共同发起书画募集事宜，得到广泛响应，共收集到字画数百幅，展出后全部捐助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赵朴初指示中国佛协带头捐款20万元。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民政部成立中华慈善总会是很重要的，我们应尽力支持。慈善工作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们佛教界的工作，佛教的教义就是提倡‘扶贫济困，为善最乐’。现在不少寺院，尤其是南方的寺院，庙建设得比较好，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应该多做些社会慈善工作。”

　　在兴学助教方面，1993年初，国家有关部门为解决部分贫困地区儿童失学问题，发起“希望工程”活动。赵朴初对这一兴邦育才的举措十分重视，推动佛教界掀起了捐助“希望工程”的热潮。赵朴初本人也多次为中国佛学院和佛学院学生、地方学校捐款。

　　在养老敬老方面，赵朴初提出，在扶危济困中，要以养老敬老为先。他为上海宝山净寺题写了“老有所终、大同理想；报众生恩，扶老为上”的题词。在赵朴老的倡导下，很多地方佛协组织和寺院，先后建立了“养老院”、“颐年堂”、“安养院”等机构，为发展老年事业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举。

　　赵朴初推动带领中国佛教界从事的慈善事业，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枚举。作为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赵朴初不仅仅组织和动员别人捐款，而且还以身作则，在各项慈善活动中率先垂范。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至2000年，仅他自己捐助单位、个人的资金总数就达到了246万多元。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提到另一位力行人间佛教思想，热心社会慈善事业的高僧，他就是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原会长、玉佛寺第十任住持真禅法师。多年来，他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会长的要求，为社会慈善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从1984年起，真禅法师就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有关福利机构和团体捐款捐物。1988年夏，真禅法师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在该院设立了“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年年捐赠。1991．年夏，全国不少地区发生特大洪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捐款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捐赠70余万元。从1984至1995年的10余年间，真禅法师及玉佛寺累计捐赠达700余万元。多年来，慈善、文化和管理，已成为玉佛寺的三个亮点之一。

　　三、重视和弘扬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

　　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务

　　佛教在中国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佛教文化在长期的融合会通中，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初太虚大师首倡“人生佛教”以来，中国佛教走过了将近百年的行程。在这近百年间，“人间佛教”从呱呱坠地到中途受挫，再到现在的蔚为大观，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显示了“人间佛教”强大蓬勃的生命力。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上，慈善事业作为佛教关怀人间、回报社会的重要一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和挖掘佛教特别是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

　　1．深入挖掘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充实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从太虚到印顺，再到赵朴初，以及当代海峡两岸佛教界的高僧大德，都有论述。但是，一直以来，无论是教界，还是学界，都对此缺少必要的梳理和研究。譬如说，赵朴初就不仅是一位慈善活动的实践家，而且还是一位慈善事业的理论家。他把佛教的慈善活动与人间佛教的理念结合起来，就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提出，(1)兴办和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是实践佛教利他济世宗旨的主要内容，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2)慈善工作也是佛教教务工作的一部分。(3)慈善工作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4)救灾功德，胜过造像。经济条件好的寺院，应该多做慈善工作。(5)佛教自身的价值，不仅在梵呗的钟声里，在宏伟的殿堂、塔楼、尊严的佛像艺术里，更在助学兴教、弘法利生、净化人心、解行相应的悲心宏愿里。(6)佛教救助贫困的慈悲精神，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对社会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难同当，相亲相爱”、和谐友爱的社会风尚，使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真禅法师也对佛教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给予过理论上的总结与阐发。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一文中，他提出：“佛教同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架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人世事业，广作福利事业以嘉惠群生。”在《广作慈善事业，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文中，他提出：“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既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在《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与精神文明》一文中，真禅法师高度肯定了资生福利事业的意义与价值，认为：“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众生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实际上，除了赵朴初居士、真禅法师外，当代佛教界的其他一些高僧大德，也就此作过很多有启发性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整理、挖掘与总结。我相信，这种系统的梳理、挖掘与总结，不仅有利于佛教慈善事业的进一步推动与开展，必将有利于充实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

　　2．充分发挥佛教在开展慈善事业中的特长与优势，形成发展慈善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过在当代中国，宗教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8个方面的条件和优势，即：慈悲博爱的信仰理念提供了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服务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道德理性蕴含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良好的’治理结构带来了生动的活力与效率，日益增强的自养能力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广泛的海外联系打下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有利条件，社会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政策法规的引导支持保障了必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对于宗教来说，从事和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既是宗教本质的要求，也是宗教信仰的见证，还是宗教社会价值的体现；对于慈善公益事业来说，有了宗教的参与和支持，不仅扩大了慈善公益事业的实践主体，也使慈善公益事业找到了它的最佳承担者。在当代中国，虽然慈善事业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呼唤着第三次分配的早日到来，但毕竟我们社会的慈善环境还远没有充分发育，形成“人人慈善”的氛围还需要先行者的引领与带动。因此，大力发挥佛教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的特长与优势，并使其发挥出特殊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对于弘扬现代慈善价值理念，培育慈善文化，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让“人人慈善”成为慈善事业的主旋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于宗教社会作用的认识，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譬如：从党对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从做信教群众的工作、从巩固民族团结、从加强对外友好交往等等方面来看宗教的社会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当然是必要的，也很重要，但在强调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单一的政治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建设的角度，从宗教与社会的复杂深刻的关系，来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宗教对于社会整合与和谐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破题的作用。而发挥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宗教在“在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中”的积极作用，正可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使这一课题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