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深邃的哲思与厚重的文化解读之中——评方立天《中国佛教散论》

徜徉于深邃的哲思与厚重的文化解读之中——评方立天《中国佛教散论》
　　戴 继 诚
　　真正科学意义的近现代佛学研究肇始于19世纪的法国学者布奴夫(E．Bumouf)。他是位比较语言学家，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其所长，这一方法随后一直主导着西方的佛学研究。文献学方法在版本搜集，文本校勘，句法解读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它所形成的严密、扎实、精细甚至繁琐的作风在现代佛学研究中功不可没，这是佛学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这一方法由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引入日本后，在日本学界的佛学研究中运用非常广泛。
　　在文献学大量材料积累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就可以从事于思想史的研究。它要求准确使用原始材料，理清思想发展的脉络，探讨佛教发展规律，并预测它的未来。我国佛学研究者使用这一方法频率最高。
　　哲学方法研究佛学也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方法。哲学解读佛教，需要的不仅是扎实的文本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更要有深刻的哲学思维的训练，高度的抽象能力，洞察本质的直觉能力，以及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韧劲。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并不多见。佛教亦哲学亦宗教或非哲学非宗教虽然见仁见智，但是佛教本身作为人类思想的一个庞大宝库，的确非常值得以哲学的眼光来解读它。哲学解读佛教，最主要的是解析佛教重要命题的意义，揭示主要概念的准确内涵，研判其欲彰显的价值取向，确认其在人类思想史上应占的地位等等。
　　西方佛教研究学者运用文献学方法研究佛教，其重点放在梵文和巴利文的佛典整理上，收获颇丰，而对作为佛教重镇的汉传佛教则殊乏探讨(近年情况已有改观)。中国人对汉传佛教的研究一直有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文献学、思想史的研究一直为学者们所青睐。能够以纯粹哲学的眼光来剖析研究佛教，且持之以恒者实属凤　　毛麟角。方立天先生几十年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一直辛勤耕耘在这个研究领域，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通观方先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煌煌巨著，哲学思维恰似一条红线，贯穿了他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尤其对后者的研究更是倾注了方先生巨大的精力。关于这一点，2002年出版的方先生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标题就清楚地彰显出来，而新近出版的方先生的佛教研究论文集《中国佛教散论》(以下简称《散论》)，汇集方先生在佛教哲学领域几十年研究的精华，让我们再次领略了方先生在中国佛教哲学领域长期耕耘的心路历程。
　　《散论》是方先生佛教哲学研究成果的部分汇编，收集论文20篇，从人物、宗派、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特点四个方面展示了方先生的佛学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先生精深的佛学造诣与严谨的治学理念。《散论》对于中国佛教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四个重要僧侣的思想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对净土宗、华严宗、禅宗的主要思想作了精当而简洁的解析，准确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成果，详细比较了中印思维的差异，总结了中国佛教的特点，并对佛教伦理在构建世界伦理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了预测。《散论》既有总体性、前瞻性的黄钟大吕之制；又有精雕细琢、剖判入微的短小精湛之章，文约义丰，思想深邃。如方先生所说：“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笔者多年从事佛教研究的兴趣与重点、态度与方法；也反映了笔者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的变迁、研究的深化、学术的积累、体悟的增长，而对佛教的看法所发生的某些变化。”(4 5页)
　　《散论》虽然是文集的汇编，有些文章已有40年之遥(《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1964)，而有些文章则刚发表不久(《佛教哲学与世界伦理构想》，2002)，但这些论文都能够紧扣时代主题，表现了方先生学以致用的治学理念；又能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独立精神，使文章焕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拜读方先生的一篇篇大作，笔者不时为方先生的深邃的哲思与精当的剖析，缜密的表述与恢宏的气势所折服，景仰之余，不揣简陋，略陈管见，岂敢置评，唯期自勉耳。
　　相对于文献与思想史等方法来说，哲学问题研究法要求在准确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命题的考辨与思想的挖掘、整理工作。这既要有精细的概念内涵的分辨，又要有高屋建瓴的横向与纵向间关系的恰当寻觅。以哲学问题研究法来剖析中国佛教是方先生一贯的特色与优势，方先生长于抽象思维，这是他师从国学大师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长期训练的结果。通读方先生的佛学著作，总是给人一种雍容大度，游刃有余的特有感受，正所谓精义入神，闲庭信步，非大家不能为。
　　对中国佛教，方先生秉承的一贯理念就是中国佛学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思想两大思想体系相互交流汇通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交流过程起着重要作用的高僧自然是方先生关注的重心。方先生的佛学研究也是从这些个案研究开始的。《散论》中收录了方先生有关道安、慧远、僧肇、竺道生4位佛教僧侣的论文。其中《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是方先生的处女作，这篇论文发表于1964年的《新建设》上，距今已经四十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文中个别用语虽不无商榷之处，但它的主要观点仍然是经得起考验的。文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道安的生平、佛教思想、时代背景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都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观点明确，史料翔实，奠定了方先生以哲学方法研究佛教的基础，这篇论文语言简洁、明快，议论犀利、深刻，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方先生的文风。
　　《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是方先生就慧远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协调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的非常有意义的解读。之所以说有意义，是因为在中国这一专制国度里，政教关系历来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直接影响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安曾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说法。慧远继承了道安的思想，又有所突破，他强调佛教有自身的独立性，在佐助王化方面有独特的作用。方先生说：“慧远主张佛教与政治既应相互独立、分离，又应互相配合、协调一致，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政教离即论。”(p35)方先生对慧远思想的这一抉发意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政教关系处理模式事实上构成了中国佛教与世俗政权关系的一个平台，一直左右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文章以小见大，意义深远。
　　竺道生思想的研究一直为专家学者所重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佛教佛性论思想的“显学”地位。而竺道生是“上接般若，下开涅槃，宣扬佛性论的最著名代表人物。”(p99)在《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方先生在较为广阔的视野里，详细地剖析了竺道生的生平观点及其影响。方先生把竺道生的佛学思想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把般若实相学与佛身说结合起来；宣扬涅槃佛性说；鼓吹顿悟成佛说。这些思想对后世中国佛教各宗的建立都有深远影响。竺道生研究历来很多，但因为有关他的思想资料大多散失，为研究带来诸多不变。方先生独辟蹊径，以哲人的睿智，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集中概括出竺道生思想的三大主题，为人们进一步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向标。
　　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僧肇是一个无法跳过的人物，他的思想远接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余韵，近引中土玄学贵无思想的精髓，他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三论，实无上精品”①，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但这些论文，内容精深，思想深奥，文字简洁，一般人很难窥其堂奥，汲取其精华。《散论》中的《{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导读》就是针对这一难题所进行的努力，文章以精炼而翔实的语言对这两篇文章的思想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解析，显示了方先生驾驭佛教思想的巨大气势与扎实稳健的语言表达功底。
　　《散论》中有关华严、净土、禅宗三个宗派的论文有6篇。关于净土信仰的论文2篇，重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净土思想的流传、演变及其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变作了详尽的梳理。华严宗一向以哲理思辨性强而著称，方先生的《试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对华严宗重要的哲学范畴进行了细腻的剖析，慧眼独具，洞见迭出。文虽不长，但基本上摄取了华严宗至关重要的几大范畴，对华严宗思想的研究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华严宗思想博大精深，方先生入室抄戈，驾轻就熟，以哲人的智慧探骊得珠，一一剖判。这篇论文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方先生细致人微的文风，一如华严珠网，丝丝入扣，交相辉映，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方先生认为，作为一种追求解脱的宗教，心性论是中国佛教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它对儒家与道家最具诱惑力的一个方面，是儒释道三教的主要契合点。在中国佛教中，禅宗心性论最具特色。方先生关于禅宗心性论思想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尤为突出。《散论》中收集了方先生这方面的“重量级”论文三篇。就禅宗的精神、核心、本质和特点进行了缜密的分析。方先生强调禅宗思想体系由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组成，其中心性论更是禅宗的根本理论要旨，了解、把握禅宗的关键是“体悟”其心性论思想。方先生的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禅宗历史与思想进行长期研究与“体悟”基础上的，具有坚实的根据。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禅宗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即《禅宗精神——禅宗的思想、本质及特点》重在哲学思想的发微；《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重在思想史的解析，《从对“如何是禅”的问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重在哲学问题的析取，这种通过变换角度与方式对同一命题进行如此精细的剖析，说明方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格外重视。
　　“探索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笔者长期研究佛教的一个兴奋点。”(p4)方先生对佛教文化情有独钟，对佛教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精深的研究，并著有《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散论》中收录相关文章五篇，以文化问题为中心，广泛讨论了佛教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儒佛人生观比较以及对佛教哲学与世界伦理的构想。这些文章都是方先生集多年研究的心得，对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既有宏观的把握(《论佛教文化体系》)，也有细腻的分析(《儒佛人生观之比较》)；既有对过去文化问题的经验总结(《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又有对佛教文化建构未来世界伦理的预测(《佛教哲学与世界理论构想》)。内容翔实丰富，观点深刻具体。
　　《散论》最后部分是研究中国佛教特点的论文，共有4篇。文章回顾了中国佛教走过的历史进程，比较了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异，总结了中国佛教的特点，展望了中国佛教的未来。其中对中国佛教特点(调和性、融摄性、简易性)的概括已广为中外学界所接受，在方先生佛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为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而作》重点揭示中国佛教过去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即与世俗政治的协调，与固有文化的磨合，文化学术的创新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今天以及将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散论》展示了方先生以哲学的理念研究佛教取得的丰硕成果，浓缩了方先生几十年佛学研究的精华，涵盖中国佛教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有些问题虽是佛教的老问题(比如佛教因果报应问题)，但经方先生以哲学的眼光予以审视，就使这些问题的内涵有了重要的提升，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有些问题研究则极具独创性(比如《中印思维比较》中所概括的中印思维的差异问题)，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这方面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契机。《散论》内容博大，思想细腻深刻，是方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精粹之作。
　　《散论》虽谓之“散”，但贯穿在其中的哲学研读模式却是始终如一的。这种以哲学问题研究方法解读佛教哲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张岱年先生认为，问题解析的长处是可以比较清楚的阐明哲学问题的提出、争论、演变与解决的历史过程，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正是掌握了这一锐利的武器，方先生的佛教哲学研究才能得心应手，成就非凡，为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散论》思路严谨，条理清晰。论文基本上不很长，但即使是短篇佳制，在资料的应用上，方先生也能兼采百家，务求准确、翔实，决不人云亦云，断章取义。我们看《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与《弥勒信仰在中国》两文，从佛经到史书，从诗书到诏令，从古代到现代，广征博引，显示了杰出的寻章摘句能力。尤为难得是，方先生对所引的资料，凡是内容比较艰深的，都要详细的予以校勘、解释，使读者能够把握其中的涵义。这种研究态度，要求研究者对所引资料内容有准确的理解，又能够以浅显的语言明确揭示，这是一种对古人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所谓以其昏昏，绝不能使人昭昭，方先生就是一位自己“昭昭”，更希望别人“昭昭”的学者。方先生的《{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导读》，抱着菩萨心肠，苦口婆心，明白阐示，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了。
　　方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于中国哲学与佛学的研究，但他绝不是一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学者，虽然他往往给人留下冷峻严肃的印象，“面严冷，其心最慈”，(憨山德清评紫柏真可语)，然而，当今变动不居的时事动态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心，他是人民大学学术交流最多的学者之一。学术的现实关怀与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势一直是方先生极为关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本书的一些篇章中能够窥其一斑，如方先生所强调的：“我们应当择取佛学思想的精要，并就其涉及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观念，进行阐释创发，赋予以新时代的现代价值和崭新意义，使其成功转化，以有助于缓解人类社会矛盾，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与持续发展。”(2—3页)方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4期。收录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限于篇幅较长，没能收入本书，读者如果想进一步研究方先生这方面的思想，可以参阅。
　　方先生在巨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之后，曾经表示将要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佛教与儒道关系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涵上，《中国佛教散论》的出版已经发出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读到方先生这方面更多的佳作。
　　(《中国佛教散论》，30万字，方立天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本文作者戴继诚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