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戒台寺石刻看其宗教的历史地位与传承

从戒台寺石刻看其宗教的历史地位与传承
　　作 者：张云涛 性别：男 民族：汉 年龄 ：52
　　工作单位：门头沟区建委办负责人 职务：物业管理师
　　作者简介：
　　张云涛，男，门头沟区建委干部，物业管理师。在民俗工作中，被聘为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特约撰稿员，曾先后参加《当代中国 北京卷 门头沟工业篇 工业发展大事记》《北京市史地民俗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京西民俗》《京西碑石纪事》《北京市百科全书·门头沟卷》等多本书的撰稿、编辑工作。在《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主要从事京西石碑石刻的拓、收藏和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京西各种石碑石刻拓片采集、整理、收藏。研究石刻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历史。
　　关键词：戒台寺 石刻 宗教 历史
　　内容提要：本文汇集了戒台寺上百处石刻及相关的碑文，并从石刻的角度分析研究其宗教历史传承。戒台寺始建年代不详，现存碑文基本上以（唐）武德五年（公元622）为戒台寺始建年代。唐代有智周和尚在此修行，辽代法均高僧使律宗的中兴，金代律宗的传承及元代禅宗的兴起，明代禅宗一枝独秀，清代及民国以后的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将戒台寺辟为人民公园。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2月戒台寺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7年初经有关部门批准，僧团进驻，恢复宗教活动。
　　正文：
　　戒台寺始建年代不详，可考证资料能追溯到南北朝末期、隋代初期（公元570-622年）。这里文物众多，碑石林立，各种石碑、石刻有上百种，一百余处，记载了戒台寺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存碑文基本上以（唐）武德五年（公元622）为戒台寺始建年代。经研究，本人以为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末期，甚至更远的年代。
　　一千多年来，戒台寺形成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宗教文化。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败，有过辽阔的版图，亦有过凋敝的房屋，而它在全国佛教界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今天的戒台寺无论在建筑模式、佛教经典、传承方式、寺庙管理、民俗信仰等方面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单就石碑石刻来讲，丰富的石刻资源，从辽代至今有1300多年历史。保存了北方地区最完整的明代石牌坊，大面积的摩崖造像群，石塔、石狮、石栏、石桥、石碑、石佛用具等等应有尽有，是一座天然的石刻博物馆，其历史性、地域性、传承性、系统性、知识性是北京地区甚至是北方地区，其它寺庙无法比拟和不可多得的。
　　一、辽代律宗的兴起
　　戒台寺石刻首起于一代宗师法均。法均，辽代著名高僧，江西牛头虎溪人，姓氏不详，无字。生于（辽）太平元年（1021），逝于大（太）康元（1075）年3月4日。享年55岁，出家39年。曾在戒台寺住持多年。清宁七（1061）年春，受朝廷之命校定佛学经典诸家章抄，当年被道宗皇帝授予紫方袍，赐法号——严慧，咸雍七年（1071）辽道宗特授崇禄大夫、守司空，加赐法均名号。戒台寺现存法均经幢两通，石碑一通，灵塔、衣钵塔各一座，已成为这里佛教起源的象征。
　　公元916—1125年，契丹族统治者在中国北部地区建立了政权，初号契丹，于公元947年改号辽。辽太宗在统治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僧庙管理部门。以后诸帝，都提倡佛教，律宗尤其兴盛。
　　律宗——创始于西安的佛教宗派。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故名。又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还因其实际创始人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称。道宣先师事智首，专研律学，后入终南山净业寺、丰德寺潜心述作，著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比丘尼钞》五大部。他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宗派。该宗在宋时，又分成会正、资持两派。该宗的基本经典，通称四律五论，即《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和《毗尼母论》、《摩德勒伽论》、《善见律毗婆论》、《萨婆多论》、《明了论》。该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该宗由道宣的三传弟子鉴真传到日本。
　　道宗精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颇有造诣，推崇兴建佛塔。还重视戒律，经常在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请僧人加以注解，刻行流通。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传入南方各地，也曾送到高丽国（朝鲜），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它重要经典的刻事，又命法均，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丰富和继承了佛教经典做。
　　辽朝历代皇帝信仰佛教，而辽道宗耶律洪基是最为虔诚的一个，他不仅对佛经造诣颇深，而且常到寺院亲自执讲佛经。在他统治的时代曾日度三千，岁施三十六万，以至“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
　　《辽史 本纪 道宗》记载：咸雍六年（1071年）“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彼法钧即此法均，这是他与戒台寺最早的记载。
　　高丽《义天录》载 “有法均，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这与碑文记载相吻合。
　　碑文记载：法均——戒台寺开山第一代传戒宗师，道宗先赐德号：严慧，后赐佛号：法均，故乡为名门望族。自幼出家，虔诚礼佛，认真学习经文戒律。随着年龄的增长，善缘益深，经常背负着经文，足迹踏遍四面八方，拜谒名人高僧，虚心求教，如饥似渴地学习佛理，向佛的最高境界修行。多年以后，他的学问和名声与日俱增，得到道宗皇帝的赏识，在京城宫殿和戒坛寺登台讲经，气贯长虹。由浅入深，条理清晰，把佛学的宗旨论述得明明白白。成为当时京城一代著名的律宗大师，在戒台寺几十年。
　　“清宁七年（1061）春，朝命与能校定诸家章抄”。后又被钦命为戒台寺住持，兼管理国家僧务。曾经被邀请到辽国的首都上京讲经传戒，他在戒台寺时，“戒坛来者如云，官莫可御……自春至秋，凡半载，日度数千辈，半天之下，老幼奔走，疑家至户，到有神物，告语而然，”可见香火极盛，戒律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以后道宗皇帝又“特授崇禄大夫、守司空，加赐为今号（法均）”，可见皇帝对法均的赏识。
　　大师在全国各地传经授戒，“所到之处，士女塞涂，皆罢市辍耕，忘馁与渴，递求瞻礼之弗暇，一如利欲之相诱，前后受忏称弟子者五百万余，所饭僧尼称于是间”，足以见律宗的传播之广泛。
　　法均大师圆寂以后，前来送殡的有数百人，很多人哭得死去活来。噩耗传到京城，道宗也陷入久久的悲痛之中，特派钦差，代表他去吊唁。说明了他对法均的感情和对戒台寺的重视。以后，由法均高徒裕窥接替住持，使律宗发扬光大。
　　总之，辽代是戒台寺律宗的鼎盛时期，它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成为当时北京地区的律宗圣地之一，香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为以后戒台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代佛教与律宗的传承
　　金代女真王朝，从遥远的长白山下把首都建在了北京，使这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佛教中心。据（金）悟敏大师碑记载，戒台寺继承了辽代佛教皇家寺院的地位，自然成为都城佛教的领袖，历代皇帝都来戒台寺朝拜。金熙宗时，戒台寺第二代住持裕窥大师病逝，朝中管理佛教事务的太尉请示金熙宗，熙宗皇帝“顺世遗命，以戒本授师有司”将传寺法宝《御制戒本》传给悟敏大师：
　　上闻，乃可其奏，……又二年赐紫服，锡号“传戒”熙宗皇帝欣然批准。
　　从此，悟敏大师成为第三代住持。几年以后为了表彰悟敏大师的功德，又赐予它佛界的最高服饰“紫色袈裟”，法号“传戒”。此时，戒台寺还是“律宗”寺庙，但是随着朝代更迭，民族的迁徙，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佛教各宗派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禅宗已经悄悄地在戒台寺被一些僧众认识。汉文化中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精髓及儒家“举逸民，则天下归仁”也影响着更多的佛寺。
　　过了五年，悟敏学习了更多的佛家经典，悟出了文字以外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学习，不能拘泥于文字的枯燥，感慨地说：“拘泥于书本的教条，有时会阻碍道德的传播，消磨人们的意志”。
　　于是，他便隐居深山，修身养性，来到佛严山（戒台寺后山洞）专心研究佛理和度人的学问。通过进一步学习，豁然省悟，明白了“自浮图西来，以方外为宗，凡尚行异然之士，往往在其中，岂教使然耶？”单纯学习戒条、戒律，还不能使人修炼到更高境界，“方外为宗”亦是成佛的一种方法。只有选出杰出的佛门领袖“举逸民，则天下归仁”，才能更好的弘扬佛法。
　　在以律宗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吸纳百家的思想，“夫，古之师者，出处不同，其出也，屈巳以任天下之重”。明白了汉文化各教派、佛教各宗派各有所长。相信汉文化“古所谓，有不言而信，无功而亲者，非虚语也。……则应无为而无不为矣，”继悟敏大师以后，同门师弟，文悟大师悟铢担任戒台寺住持。他是金代著名律师，倍受皇帝青睐，皇统年间，被誉为文悟大师、燕京第内右街僧禄、传菩萨戒大师，并被赐予紫色袈裟。据有关资料记载，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佛教界）敬仰，是燕京佛教巨匠。
　　金代国祚虽短，但在佛教教学方面，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受北宋佛教的影响，禅宗开始盛行，戒台寺也开始接受禅宗思想。正如碑文所记：“禅者曰：心佛假名，都无实义，吾宗教外别传，□句名数，徒烦□尔，吾安□教，□教者曰：善人尽在黄卷中，舍此求道，如瞽投暗”。
　　总之，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以律宗为主，广泛吸纳百家之长，使佛、道、儒三教同时并存，禅宗已经成为当时的“星星之火”。
　　三、元代禅宗的兴起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朝时期的佛教。
　　戒台寺现存元代碑刻“故月泉新公禅师灵塔”记载，月泉新公长老（1219-1285）名同新，字仲益，号月泉。燕都房山神宁太平里人。父姓郭，信佛，佛号“双明居士”。母亲，延氏。长老自幼喜欢佛事，上小学时，读书过目成诵。他的聪明伶俐，老师同学、街坊邻里无不赞赏。十二岁那年，他突然向父母辞行说：我想出家当和尚，侍奉佛祖，造福九族，能允许吗？父母以为他在说玩笑话，即设计考验他。以后看他出家意志坚定，便依照他的意愿到马鞍山拜坚公为师，削发出家。开始师傅只教他做一些打柴做饭、扫地养花的杂活，然而不到一、二年，他却精通了佛门五大部经。师傅夸奖他：“乃师记曰：此子他日可兴吾此山矣。”
　　文载“大都鞍山慧聚禅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佛祖之道，历劫相承，非独于今，燀赫于世，始自西乾四七，波及东震二三，曹溪之后，派而为五，源远流长，浩浩不绝者，临济、曹洞、云门者焉，今洞山之下，万松一枝，布列诸方，荫覆天下，举世咸谓。”
　　至元年间，佛教宗派合流，戒台寺由律宗渐渐开始修炼禅宗，月泉新功长老把律、禅两宗逐渐融合，禅宗已经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属于禅宗五大门派的曹洞门派，万松行秀和尚住持戒台寺，其法孙月泉新公长老是他门下杰出的继承人，成为元代京城一代著名的禅宗高僧。
　　万松行秀（1166-1246），金末元初著名禅师，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初从胜默、云岩诸德参学。他在金代极有盛名，在北方许多寺院都有他的足迹和徒子徒孙。撰有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与当时江南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门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月泉之师碑作者）、全一至温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戒台寺月泉新公长老就是他的法孙。
　　癸丑（1253）年春，受戒台寺各殿堂主请求，“安山耆宿，具疏坚请，开堂演法而住持之”。从此“云山改色，钟鼓新音，内外雍容，遐迩称善，” 戒台寺进入一个崭新的禅宗时代。
　　十几年以后，至元六（1269）年，月泉长老受大元帝师帕斯八法旨，两次到济南十方灵严禅寺担任住持，后来又回到戒台寺。他在戒台寺，每日参禅悟道，“每忖，未遐遍看，可购求之，令众普阅。亦山门千古之奇事尔。”最严格的是教所有的僧众把大藏经“如来藏教”通读，以领会其中的道理。
　　至元二十二（1285）年五月初一日也，偈毕，俨然而逝，世寿六十有六，僧腊四十有五。
　　月泉新公塔原立于戒台寺戒台寺下院西峰寺内，后移至戒台寺明王殿前北侧，塔为八面石柱形石经幢式，上有华盖，下有须弥座，幢身正面刻“大都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其余七面刻有月泉和尚的迹行。此塔立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塔上华盖的石檐（注：后配，有人称为辽代遗物）。上，雕刻有八幅精美的浮雕伎乐图，正面一幅为舞蹈造形，另外七幅为伎乐人，袒胸跣足，手持乐器，边奏边舞，形象生动，颇具动感。乐器各不相同，分别为琴、曲颈琵琶、排箫、龙首笛、贝、笙、拍板。其中曲颈琵琶是中亚伊斯兰教国家的乐器，贝和龙首笛是印度的乐器，排箫、琴、拍板、笙是中国的传统乐器。这些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乐器在一座石经幢式墓塔上出现是非常罕见的。月泉新公塔是一件珍贵的佛教文物，同时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品。
　　元代的禅宗，北京地区有金代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戒台寺月泉新公长老是金代万松行秀高僧的法孙属于曹洞门派。此外，在全国各地密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诸宗，仍余绪未绝。有些在个别地方还比较兴盛。
　　总之，元朝对统制区域内的宗教，都出于平等宽大的态度，但元朝对佛教真正大力弘扬的是喇嘛教。八思巴把喇嘛教带入中原与中原的汉文化相融合，戒台寺则表现了宗教融合的特征。
　　四、明代禅宗一枝独秀
　　明代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历代皇帝和皇后多信奉佛教。戒台寺在明代，一直在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皇帝敕赐“万寿禅寺”名，住持、坛主由皇帝敕谕任命，开坛授戒，要有皇帝敕谕，使之进入禅宗的鼎盛时期。碑文记载，宣德帝朱瞻基多次召见知幻大师到京城内宫，谈经论道，畅所欲言，研究佛里，意气相投。“宣德丙午（1426），召至京师馆，于庆寿丈室，大师左右朝参，出入禁中，翼翼勤慎，终始如一。┅┅又尝设施食于内庭，利济天人。开法场于秘殿，为民请福。敷演瑜伽华梵，阐扬三乘真诠。”以后大师经常出入紫禁城，在宫内给皇帝及朝官讲课，听到精彩之处，宣德皇帝忍不住喜形于色，拍手叫好，“上为改容，坐听击节欢赏，以为灵山胜会，今古一时”。
　　第二年又赐给他袈裟，以示褒奖。“丁未（1427），受度，赐西服茜衣。”
　　以后，大师又到江南，走遍名山大川，遍访得道高僧，虚心求教。临走之前发下誓言，“此行不达曹溪（禅宗六祖慧能）路，永不回头见故乡。”几年以后，到五台山清凉寺，看到文殊菩萨，眼前为之一亮，顿生大彻大悟的感觉，“或见摄身光相，或见自性虚灵，或见水鸟树木皆演梵音，或见溪声山色全彰大用，或谈不二，或悟前三，乃曰：一翳在眼，空华遍界，遂号知幻。”，从此，称法号——知幻。
　　明英宗朱祁镇初登大宝，于正统元（1436）年，准予太监王振等的奏折，敕赐戒台寺由“大慧聚寺”更名为“万寿禅寺”。
　　不久将知幻召到宫内，看到他头形怪模怪样，随口称他为“凤头和尚”，与他交谈以后，深深为他学识和戒行所折服，随后升他为国家管理佛教事务的御赐“僧录司讲经”。在宫内开设经课，定期或不定期请他来宫内讲经说法，阐明义理，解析疑难。钦命知幻大师在戒台寺开坛演戒，无际、大方等10名高僧为传戒宗师。知幻大师开坛传戒，弘扬佛法。被尊奉为明代戒台寺钦命住持，第一代开山大坛主。
　　明代禅宗在朝廷内外蔚然成风，对民间影响很大。据《宛署杂记〈民风——土俗〉》记载：
　　“戒坛在县南七十里，先年僧人□□（法均）奏建说法之所，自四月初八说法起至十五日止，天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辏，其旁有地名——秋坡，倾国妓女竟往逐焉，俗云：赶秋坡。……宛俗是月十二日耍戒坛，冠盖相望，绮丽夺目，以故经行之处，一遇山坳水曲，必有茶篷酒肆，杂以妓乐，绿树红裙，人声笙歌，如装如应，从远望之，盖宛然如图画云”。
　　此番胜景在《日下旧闻考》当中亦有记载。
　　可见“耍秋坡”已成为当时戒坛佛教和民俗的一大盛事。僧人、百姓、商贾、妓女在马鞍山描绘出一幅国泰民安的祥和美景。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造化美，不禁会使人联想到一幅大（明）盛世的美好画卷，甚至会把人们带入到那歌舞升平的年代。
　　明代是戒台寺佛教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地位之高，香火之盛，声名之远，规模之大是我国北方的一座重要皇家寺院。同时佛教已经开始和民间信仰逐渐融合。
　　五、清代及民国以后的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
　　清代皇权267年，几乎完全继承明代的佛教政策。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朝统治者还接触到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
　　然而在沿袭了明代宗派的同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社会进步，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思想意识、信仰也出现多元化。民间信仰大规模进入寺庙，戒台寺也呈现了禅宗\民间老会共存共荣局面。
　　明末清初戒台寺经过朝代的更迭，为了巩固其统治，清代历代帝王对戒台寺十分重视，清世祖康熙皇帝、清高宗乾隆皇帝曾多次来到这里进香礼佛，游玩留住，题写匾联，赏银赐物，撰文赋诗，这些对于保护寺院，繁盛香火，提高戒台寺的地位，吸引布施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康熙五十六年，戒台寺钦命得道高僧成哲为戒台寺住持。“康熙丁酉（1717），奉旨，主万寿戒坛。”当时僧众共有四百余人。“计，彼僧徒人畜四百余口……佛号经声，六时无间，过者争停车马，抠衣聂履，上山瞻礼”。可见当时香火之旺。
　　到戒台寺来烧香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形成了“南北东西数千里，善信男女以及贵显缙绅，感戴功德，瞻拜法座，岁无虚日”，像朝圣一般的繁盛场面。
　　与明代以前不同的是，民间老会也来此烧香拜佛，与佛教宗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高官显贵不但捐款捐物，还可以在戒台寺常住游玩，戒台寺的性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它既是烧香礼佛，参禅悟道的地方，又是高官显贵休闲纳凉，游山赏景，避世免灾的好去处。
　　民间老会有：京都西直门广善米会、京都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大悲圣会以及通州、固安等地的满汉信徒、财神老会、如意老会等。
　　高官显贵，绅士名人有：
　　徐世昌、张作霖、袁世凯、李国杰、袁乃宽、刘金标、世续、孙宝琦、刘文煜、绍英、祺诚武、王宝义、张勋、耆龄、马文盛、端绪、张文治、张敬尧、志琦、郑怀、陈光远、宋小濂 、励庆顺、李纯、成多禄、陆宗舆、塔旺布理甲拉、吴毓麟、郑毅权、车林巴布、聂宪藩、李耆寿 、业喜海顺、薛之珩、苏源泉、曹汝霖、袁得亮、甘公飏、王怀庆、申振林、高湵霨、钱能讪、乐达义、张廷谔、熙钰、尚安、汪平元、端镇、曹汝霖、陆悟慧、杨仲和、马辉堂、邓君翔、余叔岩等。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几易其主，京西地区天灾迭至，戒台寺及其周边道路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香客叫苦，商旅不便。恰逢时任民国要员的曹汝霖先生与戒台寺住持达文和尚见面，达文便与曹先生商量集资修路一事，曹先生慨然应诺，便找到了当时的社会名流李国杰、清末著名建筑世家、民国初实业家马辉堂、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京剧名角余叔岩等人促成了此事，将戒台寺至岢罗屯，石佛村至罗睺岭一带道路修整一新。
　　京剧名角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等，绅士陈金彩所捐资材甚多，最大的施主当属恭亲王奕忻。而这些民间老会和名宦高官对保持禅林完整，梵音常鸣，多种宗教信仰并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将戒台寺辟为人民公园。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2月戒台寺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7年初经有关部门批准，僧团进驻，恢复宗教活动。
　　总之，戒台寺石刻客观地反映了自身文化，又是北京寺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戒台寺宗教的形成与传承亦经历了辽代律宗的兴起，金代律宗的兴旺和禅宗的渗入。元代律宗、禅宗并重，明代禅宗一枝独秀，清代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使这里既有宗教活动又逐渐向观光赏景的新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梅宁华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日下旧闻考》 （清）于敏中等编篡 北京古籍出版社
　　《宛署杂记》 （明）沈榜著
　　《春明梦余录》 （清）孙承泽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京西碑石纪事》香港银河出版社
　　《顺天府志》光绪
　　《溥心畬传》（台湾）九州出版社
　　《中华佛学通典》 南海出版社 吴枫主编
　　《北京历史地理》 侯仁之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碑文化》 金其桢著
　　《宸垣识略》（元）熊梦祥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 于奕正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宗教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宗教词典》 本册主编谢路军 学苑出版社
　　引文注释：
　　①引自辽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大师遗行碑。
　　③引自《中华佛学通典》。
　　②引自《辽史》。
　　④引自《辽史》。
　　⑤引自金传戒大师悟敏遗行碑。
　　⑥引自《中华佛学通典》。
　　⑦引自明敕赐万寿禅寺碑。
　　⑧引自清成哲大师行实碑。
　　⑨引自曹汝霖等修开山路碑、徐世昌戒坛寺碑、民国禁卝碑、陈兴亚自在松题名碣石、新春如意老会碑（德成大师行实铁碑）、谭鑫培墓志碑。
　　二〇〇六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