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和陈寅恪的宗教史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陈寅恪的宗教史研究之比较
　　陈灿龙
　　陈垣(1880昌1971)和陈寅恪(1890—1969)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把二陈和吕思勉、钱穆合称为我国近代的“史学四大家”。陈寅恪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而著名于世的。陈垣则是以宗教史研究而著名的。陈寅恪虽然是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而著名，但是他对宗教史的研究却也有很多著名的学术成果，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起，所授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 (梵文文法) (两晋南北朝史) (唐史) (唐代乐府) (唐诗证史)等课程。陈垣早年在广州参加反清斗争，1907年考取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1913年当选众议员，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生撰写史学专著和论文近200篇，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各种宗教均有深入研究，主要宗教史专著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释氏疑年录) (明季滇黔佛教考)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元也里可温考)(南宋初河北新大道教考) {摩尼教如中国考) {火袄教考L
　　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陈寅恪留学过欧洲，通晓有梵文、满文、西夏文、古蒙古文、古波斯文等十几种文字。因此他的研究更多的是体现和当时欧洲学者的一致性，即通过文字来考证历史。
　　陈垣宗教史学最具体表征是运用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宗教历史，如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辨伪学、金石学，无一不被娴熟地运用至其中来，因而获得超乎一般的成就。陈垣在年代学上创获了(二十史朔闰表)这部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又涉及伊斯兰教，成(中西回史历日表)。用之佛教，则撰为(释氏疑年录L这些都是年代学的新收获，又是宗教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又如，他延续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希冀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研究中建立各宗教各自的目录学著作，构拟了(乾嘉基督教录) 《中国回教志，经籍志)，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部继解题体传统，而又融汇考据学成果的重要著作。
　　陈寅恪虽也在致力于笺释《高僧传)，批校(弘明集)，比勘(真法》，一秉考据学之真工夫，但他更多的具体考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论宗教的史实。这实际上正是他秉承了当时国外历史研究的思想，即通过文字来考证历史。正是基于此，他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译佛典问题进行精心的探讨。这也是中国宗教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学术时曾说过，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实这也可以作为他自身学术的写照。他在语言掌握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其他史学家难以比拟的，这就使得他剖析历史的本真获得了析疑劈雾的利斧。这大概也是陈寅恪所独有，陈垣所无，其他史学家所难能的史学特征。由于受到近代社会学的发展在学术思维上的影响，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出的“学术宗教恒与地域及家庭有关”这样一项原则，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章揭露出不同地域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之不同。
　　曾经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并没有把陈垣圈在宗教信仰的道路上。 《明季滇黔佛教考)始写于1939年，记西南遗民逃避清治，躲于禅佛，始终不降的历史。值得一说的是，该书所记故事是清代事，而书名依然用“明季”二字。明桂王曾在滇黔政权，滇黔实为当时抗清后方。陈垣当时人在北平，写此书当是寄托心归南方，志节不坠的心情。1957年该书重印时他说，是书”不徒佛教史迹而已”，而是为了彰扬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
　　陈垣(清初僧诤记)记清初佛门之争，叙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的论争，实喻指投降派与抗战派之间的斗争。所记虽是古事，说史者心中另有块垒。乃是借史论今，表达自己的忧国之心。他这时又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根据历史记载，金人入据中原后，北方部分群众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教，自觉组合，团结一致，决不称臣于金。此三教的发起人生于北宋，建教于金。陈垣为：：从其志”，反映他们的节操志向，写书题头不说‘：金”而言：南宋”。于{重印后记)中他说“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之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而怠之也”，又说：”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仕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在这方面，陈垣更多的是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方面。
　　陈垣早年最满意的著作是{元西域人华化考L该书共运用材料220种，引用元明诗文集约100种，查阅材料之丰富前无古人，而且善用综合归纳，严谨论证，不用孤证。初拟的原稿有三四大捆，但写成的论文却只有7万多字，故有人说他搜集材料时“竭泽而渔”，写就文章时则“惜墨如金”。而陈寅恪最让人推崇的就是他能于最常见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发前人所未发之辙”。
　　研究目的上，陈寅恪的对于宗教的学术研究不似陈垣那样广阔。他的宗教史研究仅在中古佛教和道教之两大领域中进行。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寻求“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故其所论既能小中见大、高屋建瓴，又能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提出独到的议论与识见。陈垣所注意的是对历史上诸种宗教形态及其发展史迹的勾勒，以表述其存在，即着眼于历史的真实，历史也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显现。陈寅恪则不然，由于他的家庭关系，再加上个人留学经历，他更多的是看到宗教和社会其他关系的更多联系，他着力于佛教，但并不是佛教本身的发展历史，而是中古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的联系，以之寻找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怎样的交流和碰撞，探讨中外文化的交流，进而探讨宗教与政治、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把宗教，尤其是中国佛教视之为一个丰富、多层的学术世界，必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进而论证出，佛教在传入以后，在文化之中的影响力及关系等。如他论佛典与四声问题，这不止是一个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是对佛教中国化后与文化的新融汇以及佛教对汉文化的推动力。人们都熟知陈寅恪十分关注汉译佛典，尤其利用其外语所长。但透过这种具体表征，实际上他所关注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力及接受度的问题。在这里，他得出：”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中击下，陈寅恪关心中国文化前途之发展，通过对佛教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因而，紧扣文化的脉搏去把握陈寅恪的佛教研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研究生)